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 读后感类

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读《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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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默顿在科学史著名的杂志《伊希斯》上发表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就是试图用清教伦理和当时英格兰工业发展的需要，解释英格兰的科学为什么在17世纪特别的突飞猛进，默顿致力于科学的历史——文化动力学探索，侧重于从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角度探讨17世纪英国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遂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之作。这篇论文就是在读完这部代表之作有感而写。

默顿指出十七世纪的工匠传统和培根所提倡的实验科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实质性变革并使科学更具实用价值。同时提出的有关清教主义促进英国近代科学制度化的观点，即所谓“默顿命题”，一直是科学史界与科学社会学领域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本书既是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科技史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是世界科学与工业之都，当时在那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作者在本书中对当时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性定量分析，涉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职业兴趣；清教伦理、文化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动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科学文学及技术等许多问题。作者在本书中勾勒出了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轮廓，提出了它的基本命题。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科学内史学家主要关注科学思想的产生、科研手段的发展及研究结果被接受的缘由与形式。所谓外史，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科学技术毕竟不能脱离于社会之外，因此，近些年来科技史的研究趋向于外史论的观点。江晓原归纳了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随着“外史倾向”的兴起，正日益融入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构成科学与文化交会互动的历史观照。与先前的研究状况相比，如今视野更加广阔，色彩更加丰富。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第一章是序言，讲述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专门用来对科学迅速发展及与其相关的其他社会的和文化的发展之间的种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做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具体的）描述。在结尾的章节中还将简要考察另外一些因素——人口统计的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第二、三章的主题是各个职业领域的人员流向和各门科学之间的兴趣转移。在陆军和海军的职业兴趣变化中，“第一次（兴趣的）增强发生在1636—40年这个五年期内，尤其是在其最后两年间，而在下一个五年期达到高峰然后衰减。与这种激增相联系、伴随着苏格兰叛乱和内战而出现，是

一支英格兰常规军的建立。下一个高峰随着八十年代后期奥林奇的威廉的战役而形成”。在对艺术职业的变化分析中，作者认为“这种衰落被归诸于各种不同的来源，如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具有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新式教育和编史学中作者认为：“这个时期对教育职业的兴趣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这实在令人感到惊奇。不过，在教育目标方面，却出现了一种重大的、决定性的变化”、“现代历史学家同样也已注意到这个时期对历史的兴趣的增强”。在医学方面“四十年代的引人注目的高峰可能是因为流血的内战引起人们对外科手术和医疗服务的需求，这加强了那种长期趋势”。

第四、五、六章的论述了清教和科学的假说。作者认为“许多研究业已证明，新教的精神气质业已证明，新教的精神对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刺激的作用”。同时，作者认为清教对科学具有刺激的作用，“毫无疑问，清教原理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科学和知识进步提供了活动场所。”。“清教和禁欲主义新教教派，是作为一种在情感上首尾一贯的信仰、观点和行为的体系而出现的，这个体系对于激发科学上的持久兴趣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如果按照词的本意来使用…教育?一词，我们可以说清教主义是这一时期科学教育的主要成分。”总结这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作为一种新教，它重视研究自然，探索自然的奥秘，并以此来赞颂上帝，赞颂造物主的伟大；它宣扬注重改造现世的功利主义精神，提倡应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并以此来行善；它提倡刻苦与勤奋，强调积极入世的禁欲主义；它崇尚教育，鼓励人们看重学识型职业，提倡与经验主义结合的理性主义。

第七、八、九、十的主题是经济和军事对科学研究范围的影响。作者认为“煤炭工业已经发展到十七世纪之前所未有过的程度。而且，这种增长导致了商船的显著增加，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发展对科学兴趣的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军事对科技的影响上，“军事上的需要不仅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为兵器提供原料的炼铜、炼锡和炼铁工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对改进铸造技术的一个巨大刺激?。不仅如此，增进了大炮的效能就迫使人们改进防御工程技术，这又进一步提出了吸引工程师与科学家注意的技术问题”第十一章是人口、社会互动和科学，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最后得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这个结论。

三、对本书的评价

外史论的观点既给科技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它也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如1959年，科学史家吉里斯皮对因默顿等人工作而影响渐强的外史研究，表达了他的担忧。在他看来，科学凭借客观性将真理从谬误中分离出来而获得进步。因此，科学在两方面呈现给历史。一是科学本身的演化，二是科学对文化的调节。科学思想的进化把科学进步和自然联系起来，故而它是严格、精确的，但科学思想的文化历史却难尽人意。吉里斯皮认为：“由于科学是面向自然的事业，因而其内容不能由科学家的社会关系所决定。至多，这种关系只可能影响科学的风格和步调（在由科学逻辑依赖性所制约的限度内）以及影响到它的发展步骤。”

另一位著名内史论者霍尔在19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访默顿或17世纪的科学和社会》中，对以默顿命题为代表或受其启发而发展出的编史思想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提出了严厉批评。在霍尔看来，社会和经济解释只告诉人们关于科学的运动，而没有说明作为关于自然界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实情形。霍尔在比较了发表时间仅相差一年的默顿的论文及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对科学史的影响后指出：“外在主义的历史说明作为一种社会学说明，倾向于把科学的观念发展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而思想的变化是一种必须在思想史中来寻求对其说明的变化；就此而论，科学史完全与哲学史类似”。实际上，霍尔早在1954年论《科学革命》的教科书中，就已经反复论证了思想因素比社会因素更本质地规定科学发展的命题。

不管怎么说，默顿开辟了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一条新路。正如科恩所言：“默顿的《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于1938年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至少在两个知识领域成为经典：定量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而库恩1968年在论述科学史的发展时亦指出，默顿提出了一种关于“大文化”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科学史只强调思想史的弊端，也纠正了一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过分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的错误，从而为科学史的发展开辟了某种新的视界。

四、STS视域中的《17 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探索了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将社会互动作为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因素之一剖析之后认为高度的社会互动涉及到许多过程,这些过程一般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变迁,特别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文对这一观点作了评述,并认为,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研究与创新思维的发展更需要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之间广泛的社会互动与交流,同时,需要为科学家、知识分子提供有利互动的文化环境,这便是科学的社会化过程。

所谓社会互动,又可称社会交往,社会学家认为,交往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而

进行的人际、群际乃至国际间的联系与接触,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环境等方面产生相互影响的过程。书中,默顿对当时英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是全面而多层次的,他从作为文化价值表现形式的宗教是如何显示出一种新的有利科学进步的精神气质,谈到经济、教育和文化等社会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社会互动虽然仅占其中极少一部分,但综合起来,作者在书中占极大篇幅的有关新教伦理最终成为宗教之异化力量———科学的推动力的论述。这显然是建立在社会互动的基本观点上,表述了:“只有当这种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同科学基

因发生了互动,才可能产生作用于科学发展的影响机制”的观点,况且在科学日益

走向社会化、国际化的今天,社会互动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更有其理论探索的意义。

默顿认为,社会互动有利文化变迁,特别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预示着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是指通过人们的互动,某些突发性的思维火花可以催化出新的科学发明的成果。因为互动之前,观点是个人的,互动使得原本为一个人的思考扩展为多个人的思考,而多个人的观察、思维领域宽泛得多,因而,增加了“这些观察可以被一个理论所统一并系统化”的可能性。反之,个人如果仅仅作为自我思想的载体,而不将其成果交流给别人,则个人的思维难以获得延续,扩展和升华,随之失去其知识内涵的价值。社会互动的特征是双向性,人们参与社会互动,主观上总是试图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作出反应,这便是默顿所说的“互动使一些观念纳入科学发展的洪流”。如17 世纪英国的里谢和惠斯顿的交往,就结合出了摆钟的发明成果。

第二,是指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科学家之间的理论交流,必然形成不同评判标准的价值冲突,群体内部引起类似学术性的争议,这就对发明成果提出了建立在科学的实证基础上的要求,意味着某项发明在问世之前必须取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督促个人不得不反思其观点的科学严谨性。因此,不同价值标准的冲突对科学发展的积极效应就在于使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某项科学发明本身,而冲突的解决就使科学研究本身前进了一步。正如默顿所肯定的“社会互动为高度严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确定的动力”、“考察证据的批判的头脑数目愈大,作为一个理论分支的强制力就更为严厉,以使之在科学上成为可接受的”。

第三,社会互动有利科学发展的意义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交互影响,这可以捅开原本闭塞的社区意识。各类群体都有所谓的心理区域,社会认同也属此类。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更主要的是精神交往,而其实质是在社会宏观范围内建立起人们的交互影响,使一个群体的文化意识流动于另一个群体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和新的东西融为一体,从而萌生文化变迁的幼芽,渐而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思潮,促使宏观的文化背景更有利于接受创新成果,促进科学发展。这就是17 世纪英国的一些科学家跨国旅行,以扩大其科学认识的文化背景的理论注解。

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背景、文化冲突与创新值得提出的是,默顿强调社会互动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存一定的文化背景。他认为,社会互动对科学发展产生特定的效应,至少须有这样的文化环境:一个动态的社会价值复合体。从广义上理解,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包括整个社会系统的客观条件,如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为科学发展提供的制度保障;国家在政策上、经济上为科学发展提供的物质条件等等。因为科学“想有任何系统的发展,首先必须得到社会的赞助”,而这种赞助既包括物质的赞助,又包括精神的赞助。从狭义角度说,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则专指规范,观念等一系列文化意识现象。科学发展依赖于两极冲突的文化模式,默顿把它解释为,一端是传统化的“行为和思想形式,固守原有的价值体系“而恐惧接受任何创新成果”,另一端是特征为“模式模仿”的鼓励变革,随时准备“迎接”革新成果的价值体系。文化有其历史延续性,社会在发展中不可能完全抛弃原有的精神遗产,任何社会都有当时意义上的传统规范与观念;然而人类的创新意识又总会起来向旧观念挑战,“高度评价创新和知识积累”的价值观念形成一种超前的科学意识而构成文化的另一端。两种文化模式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产生一种张力,这种态势即所谓文化的两极运动律。而对于科学,科学家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

产的基点上进行研究创新,这种新旧之间的互动,创新,就是在两种文化模式的矛

盾冲突中进行并攫取自身的发展条件。问题是哪一种文化模式占主导地位,超前的科学意识取而代之传统的规范观念,则此种文化背景有利于高度的社会互动,从而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17 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背景正是如此“,发生的情况是,对传统的规范失去了敬意,并出现了一种令人注目的倾向,即从功利

主义的,理性化的观点看待传统的价值”。

二十世纪末,世界经济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日益突出,知识经济

与科技成果的转化,其核心与灵魂是创新,而创新恰恰有赖于科学家,知识分子之

间的广泛交流与互动。以发达国家美国为例,20 世纪,美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与科学研究领域的瞩目成果,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正是一种高度社会互动的产物。美国是举世闻名的移民国家,早期不同的种族群体,聚合在这块新移民的土地上,实

施着新的“排列组合”,政府以经济、人才、政策上为科学家的互动与科学创新思维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流动的文化环境,正如默顿在该书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默顿所肯定的这种有利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环境应当成为科学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范例,而这种文化环境最初恰恰源于人们的社会互动。邓小平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的同时,强调了知识分子地位和创造一种有利科技发展环境的重要性。认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材脱颖而出;为科学教育工作者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要坚持百家争鸣,允许争论,提倡学术交流。之后,又进一步阐述了鼓励留学与支持国际学术交流的思想。这些都为创造一个有利科学发展和知识创新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来世界科学和知识必将成为各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要迎接新世纪挑战,关键亦在于科学工作者之间更多的和谐的交流与交往,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载体,而科学发展的内涵又决定了科学需要人们不断更新知识、扩大视野和得到有关周围现实的各种情报,因而,它特别地依赖于社会互动。

总结：

科学与人文有不同的内涵，但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科学是探索事物的规律，是求真；人文是把握科学的方向，是“求善”，如何做人。科学不能解决方向问题，价值观问题；人文不能直接解决科技问题。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便能产生最佳效应，推动社会和事物前进。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四书.大学》里早有精辟论述。该书提出教育的八大要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两要素是讲科学，“格物”即研究客观世界，“致知”即认识客观世界；中间三

要素“诚意、正心、修身”，讲的是做人，人文精神；后面三要素：“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通过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达到的目的。

正如书中所说：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在各种生活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不得不面对的一大基本命题。科学研究物，人文研究人的价值。而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平衡，无疑有助于个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