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源起与发展-最新稿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源起与发展

摘要：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否定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也使它关注主流经济学中忽视的制度分析，因此，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是相伴而生的。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复兴以来，学者们虽未就经济演化分析方法达成一致意见，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整合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终贯穿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随着这种整合分析方法的成熟，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被独立地提出来，本文着重分析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宗源关系，同时通过梳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总结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逐渐清晰地分析框架。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新演化政治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陷入持久的理论危机，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学各学派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硬核”的否定，并超越新古典范式重新架构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有效解释的经济理论。演化经济学因其完全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并逐步形成一系列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而引起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演化经济学在1980年代复兴后开始蓬勃发展。

自凡勃伦提出演化经济学一词，制度就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即演化经济学不只是关于经济现象的理论，而且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极为关注，这使它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也就是既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又关注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因此，凡勃伦所提出的演化经济学就其确切含义来说应是演化政治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再次复兴，但同时也使它的理论仅限于对市场领域的分析，而一度忽视非市场领域的决策，随着经济演化理论的成熟，演化经济学也逐渐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时则使用经济学的方法，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本文将通过梳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展现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宗源关系，以及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一、演化经济学及演化政治经济学概述

（一）演化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类

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完整一致的分析体系不同，演化经济学自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中提出后，学者们一直争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具体含义。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问世，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随后将演化思想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Silva and Teixeira (2006)在EconLit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中发现，在1986-2005年间，经济学期刊中以“演化”作为关键词的文章数量大致以指数形式增长。在2005年，这类文章占EconLit杂志文献的1%，但是Silva and Teixeira也发现对“演化”一词的关注与这一概念的一致性并不相关。[1]这意味着，学者们并未就经济学分析中“演化”的具体特点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演化经济学中并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所谓范式性的“硬核”。

由于演化经济学尚未形成完整的分析体系，为了对其及其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提供的理论支撑进行详尽介绍，本文采用Ulrich Witt（2008）对演化经济学细节的分析，[2]他区分了演化经济学的四种分析方法，所依据的区分标准是本体论立场（ontological stance）和启发式战略（heuristic strategy）①的不同, 其中本体论立场是对现实的基本假设，具体到演化经济学是指对经济变迁与自然变迁的关系假设。启发式战略是指为架构问题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在演化经济学中是指“演化”的概念化。关于本体论假设，演化经济学中存在两种看法，

①Ulrich Witt所指的演化经济学中两种启发式战略实质上是指方法论上的不同。

即一元论和二元论，一元论是指经济变迁与自然界中的变迁在现实中是两个相联系的领域并且是相互依赖的过程；二元论则指经济和生物演化过程在现实中属于两个不同的、不相联系的领域。演化经济学启发式战略层面也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借用演化生物学特有的分析工具模型，如演化生物学中的三个原则在演化经济学分析中日益流行即变异、选择和保留，这类分析通常使用类比和隐喻的方法；另一中方式并不是通过类比，而是通过使用演化的一般概念。假设某类实体如物种的基因库、人类说的语言，经济中的技术和制度，人类头脑所产生的一系列观点是演化的，那么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会对外部力量产生反应并发生变化，但是它们演化的特点在于它们随时间发展可以内生地发生变化。内生性变迁的最终原因在于产生新奇的能力。这种变迁发生的方式在不同领域具有多样性。但是这些过程具有的一般特点是新奇的内生性突现。但这并不是全部，实际的变迁过程还依赖于新奇是否以及如何产生耗散，并通过此改变实体。因此，这类分析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有新奇、突现和耗散。Ulrich Witt 据此对演化经济学进行诠释，通过一个2×2的矩阵表格表示出来（见表1），并且列出每种方法的代表人物。本文采用Witt对演化经济学分析方法分类的目的并不在于详细揭示不同方法在本体论和启发式战略的具体特点，而在于运用Witt提供的线索，介绍各类分析方法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整合分析，以及它们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基础。

表1 演化经济学的诠释

表格来源：Ulrich Witt,What is specific abou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8, Vol(18):547–575.

（二）演化经济学中的演化政治经济学思想

1.熊彼特

熊彼特的理论坚持二元论并且采用一般化的演化概念，因此，虽然熊彼特为演化经济学做出很多基础性贡献，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未曾出现类似“演化”、“演化的”这类词语，是因为他反对把其理论看做是达尔文式的，反对生物学类比。[3]他对经济变迁过程的解释是“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将企业家式的创新视为变迁的源泉。

我们在此强调的是，熊彼特不仅在经济理论中论述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在政治领域中，也强调政治家应像企业家一样创造并改变选民偏好、观点，或者产生新的政治产品和组织形式。同时认为政治是无理性的，因为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辩论和分析的方法是幼稚的，局限于他实际利益的范围，他又成为原始人了。[4]因此，公民并不是如公共选择理论所认为的是理性的无知，他们拥有政治信息，并且持有政治观点，并且大多数会投票。在此基础上，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对领导权的竞争，他认为每个集体行动几乎无不接受领导而行动—实际上这是任何集体行动的主要方法，要比机械反应进步，同时批评了民主的古典理论的理想化。

2.新熊彼特主义

与熊彼特对生物学类比的排斥不同，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将生物学隐喻融入其分析中，即启发式战略发生了变化。他们使用生物学隐喻的方法，以有限理性和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企业演化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同样讨论了公共政策产生、修改和（有时）消亡的演化过程，他们认为，公共政策反映的可能不是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是价值观念或理解的改变。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或集团的相对力量随着时间而变化，可能会带动政策随着它们而变化。[5]同时，他们还强调了政策分析的作用，将分析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看作界定一种公共利益的过程的以部分，但是与现代政策分析家们不同，他们把公共利益看作政治对话中创造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客观的某种东西即强调公共利益的创造而不是配置。但由于公共政策问题并不是纳尔逊和温特关注的焦点，因此他们没有对公共政策变迁进行深入分析，但是他们关于公共政策演化的观点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 普适达尔文主义

“普适达尔文主义”在启发式战略方面对达尔文式的进化原则——多样性、选择和保留进行抽象类比，使其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变迁过程。不过，Witt同时指出，普适达尔文主义研究方法面临很多批评，并且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很多具体研究，因此对普适达尔文主义评价的时机尚未成熟。[6]但是“普适达尔文主义”提倡者的研究也同样涉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整合。如1988年，就成立了以“普适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霍奇逊任秘书长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旨在促进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演化、动态和现实的分析，并逐渐成为基于制度经济学分析的为各种分析方法提供空间的多元性论坛。一方面，从这一论坛的名称可以看出，他们关于演化经济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认识即同宗同源。另一方面，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每年都会举行年会，关注演化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同时其影响也随着演化经济学的日益成熟而扩大。表2显示了2003年以来，这一协会关注的主题以及承办学校所在地。

表2 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年会一览表

4.自然主义方法

演化经济学的第四种分析方法，Witt称之为自然主义方法——坚持一元本体论，并且其启发式战略集中关注新奇的突现和耗散。同时他还将凡勃伦、哈耶克和诺斯视为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凡勃伦首倡演化经济学，这足以表明其本体论立场，他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演化的一般概念，不过他曾强调人类的创造力和模仿能力是制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驱动器，这与启发式战略的第二种方式是吻合的。凡勃伦的二分法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基础，同时也为演化政治经济学开启研究的先河。根据霍华德·J．谢尔曼的分析，第一个二分法—商业对工业（技术与制度）—揭示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都有经济制度阻碍经济发展的时候。所以，资本主义并非永恒的、最优的一套制度，实际上它在一定的时候破坏生产，可能被其他体系取代。第二个二分法—既得利益者对普通民众—揭示了在我们的社会(和许多此前的社会)存在于精英利益和普通民众利益之间的巨大鸿沟。第三个二分法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野蛮，还是本质上好一些的民主社会。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的愿望导致野蛮。普通民众要求更好生活的愿望导致无论从政治领域来看还是经济领域来看的较为民主的社会。[7]因此，凡勃伦的二分法为政治学中利益协调这一重要主题提供了分析框架。

哈耶克的自然主义立场体现在其关于社会演化的分析，认为规则是通过学习和文化传递的，并由此提出“自发扩展的社会秩序”。哈耶克对于经济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关于竞争的经典观点，他论证了竞争是一种发现探索的过程，并将其应用于政治学中对于民主的解释，认为民主是政治观点形成的过程，并且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这点可由民主自身来证明。

[8]民主的动态性意味着民主化的观点的形成是互动学习和发现的开放式过程的结果。这是其自发秩序在政治领域的表现，他提出人们的行为是通过内生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规则的影响和制约就会形成一种相互合作的扩展秩序，因此他所理解的民主是其扩展秩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政治观点则类似于他所谓的规则。

诺斯本人的经济学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诺斯早期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西方世界的兴起，后来认为制度在经济变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探讨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时，提出“政府悖论”以及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观点，他还曾探讨过不同的政治结构安排如何演化出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得出结论认为“政治型态决定经济规则”。[9]诺斯在其最近的研究则更多地倾向于强调人类认知的作用，并将此前的制度框架扩展为制度-认知分析框架，将该框架下的制度观概括为：存在一个感知到的现实，诱发一套信仰，信仰引发形成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制度在社会空白领域引入越来越多的政策，政策改变了现实，现实又反馈回去修正信仰。他与合作者还用结构图直观地表达了这套框架：现实→信仰→制度→特定政策→结果（即改变后的现实）。[10]这种制度观使制度、政策以及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也就是包含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分析，因此诺斯的最近研究一方面已超越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它已经不只是经济学分析，而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按照Witt对演化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分类，尽管每一类别在本体论立场和启发式战略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其研究范围都不仅仅是围绕经济市场，而且关注政治市场对经济市场的影响，以及政治市场的内部运行。因此，在演化经济学中，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整合分析是长期以来不同的研究传统中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长期伴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不过，由于不同分析方法对政治市场的关注不同，它们为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的支撑也有所差别，新熊彼特主义主要集中研究经济市场，对政治领域的关注也仅限于其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普适达尔文主义由于其核心主张尚未分明，因此目前为止，新熊彼特主义和普适达尔文主义在演化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自然主义方法和熊彼特的理论不仅明确了他们关于经济市场的观点，而且对政治市场展开了分析，并且由于它们关于政治市场的研究日益引起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关注，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逐渐形成即新演化政治经济学。

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一）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提出

2002年，Wohlgemuth（2002）明确提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并且演化经济学可以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演化经济学不只是生物学的隐喻，而且还是内生性变迁的一般性理论，它的基础是多样性、竞争选择、问题预测和无法预知的偶然性的产生，因此，它适用于社会中各类互动过程，包括政治学。他同时指出演化经济学的政治学应用可能包括政治观点的产生和变化，政治问题措施的出现和选择，改变政治参与者的信息限制或者是政治过程中新信息的产生、扩散和探究。[11]之所以称之为“新”是因为Wohlgemuth认为演化政治经济学比演化生物学历史还要悠久，这是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得益于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启发，所以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是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包含动态和静态的分析，由于此后一直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专注于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而没有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动态分析传统，使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演化分析没有得以充分发展。此外，从前面对演化经济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凡勃伦所提倡的演化经济学，从其实质意义上就是指演化

政治经济学，同时也使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演化分析得以延续。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较之演化政治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是在演化经济学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但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则是以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理论基础，除了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融入对政治市场的考察，还对政治市场的运行、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行为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并且其所特有的分析框架也逐渐清晰。

（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政治经济学是指分析经济问题至少不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排除在分析范围以外的经济学。[12]（黄少安，2009）因此，政治经济学包含了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但与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不仅仅研究制度，还关注由制度而产生的微观层面的具体政策，以及特定制度产生的宏观政治背景即政治结构。据此，本文从公共政策、制度变迁以及政治竞争三个方面描述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1.关于公共政策

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公共政策观将公共政策的制定视为一种政府行为，并且由于政策制定者（官僚）在政治市场上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公共政策过程受个人利益的支配，而且政策制定者行为的这种利益取向导致了政策失灵。因此，受新古典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分析并没有脱离理性假设，而是将其观点是建立在官僚完全理性基础之上。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则为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首先，它关注政治主体的认知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Tilman Slembeck（1997）提出了―政策制定的认知-演化分析‖方法。

[13]他认为个体持有不同的信念，这导致他们对政治信息的选择性认识和有偏见的理解，而不同的信念使他们形成不同的认知模式。Slembeck强调了认知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但是对认知模式的形成和变化过程没有做出详细解释。Witt(2003) 在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演化分析中则认识到知识不完全使个体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的，进而使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的学习具有选择性，而新知识可以通过社会认知学习过程在社区或政府组织中扩散，而这种社会学习会产生“议程设置”效应，即社会交流中的一些议题被选择，一些则被淘汰。[14]因此，Witt指出了知识在社会认知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何梦笔（2006）在Witt社会-学习过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共享的认知模式”这一概念描述在议程设置中被选择的政治观点对政策决策产生的影响。[15]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同时强调政策学习的重要性，说明了政府行为的内生性，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性政策、其颁布的法律、规范等都是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部分，政府不断地与经济行为者交互学习，并对政策的实施情况作出反应。演化经济学家斯蒂恩（Steen,1999）就为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种“政策学习”的框架。斯蒂恩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促进创新。[16]而要实现这种作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要进行持续的交互学习，其目的就在于帮助政府做出有关创新和技术政策的“制度调适”。这种“制度调适”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学习”的结果，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类型政策学习：第一，信息处理。通过获得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来实现“制度调适”，它本身并不造成既有认知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第二，制度借鉴。通过“地方化”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借鉴一般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已有视角和认知模式的变化。第三，交互性的知识创造。这是导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现所需要的知识创造形式，它往往会导致新的政策学习方式和新的认知模式的出现。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者还为公共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其中包括前述提到的认知模式的作用，政策观点的多样性以及多维环境中的选择(Kerr, 2002)，[17]还有公共政策中的路径依赖(Pierson, 2000)。[18]Jeroen C.等（2009）提出政策变迁的关键点在于政治和经济环境对替代性政治策略施加选择性压力，政治主体则通过试错、学习过程，不断地调整他们的策略使之与环境相适应。[19]

2.关于制度变迁

受新古典影响的政治经济学中制度变迁是外生因素推动的，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则将制度变迁内生化，其中不同学者对内生化制度变迁的分析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观点，）Stephan Kuhnert（2001）通过对集体行动内生过程的分析解释了制度的非均衡，他认为政治企业家②是集体行动的驱动力并且政治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否认了外部的强制力（如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请求）催生的新的社会规则的制定，而是将集体行动的形成视为内生性过程。具体来说，政治企业家引起的制度结构的累积性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会逐步变成对其他政治企业家或管理者而言的“外部数据”。但是由于竞争性的政治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从未停止，制度结构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20]何梦笔（2006）提到内生性政治约束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他在分析中国变迁过程中内生性政治约束问题时提出了以认知模式、政治企业家精神和政治交流为基础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认为制度变迁是在社会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因为社会交流导致了共同的认知模式的出现，使战略集团形成，而战略性集团有很强的维持或改变约束的动机。[21]Hederer, Christian（2007）分析了制度变迁中的政治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认为政治企业家之于制度演化最根本的作用是变迁的内生性增殖（endogenous propagation）以及在不确定条件之下提供政治资本风险投资。[22]Antonio Saravia（2008）将制度变迁视为公民、执政者和潜在的规则制定者或进入者之间的策略互动，在其分析过程中考虑了诸如历史、不确定性、学习和试错等演化因素。[23]

3.关于政治竞争

新演化政治经学关于政治竞争的研究得益于哈耶克关于竞争是发现过程的论断及自发秩序理论。Wohlgemuth（1995）对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否定了政治竞争的新古典模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既定偏好、完全信息或者通过代议制机构理性搜寻信息相吻合的，同时提出政治竞争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偏好和观点产生、发现、选择或者传播。[24]在此基础上，Wohlgemuth（2002）分析了直接民主中的竞争、代议制民主中的竞争和辖区内竞争三种不同的政治竞争形式。（1）从政治选择过程和知识运用方面来看，代议制民主不能发现个体观点并满足个人偏好，因为观点和偏好是多样性的。（2）从政治企业家精神来看，政治竞争的三个维度都可以激发政治企业家精神，它们不仅为政治领导者搜寻信息提供动机，还使他们提供信息，并且激励他们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3）从持续性学习的演化潜力来看，演化依靠多样性的持续创造，政治体系在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方面不能实现多样性，政治产品之所以是有价值的是因为它们对于辖区内的居民而言是一样的，因此辖区内的实际竞争的范围的限制使其政治竞争的演化潜力是有限的。在这些约束中政治演化基本上在从不断的试错学习中受到限制，通过引入代议式民主和更多地直接民主可能会出现观点的多样性。（4）从政治创新来看，在演化视角下，创新使多样性产生，这一点在市场中可以体现出来。但是在政治领域，并非如此，因为新的政策替代旧的政策，它们不是由于在平行使用中崭露优势或自发选择而出现的而是使用人认为新政策更好。并且新政策仍然是垄断供给、强制消费，并没有增加多样性使公众有所选择。[25]

三、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并非横空出现，经济演化理论的不断发展使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独立提出成为必要，同时由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能构成完整的体系，因此，对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的考察并不能得出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析范式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宗源关系以及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总结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首先，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基本形成。具体来说，（1）主张以人的有限认知②政治企业家是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在政治领域的延伸，是指具有强烈的创新偏好，并在制度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或组织。

为基础分析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应以有限理性为基础如Witt（2003），但是在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学者们普遍强调认知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Slembeck，何梦笔，诺斯）并且有限理性更强调了对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的修正，而有限认知强调了认识论的源头，指出认知能力的限制造成了理性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认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以有限认知为其前提假定。（2）强调冲突和不均衡在推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否定了新古典式的均衡思想。在经济学语境下，这预示着对参与主体和组织的动态竞争的关注。因此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将会涉及对动态竞争过程中不同战略群体的集体行动的分析，而引致政治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企业家的行动。（Stephan Kuhnert,2001）（3）认为偏好可以通过政治企业家的行动改变，并转化为多样性的政治观点。用―观点‖一词替代偏好，观点不同于偏好是既定或者可以聚合为社会福利函数，观点可以指个人观点也可以指公共观点，演化政治经济学关注公共观点，公共观点是指多数人对同一观点的共识。同时观点作为一个认知概念，其与偏好一样是可以具有评估意义，如观点X优于观点Y，或者根据观点的高低评价事物或人。因此与既定的偏好相比，观点一词极具动态性。（Mark S. Peacock,2004）[26]（4）考虑历史因素。（Antonio Saravia,2008）这意味着强调时间对政治体系的基本的建设作用，而将历史或时间因素融入分析中赋予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动态分析特征，从而使其与公共选择理论对立起来。这同时意味着路径依赖—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选择的路径—对于政治变迁将会产生影响.

第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采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个体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的研究方法。（何梦笔，2006）新古典范式坚持个人主义还原论，使其在分析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问题时，采用―聚合‖（aggregation）的方法。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则秉承演化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把个人视为社会文化的产物。个人的角色、价值，甚至习惯和欲望都是社会环境赋予的。它研究的是社会整体的性质、特征和变化。整体主义方法论使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个体群思考‖, ―个体群思考‖是演化分析的核心特征，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因此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分析的思路是基于认知过程及信息存量的变化，个体的偏好逐渐改变，形成独特的政治观点，而政治企业家将拥有共享的认知模式的个体组成战略群体，以此为基础对制度创新产生影响。

第三，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形成的一些核心观点成为其分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1）政治观点（political opinion）是其分析的元单位。政治观点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如同基因在生物学中的作用。政治观点可以模仿或复制，当一个政治观点影响很多人时，潜在的战略群体就会形成，政治观点的胜出将依赖于自增强机制，即创新的政治观点逐渐扩散，从而得以保留。因此政治观点的多样性导致了战略群体之间的竞争，优胜的战略群体将影响制度或政策的变迁，其政治观点得以保留，但是没有获益的战略群体会加强对新的政治观点的搜寻。如此围绕政治观点，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均得以体现。（2）政治企业家精神是制度创新的驱动力。新奇或创新是演化的核心概念，Witt从认识论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在经济学中，给定这个学科集中在人类行为上，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性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24]在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推动制度创新持续产生的是政治企业家精神，政治企业家致力于发现集体行动的机会，并通过采取适当的行动促进战略群体的形成，进而对现行制度施加影响。战略群体在政治观点上的胜利就是是对政治企业家创新行动的肯定。因此政治企业家精神的存在使政治制度始终处于变动的不均衡状态。（3）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协同演化机制。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传统上认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是清晰的，它们的功能存在互补但不交叉。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和社会视为开放的复杂系统，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边界，而是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新演化经济学者关于社会

学习、社会交流的描述是这一观点的最好印证，而政治、经济、社会的协同演化使其构成一个动态系统。

四、结语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是在演化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从而形成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二者的宗源关系，同时也成为与演化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不同的分析方法，演化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现象，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则注重经济和政治过程的整合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一直伴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但是没有以一个独立的分析范式出现，新演化政治经济学除了继承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之外，还对其进行了方法论上的扩展，从而实现演化经济学在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全面延伸。因此，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目前在公共政策、制度、政治结构这三个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都取得一些代表性的成果。

由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演化经济学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解释力，从他们当前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业已形成，并且拥有了一些成熟的观点，这些使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逐渐清晰，而这也将使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应用及发展具备了原始的基础。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虽然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但是已经为政治经济学的众多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使政治经济学实现从均衡到演化方法的转变，这将为学科交叉研究开启了很多新的窗口。[27]（何梦笔，2006）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具有更多启示性意义，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使之成为开放的系统是政府和学者面临的重大问题。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所倡导政治企业家精神对制度变迁的驱动、战略群体对决策的影响、认知模式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等核心观点可以为促进我国政府决策的优化、公民社会的发展、良好的治理模式的形成提供可能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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