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

80年代初期以来,引进西方文论的潮流,可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为宏大,成就最为壮观,对我国文论建设的促进最为巨大的一次。它结束了我国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自我窒息、自我麻醉的危机状态,推动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

但是,西方文论如此高速的引进,也带来了苦涩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论,任何一种权威的理论话语都有其澄明的一面,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们

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这种障蔽。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转化的命题的提出,提供了一条途径。但是,古典文论的“转化”,对于西方文论来说,就意味着不是求同,而是求异;“现代转化”,对于古典文论来说,也不是简单求同,而是求异。但是,作纯粹理论的回答,是无力的,因为每一个范畴的派生,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的反复搏斗。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论引进的两个阶段的比较来回答

(一)话语的硬性封闭和弹性派生

30年代的文论家引进革命文学理论,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但是,革命文论话语中,充满了哲学的普遍规律,作为普遍的大前提,并不能演绎出文学的特殊规律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之所以遭到否定,就是因为,它窒息了文学形象的特殊性①。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但求其同,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也不惜歪曲,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钱杏眓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强行求同,硬性歪曲,可以说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求同的最幼稚的形态,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照搬,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看得简单了,以为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就连鲁迅也一度以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这就不能不逼出来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从革命文论的话语进行着重点的转移和话语的派生,以求得理论和文学的矛盾的缓解,激活革命文论的生命活力。但是哪怕是微小的调整,

今天我们即使反复阅读胡风与周扬当年关于典型的争论,往往很难抓住要领,就是因为,他们二人在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上,并没有根本的冲突,胡风也并不想突破这一对经典理论的框框。只是周扬把重点放在社会的、阶级的共性上,胡风把重点放在个体的个性上。周扬说,典型就是阶级的群体性和个性的结合,根本感觉不到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而把个体看得更重要的胡风却强烈地感到,不存在任何抽象的阶级和群体,他强调共性只能是单个个体的共通性。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社会的群体的共性与个性不能相容。我们可能要为他们纠缠字面,意气用事感到困惑。其实,困惑的不仅是我们,首先是胡风,他只能以有限的话语说话,离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他就没有话可说,但是就在他没有话可说的地方,也就是所谓被障蔽了的地方,他感到了最重要的东西:普遍的阶级性、群体性,是抽象的,无条件地肯定阶级的群体性,正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但是他又不能公然放弃群体性和阶级性的话语,因而免不了吞吞吐吐,在用文字魔术的掩盖之下,把中心向个体和个性倾钭②。范畴和话语的封闭还是开放,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原因在于一方认为:

从40年代到50年代,抽象照搬、硬性歪曲的求同倾向有所缓和,从学术理论

上来说,是比较软化了③。但是总的来说,仍然处于求同阶段,每逢遇到理论话语与文学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不是以文学特殊规律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话语,而是以哲学话语的普遍性掩饰文学的特殊性,以社会功利性抹煞文学的审

但是,文学的审美本性与政治工具论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这就不能不动摇了单纯求同的思维定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更加自觉地在革命文论体系中寻觅最有弹性的局部,在主流话语上求同的同时,适当地在派生话语上求异,提出一些超越主流话语的派生性话语:“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抱客观”、“中间人物”等等,前赴后继。革命文论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原有话语内部作侧重点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胡风,在他看来,最富有弹性的局部,首先就是创作方法可以超越世界观的局限,作家不一定要通过思想改造,只要通过主观拥抱客观,写真实,也可以走向革命。在反映客观生活的前提下,他强调作家的主体性的表现,他甚至认为,当阿Q拿着笔在画圆圈的时候,“这个跪在地上画圆圈的阿Q,同时也正是作家鲁迅自己”④。开明的革命文论家所追求的不过是加强革命文论的弹性;对于可以同化的东西尽可能地弹性地开放,减少排它性。对于难以用现

成话语同化的现象,就要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

核心话语求同,派生话语求异,是我国革命文论家寻求理论发展的一大发明。

虽然胡风后来在50年代中期遭到整肃,但是,矛盾仍然不可回避,舍不得牺牲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理论家,总要找寻新的弹性突破口,提出派生话语。一直批判胡风的何其芳,在胡风失去自由以后,回避了敏感区,为了将阶级性这样一个基本话语从弹性转向开放,提出了新的派生话语。1956年9月,他在《论阿Q》中,提出如果把阿Q仅仅当作落后农民的典型就低估了它的重大意义,阿Q精神的共性并不是一个阶级的现象,而是在不同阶级身上都可以出现的。阿Q是有阶级性的,但是阿Q精神却是超越阶级的。这就是著名的“典型共名”说。直到60年代初期,不顾越来越激烈的对于所谓人性论的批判和声讨,他一直坚持认为,标志着最高成就的文学典型,如唐·吉诃德、哈姆雷特、贾宝玉、诸葛亮、孙悟空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他们超越了阶级性,成了人类某种精神的一种“共名”⑤。不管何其芳当年的这种说法有多少缺陷,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的派生话语,在求同的框架里,强化了求异的成分,正是这种求异的成分,推

尽管特殊的政治风波一再压制派生话语弹性求异,但却不能最终窒息以派生话语寻求弹性突破的倾向,每当适当的外部条件成熟,弹性求异的倾向总是不断转移方向,寻求新的突破。而这就留下了理论曲折发展、提高层次的轨迹。虽然政治形势一旦严酷,探索遭到整肃,只不过意味着,弹性的部分遭到封闭,变成了理论的禁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发展的终结,而只意味着主流话语生命的“休克”,

尽管形势严酷,但有一个领域是例外,活跃着产生派生话语的温床,那就是经典文本解读的领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为复杂现象寻求新的解释的努力,求异的倾向,话语派生的追求,总是曲曲折折地运行。在这个领域里安全系数较大,解读的可能性也比较多。封闭性的文论在经典文本面前,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如果它不能否决经典文本的艺术价值,经典文本就以其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否决革命文论的可信性。正是因为这样,在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封闭话语的较量中,后者总

在50年代初期,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里,简单求同的倾向大量地以贴标签

的形式出现,在抗美援朝强调爱国主义的时期,屈原的诗就被何其芳、郭沫若认定为“爱国主义”。到了要求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世界观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的时候,李后主的词就被授予了“人民性”的桂冠⑥。最为突出的是一位苏联理论家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根据列宁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的公式,推演出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的理论。而茅盾竟然据此写出了《夜读偶记》,说中国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的斗争史⑦。受到这个公式的影响,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的“红色中国文学史”,除了宫体诗要加以否决以外,连陶渊明、王维都很难得到肯定的评价了。事实上,在北京师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王维和陶渊明已经被否定了。

简单求同的反复性,并没有动摇经典文本的权威,相反迫使革命文论不得不作出话语上妥协性的派生,在60年代那么严酷的政治形势下,竟然从古代山水诗

在经典文本中,凝聚着千百年来广大人民艺术欣赏的历史经验积淀,其评价的稳定性和无可辩驳性,是任何理论权威难以逾越的,一旦发生矛盾,需要调整的

肯定不是经典文本,而是引进的理论话语,正是在这里,埋伏着理论范畴、话语派生的契机。其意义是大大高于纯粹理论的辩论的。60年代初有过对于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大规模批判,但其重要性却不如对于林黛玉和薜宝钗的对立(是俞平伯说的遥遥相对,息息相通,还是吴组缃说的品德的对立?)性质的阐释。

任何外来文论的引进,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不是停滞不前,走向僵化,接受中国经典文本的解读的考验,

正是因为这样,五六十年代,

理性反映论、革命工具论和阶级论,在理论上得到论证是容易的,但是,一碰到中国文学经典,就大都疑难重重。《三国演义》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它所颂扬的人物却是一伙军阀;《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史诗”,但是起义英雄不但投降了,而且去征讨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长恨歌》强调的永恒的爱情可能在封建帝王和他的小妾之间产生吗?这首长诗的“主题”,就成了全国唐诗研究者的歌德巴赫猜想。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红楼梦》被说成“阶级斗争史”,但是《红楼梦》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恐怕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如果前期的孙悟空是

造反英雄,那么后来随唐僧取经,降妖伏魔,算不算是投降背叛?如果是,为什么又经历几百年的考验,还受到人民大众喜爱?单纯从反映现实来说,杜甫比之李白要深刻,为什么毛泽东又特别欣赏李白,对杜甫不太感兴趣?在浩劫期间,郭沫若用地主的剥削生活为由去声讨杜甫,留下的不是学术,

有限的文论话语在无限丰富的文学宝库里,真是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除了从中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还有什么办法解决理论的危机?

正是因为这样,五六十年代经典文本解读,以其对象的系统性和评价的反复性为特点。在解读过程中,古典和现代文学史一部一部地出现,又一部一部地重写,刘大杰对那部很得青年欢迎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改写了两次(第二次没有改完),林庚也改写了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半途而废。郭绍虞、罗根泽改写了他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质量并不见得有所提高。陆侃如、王季思、游国恩、谭丕谟、容庚、詹安泰都参加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改写。王瑶、张毕来、唐癛的著

革命文论本来并不丰富的话语由于样板戏和“三突出”的理论的出现而更贫困更封闭,结果,其权威性和合理性,已经不能用自身的逻辑力量,而靠行政强制

来维持。依靠权力制造一批宏大的概念,如人民大众、时代精神、历史规律等等,其障蔽性的特点是,单向的武断,取消派生求异倾向的合法地位,反而导致文论的

但是,行政的强制性一旦解除,脆弱的范畴和话语的堤防就不能不崩溃,求异的话语思潮就不可阻挡了。

《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