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现代中、日、韩、朝四国关系看国与国的利益与友谊的关系
从近现代中、日、韩、朝四国关系看国与国
的利益与友谊的关系
【摘要】国与国之间，是不是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友谊？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什么算是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如何分清那些交织在一起的友谊和利益？本文试图沿着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从近现代中、日、韩、朝四国关系的变化，来探究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利益与友谊，从而判断主导国家关系的核心是利益还是友谊。
【关键词】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友谊、利益
【正文】国与国之间是否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友谊？这不光是一个政治、历史问题，也属于一个伦理学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得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考察历史上的国家关系。整部世界史时间跨度太长、涉及面太广，我们不可能全都研究一遍，只能选取典型案例。中、日、韩、朝这四个国家多年为邻，之间联系比较密切，恩恩怨怨非常多。再者从十九世纪末以后，这三或四个国家开始逐步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相互的交往骤然增多，留下的史料也很丰富。所以，我们考察中、日、韩、朝从甲午战争到当代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分析出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利益。
一．东北亚四国之间的利益和友谊
人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逐利，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也必然带有逐利的一面，那么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一定受到利益的驱动。从1894年至今，中、日、韩、朝四国之间的历史基本上由利益来主导的，但民间的友谊并不是由利益来主导的。下面是列举出的重大历史事件。
（1）甲午战争
1894 年初，朝鲜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中国应朝鲜之邀请出兵半岛，是宗主国对属国拥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保护义务，亦符合当时的国际惯例；而日本乘机出兵朝鲜，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日本的军事力量出现在半岛之后，无视朝鲜内战已经平息的事实，对中日共同撤军的建议置若罔闻，反而另起事端，声称要对朝鲜内政实行改革，并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中国既不愿和日本发生战争，又企图保全宗主国的体面与尊严，不愿从朝鲜完全抽身。大清帝国的实力已经不允许它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属国，但清朝政府计不出此，贪恋宗主国的虚名，陷
入朝鲜事务的纠纷之中。既要维护对朝鲜的宗主权，就应认真进行战争准备，彻底清除日本的危胁，但清政府却消极被动，企图通过谈判达到既不与日本决裂、又能维持其在朝鲜特殊地位的目的，首鼠两端，实为一大失策。日本看出了清朝政府的这种矛盾心理，于是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既制造事端，有意激化矛盾；又与清朝政府进行交涉，使清政府存有避战的侥幸心理。等到时机完全成熟之时，蓄谋已久的日本终于挑起了战争。朝鲜政府请兵于国，没有料到在请来上国的同时又招来了强邻。在中日两国的纷争之中，李氏王朝生存于宗主国和宿敌的夹缝之间：它需要中国对其进行保护，但中国却无能为力；它对日本的步步进逼虽有抗争，但又软弱无力，终于使国土充当了中日战争的战场。1战前中日朝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但是各国都是各为各的利益而动：中国为了宗主国的虚名、日本为其侵略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计划、朝鲜为了国家的稳定与利益。
战后中日关系趋于平稳发展2，原因有以下几点：
1、甲午战争引发的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动制约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规定中日关系只能向着平稳方向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德、俄、美在中国均发展起各自的势力，相互之间存在制衡，这种关系不允许日本打破、制约了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
2、世纪之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方式改变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日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得生产力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迫切需要商品倾销地、原料供应地，更需要资本输出地，这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扩张方式的改变。这一时期除军事威胁与政府外，更主要的方式是通过经济来操纵、控制殖民地。
3、日本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利益。首先，日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上，但因朝鲜人民反抗激烈，导致日本无暇顾及中国；其次，按照《马关条约》的内容，日本割占了台湾，台湾人民的英勇抵抗也使得日本无法短时间内很好地控制殖民地；再次，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巨额的赔款和贸易主动权，日本迫切需要时间利用这些权益去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在逐步兑现《马关条约》的各项内容，奉行妥协、投降、卖国政策，这也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没有出现重大冲突的一个因素。
4、新兴起来的日本经过8个月的甲午战争耗尽国力，需要休养生息，为下一次侵略战争积蓄力量，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实力。
5、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战后逐步加深。一方面日本通过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日贸易关系日益紧密、贸易额不断扩增；另一方面，战后的中国急需从日本学习先进的经济政治体制、扩大交流，日本也希望通过文化的交流培养“亲日派”，故中日间的留学生人数在这一期间也迅速增多。
甲午中日战争对于中日的关系有着长远的影响3：
1、中日关系的症结。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急剧下降，之后中日间的摩擦甚多，两国民间的对立情绪大涨，两国至今仍难以握手言和。即使签订了和平条约，也不能保证两国之间有着充分的相互信任。对如何看待历史问题，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日本应该对其在历史上对东亚各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向各国人民道歉，以防止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
2、中国在对待日本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与日本的经贸关系也在逐年扩大。中日两国在政治与历史上的分歧并没有因其恶化而中断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关系时还是十分明智的，首先不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放弃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全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这就需要其它国家的帮助，而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则能够取长补短，发展壮大自己，进而能够与之相抗衡；同时，在政治上，也不会因为经济的因素而向日本低头。甲午战争时的那种委曲求全的外交路线再也不会重演了，对日外交逐步走向了成熟。
战后，清政府的懦弱无能充分暴露在了日本侵略者面前，原本泱泱大国的形象彻底撕毁，中日关系从此由中国强大日本弱小的局面转变为中国弱小日本强大，并由此使得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的开始对中国的侵略史。
甲午战争还给中朝关系带来变化。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宣布了朝鲜的独立自主， 1899年9月11日，《中韩通商条约》使中韩公使级外交关系得以建立，标志着近代中韩关系的确立，朝贡关系退出历史舞台。近代中韩关系的建立是条约关系取代朝贡关系的过程，但朝贡关系中文化、观念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4朝鲜试图摆脱清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又畏惧虎视眈眈日、俄，于是仍然努力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清朝则妄图回复其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可是遭到日、俄的阻拦，没有成功。同时，已经变身为韩国的朝鲜同日本的关系日益恶化。
“弱国无外交”，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弱、清政府奉行卖国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而战后却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这不是因为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或者存有友谊，而只是因为暂时还不需要战争：日本需要休养生息以发展实力蓄积更大的阴谋、清政府则忙于搜刮民脂民膏来讨好日本侵略者，后来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也证明了这一点，弱国只能任由压迫，期待中日友谊来解决侵略行为是不可能的。国家之间只存在永恒的利益，不存在永恒。
（2）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这个时期，中日之间的主旋律可以说是由刀枪剑戟主奏的。
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的标志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在这次事变中，日军企图跨越卢沟桥进军华北，但遭到卢沟桥守军的顽强抵抗。自此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导的全民族抗战全面展开。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为对中国的战争做好了铺垫。
从1840年中国开始遭遇外侮时，日本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国家。但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不断发展，并企图向外扩张。1894年的甲午海战成了日本侵华的跳板，自那时起，日本从中国攫取了数不尽的财富，这更为它日后的嚣张做了铺垫。就拿甲午海战之后的马关条约而言，中国赔款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的3000万两白银，以及日军在威海卫驻兵费150万两，合计23250万两白银，折合3.5亿日元，相当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暴利驱使着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挑起事端，并一举占领我国东北全境，这次他想索取的不只是金钱，而是脱亚入欧，开疆拓土，布国威于四方。征服朝鲜，征服满蒙，征服全中国已经成为他的计划，中国不再是它崇拜的对象。5这也就预示了它日后的骄横和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惨败。
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198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龚古今、唐培吉主编）6中得出结论。也就是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也是终点。关于起点问题，应该
是既不能算是九一八事变，也不能以欧洲英法联军八个月的“静坐战”1为准。真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应该是发生在中国的七七事变。理由是1936年德意日三国同盟就已成立，三国中任意一国发动战争都可以视作这个集体发动战争，在七七事变时“世界范围的法西斯侵略和饭法西斯战争已不可避免”。而在战争的结束，美国虽然对日本本土投下两枚原子弹，但迫使日本彻底放弃战争投降的还是1945年中国军民的大反击。7
抗日战争在日本而言不过是为了更丰厚的利益发动的又一次掠夺式侵华战争，但从1937年七七事变起，甚至可以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经历的这8年或14年的战争是无法用文字表述清楚地灾难。日军的势力到达了大半个中国，日本还在中国建立了伪满洲国，南京汪伪，北平伪临时政府等几个傀儡政权，执行日本殖民式统治。8年的战争造成了无数的财政损失和人员伤亡。日军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各处的万人坑给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累累白骨，给中国人心上留下了无法抹平的伤痕。还有731细菌部队，死亡工程，人肉工程，惨绝人寰。甚至细菌的隐患现在还存在于中华大地。8
在这种战争的主旋律之下，日军在中国可以说是横行肆虐，这一点从侵华日军的日记或者回忆录里可见一斑。我们选取比较著名的《东史郎日记》。东史郎姓东，史郎是后来他为自己取得名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日军派到中国参展，回国后他整理了自己的日记并将其出版。书中不乏对日军侵华战争中残酷行为的控诉，这本书出版之后即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打击。我们从书中摘抄一段文字如下：杀人工业！我们是这个工业的忠实职员。死亡到处播撒着尸骨。播下尸骨的地方又萌出嫩芽.那嫩芽又不分昼夜，不分春夏秋冬地在成长。9从语源上讲，“右翼”这个词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当时的法国国民议会中，从议长坐的位置上看，右边是保守派，左边是革命派，故有左翼和右翼之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右翼势力极力宣扬天皇中心主义，进行反共，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等，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东史郎进行起诉就是他们开展的活动之一。1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不乏右翼分子对侵华历史进行篡改，但仍有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尊重历史，在本篇综述的后面我们会讲到。
日本右翼的行为无数次激怒了中国人民，也多次激起中华民族的民族优越1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英法联军的消极作战
感，为此我们结合抗日战争的史实也对民族观念有一定的思考。从长远来看，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交流从古代就有，我们前面也会谈到，唐代的交往繁盛与日本的日益崇拜甚至依赖中国。但到了近代在日本强大起来，而中国任人宰割的时候。两个民族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当然有两方当权政要的态度的关系。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间，中国一度处于军阀混战状态，对于日本的嚣张行为，中国也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理睬。直到1931年之前，对于日本，中国政府都是采取不理睬的态度。而在蒋介石的势力即将扫平全国其他军阀的时候，蒋介石才发出了指示说：对于日军的主动进攻，要用武力对付他们，决不能退让。但他也有指示说：不主动对日宣战。而1931年日军终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方面面临两种选择：攘外或者安内。此时中华民族内部还处于混乱状态，中正先生选择了先统一中国。然而，事情并没有中正先生或者日本方面想的那样简单，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还是没有得到统一，但中华民族对于日本的侵略已忍无可忍，全面抗战终于爆发。11
在两个民族的“大义”面前，仍然不乏日本民族的和平爱好者。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或者在日本的本土进行着反战工作。其中，有一位代表人物叫鹿地亘(1903 一1982 天本名漱口贡，日本九州鹿儿岛人，日本共产党员)，他从战争开始便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日本人的反战运动，1940年7 月20 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正式成立，鹿地亘任会长。而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则有19 3 9 年，由苏联进人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野坂参三(化名圈野进)建立的日本人反战团体。12除这两个反战同盟外，还有许多日本人在日本本土进行反战活动。
无论是从精神文化上还是物质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或者说是日本的第二次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破坏都极为严重。日本为自己的扩张利益牺牲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生命，这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简单，这次侵华战争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华民族跟日本民族的关系。毕竟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演进，日本人与中华民族间进行了深入的文化交流。最后日本国狭隘的利益观念给两国人民的心中都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伤痕。
（3）抗美援朝战争
1945年，在日本投降前夕，杜鲁门和斯大林在波茨坦通过了一项声明，保
证朝鲜在苏联、英国和中国共同托管朝鲜五年后实现独立。但在日本投降后，美国意外地发现自己掌管着朝鲜半岛的南半部，便在稍作计划后履行了自己的托管义务。
但美国的这一决定加深了与苏联的矛盾，便将实现合作托管的这一问题扔给了联合国。联合国提议在双方的辖区进行自由选举，但结果是，1948年5月在南朝鲜举行了一次选举，建立了一个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随后苏联针对美国的做法建立了一个以平壤为首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政权。
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韩军和当时支援的美军在突然袭击下节节败退，直到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后，才扭转了局面。
当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并表现出越过三八线的意图时，中国不停地通过广播发出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在当时中国正处于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时候，起初大多数领导人并不倾向于派兵参战。直到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安东（今辽宁丹东），并在在台湾海峡部署了第七舰队，中国政府感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才在10月8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介入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使中国获益颇丰。
第一解决了中国东北方向的国家安全问题。其实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准备着进攻台湾，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势必会介入在大陆与台湾的战争。由于美军在台湾海峡的封锁以及中国落后的海军和空军，如果不理会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作战，当中国组建好装备精良的海军和空军时，美国早已占领了朝鲜全境，若它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支援台湾的军队，大陆对台的作战将几乎没有赢面。因此为了收复台湾，必须要先解决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威胁。
在中国古代史上，曾有四次中国与朝鲜联合打退日寇入侵朝鲜的史实。最早是在唐朝，其次在明朝有两次，最后在清朝。日寇在历史上入侵朝鲜的目的，都是为了占领朝鲜后，作为跳板，尔后侵略中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终于占领了朝鲜全境。之后日本就是以朝鲜为“跳板”，开始侵华战争。
古代的中国，从来没有犹豫过，为了使朝鲜不成为“跳板”，都是坚定地出兵朝鲜，坚决地与日寇作战(包括已经十分衰弱的清朝)。朝鲜战争中美军越过三八线与历史上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的。13正由于中国政府担心朝鲜半岛会变成美国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抗美援朝战争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通过抗美援朝增强了同苏联老大哥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获得了大量的援助。在战争期间，中国迅速地完成了军队的现代化和机械化。由于在战前斯大林向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了“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军队的装备完成了质的飞跃：在陆军装备方面， 50 年代前期，中国共有106个陆军师，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56个师获得了苏联的军事装备， 50个师用国产的仿苏武器进行了换装。获得苏军装备的56个师的编制配备与苏军完全一样，每个师( 14963人)有3个步兵团， 1个炮兵团， 1个坦克自行火炮团， 1个独立高炮营， 1个独立反坦克营; 坦克自行火炮团装备T- 34坦克24辆， 76毫米自行火炮16辆; 独立高炮营装备37毫米高射炮12门; 独立反坦克营装备57 毫米反坦克炮12门; 全师步兵武器13938件，炮303门，汽车261 辆，特种车84辆，马车517辆，马1136匹。关于装甲兵装备，志愿军入朝后，为建立起中国的坦克装甲兵部队，根据中苏协议，苏联派遣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于1950年11月来华，由中国组织10个团的机构，以对口接收装备并接受训练。装备有: T- 34中型坦克300辆，重型坦克60辆，自行火炮40辆。用上述装备，中国军队共组建了3个坦克师(每师2个团，再配以摩托步兵团、炮兵团)，3 个独立坦克团以及基地训练团。关于高炮部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利用苏联提供的37毫米高射炮组成了101个独立高射炮营，有53个营先后入朝作战，另有40个营编入国内各大城市的防空高射炮师、团， 4个营编入坦克师。4个营编入海军基地。此外还组建了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 用苏联85毫米高射炮装备了24个营，用76. 2毫米高射炮装备了14个营)。在炮兵方面， 50年代中国军队用苏联武器装备了火箭炮师2个( 9个团)、榴弹炮师14个、反坦克炮兵师2个、高射炮团33个、探照灯团4个、雷达团1个、独立雷达营8个。工兵方面，用苏联的工程器材、舟桥装备了28个工兵团，其中入朝参战的有13个团。在铁道兵方面，入朝的铁道兵有10 个师，加上铁路
员工15万人，工程器材绝大部分购自苏联。空军方面，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 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 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14
第三，中国通过抗美援朝的胜利证明了自己的强大，极大地提升了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为后来进入联合国奠定了基础。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压制中国的声音，同时因为保持了国家周边地区的和平，证明了并迫使其他国家认同了自己的大国地位。
在朝鲜战争时期，中朝两国并非像兄弟一般铁板一块。
首先，朝鲜进攻韩国时虽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许，但实现并未告知中国，这一举动使毛泽东大为不满。当美国仁川登陆扭转败局并越过三八线时，金日成才向中国政府请求支援。在中国志愿军刚进入朝鲜时，金日成甚至要求由朝鲜将领指挥志愿军，同时两军的作战十分不协调，两方的指挥官对战术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分歧。最后中国不得不请求苏联从中斡旋使金日成放弃指挥中国志愿军的要求，并使两军能够共同商议战术，协同作战。
其次在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上，中国志愿军指挥官彭德怀建议稳扎稳打，让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并且想在三八线附近停止战争。而金日成则意图尽快占领汉城，缩短了休整的时间。这一分歧使部分朝鲜官员认为中国军队惧战，使中国指挥官在朝鲜人心中失去了一部分威信。
同时，在如何处理朝鲜铁路的管理权、遣返战俘和和平谈判的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造成分歧的原因不仅仅是中朝领导人的战略思想不同，还有金日成政府对中国的不信任。由于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着多个派系，其中南方派、苏联派和延安派对金日成的领导地位都存在威胁，特别是军队高级将领多为延安派，他们与中国的来往较为密切，使金日成感到不安。同时中国军队指挥官也时常表现出对朝鲜军方的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使中朝高层之间缺乏真诚和信任，从而给双方合作带来了困难。
由此可见，在中朝两国的领导人之间并不存在着所谓的友谊，双方合作主要是为了各自的战略和政治利益。
虽然中国领导人出兵朝鲜完全是为了本国的利益照相，但中朝人民之间确实
存在着深厚真挚的友谊。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帮助朝鲜人民减轻经济
负担，中国志愿军战士们纷纷购买了价值10元人民币的
银行券。在当时中国战士每个月只有6元的生活补贴，
“十块钱是很多的，买银行券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计较
什么，只想着支援朝鲜，这是中朝友谊的见证”，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王大楷这样回忆道。
在停战协议已经签订、中国志愿军驻守朝鲜的期间，战士们帮助朝鲜人民进行生产劳动，修建堤坝、房屋、桥梁、水库。作为感谢，朝鲜人民提出为中国志愿军树立纪念碑，但是被战士们婉拒。在1958年志愿军撤军时，朝鲜人民赠送了志愿军战士们许多礼物，志愿军也纷纷回礼答谢，进而形成了群众性的“赠礼物，留友谊”的活动。同时朝鲜人民也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场告别会，在集会上中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亲如骨肉、情同兄弟、依依不舍的情景十分感人，大大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所以说，虽然中国和朝鲜在朝鲜战场上的合作是建立在双方的共同利益之上的，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人民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
（4）中日建交
从新中国成立至中苏关系恶化二十余年时间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始终站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面。与美日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敌对关系。但在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早期领导人的努力下，在中国成功取得联合国席位的历史背景下，美国、日本承认中国的地位已迫在眉睫。中国与日本历史上既有过浪漫，也有过干戈。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唯一教训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15
日本与中国建交的诱因与境况：
首先是日本所处的资本主义阵营情况发生变化。日本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急速转弯，一向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政府顿感措手不及。16自己的对华政策无疑与自己的支持者美国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分歧，与中国建交，迫在眉睫。
其次是国力恢复得日本妄图和美国竞争。70年代正是日本飞速发展与强大的时代，日本重视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关系，以发展自己
的经济体。
但是日本和中国建交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其一是历史问题。从1894年到1945年，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和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五十年的侵略，死在日本炮火下的中国军民有一千多万。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其后代日本依旧活跃在日本的经济政治领域，整个国家没有对过去的错误行为有过系统的反思、忏悔，也没有对中国道歉、认错。
其二是台湾问题。早在1952年，日本就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日台和平条约》2，表明了与台湾的外交态度，并成为在1952年——1972年，日本国内普遍承认的中日关系。包括在日本与中国谈判期间，一个重要的议论点即为，对《日台条约》的态度，日方一再强调要《日台条约》自动消除，可若不废止该条约，即为承认台湾政府的存在。日方也一度表示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理解，但不能承认。这是不符合中方立场的，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与大陆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不存在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说法。
两国建交之前，民间就有了一定的交流。早在1949年5、6月间，日本的各界人士就相继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和日中贸易协会等一批日中友好民间组织，反映了日本人民向往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从1955年至1957年的3年期间，日本的许多民间团体、各界人士和半官方代表，共有293个团体、3272人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贸易代表团和科学院代表团等27个代表团、共382人访问了日本。充分反映了在非官方层面，日本与中国的正式建交既是需要，也是趋势，只待时机。17
中日建交的驱动力是的利益因素，两国建交为各自带来巨大的好处。
日本方面，1972年，反对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竹入义胜，是在野党的公明党委员长，也是中日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以竹入为代表的一行三人于1972年7月25日抵达北京，两天后与周总理进行了三轮会谈。作为田中首相的代言人，竹入认真听取了周总理的立场，并报告给田中角荣。
中方宽容的态度也促使日本代表团与两个月后，抵达北京进行建交谈判。
2该条约非法。
从谈判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方面不愿放弃与台湾的既有利益，不接受中方一个中国的思想，不愿与北京政府再次承认结束战争状态，接受与蒋介石政府关系的合法性。这些都是不能为中方接受的，使谈判陷入了僵局。但日本方面既有心与北京交往，必牺牲其既往利益。况且周总理已许诺解放台湾时不破坏台湾的日资企业。也给田中角荣打了一针定心剂。
田中角荣作为日本那个时期少有的亲华领导人，上任当天，便发表讲话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可以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的正常化，不仅使他短期获得了日本民众的支持，更使他成为一位名垂史册的优秀领导者。
中国方面为表明自己是一个宽容大度的政府，建立自身的外交形象。我国政府思忖再三决定放弃官方的日本战争赔款，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清除了与中国建交的一大障碍。索要战争赔款既会降低我国政府的形象，更会为日本民众增加灾难。
自1971年重返联合国后，我国着重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外交形象，更不断的与世界上的国家建立稳固、长久、友好的关系，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又有利于民间交流。
事实证明，两国建交符合中日经济发展根本利益。
从建交到80年代末：日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这一待开发的市场，对于其经济发展自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时更是百废待兴，集中于经济建设，并将学习的对象首先集中在了中国的近邻日本身上，同时积极争取来自日本的官方援助、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正是这种相互的需求，双方的经贸合作从民间往来开始，建交以后转为官方合作，贸易额从1972年起迅猛增长。18
90年代至今：与日本经济十年沉寂相比，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的十年，这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日本名列第一”一类的书已从日本人的书架上拿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国为题材的书籍，如《转向中国》、《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冲击》等等。这些书代表了两种心态，一是看到了中国市场对日本的历史性机遇，呼吁日本到中国去投资、经商，或说同中国结成互补性贸易投资关系。另一种心态，则是担心如果日本的资金、产业流向中国，日本会出现
产业空心化的危险。但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这种影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日本经济的空心化实际来自它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对国内低效高成本落后产业的过渡保护，以及日本政界、财界过多的保护主义。4在经济领域，中日关系的这一转变恰恰说明了，中日之间着重发展自身综合国力，利益与友谊兼顾的现象。日本具有高素质的生产力与技术人员，有着优厚的经济基础。中国则有着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广阔的消费市场。两者结合，会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的发展和日本地位的维持。
国家建交符合中日两国人民长远利益。中日两国人民自古便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鉴真东渡、秦皇派遣童男女都是中日友好关系的见证。中日友好关系说到底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开创的，大力开展民间交往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中日关系一直有着民间交往促进上层交流的传统。民间感情是最真实、最广泛、最久远的，胡锦涛访日时也一直在强调民间交流，可见民间感情的重要性。19
中日之间，友谊与利益并存。
中日长久以来的跌宕浮沉与兴衰胜败，都对中日两国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两国必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增加双边合作，共同承担国际任务与维护地区和平，共同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能进一步深化既往利益，在保持中日两国良好友谊的前提。
（5）中韩建交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中韩建交的三部曲。第一阶段（1945-1973），中韩两国处于敌对隔绝的状态。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加剧了双方的对立，人民之间也断绝了往来。第二阶段（1973-1988），非政治性的民间关系得到一定的发展，1973年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提出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主张政治与经济等分开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这使中韩关系在非政治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第三阶段（1988-1922），中韩关系逐渐开始走向正常化方向发展。1988年，韩国总统卢泰愚表示要争取与中国建交，加入联合国。后经双方的共同努力于1992年，正是发表建交公报。20
中韩建交的基石是什么？虽说现在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要考虑利益，不过笔者认为没有友谊的铺垫，单纯的以利益至上的理念而建立的外交关系是很难成
立的。而中韩建交之前利用文化交流加速解冻了双方之间隔绝的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韩国学术界意识到了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成立了一系列诸如中国问题研究院、韩国中国学会等研究组织。八十年代时候，韩国学者以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进行汉学研究，相机出版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家》、《骆驼祥子》，甚至包括一度被禁的《革命和中国外交政策》、《中国革命的战略和路线》。21在中国，1978年之后也陆续同意韩侨返回韩国探亲，人数也在逐年上升。1983年11月，中韩体育界人士在香港举行的亚洲篮协会议上进行了友好接触。1984年2月，韩国代表团一行首次到中国昆明参加戴维斯网球锦标赛。随后，双方在体育上的接触逐步走向了正规。这一系列的改变以及民间和官方的举措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启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文化方面的交流是无法起到绝对作用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建立在政治的解禁和推动以及经济的带动下，才得以发展的。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我们看出70年代，中日建交，中美接近以及半岛南北和平对话，这一系列的政治原因，使中韩关系出现解冻征兆。80年代，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外交战略进行了相应的重大调整，把实现国家利益列为处理国际问题、发展对外关系的准则。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长远的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意识形态的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并且不分国家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22韩国积极推行北方政策，不仅通过与原属东欧集团的匈牙利、那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且将同中国实现建交作为对外工作的重点。时任总统卢泰愚在韩苏建交后公开表示：“同苏联关系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经验，我们将以同样的方法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将是外交日程上的重要步骤。”23中韩外交政策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韩之间贸易、体育、文化等非政治性交流。经济的带动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中国需要韩国带动自己的经济发展，韩国需要寻找新的海外市场。来上世纪70年代，中韩就开始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并且呈现直线增长趋势；80年代两国开始通过民间渠道进行贸易（虽然仍有政治上的制约），但不可否认经济的带动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也加快了两国之间的建交。
朝鲜同中国是盟友，同韩国是敌人；台湾同韩国是盟友，同中国是敌人。中韩建交不光只有中国人和韩国人关心，周边的朝鲜和台湾对此颇为不满。在台湾，8月20日发生了抗议中韩建交的示威游行。8月22日台湾外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怒斥韩国，表示中韩建交之日，就是台韩断交之时。中韩建交之后，台湾的驻韩使馆撤离韩国，韩国方面计划把这个使馆交给中国，于是台湾外交人员临走时还对使馆故意大肆破坏。
朝鲜表面看似平静。10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一条题为《朝报就中国国庆发表社评》的新闻。朝报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对我国国庆表示祝贺。24有人猜测，在1992年4月时，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借给朝鲜时任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祝80大寿之机，告知朝鲜中韩即将建交之事，取得了朝鲜的容忍。但近几年来，坊间有传言，说当时中国要和韩国建交，金日成威胁要和台湾建交，邓小平回应说:“那我们就和你们断交。”朝鲜就不敢再怎么样了。后来北京第一次申奥时，朝鲜投了反对票，使中国惜败。
中韩建交是十分有意义的。通过建交，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关系，原本的经贸往来会在原有的基础下进一步发展。双方的贸易量连创新高。韩国的优良技术和资金可以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结合。其次，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中韩建交结束了中韩40年的敌对关系，这对改善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关系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三点就是促使了新的地区结构，致使了东亚冷战结构的崩溃，以中日韩三国为轴的新的三角结构即将形成。中韩建交为东北亚出现建立新政治秩序的划时代转折点铺平了道路。同时，对中国而言，“一个中国”的政策得以加强，由于与台北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唯一的一个亚洲国家韩国与中国建交。两国建交所带来的利益绝非上述几点，还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它也有助于缓和和稳定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使得东亚人民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下发展。25同时我们也看到，中韩顶着破坏中朝和台韩友谊的压力建交，足可见利益的力量大于有力。
由此可见，中韩建交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众多因素影响的，其中以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最为重大。源于西方舆论的看法：“这是建立在经贸利益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政策的胜利。”建交的目的也是以政治上双方利益以及经济上的合作贸易为重点，同时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加深了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6）中日钓鱼岛之争
进入2005年，日本在有关中日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一连串行动，使中日关系进入了两国建交以来的最坏时期，两国关系处于全面冰冻状态。在中日有关钓鱼岛屿争端问题上，元月中旬，日把钓鱼岛屿纳入其防卫计划的自卫队《西南防卫计划》即被曝光。日本共同社1月16日获取的自卫队秘密文件显示，日本防卫厅于2004年11月悄悄制定了《日本西南诸岛防御计划》。该计划设想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如何“保卫”九州以南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北约1 000公里范围内的大小岛屿。中国钓鱼岛屿即含概在这些岛屿之中。26《日本西南诸岛防御计划》的曝光，不仅遭到日本爱好和平民众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密切关注。钓鱼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这无论从历史文献和国际法哪一个视角来看，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政府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存有争议的钓鱼岛屿主权归属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在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日本单方面改变现状，带有明显的挑衅性，严重影响中日关系。为了使霸占中国钓鱼岛屿变成既定事实，日本右翼分子、甚至部分政府高官不时散发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讲话，企图督促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单方面行动，如2005年3月22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员拟于6月向市议会提议制定所谓“尖阁列岛日”条例。3月29日，日本文部科学相中山成彬在参议院文教科学委员会答辩中公开宣扬，在学习指导纲要中没有标明尖阁列岛(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下次修正时，一定要明确写入这一内容等等。在中日钓鱼岛屿争端加剧的同时，两国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争议也公开化、表面化，并表现出对抗的苗头。2005年2月，日本政府发表的中期报告中声称“中国计划在东海开采的天然气田是在中日有争议的经济海域，敦促中国停止勘探”。报告声称，中国勘探的三个天然气田，有两个处在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要求中国停止继续勘探天然气，并交出相关资料，直至问题解决。针对日本方面的指责，中国政府给予严厉驳斥，指出中国天然气勘探地点在中国领海范围内，不属于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但日本并不善罢甘休， 3月中旬，日本决定设立一个由外务省、运输省、厚生省联合组成的部门，专门负责采取具体行动“和中国抢夺海洋权益”。据报道，日本政府已
经为这一所谓“维护日本领海和领岛主权”的新部门提供“保护主权经费”，并准备把这笔开支列入2006年预算案中。新部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冲之鸟”上建设灯塔，强化周边海域的监视系统、增加海洋调查以及气象调查设施。早前不久日本政府采取行动，接管了争议中的钓鱼岛灯塔。现在，日本当局又要在不受中国承认的一个岛的“冲之鸟”岩石上修建灯塔，以“划清和中国的经济海域界线”。中日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存在争议，这是客观事实。中国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议。日本政府不经同中国协商就授权日本民间公司在东海所谓“中间线”以东试开采海底资源，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钓鱼岛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由于日本不顾中国利益而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27
1、为了压制中国。国际社会都清楚，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其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一直试图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拥有更多更大的发言权，于是越来越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面对同处东亚并正在发展的大国中国，日本耿耿于怀，十分担忧。于是他强化了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力图压制中国的崛起。其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具体例子之一。
2、获取钓鱼岛列屿及其周围海域具有的巨大经济资源如前文所述，钓鱼岛列屿区域蕴藏有巨大的地质资源和海洋资源。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批准生效， 200海里经济区制度的确立，将不可避免的使得各国在划分管辖海域时出现一些重叠和矛盾。按照这一公约规定，两国如按照中线划分，那么钓鱼岛主权归属哪一方都将极大的影响大陆架的划分。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才可以与中国划分东海大陆架，多约20多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进而可以攫取中国东海油气资源的一半。
3、扼住中国战略位置的重要军事价值正如前文所述，钓鱼岛列屿正处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一线，是从太平洋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也是防止中国海军向太平洋纵深发展的屏障。如果成功窃取了钓鱼岛列屿则可直接将其军事防御范围有琉球向西推进了300公里，而我国的防御总数却是缩短了300多公里，使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以及台湾省直接暴露在日美的近距离监视和空中打击的威胁之下。
4、给中国解决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制造困难目前，挡在中国和平崛起道路上最大的一座山就是台湾问题。在此种情况下，中国不希望在台湾问题解决前周
边发生重大变数;而日本想做到的，就是把东亚的水搅浑，给中国的统一制造麻烦。
从钓鱼岛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国土面积狭小，陆地资源匮乏。作为一个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日本对周围国家的丰富的资源觊觎已久，国家与国家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可以为了利益而十分不负责任地去公然企图占有他国的资源，看以看出利益对于国家行为占有支配地位，友谊什么的只能靠边站。
（7）政府间的友好往来
政府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政府之间也会有友好的往来，我们可以从政府之间以友谊为主题的活动中了解一二。而且，更多时候，政府更能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非公民。中日、中韩、中朝政府间或者是政府主导下的友好往来向来是我们最关注的，因为四个国家相聚太近太近，不仅是地理位置上近，经济上近，政治行为上也互相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彼此的一颦一簇都有很非同寻常的味道，总能让人看出一些端倪或者是转机，而其中，几个国家之间的友谊活动是绝不能忽视的一部分。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中日、中韩、中朝国家政府间有哪些可供琢磨的友谊活动呢？
先谈日本。中日之间的友谊往来谈及最多的莫过于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以及暖春之旅。中日之间经历了由寒冬到暖春的变化。
破冰之旅是安倍晋三于2006年10月8日出访中国。28期间，安倍提出了构筑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新理念，初步改善了日中关系，也就破了前任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所造成的中日僵局这层“冰”。安倍还表示，日本历史上曾任给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在深刻反省历史的基础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的既定政策，不会改变。日方和我本人将按照两国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困难，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共识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安倍敢于直面中日长期以来的坚冰，让我们看到了中日关系未来的光明。
或许温家宝总理认为中日之间的“冰”还化得不够彻底，所以便迎来了融冰之旅。融冰之旅则是指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出访日本。出访期间温家宝在日本国会进行了一场演讲，还参加了各种各样与民众交流的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国总理的亲和力。有个很微妙的细节是出访期间，总理六点起床后在袋袋木公
园晨跑时热情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这个小细节也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总而言之，52小时的融冰之旅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冬天已经过去，“冰”雪“融”化，那么春天还会远吗？愈是我们便在迎春之旅，我们不妨断章取义：在破冰或者说是融冰之后，这次友好往来迎来了中日关系的春天。在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期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按照事先计划访华。29访华内包括与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对话、对天津的经济考察、对山东的文化之旅以及与中国学生和各界人士的亲密接触。福田首相访华期间参观了孔庙，这不仅是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也代表了在日本广为推崇的对孔子的崇敬。此外他还在北京大学进行演讲，通过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做了交流。所以有人说这次访华不单单是基于友谊的活动，更是精神上的一次访华。
暖春之旅即：2008年5月6日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乘专机抵达日本羽田机场，开始对日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30国事访问中，胡锦涛与日方就应对气候变化、防范金融风险、推动亚洲合作、维护食品安全等全球和地区议题深入探讨，积极研究开展互利合作的有效途径和可能性。此外，胡锦涛在短短几天内就参加了55场活动，包括和日本的学生打乒乓球，参观了古庙，和日本的青年进行了亲密接触。而日方对胡锦涛的到来也表现得很热情，明仁天皇、福田首相、河野洋平议长都积极配合其参加各种活动。对此中新社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如果说中日两国领导人种下的是两国关系的一棵树，在经历了冬日的凋零之后，暖春来临必然花开。相信胡锦涛主席此次访日必将让两国关系之树鲜花盛开。新华网这样评论：尽管目前中日之间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中日关系仍在爬坡前行，但两国关系改善的大趋势是人心所向，不可逆转。
再者是中国与韩国、朝鲜这对冤家，简单介绍一下。
中韩建交于1992年8月24日，在2003年建立全面合作关系。近几年中韩关系颇为可观。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韩国政府向中方提供500万美元援助并派出救援队，李明博总统访华期间专程赴灾区慰问，成为首位赴四川灾区的外国国家元首。在3年之后，中国驻韩国大使张鑫森13日邀请曾赴四川地震灾区参与救灾工作的韩国救援队队员到官邸做客，以此几年汶川地震3周年。双方追忆震后救灾往事，观看灾后重建家园影像，相约共写中韩友好未来的新篇章。虽然当下中国民众的反响可能与李明博的期盼背道而驰，但我
们仍然能够看到其中的友好。此外，两国之间的往来还包括：2008年 8月25至2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韩国进行的国事访问。2009年7月1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访韩等等。
中朝建交于1949年，介于朝鲜制度的封闭性，中朝之间的友好往来也就寥寥数笔。中朝之间各种舞蹈、歌舞剧等文化交流相对较为频繁。此外，在2001、2003和2005年，江泽民、吴邦国和胡锦涛分别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
或许政府之间的友谊在我们看来并非是“单纯的友谊”，不过，即便只是形式上的友好往来，我们也要有风度，有气魄。中日、中韩以及中朝之间的友好往来势必会随着国际局势随风飘摇。
（8）遇到灾难时互帮互助
先谈一谈中日互助。从古至今，中日的关系从附属国，到敌对国，再到现在的合作关系，从日本侵略我国，以及他们战后的种种态度，我们都知道中国与日本的合作只能是趋于利益关系，但是从很多事情中也体现出中日在合作关系下的互相帮助。
中国汶川大地震可以说牵动了全中国的心，每个中国人都纷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日本也在关心着这场突然的灾难，日本政府是捐了五亿三千万日元，折合美元近500万，是除了沙特外其他国家里捐的最多的了。日本雅虎上日本红十字会网上募捐额超过8000万日元了。到处的24小时便利店门口也都贴着给中国四川地震募捐的倡议。日本各大连锁便利店，在每个店中都设置了四川地震捐款箱，就是说日本各地城市乡下，街头巷尾，所到之处都有一个小小的盒子连着中国，连着四川。哪怕仅是将找回的一日元零钱塞进里面，哪怕换来一瓶水一个面包，积少成多，都在为四川灾民出一把力。
日本企业捐的也很多，索尼集团16日下午紧急决定在原有捐款400万人民币的基础上追加270万元用于抗震救灾工作，至此索尼集团捐款已增至约670万人民币（折合1亿日元）。同时，索尼集团各相关企业员工的自愿捐款还在进行中，捐款数额每天都有大幅增加。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当天宣布，集团将提供总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和物资援助。这一金额超出了公司对2005年美国南部“卡特琳娜”飓风灾害的援助额，规模前所未有。
同时2008年5月15日晚21时30分，由日本外务省、海上保安厅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