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演讲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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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演讲稿全文

【导读：2016年11月9日，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一开始一直不被看好的唐纳德·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他获选后的这篇演讲，不管是从内容还是风格形式上都非常有特色。】

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抱歉让你们久等了。真是棘手的工作，非常棘手。再次感谢你们。

我刚刚接到了国务卿希拉里的电话，她向我们表示了祝贺。这是有关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胜利，同时我也向她和她的家庭表示敬意，她们在这场硬仗中坚持了下来。

我是说，她真的在拼尽全力战斗。希拉里在这场持续很久的选战中持之以恒地奋战，同时，对于她为国服务的经历，我们欠她一个感谢。

我真诚地向她表示感谢。而现在，是美国从分裂的伤口中重新捆成一团，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了。我想对所有的共和党、民主党和独立人士说，现在是我们重新作为美国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了。

这个时刻到了。我向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公民承诺，我会做一名为每一个美国人服务的总统，这一点对我尤其重要。对于在过去不支持我的那些人来说，我现在需要你们的指导和援助，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伟大的国家团结起来。就像我从一开始就说的那样，这不只是一场选战，而是一次伟大的和无与伦比的运动，这场运动由数百万勤奋工作的男男女女组成。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他们想要一个更为美好和光明的未来。

这场运动属于所有美国人，来自所有种族、宗教、背景和信仰的美国人。他们期待我们的政府的为人民服务，并且希望他们的期待不会落空。

我们一起努力，开始这项刻不容缓的任务：重建我们的国家，重塑美国梦。我的一生都在商界摸爬滚打，我看见了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项目，和人群中未被开发的潜力。

这是我现在想为国家做的工作。这个国家有着无穷的潜力。我已经如此了解我们的国家，确信她包含无穷潜力。这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每一个美国人都将有机会实现他或她所拥有的全部潜能。这个国家曾经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将不再被忽略。

我们将修复我们的内陆城市，并重建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我们将重建基础设施，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重建项目会给数百万人带来工作。同时，我们也终于能照顾好那些忠诚而伟大的老兵，在这场持续18个月的竞选旅程中，我认识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能和他们共同经历这场选战，是我最大的荣幸之一。

我们的老兵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将会启动一个让国家经济增长、重焕活力的项目。我会挖掘出我们所拥有的创意和才能，并且，我们要呼吁那些最优秀和最聪慧的人，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而去最大化地利用他们的才干。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极好的经济计划。我们能够让经济增长率提升一倍，并成为全球最强劲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我们会和其他国家处好关系，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好好相处的话。我们会做到的。我们将和这些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我们将和他们缔结伟大的友谊。没有哪个梦想是过于远大的，没有什么挑战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我们的未来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美国将永远朝着最美好的未来进发，我们将重塑我们国家的命运并追逐最远大的梦想。我们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们说，当我们把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的同时，我们也会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

我们会与其他所有国家和人群寻求共同利益，而非敌意；寻求合作，而非冲突。现在我想利用这个时刻感谢那些曾帮助过我的人，是他们帮助我取得了今晚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此刻正在天堂注视着我。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他们在每个方面都做得很好。他们是伟大的父母。我还想感谢我的姐妹，玛莉安娜和伊丽莎白。她们今晚陪我来到了这里。她们在哪儿呢？她们在台下某个地方，她们都是害羞的人。

我还想感谢我的弟弟和朋友罗伯特。他在哪儿呢？我的姐妹和弟弟罗伯特，他们应该出现在台上的。但是没关系，他们都很棒。

我还想感谢我已经去世的兄弟弗雷德，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很优秀。能成为这个优秀家庭的一员，我感到很荣幸。

我拥有优秀的兄弟姐妹，伟大的父母亲。我还想感谢梅拉尼娅、唐、伊万卡、艾瑞克、蒂芙尼和拜伦。我爱你们，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过去艰难的几个小时里对我的陪伴。等待结果的过程真是艰难。

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业。选举过程艰难而又令人厌恶。所以我十分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真的都很棒。感谢你们所有人，感谢你们所有人。劳拉，你完成的工作使人惊叹。瓦内莎，谢谢你。十分感谢你们。多么优秀的一支团队。

你们一直以来给予了我令人难以想象的坚定支持。我想告诉你们，我们拥有一支庞大的团队。你们知道，一直有人声称我们的团队很小。我们的数量并不少。看看我们团队里的这些成员，看看他们所有人。

台上还有凯莉·安、克里斯、鲁迪、史蒂夫和大卫。台上站着许多有才华的人。我想对你们说，这支团队真的很独特。

我想特别感谢我们的前任市长，鲁迪·朱利安尼。他很棒，十分优秀。他和我们一起去各州宣传，一起开会，他从未改变。鲁迪在哪儿呢，他在哪儿？

克里斯·克里斯蒂州长，诸位，他真是不可思议。谢谢你，克里斯。他是第一人，第一参议员，第一市长，重要的政治家。我告诉你们，他在华盛顿非常受尊敬，因为他和你一样聪明，参议员杰夫·赛辛斯。杰夫在哪儿？另一个伟大的人，非常强硬的对手，赢他很不容易，不容易。那是谁？是市长鲁迪吗？

到台上来。他真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告诉你，初识他时他是我的竞争对手。他是和民主党对抗的人。本·卡森医生。本在哪里？迈克·赫卡比也在这里，在台下某个地方。他很棒。迈克和他的家人带着莎拉一起来了，谢谢你们。麦克·福林将军，麦克在哪里？还有凯洛格将军。有超过200名将军和上将支持我的竞选，其中有很多特别的人。我们有22位获得过荣誉勋章的人。

有一个很特别的人，曾经有报道我俩不和。我和他没有任何不睦。他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明星。你们怎么可能猜得到？让我来和你们说说雷恩斯。我说过，雷恩斯，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看看这里的人。我知道，雷恩斯是一个超级明星。我说过，雷恩斯，除非我们获胜，他们可不能叫你超级明星。就像秘书处纯种马。在贝蒙锦标赛的跑道上飞驰时，他绝不会失败。哦，这是你的时刻，你做得很棒。老天，别这样，来这儿，说点什么。

真是优秀的人！与RNC（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合作对我们的成功来说非常重要。我想说，我结识了很多优秀的人。

我还要感谢这些特勤安保人员。他们坚强、智慧、敏锐。我想说我可不敢惹他们的麻烦。当我想接近人群、和人群招手示意的时候，他们总会拉开我，把我摁在座椅上。可他们都是很棒的人，我要感谢他们。

还有纽约的执法人员，他们今晚也在。他们很棒，但有时得不到赏识，我们感谢他们。他们说这次胜利是历史性的事件。如果这次胜利真的是历史性的话，我们必须做出好成绩，并且我保证我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会取得伟大的成果。我非常期待成为你们的总统，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年三年四年，甚至可能八年里，你们可以这么评价我们：你们中的许多人都为民众尽了很大努力。我希望你们会说我们让你们骄傲，我只能——谢谢你们——

我只能说竞选结束后，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会立刻开始为美国人民服务，我们会做出成绩，让你们为你们的总统感到骄傲。你们会非常骄傲。再次声明，能成为你们的总统，我很荣幸。

今晚真是神奇的一夜。过去的两年时光很精彩。我爱这个国家。谢谢。

非常感谢。也谢谢迈克·彭斯。

一辈子的“长征”

鲁博林

【翟俊杰，1941年10月生，河南开封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以军事题材作品著称，主要作品有《血战台儿庄》《大决战》《长征》《我的长征》《惊涛骇浪》《我的法兰西岁月》等，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等，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翟俊杰，这个名字总是与“八一”“军旅”紧密相连，表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电影壮歌《血战台儿庄》，展现三大战役的系列史诗《大决战》，特别是那部有血有肉的恢宏之作《长征》，均出自其手。

作为第四代导演中的翘楚，擅于军事题材的翟俊杰以其特有的韧性和情怀，拍摄了众多的南征北战，更为荡气回肠的革命史一一留下了光影的脚注。

有人问翟俊杰，这么多年，为何如此执着地把摄影机对准革命军事题材？他的回答简洁有力：“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是的，从黄河岸边的古城开封，到风雪弥漫的青藏高原，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求学生涯，到解放军报的十年采编，军绿不改。一旦拿起导筒，扛起镜头，翟俊杰的目光更记挂于那血与火的岁月。

三十年来，翟俊杰如同一名虔诚的朝圣者，沿着百年中国的足迹步步探寻，也书写出属于他自己的“长征”诗篇。

爱国之家

1941年，翟俊杰出生在河南开封一户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翟凤鸣是一位心怀家国的传统文人，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取名振华、兴华、保华，四个女儿取名淑华、爱华、喜华、育华，期冀每个孩子的诞生，都能为中华振兴增添一份希望。排行老三的翟保华，字汉生，正

身为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普通国文教员的翟凤鸣，家境虽不宽裕，却珍存了不少书籍。翟俊杰幼时记忆最深的，就是祖父屋里浓郁的书香味。

“四岁时，祖父就教我念古文诗词。我人小，没有桌子高，就跪凳子趴在桌上看书。‘之乎者也’不太懂，就硬着头皮背。我到现在依然清晰记得，祖父教我学《岳阳楼记》的情景，他念一句，我背一句，然后逐句讲解，直到如今我仍倒背如流。”

古典诗文对翟俊杰的影响几乎伴随了其一生，尤其在从事电影工作后，他仍常常从古诗词中寻觅镜头的灵感。譬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像是一个镜头融入另一个镜头的“叠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正是“升”的镜头运用吗？而李白的《静夜思》，宛若一部微电影的分镜头剧本，画面、构图、人物、情感、色调乃至若有似无的音乐，都包罗其中。

不仅如此，幼小的翟俊杰还从祖父、祖母的讲述中，受到许多民间故事的熏陶，像杨家将一门忠烈，包龙图为官清正；又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瓦岗寨的绿林好汉……中国人心中最朴实的忠奸之辨，爱恨是非，深深地在一个少年心中扎根。

1938年，父亲翟保华参加了抗敌演剧十队，与《白毛女》的作曲之一、音乐家马可一起深入城乡，宣传抗战思想。然而，就在翟俊杰出生之际，父亲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遭遇严刑拷打。

“我打小就痛恨侵略者，几岁时就会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们翟家这个大家庭也为报效国家竭尽了全力。”

的确，除父亲外，翟俊杰的二姑也是抗日救亡演剧队的成员，小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是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播音员。三舅是老志愿军，四舅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地下党。

翟俊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二舅，这位素未谋面的亲人在与日寇的鏖战中牺牲，长眠于太行山上。数十年后，当他筹拍第一部导演作品《血战台儿庄》时，脑海中仍回荡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二舅文化程度不高，小学没有念完。临走时，他从灶里拿出一块没烧完的木炭，在门上写下‘爹，娘。下辈子见吧’，从此杳无音信。多少年后，才得知他参军牺牲的消息。二舅死后，姥姥、姥爷劝二舅妈趁年轻带上孩子改嫁。可是，她拒绝了，就这么郁郁而终。”

从小发酵的家国大义与革命之火，让翟俊杰充满了军人的血性。而传统文化与淳朴民情的濡染，则为他日后毅然从军，立志为革命书写铺就了道路。

军旅恩赐

由于父亲的影响，少年翟俊杰对唱歌演剧产生了浓厚兴趣。1958年，他先是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无线电。第二年，正赶上西藏军区招收文艺兵，年仅17岁的他二话不说，仅随身带了一本《演员自我修养》，便毅然奔赴了喜马拉雅的风雪高原，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身为文艺兵的翟俊杰，先后经历了两场战争，即1959年的平叛战役和1962年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每逢战事，文艺兵们必然挺身而出，赶赴前线，鼓舞士气。

在雪原，在哨所，在草原，在阵地，翟俊杰拥有了一个广阔的大舞台。无论前线或是后方，他迅速跟藏族同胞及指战员打成一片，睡过羊圈、牛圈，躺过墙根、车底。

“高原温差大，晚上睡觉都不脱衣，得裹着军大衣，把皮帽耳朵放下来。早上起来以后，眉毛上、帽檐上都结着一层白霜。”

此外，翟俊杰还担负起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的重任。每次战斗之后，他和战友一起，用披风一样的军用雨衣铺到地上，把烈士裹起来，雨帽扣在脸上，再挖一个长方形的坑，用两根粗牦牛绳抬起，牵着四角放进墓穴，摆正。

逝去的面孔中，有许多让翟俊杰印象至深：当年的班长牺牲时只有21岁，还没有媳妇；许副连长开战前会抽着烟，满不在乎地说：“兄弟，我要是牺牲了，赶紧告诉你嫂子改嫁，该干嘛干嘛。”粗糙的话语，却是军人不畏牺牲的最真切写照。

青藏高原四年的艰难岁月，不仅磨炼了翟俊杰的心性，也让他沉入生活，窥见了一个鲜为人知、却异常真实的战地图景。

身为战争的亲历者，翟俊杰对文艺作品中的战争呈现，有着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

“现在很多军事题材影视剧失真。譬如端起机枪一通扫射，就不现实，为了节省弹药，有效地杀伤敌人，多是快速点射；投手榴弹不能投太早，要不敌人捡起来还能往回扔；战时条件有限，绷带都会沸水消毒回收，沾血以后会发黄，怎么可能那么雪白？”

不同于书案上凭空编造的粗暴打斗，翟俊杰记忆中的西藏战斗生活，是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藏族贫苦农奴、牺牲在战火中的士兵、执行特殊任务的武工队队员等无数个体交融而成的。这些面孔清晰可辨，同他日后的镜头一样，既生动多姿，又动人心魄。

在西藏的一天夜里，翟俊杰正和战友宿营，远处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分队长领着他们隐蔽搜索，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挎着腰刀。

“什么人？”

“我是这附近村子里的，人头地界都熟，想给你们义务放哨。”那人用藏语回答。

荒野雪夜，藏族老乡相助令人感动，但军人的警惕还是让他们将信将疑。没想到，老人口音一改，不再说藏语，而用四川话说：“天亮后，请到我家来。”

第二天清晨，分队长领着翟俊杰几个人来到老人家，老人则带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处深山坳。他们在那里惊奇地发现，这偏远之地竟有一方小小的简陋的关帝庙。

此时，老人才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本是四川人，当年清朝大臣赵尔丰进藏镇守边关，他随军出征，惜国力衰微，边关失守，报国无门。部队散了，老人四处流浪，成为一名藏民，取名“扎西”，一直未娶，无儿无女。

“只有金珠玛米（解放军）来了，才能真正保住西藏边关。”这位老人的话，翟俊杰记忆犹新。

光影之路

1963年，翟俊杰随团进京汇报演出反映西藏现实斗争的话剧《雪山朝阳》，周恩来、聂荣臻、贺龙、罗瑞卿等党政军领导前来观戏。由于舞台上出色的表演，翟俊杰脱颖而出，得到了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的机会。

翟俊杰被录取了，他演艺道路的又一扇大门也由此开启。

大学四年，正当韶华，勤奋的翟俊杰没有辜负好时光，开始了“闻鸡起舞”的生活。他学台词，学形体，学戏剧表现技巧，努力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洛维奇·丹钦科、契诃夫、布莱希特等戏剧大家的理论中汲取养料，也从盖叫天、周信芳、魏喜奎等中国戏曲大师的实践中继承传统的神韵。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毕业之际，“文革”爆发，全国停工停课，部队文工团无戏可演。一时间，翟俊杰陷入了窘境。随后，他被分配到了解放军报，从事了整整十年的记者编辑工作。

军报十年，翟俊杰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做一个正直的人。

在一次次的疾风暴雨中，总有一些不卑不亢的身影让翟俊杰铭记，也坚定了他身为军人宁折不弯的操守。

“记者用笔写文章，导演就用镜头来‘写’，其实是一个道理。十年记者生涯对我文字与心性的磨炼，在后来的导演事业中大有裨益。”

有一位老电影人，对翟俊杰走上电影道路产生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八一厂著名剧作家黄宗江。

1959年，黄宗江受总政之命赴西藏深入生活，创作了表现西藏贫苦人民血泪史的电影《农奴》。年龄相差20岁的翟俊杰与黄宗江正是在此间相遇、相识，并最终结为忘年交。

“宗江师可算是最了解我的人之一，他当年就‘断定’，我是吃电影饭的。”翟俊杰回忆，他和黄宗江常常天南海北地侃大山，谈得最多的就是电影。

“黄宗江始终叫我‘小翟’，这个称呼到后来也一直都没有改过来。”每忆及此，翟俊杰总是倍感亲切。

黄宗江对翟俊杰有一句评价极为精到，就是他“经常能把一些文字性的东西，魔咒似的化为一种电影语言”。这也让翟俊杰意识到，自己的天分也许正在此处，他也开始思考未来更多改变的可能性。

这次改变很快就到来了。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艺生态得以拨乱反正。随后，翟俊杰经黄宗江力荐，由解放军报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

从那一刻起，翟俊杰正式走上了与光影相交的漫漫征途。

到八一厂之后，翟俊杰算是“白手起家”，这需要极大魄力，他先从编剧做起，陆续参演了《锅碗瓢盆交响曲》《木屋》《黄桥决战》等多部电影，亲口尝了尝“梨子的滋味”。

翟俊杰步步为营，逐步熟悉影视拍摄的各项流程，直到后来担任八一厂文学部主任。

其间，翟俊杰结识了许多编剧“大腕”，如写《西线轶事》的徐怀中，写《五更寒》的史超，写《闪闪的红星》《战火中的青春》的陆柱国。共事多年，濡染日久，于他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知名电影人卓尔不群的风骨同样令翟俊杰如沐春风。为人谦逊的于是之，熟知西方的孙道临，天性豁达的赵丹，为戏入迷的谢晋，如今这些形象在他的脑海中仍栩栩如生。

翟俊杰记得，有一次去谢晋家喝酒涮锅，只见谢导聊着聊着，便激动起来，蹦出许多不知所云的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还未开机的电影《天云山传奇》里主人公冯晴岚的戏。”

如此这般，为戏入迷。老电影人的风采让翟俊杰心向往之，更渴望亲自执起导筒的那一天。

进入八一厂的第十个年头，由杨光远、翟俊杰联合执导的电影《血战台儿庄》横空出世。

这是一部意义非凡的处女作，《血战台儿庄》在当时可谓“破天荒”，翟俊杰称其是“强行起飞”。影片首次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惊心动魄，在香港票房收入343万港币，跻身当年大陆电影在港票房的前三之列，甚至在台湾，也造成了深远影响。

“翟俊杰”的名字，由此一炮打响。

回想起当年的“石破天惊”，如今的翟俊杰多了些风轻云淡。他忘不了与其共同执导影片的“老杨哥”——杨光远；他也谈及演员不够自己来凑的有趣经历，亲上“战阵”塑造抗日英

翟俊杰坦言，艺术需要时间的磨洗，一切好坏都应交给后人评说。

《血战台儿庄》之后，翟俊杰的视野更加宏阔。1988年，他自编自导并主演了反映国家大型钢铁基地改革建设的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之后，他加入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摄制组——《大决战》摄制组，奉命担任“国民党统帅部”的导演。

为了再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的真实状况，翟俊杰用心至深。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史诗级的大作，最终以其精良的团队创作赢得了一致好评，其中就包含着翟俊杰在人物塑造和镜头运用上的卓越贡献。

从那时开始，翟俊杰更加明确了自己在电影征途上所要行进的方向。从此一去，雄关漫道真如铁，他的长征步伐也将“从头越”。

长征！长征！

三十载光影之旅，翟俊杰的“三拍长征”最为人称道。每一次拍摄，于他而言，都意味着一次朝圣，而每一次回归历史，他都能以“创新”求“突破”，为长征的影像建构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长征是地球永恒的‘红飘带’，不仅因为它是当年人民军队生死存亡之际奋力拼杀的悲壮史，更因为这段历史本身，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人类最崇高的精神。”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硬汉”的翟俊杰，却能从长征作为精神象征的永恒意义之中，细腻地洞悉出人性深处的波澜。

1994年上映的《金沙水拍》，是翟俊杰的第一部长征之作。

相对于老式主旋律电影那样一板一眼的叙事，翟俊杰没有墨守成规，相反，而是将悬念片的元素融入其中，从一开始贺子珍生女，毛泽东被迫放弃女儿，到后来贺敏仁为给负重伤的姐姐买酥油增加营养，擅取了寺庙的铜钱而遭枪决，诸多细节的处理让整部影片萦绕着传奇色彩和悲壮氛围。

“电影应该以塑造人物为重，而不是像教科书一样，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像美国军事片《巴顿将军》，那不是美国的‘主旋律’吗？但其细节之生动，人物之鲜活，同样跻身于影史经典之列。”

在《金沙水拍》中，翟俊杰大胆实践，不落窠臼，将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置于创作核心。

《金沙水拍》中的毛泽东形象“有血有肉”。在爱人面前，他真情流露，不加遮掩；面对亲人的遭遇，他忧愁满怀，却顾全大局。不同于主流叙事中的器宇轩昂、指点江山，翟俊杰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头发蓬乱、身形瘦削的毛泽东，尤其在红军陷入险境之际，其眼神更透露出诗人一般的忧郁。

在翟俊杰看来，这才是那个时代伟人最真实的写照。

对长征时期毛泽东的形象把握，延续到了翟俊杰的第二部同题材影片《长征》之中。就在《金沙水拍》上映的两年之后，实现了自我突破的他，试图从思想内涵上对长征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

“长征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它是异常悲壮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被采纳，而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红军损失惨重、节节败退，这才有了长征。”

于是，在电影《长征》里，党的内部斗争之严苛，被他前所未有地推向了前台。

影片中，长期受到打压和被边缘化的毛泽东，形容憔悴，愤懑忧郁，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但始终不退让、不妥协，作为革命家的风范由此凸显。而对于个性化的人物群像，导演也并不

此外，翟俊杰还对电影进行了诗意化的处理，比如在音乐运用上，便首次采用了“声画对立”的手法，以凄美的《十送红军》曲调反衬出惨烈的厮杀场面。

独具匠心的呈现，让“长征”二字的意蕴显得深沉、悲怆。

“我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词做了改动，改为‘问一声亲人红军，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而现实却是，大多数人都在长征途中倒下了，永远回不来了……”

翟俊杰对饰演领袖演员的选角也有着独特的思考。在他看来，过去饰演毛泽东的演员固然出色，但如果总由同一位演员出镜，新片难免会有陈旧感。为推出一个新的领袖形象，他力排众议，邀请之前被戏称为“奶油小生”的唐国强扮演毛泽东。

事实证明，这一着“险棋”下得相当成功，而也正是从那时起，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形象慢慢深入人心。

十年之后的2006年，翟俊杰第三次执导长征题材影片《我的长征》，却不再是以领袖人物为主角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一位十几岁的红军小战士王瑞来贯穿电影始终。

经历过亲人的牺牲、战争的磨砺和领袖的激励，《我的长征》透过王瑞的个人成长史，谱写了一曲普通战士温情与信念兼具的长征之歌。

有评论说，《我的长征》是“中国版”《伊万的童年》。这正是翟俊杰在茫茫影史长河中所撷取的精髓——任何情节和理念，都必须付诸可感的人性，付诸全人类共通的永恒主题，并以此触动人心。

“思想性永远建立在艺术感染力之上，没有感染力而空谈思想，连观众都留不住，谈何教育，谈何弘扬？”翟俊杰常常提起一些对他影响至深的影片，如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地浪漫曲》等。这些作品，无一不聚焦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作为“长征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的长征》成为凸显翟俊杰个人电影观的最鲜明一笔。

“不是我选择了长征，是长征选择了我。能与先烈对话，讲述共和国是怎样诞生的，是我毕生的荣幸，也是我这一辈子的‘长征’。”

面对长征路上那一面鲜血染红的军旗，如今年届古稀的翟俊杰神色肃穆，眼中含光。

在木心面前，我们都是失学者

拾遗

【物语：不早熟，不是天才，但天才一定要晚成才好。木心就是这样一位早熟而晚成的文学大师。】

“你不遇到木心，就会对这个时代的问题习以为常。可等到这么一个人出现，你跟他对照，就会发现我们身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没有自尊，我们没有洁癖，我们不懂得美，我们不懂得尊敬。”——陈丹青

1

木心，本名孙璞，笔名木心。1927年，他出生于浙江乌镇。孙家乃望族，既是书香门第，也是工商世家。木心小时候，家里佣人清洁厅堂，换下案上宋瓷，摆上明代官窑。木心母亲见了，赶紧轻声呵斥：“明代东西都拿出来了，快收回去。”家境之殷实富裕，由此可见一斑。

木心父母有很深的文化修养。从小就教木心习读诗词歌赋。木心因此爱上了书爱上了文艺。1937年末，乌镇沦陷。名门望族当时唯一能做的抵抗，就是不上日本宪兵管控的学校。外面战火纷飞，时事移转，屋内书桌不乱，挑灯夜读。看完家中书，木心又盯上了茅盾。

木心和茅盾是远亲，孙家和茅盾住在一条街上。茅盾家，有一屋子欧美文学经典。木心便常常去茅盾家借书看，发现书有破损，还会精心修补好，所以茅盾很高兴木心来家中借书。“我如饥似渴，得了文学胃炎症。”

一次家宴上，亲戚长辈闲谈。说到茅盾父亲死后，他母亲提笔做挽联。有人说难得，有人说普通，当有人说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诗写得好时，12岁的木心脱口插了一句：“写诗么，至少要像杜甫那样才好说写诗。”亲戚长辈们闻之一惊。“我少年时，江浙书香门第都已败落，而富裕人家多数是醉生梦死，少数热血青年则投奔革命，吴文化失去气候。我的自救，全靠读书，十三四岁时我已将《文学大纲》通读了几遍。”

14岁那年，木心写了第一首白话诗：“时间是铅笔，在我心版上写许多字。时间是橡皮，把字揩去了。那拿铅笔又拿橡皮的手是谁的手？谁的手。”

从此他枕边就放着铅笔，天天写。渐渐积多了，便投去报刊上发表。有次寄出稿件后，木心卜了一签：小鸟欲高飞，虽飞亦不远，非关气力微，毛羽未丰满。“好厉害！上帝在挖苦我。”从此，木心便不再投稿而更加潜心读书。

2

家中本来的意愿，是想木心从商从政，但木心毫无兴趣，他想成为一名画家。抗战结束后，他遂考了上海美专，跟着刘海粟先生学习油画。但没过多久，他又转到杭州国立艺专，追随林风眠先生研习中西绘画。“觉得我的美学理念更接近林风眠先生。”

1947年，木心参与了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上街头发传单，并制作反战宣传画，因此而被开除学籍，并遭到国民党通缉。迫不得已，木心只好避祸于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他才返回大陆。

1950年，木心被杭州第一高中聘为教师。“待遇相当不错，免费住的房间很大，后门一开就是游泳池，学生也爱戴我。”但是没多久，木心就辞职了。23岁的他，做出了一个坚定选择——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现在生活虽好，但这是常人的生活，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我不要，我要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辞职后，木心带着书、画笔上了莫干山，开始专心读书，专心写文，专心作画。

窗外一白即起，入夜数烛才眠。一个富家子弟就这样抛下温柔繁华，跑到莫干山上做了一个苦行僧，山上寒风刺骨，景致荒凉。谁也不知木心是如何耐住寂寞的，只知他在书桌上贴了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个人。”意思是：我甘愿被艺术占有。

随后几年，因为种种原因，孙家家业一天天走向“穷途末路”，1956年，为了生计，木心只好下山。六年隐居生活，他写下若干短中篇，积攒下十来本厚厚的文学手稿。

下山后，木心先是重返母校教书，后进入上海工艺美术制品厂做了设计师。“可以一边画画，一边写作。”然而，他的厄运从此开始。1957到1978年期间，他数度入狱。他被关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木心实在气愤，就嚷嚷：他也配对海涅乱叫。就这

着出来了吧。”可他坐着，腰坚挺，裤子还有笔直的缝。

坐牢期间，让他写检查，他倒好，将写检查的纸张偷偷省下来，写满了他的小说和散文。66张纸，每一张都两面写尽，米粒大小，密密麻麻，足有65万字。墨水快用光时，他故意“不慎”打翻。看守凶巴巴地又装了一瓶来：“老老实实写，不深刻休想过关！”他将手稿缝进棉裤，托朋友偷偷带出监狱。

直到1991年，友人才将手稿交给木心。可惜纸张被光阴侵蚀，字迹模糊不清，木心耐心辨认，也只录出三五篇短文。

在狱中，不光为文，木心还作曲。他用白纸画了钢琴的琴键，在暗夜里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白天我是一个奴隶，晚上我是一个王子。”

坐牢期间，受尽折磨，断了两指。但木心笑着，永远一副骄傲的派头。在他写下的65万字手稿里，没有含血愤天，没有涕泪控诉，有的只是对美学和哲学的思考，即便出狱后，得知母亲去世，悲痛之后，也只是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多年后，梁文道看到木心50岁照片时，啧啧惊叹：“你不觉得这个人像坐过牢似的，从文革中结束改造回来的很多作家，难免身子会往前驼下去，有点曲髅，难免神情会有点沮丧、失落、惶恐，但木心没有，他精气神很足，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

文革期间，很多人自杀了。但木心不欣赏这样的以死殉道，而欣赏司马迁那样的以生殉道。“文革期间，多少人自杀，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我以‘不死’殉道。”后来，有人向木心提起这样的事，木心回答：“你要我毁灭，我不！”一个人，越没落时越见精神。“我不能辜负艺术对我的教养。”“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

3

劳动改造12年。人家都平反了，他迟迟没有。后来才知道，有人担心：“他平反了，谁来扫厕所啊？”1978年，木心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这一年，胡铁生当了上海市手工业局局长。上台第一天，他把儿子胡晓申叫到身边：“我发现一人才，业务学识堪称一流，但目前正在我的基层工厂打扫厕所。我想把他调上来加以重用，你记住了，万一我再出问题，你一定要把这事办好。”

1978年，木心平反出狱。平了反，本该高兴才对，但木心的心却似落入万年冰窖。坐牢期间，他家数次被抄。20本文字手稿，被红卫兵烧为灰烬。“灰了心，决意从此只画不写。”

木心出狱后，被胡局长授命为总体设计（艺术总监），授命负责筹建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后来办得非常成功。随后，胡晓申创办杂志《美化生活》，邀木心做了主编。接着，木心做了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再接着，担任了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然后，又做了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再然后，成了主修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十大设计师”。木心的事业，一下辉煌灿烂起来。

四年期间，木心成了设计界风云人物，但就在这时，他作出一个惊人决定：“我要去美国。”因为这四年里，他看见一个个有志青年，熟门熟路地堕落了，变得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他们忘却了违背了少年时的立志，自认为练达，自诩为精明，觉得从前太幼稚，现在总算看透了想穿了，但就此变成了自己少年时最憎恶的那种人。”

木心不愿成为这样流俗的人，他说：许多个人加起来，便是时代。“我要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所以，他在最辉煌时毅然选择了出走。“我要养我的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人际关系上”。

心提供住所，交换条件是：每月以画相抵，替其捉笔为文。这岂是木心所能接受的，他立即搬出，租住进了著名的“琼美卡”。琼美卡，即非洲裔与拉美人的杂居之地。为解决生计，他只好去替犹太画商绘制波斯细密画。在房租没着落的时候，他甚至卖过画。

但即便这样，他也活得尊贵。自己裁剪制作衬衫、大衣，自己设计制作皮鞋、帽子，把鸡蛋做出十二种吃法。把灯芯绒直筒裤缝制成马裤，钉上5颗扣子，用来搭配马靴。无论上班劳作多么辛苦，下班一定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从极有限生活费中省出小钱慰劳自己，买凯歌的葡萄干面包，买西海的生煎包子，咬上一口，他立马像顽童般兴高采烈。“吃了再多苦头，也要笑着活出人的样子。”陈丹青问过木心：“怎么成为艺术家？”木心回答：“连生活都要成为艺术。”

“莎剧，我看过五六十遍。”“《福音书》，我读过一百多遍。”“每次读都不一样，每次读都有新感悟。”木心就这样过着看书作画的清贫日子。金子，放到哪里都会发光。终于，他的画逐渐得到业界认可。

1984年，他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个人画展。后来，一位大收藏家收藏了他的33幅水墨画。木心的生计才从此“安定”下来。再后来，木心画作被各大博物馆收藏，他成为20世纪第一位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画家。耶鲁出版的《木心画集》，评价一直为“五星”。在纽约呆了十多年的画家李斌说：“对于华人画家来说，差不多已经到顶了。”

4

1982年8月，纽约地铁上，陈丹青认识了木心。“我认识的上海画家陪着他，他看人的眼神，锐利，专注。”当时，陈丹青等一帮画家，正在曼哈顿一所美术学院留学。“常逃出教室，聚在咖啡馆胡扯，有时木心也在，谈吐非凡。”

1983年春，陈丹青阅读当地华侨日报，突然看到了木心的文章《街头三女人》。木心闲情之余，偶尔会做一点小文。一读，陈丹青顿时惊如天人。若提文学样本，必然离不了四个体系。一是古典汉语体系，二是现代白话体系，三是中国文学体系，四是西方文学体系。而木心，创造了一种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古典汉语与现代白话水乳交融在一起的文字范本。陈丹青立刻拨电话过去：“木心，你写得真好啊！”

有人这么欣赏，木心高兴坏了。他来到丹青住所，昏天黑地地聊。吃了晚饭，两人又谈到凌晨两点。然后，丹青送木心回到住所。木心煮了两杯牛奶，两人便又聊上了。分手时，已是清晨五点。木心的写作兴趣，就这样又被唤醒了。几乎每天，都要写一万字工作量。“隔三岔五，他就带刚写好的手稿给我看。”

此后24年里，木心留下了一系列名篇：如《林肯中心的鼓声》《温莎墓园日记》等。文章一出，立马赢得西方读者的深刻共鸣。他的多篇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

这其中，最被大陆人所熟知的，是刘欢演唱的那首《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1984年，在陈丹青等人引荐下，木心认识了一个台湾画家。这位画家把木心推荐给了台湾诗人痖弦。当时，痖弦正在筹备《联合文学》创刊号。《联合文学》后成为台湾的一面旗帜。痖弦见到木心作品，顿时如遭雷击：“这是张爱玲、周作人的等级。”

那一年《联合文学》创刊号，云集了港台及海外知名华语作者，但第一主角，却是木心。创刊号为木心特设了“散文展览”专号，题名为《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痖弦击鼓吟诵木心的《林肯中心的鼓声》，“因为太用力，手上的皮都磨破了。”

随后，洪范、圆神、远流等出版社，一气出了木心的12本书。木心在文坛甫一出现，即以迥然绝尘、拒斥流俗的风格，引得台湾读者人人争问：“木心是谁？”

无巧不成书，1984年，《倾城之恋》被上海《收获》杂志刊载，张爱玲极其震撼地重返大陆阅读视野，作家阿城还误以为她是躲在上海里弄的高手。而同一年，真正长期隐在上海里弄的木心，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也惊震了整个台湾。

但木心作品真正回到大陆，已是2001年。那一年的《上海文学》，刊发了木心的《上海赋》。作家陈村一读，立马跪了：“我这辈子读过无数中文，结识许多作家。毫不夸张地说，木心先生的文章，在我见到的活着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

上海作家王淑瑾本是陈丹青的粉丝，但读了木心作品后给陈丹青电话：“陈老师啊，我原先以为你写得好，现在读了木心先生的书，你在他面前变成了小瘪三！”

一次，木心对陈丹青说：“我是到了美国才发育起来的，我前面写的全是夹生饭，幸亏没发表。”经过几十年的磨难和磨炼后，木心的文字终于散发出绚烂光华。

木心曾经说过一句话：“不早熟，不是天才，但天才一定要晚成才好。”这句话，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为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把岁月变成诗篇和画卷。

5

1980年代，很多艺术家赴美留学。有画家、音乐家、舞蹈家、历史学家。这帮人一到了美国，才猛然发现：“除了经历胃的饥渴，更面临断层的文化饥渴。”当时，这帮人经常和木心在一起闲聊。但稍事交接后，木心惊讶地发现：“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家便纠缠木心，请他开课讲世界文学史。

1989年1月15日，众人假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那天满室哗然，很久才静下来。木心，着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沙发上。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

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

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

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

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

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

最初设想，是一年讲完，结果一讲就是五年。后来，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没教室没课本，但文学课就这样开起来了。像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木心带着学生，开始在文学世界里漫游徜徉，行过之处，有情有义。

木心将佛陀比作飞出生命迷楼的伊卡洛斯；将屈原比作中国文学的塔尖，将陶渊明比作塔外人；将杜甫晚年诗作与贝多芬交响乐作比较；说巴尔扎克是彩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黑白的巴尔扎克；说鲁迅的幽默黑多红少，是紫色幽默。

1994年1月9日，在陈丹青寓所，木心讲完了“文学嘉年华”的最后一课。大家分别与他合影，并发表感言。说了些什么，后来大家都忘了，只记得很多人刚开口，就已泪流满面。散课后，木心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然后，大步走了出去。

此后，直到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也许，木心自己都想不到，这五年，他在这些人心里刻下了多深的印记。陈丹青说：“他让我不再害怕这个世界。”

木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化上，更可贵的，是在做人和修养上。“木心给了我庞大立场，还给我无数细微立场。”一次在餐馆，陈丹青问邻座是不是意大利人，一问，果然是，丹青有点得意。但木心提醒：“你刚去过意大利，你想证明你的虚荣，人难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

陈丹青的脸，立马红到耳根。“修养是很具体的，就是一件件小事。一句话熬不住，就失了教养。”后来，陈丹青无比感慨：“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后不曾结识木心。”

20年后，为了感谢木心先生，陈丹青把听课笔记整理成了《文学回忆录》。2013年出版后，多次入选年度十大好书。2006年9月，在外飘零20多年后，木心从美国悄然回归，隐居乌镇。

2011年12月21日，淡淡雾霭笼罩着桐乡，木心沉睡在故土之上，安然离去。当有人问起“木心在最后时光有没有外出”时，周围的邻居们一脸茫然：“木心是谁？”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个凌晨，一位传奇的老人孑然离开，为中国文化界留下了永远的哀伤。

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说自己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

木心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他欣赏《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皮恰林。此君在驿站等马车，四处无人，颓废疲倦。忽然马车来了，此君一挺腰杆，健步上车，一派英姿飒爽风度。

在1991年那次课堂上，木心讲到此处，做了一个上马车的动作，然后接着说：“我们在世界上，无非要保持这样一点态度。”

他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

停下来，等一等灵魂！

白岩松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

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

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到现在已是微博144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4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