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教案

绪论谈中国传统文化

一、“文化”的含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1．“人文”精神

2．“自然”精神

3．“奇偶”精神

4．“会通”精神

三、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一章炎黄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开端

一、赫赫始祖的业绩

1．发展了原始农业

2．发明了医药

3．发明了文字、衣冠和若干社会制度

4．华夏民族的形成

5．“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人文精神的发端

二、北粟南稻的农业

1．中国生产性经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比较

同：第一，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生产性经济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第二，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把捕获的动手动物驯养成家畜进行繁殖便出现了畜牧业，把野生的植物培养成农作物进行种植便出现了农业。

第三，原始农业本身发展有阶段性。

异：谷物种类、家畜品种、农耕工具、聚落形态

2．中国史前时期农畜业的发展状况

谷物种植

粟和稻是中国史前农耕文化的主要谷物品种。那时没有小麦、高粱、玉米。小麦原产地在西亚，商周时才传入中国；高粱在魏晋时才传入中国；玉米的原产地在中美洲，传入中国更晚。

秦岭、淮河以北，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主要谷物是粟，可称为种粟农业。秦岭淮河以南，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主要谷物品种是稻，包括籼稻和粳稻，可称为种稻农业。

农耕工具

主要农具种类：耕作农具：铲、耒和锄；收割农具：刀和镰；谷物加工用具：磨盘和磨棒。

家具质料有石、蚌、陶、木多种，最多的是石质。

家畜饲养

家畜有猪、狗、鸡、牛、羊。新石器早期已经驯养了猪、狗、鸡，猪的驯养最多。

定居生活

居住相对稳定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前提，农业发展又促进大规模聚落的形成，所以聚落状况成了反映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聚落地点要靠近水源以便于生活，聚落附近要有适于耕种的土地以便于生产，又要交通方便以满足交往需要。

聚落规模有小——大——小的发展趋势。

三、古陶神玉的世界

1．陶器、玉器不同情况

就用途来说，虽然两者大致都有生活用品、礼器和生产工具几大类，但陶器中首要的是生活用品，玉器中首要的是礼器。就地域分布来说，虽然两者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的区域都有所发现，但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的彩陶最为突出，东北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器最为发达。形成这种差别蝗重要原因是资源不同，黄河中上游地区有最便于制陶的、取之不尽的黄土，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是当时使用的玉材的主要产地。

陶器的造型原则主要是满足实用需要。更有一些特殊的陶器造型直接取象于动植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2．陶器、玉器反映的主观世界

陶器和玉器是人为制作的物品，它们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反映人的主观意识。原始宗教作为新石器时代意识的主要形态，必然在陶器、玉器中反映出来。

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并不是随意地描绘种种自然世界现象的，同一地区总有一种纹样在为数众多的彩陶上反复出现，并在发展中演化出多种同类的纹样。“中国彩陶图案中，以动物为母题的图案，如果贯穿于一个文化类型的始终而发展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这类纹样大多是与图腾艺术有关。”

由于玉器中礼器占居首要地位，玉器更加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原始宗教观念。

3．陶器、玉器体现的造型艺术

炎黄时代的陶器和玉器中涌现出大批珍贵的艺术品，开始形成中国造型艺术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艺术传统的发展方向。例如，中国造型艺术注重写意的传统在彩陶、玉器艺术中已见端倪。许多彩陶和玉器的造型不是照实摹绘自然现象，而是重表现人与事物的关系或事物与事物的关系。再如，中国造型艺术善于表现动态的传统在陶器、玉器中已有生动的体现。两河流域陶器的图案多用平直的笔画构成，给人以严整感而静止的感觉，中国陶器图案的图案多以弧线、弧形、圆点构成，给人以错落运动的感觉。

彩陶和玉器的观赏价值，与它们的形式有密切关系。陶工、玉匠们没有美术论著，而一件件器物就成为没有文字的画论，术说着对形式美的理解。他们运用对比的技巧突出主要花纹，使主题形象鲜明而和谐。他们在统一的基调中穿插细微的变化，造成丰富而含蓄的效果。连续性的反复构图造成呼应的效果，加深了人们的印象。相邻图形共用部分纹样的表现手法，使一条曲线、一个圆点具有两种艺术功能，充满奇妙的情趣。

四、从刻划符号到文字发明

1．刻划符号到文字发明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陶器发现的刻划符号最多。仰韶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在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发现最多，北首岭遗址等处也有少量出土，在。大多数刻划在圆底陶钵口沿的黑彩宽带纹上，少数在陶钵的底部，或在陶盆的外壁。三处共发现270多件标本，计有50多种不同符号。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都是单个出现，尚未连缀成书面语言，所以很难甚至不可能释读。

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上发现的刻划符号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刻划符号风格不同，更接近实物的形象。对大汶口晚期的以及类似的这些陶器、玉器刻划

符号的性质，研究者有不同看法。多数人认为它们是文字，并将它们作为比较原始的文字加以考释。

龙山文化发现了文字诞生的可靠的证据。最可靠的证据是在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发现的龙山文字。

2．文字出现的意义

文字出现推动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古文记载中国史前末期进行过两次宗教改革，一次在黄帝之孙颛顼时，一次在黄帝之五代孙尧时。两次宗教改革的内容都是所谓“绝地天通”，就是剥夺一般人和被征服部族与神交通的权利，由特殊的社会阶层将神权垄断起来。这特殊的社会阶层就是最初的宗教职业人员巫师，以后成为商、周历史上的巫史集团。在商、周历史上，巫史是借助文字与上帝、祖先沟通的。

如果没有文字，经验知识的积累流传受到时间空间的极大限制，有了文字以后时间空间的限制就相对被打破了。掌握了文字的巫师成为当时最有知识的人，加上宗教的力量，他们必然成为社会上的权威阶层，而这种权威又会与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文权、神权、政权三位一体结合发展，这便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特点。这种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产生了浣影响。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文字的发明，中国历代的文明才能通过文字的载体世代淬。中国历史阶段从未中断过，中国的悠久文明连绵不断，这些都和文字的发明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龙——中国文化奋发精神的象征

1．中国文化中的龙

中国的山有龙岗、龙岭，水有龙江、龙泉，城镇、村庄、园林、寺观以龙命名的更不知多少。岁时有舞龙的节日和称为龙年的年份，殿堂上有龙的壁、柱、几、案，居室中有龙的镜、匣、钗、钿、衣饰、帏帐。造型艺术创作千姿百态的龙的身影；诗歌、戏剧发出龙的声音；哲人宣示龙的智慧；宗教制造关于龙的威慑。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美好和威力的象征，代表兴盛和发达、吉祥和幸运。

2．龙文化诞生的物证

龙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同时诞生，考古学已经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史前考古发现了一批雕绘着龙的形象的文物，包括玉器、陶器和蚌壳摆砌的图案，距今已有约4000年到6000年了。

3．关于龙的起源的不同看法

依据红山文化玉龙和相关玉器作的研究认为：猪是龙形象的来源之一。猪是史前驯养最早、最普遍的家畜，养猪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占有重要地位，史前先民将其从日常生活和生产取来，创造龙的形象，这不是纯粹出于幻想。龙的形象变化多端，但有一个始终不变的部分，就是身如蟒蛇，史前气候温暖湿润，草木丛生，蛇是常见又神秘可怕的动物，先民对蛇由恐惧而崇拜，以它作龙形象的一部分，表达了祈望避免危害和获得农业丰收的愿望。

依据濮阳西水坡蚌壳龙图案作的研究发现，西水坡45号墓中的“所有迹象都可以用天文学观点来加以解释”。中国古代把天域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又将每宫的主要星宿想象成一种动物形象，以动物名给星宿命名，分别称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神”。蚌壳龙图案是东宫青龙的形象由45号墓地的形制得到证实。

无论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可以说明：龙的诞生与原始农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奇特形象不是以一种动物为原型，而是取多种史前先民熟悉的动物特征糅合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龙最初作为氏族部落的标志出现，反映出中华民族祖先对

于生物、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包含着中国文化重视自然的科学精神的萌芽。龙作为史前先民崇拜的对象，又反映出中华民族祖先追求美好理想，驱除现实苦难的努力。

第二章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哲学

一、天人之学

1．重人事轻天道的观点

西周末年由于政治上黑暗腐败，人们对神权政治发生了疑问，向皇天上帝提出种种问题。这种“疑天”的传统沿至春秋时期，形成了一股重人事、轻天道的社会思潮。

重人事，轻天道，一方面要否定天道迷信，另一方面还要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利用天时地利等自然无条件，来实现人的预定的目的，借以把人的主体意识逐步从神化的自然力量中解放出来。

主要人物及思想：

孙武：《孙子兵法》中第一次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概念。

范蠡：认为国家的强弱、安危，军事上的成败、得失都与是否顺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

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可缺一，但人和最重要。

2．“天道自然”的观点

主要人物及思想：

孔子：《论语》中关于“天”的对话，记述了孔子对“天”的自然属性的探索。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强调“天”是没有意志的，它的性质如同四时的流转运行，百物的生生不息一样，所以人们要“不怨天，不尤人”正面说就是要靠人自身的努力，孔子这些论断，是“天道自然”的理论萌芽。

老子：最早提出“天道自然”，他认为天的性质是自然，“自然”就是对各种现象的理论概括，也叫“道”。老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于“道”的自然物，“道”所代表的是自然，它是天、地、人这些自然之物的“混成”的总称。在老子看来，天既然是自然之物，那就没有必要崇拜它；人也是自然之物，人与天是平等的。这种“天道自然”观不仅为“吉凶由人”提供了本体论上的根据，而且把人作为独立的因素从“天”的束缚中分离出来，标志着中华民族是以一个哲学化的民族屹立于世界。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倾向，他把天地称之为“形之大者”，是有形的物体中最大的物体，并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天地之一气”，企图把“天”与“气”相联系，所以庄子讲的天几乎都是指自然或自然的境界。他认为人的不自由是由于违反了自然的本性，因此，他主张顺应自然以行事。但庄子强调自然而否认人为，把人的主观努力看作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破坏力量。

3．“天人相分”的观点

荀子：在天人关系上总结了先秦各家各派的学说，吸取了它们的长处，摈弃了他们的的短处，在中国思想史学中第一次建立了“天人相分”的思想体系。他所讲的“天人相分”并不是说“天”和“人”截然没有关系，而是要说明人除了具有自然物的一般属性以外，还有不同于“物”的属性。他强调一味在人为，否认国家的治乱、兴衰是天意所决定，否认人的贫富、祸福是天命所安排。

4．“天人交相胜”的观点

唐代以前的思想家在论证天人关系的时候，往往局限于天人合一与天道自然、天人相分的争论，唐代思想家和文学家刘禹锡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能够从天与人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方面来说天人关系，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新观点。

所谓“天人交相胜”就是天与人虽然都是物质存在，是“万物之尤者耳”，是万物中最优秀的部分，但是天与人各有所长，不能相互取代。具体说，首先，“天之能”与“人之能”不同。天与人的物质特性不同，天是指无限的物质和有限的物质相统一的自然界。人则是最有智慧、最优秀的动物，又能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一种多于自然界的东西，叫做“法制”。其次，“天之道”与“人之道”不同。自然法没表现出为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这个过程是通过强弱转化或弱肉强食实现的。人类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创造性活动，表现出为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制度的作用是通过法制所规定的是非，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

所谓“还相用”指天人能够相互作用。刘禹锡认为，人能够根据自然法则办事，利用自然变化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斩木穿山，冶制金属，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以满足人的需要；而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又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人的任务就是尽力掌握自然界的“数”（内外联系）和“势”（发展趋势），“适当其数，乘其势耳”，以减少自然界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

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理论观点，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社会状况与自然法则的相互关系，探讨了人在认识自然与改选自然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探讨了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认识论根源，在中国天人之际的哲学问题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变易之学（“有对”之学）

1．变易之学的思想来源

事物变化的思想大约产生于商、周之际，至春秋战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成为后代变易之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可从当时几种文献说明

第一，《尚书·周书》。

第二，《周易》。

2．变易之学的主要内容

第一，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

老子：看到不少“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社会现象，也看到不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然现象，由此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易传》：日月星辰，四时寒暑，古今上下，思想观念都在运动变化，礼仪刑法也是如此。“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关于运动与静止的关系

魏晋玄学家：夸大静止的作用，认为“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

佛教：夸大运动的作用。提出“动时正静，静时正动”的命题，否认运动与静止的界限，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看作是处于变动不居和生灭无常之中。

宋明思想家：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动静观。

周敦颐提出了动静相互贯通的学说，张载提出“静亦有动”，“静是动中之静”，肯定静止的相对性；“动则不穷”，肯定运动的绝对性。王夫之主张“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又说“静是动中之静”把运动与静止看作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两种存在状态。

第二，关于“有对“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的观点

最早提出有对观点的可能是《周易》，它通过事物有对，即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不过这种思想是以卜筮的形式表现的。真正从哲学意义上讲事物有对的，是《老子》、《易传》、《孙子兵法》等书。

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依存。提出美丑、难易、长短、高下、有无、损益、轻重、荣辱、动静等对立的范畴。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

《孙子兵法》：指出了转化的条件。没有一定的条件，弱还是弱，弱不能胜强，而在所有的条件中，人是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它极重视指挥者主观能动性的发和被指挥者士兵的纪律与勇敢。

《易传》：“有对”之所以能使事物相互作用，推动事物的转化与发展，就是因为对立面的性质相反，是相反势力的“相推”、“相摩”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宋明思想家：吸取并改造了佛学的辩证思维。对“有对”之学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有对”用为哲学范畴是北宋王安石、南宋朱熹最先提出来的，是他们对历史上各种对立范畴所作的新概括。宋明思想家对事物运转变化的内因，也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如，张载等人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动非自外”、“动必有机”。

第三，关于对立双方必有一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老子一派强调柔弱的作用，认为柔弱是对立双方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整个事物的性质及其转化趋势，提出了一套以贵柔、守雌为特点的辩证思想。

以《易传》为代表的一派与老子相反，它强调刚强的作用，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出了一套以自强不息为特点的辩证思想。

3．变易之学的运用

变易之学的主要特点是注重运用，而非纯哲学的理论。一是用在思想方法上，反对片面性，主张全面性。如孔子所说的“叩其两端”，就是这个意思。再如其他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关于安与危、乐与忧、微与渐、情与理、知与行等方面的辩证方法论，成为变易之学的主要内容。另一个是运用于社会实际生活领域，即运用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于是在历史的长期演变中，逐渐形成这样的看法，要使事业成功，必段学习和运用中国的变易之学，甚至外国的学者和军事家对此也有认识和体会。

三、会通之学

三个表现

1．它善于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既能看到其学派的短处，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克服自己理论上的缺点。

2．中国古代哲学善于融会，吸收各门具体学科的思想成果，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反过来影响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

3．中国古代哲学善于融会外来文化。

第三章中国道德与人文文化

一、传统美德

1．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提出系统的伦理道德理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重视研究社会的人际关系。提出了用“仁”的学说。仁即是做人的道理，具体地说，就是做一个有道德修养、有学问的“君子”应当遵守的准则。

孔子和儒家都把做人的道德品格摆在重要的地位，认为一个人处理事情不能违背道义的原则。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科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认为，对人来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道义，尤其是颠沛流离之际更不可以弃道义于不顾。追求富贵是人之共性，但是这必需要有限制，此限制就是道义。符合道义的富贵可以取，不合道义的富贵决不可取。人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这样才有人生价值。

2．敬老、养老美德

周代有“养老之礼”，考虑到年长者体弱气衰，要注意他们的营养。当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以后，理应受到社会的照顾和尊敬。

3．移风易俗

4．对未来美好理想

儒家：大同思想

二、中国史学的特色

1．史学发展

传说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就设立了专门的史官。西周时，史官分工更加细密，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侍史、御史、女史之称。他们有的掌管国家的典章，有的负责起草政治命令，有的负责保存各侯国的政治文件。春秋时期，孔子把鲁国史官所作的《春秋》删削而成为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历史著作，标志中国古代史学的正式开端。

2．中国史学演变的三个阶段

（1）战国至两汉——中国古代史学的定型期

战国时期，史学著作日益繁富，有《左传》、《公羊》、《谷梁》等传注《春秋》的作品，也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富有个性特色的集政治与史学为一体的作品，还有《世本》等对历史的统系、氏姓的流变、器物发明的先后、居住环境的变换等进行综合记述的作品。在上述基础上西汉大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创造了史学的纪传体例，创作了不朽的史学著作史记》。东汉班固把司马迁的纪传体例，作了一些调整，以纪、表、志、传的体例撰写了《汉书》。《史记》和《汉书》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型。

（2）魏晋南北朝至明末——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史学成为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独立学术门类。国家开始组织学者力量，官修史书。这一时期史学著作门类更多，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人物传纪。

（3）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总结和嬗变时期

这一时期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对于现实政治的批评以及对于理学传统的反思，使古代史学关于历史演变的认识有所深化，并在其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清朝初年大思想家、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还有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例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对中国史学和学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中国古代史学内容

（1）反映了人文道德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所描写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非常丰富。自帝王将相到一般平民，举凡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都包括在内。

中国史学特别善长于描述历史人物的特点和个性。司马迁的《史记》，描述了帝王、贵族、官僚、士大夫、商人、游侠，以至社会下层的种种人物。《史记》赞扬那些与自然界恶劣环境和那些与社会丑恶势力斗争的人物。《史记》还探讨了政治道德。认为，政治必须遵循政治的内在原则，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搞好政治的关键是：君主要以身作则，以德化民。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有对道德人文精神的探求。他认为，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精神和理性精神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2）探求历史演变规律

从历史横的方面看，中国古代史学力求从整体上去认识历史。

从历史纵深来看，中国史学注意到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生活的复杂关系。

（3）探讨天人关系

4．中国史学的体例和方法

最有影响的体例：纪传体和编年体。

方法：（1）确定史实。（2）制订体例。（3）具体叙事方法。

三、古典文学的人文精神与艺术魅力

1．古典诗歌的人文精神

古诗探讨诗心、诗眼、诗情和诗才，这些正是人文道德精神的反映。

诗心：诗人接触自然界和社会中诸多现象后，一定有使他激动的，他才会为此写诗。

诗眼：诗人独具的慧眼。诗人虽也和学者、科学家一样，需要一对有穿透力，从现象透视本质的眼睛，而且这对眼睛还要求准确地掌握该事物的一切特征和细节。此外，诗人的眼睛还需要有选择过滤的作用。凡是与他的美学理想有共鸣点，能被他的情感融铸成意象的，才被诗人摄入诗的视野之内。故此，诗的所谓别材，其内容无论属于说理、叙事、抒情，甚至议论，都与一般作品有所不同。诗材的特殊性不在题材的特殊性，诗才的特点，除了它本身可挖掘的内容质量外，还在于它可供单纯的逻辑思维。

诗情：诗人感情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它是强烈的，真诚的，有典型性的，是个性化的。

诗才：诗才的内容首先是丰富的想象力，除了想象力外还包括诗语的才能。

2．中国戏曲的人文精神

中国戏曲的产生：一般专家都认为，中国戏曲到13世纪初的南宋时期才形成完整的形态，但它的孕育期却非常长。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至1世纪的汉初，就有了角抵戏；3世纪的南北朝，又有了参军戏；6世纪的唐代，又有关于《踏摇娘》、《兰陵王》等小演唱的记载。但是，直到用扑打、对白、歌舞、演唱等艺术因素等综合地表演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时（以南宋的温州杂剧为代表），才标志着戏曲艺术的正式诞生。

剧种的发展：戏曲形成以后，各时期都有流行范围广、艺术上更臻精致，因而为当时更多的观众所喜膑代表剧种，如元代的北杂剧、明代的南戏。大约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南戏的一去昆山腔，经过民间艺术家在音乐方面的创新，以及文人们在剧本上的精心制作，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成为直到18世纪60年代

清中叶以前二百余年间占主导地位的剧种——昆曲。当然各时期与其主导剧种并存的，是大量的民间剧种。那些民间剧由于受到限制，大都只在小范围内流行。但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民间地方戏兴盛起来了，很多剧种还陆续到北京演出。1790年开始，安徽省的四个地方剧团——四喜、三庆、和春、春台相继在北京演出。此后的十余年间，他们又同来自湖北的汉剧艺人合作，并接受昆曲秦腔的曲调、表演方法以及一些民间曲调的成分，逐渐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这就是近二百年来取代昆曲，成为中国戏曲主流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戏剧文化传统的剧种——京剧。

戏曲语言：包括唱曲和说白。关于戏曲语言有三个问题：本色问题、文采问题和当行问题。本色的语言就是简明易懂的语言。文采不是与本色的语言对立起来，堆砌词藻。当行指适合舞台演出的需要。

第四章中国古代宗教的主体——佛教与道教

一、佛教传入与中外文化的融合

1．中国古代宗教

既有远古时期的鬼神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又有秦汉以来自产的和外来的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等，还有在少数民族中淬的萨满教、本教、东巴教等，以及宋、元、明、清时期在民间流传的明教、魔教、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圆顿教、八卦教、清水教等。其中流传时间最长、地域最广、最具有思想文化意义的古代宗教，就是佛教与道教。

2．佛教的传入

佛教是在西汉末年经中亚从印度传入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曾向博士弟子秦景宪（一说景卢）口授《浮屠经》（即佛经），这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比较可靠的记载。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夜梦金人（即佛），于是派遣郎中蔡等人到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十年（公元67年）邀请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并携带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随后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并请他们在寺中译出《四十二章经》等，这是中国正式建寺院、造佛像、译佛经的开始。又相传汉明帝曾允许阳城侯刘峻出家，又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这是中国正式有僧尼的开始。

3．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

第一，历史最久。

第二，影响最深。

第三，化得最好。

二、道教的兴起与多种文化的融合

1．道教的产生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古代特有的宗教，产生于东汉中叶。该教把老子和《道德经》加以神化，尊老子为教祖，奉若神明；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作宗教性的解释。其教义主张人经过一定修炼可以使精神、肉体两者长生永存，成为神仙。东汉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和张角创立的“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两个重要派别。东汉成书的《老子想尔注》始有“道教”之名。

道教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吸取方仙道、黄老道以及经学、墨家等宗教或学派的某些观点和方法逐渐形成的。

2．道教建筑

道教建筑，汉代称“治”，两晋称“治”或称“庐”、“靖”（又作“静”）；南北朝时，南朝称“馆”，北朝称“观”（个别称“寺”），唐一律称“观”，唐末以

后规模较大的也称“宫”，个别民间主祭俗神的建筑称“庙”。

道教建筑风格随着道教礼仪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而逐渐完备。道教初建时，一般都以深山茅舍或洞穴为修道场所，建筑简陋。汉、晋时的“治”多属于这一类型。南北朝以后，道教兴盛，各地广设宫观，其建筑具有相当规模。这时的道教建筑多由神殿、膳堂、宿舍、园林四部分组成，其总体布局基本上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建筑，即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建筑群。神殿处在建筑群的主要轴线上，是建筑群的主体，侧面为膳堂、宿舍，园林多在僻静处，四者分区明确，配置适宜，联系方便，给人以庄严肃穆，清新雅娴之感。它还将壁画、雕塑、书画、联额、题辞、诗文、碑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与建筑物综合统一，巧妙安排，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多彩的艺术形象。

道教的建筑设计思想主要是体现阴阳五行说，以及道教所追求的吉祥如意、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等思想。

道教宫观建筑以唐代最盛，全国达1687处。明中叶以后趋微。

3．道教美术

道教美术是与道教建筑同步发展起来的，主要有道教塑像、神仙画像、宫观壁画、人文道画等。现存著名的道教石刻造像有福建泉州清源山5.1米高的老君山巨形石刻像、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彩塑、山西太原元代的龙山石窟。

4．道教文学

道教的文学作品体裁多样，有诗词歌赋、散文传记、戏剧小说等形式。道教文学创造了一种特有的诗体“步虚体”。道教文学虽以宗教生活为题材，但其中许多作品寄托着作者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对当时某些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学术思想价值。

5．道教音乐道教音乐是指在“斋醮”（道教的宗教活动）等场所进行的独唱、齐唱和散板式联唱以及鼓乐、吹打乐、合奏等多种形式的“演出”，道士是演出者，信徒是听众。其体裁有“颂”、“赞”、“步虚”、“偈”等格式。

6．道教对道家、儒学、佛学的吸收

（1）对教家的吸收

道教吸取道家思想，建立了道教的宗教世界观，这是道教思想的主体部分。道教与道家的结合，不仅表现在以老子为道教教祖，以《道德经》为道教经典上，而且表现在对“道”的崇拜与信仰上。他们讲“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继承道家以“道”为世界本原的思想，认为“道”是“涵乾括坤”的最高存在物，世界上的一切物象都是由“道”所生，但他们更强调“道”的神秘性，提出“道意”、“道性”等范畴，说“道”有思想、意识和性情，把“道”人格化，并通过若干环节把“三清尊神”作为“道”的人格化身。这样，道教所崇奉的“道”就具有神仙创造世界的意义，从而把道家的本体论引向了宗教。另一方面，他们发挥老子关于“德”的思想，着重阐述了如何“得道”的问题。据他们解释，“德”就是得，“德道”，就是得到道果，使“道”在我，与“道”合一，成为肉体、精神两不灭的神仙。

关于得道的方法，道教分为内修外炼两部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丹与外丹。“内丹”是以人体为“炉鼎”，以体内的“精”、“气”为药物，通过“吐故纳新”，使精气神凝，结成“圣胎”、“圣丹”，内容包括坐忘、主静、寡欲、息虑、存思、净明等，其中含有不少道家的养生理论。“外丹”是指用铅、汞等矿物冶炼而成的丹药，即所谓金石所炼而成的“金丹”、“仙丹”，以之服食，可以“长生不死”。

这是道教把道路家与方术家相互事例为己所用的一个范本。

（2）对儒学的吸收

道教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道教的宗教伦理学。这是道教思想的入世部分。道教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从它产生时起就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极大关注，并一直以“复考慈为德本”相标榜。为此，他们一般都注重研究儒家《五经》，从中吸取资料，建立道教的伦理制度和伦理思想。

道教的伦理制度，主要是把想象中的神仙世界和现实中的教职制度都予以等级化。道教的伦理思想就是把儒家的忠孝思想和性命学说写入条文，作为道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3．对佛教思想的吸收

道教吸取佛教思想，健全了自己的宗教学体系。道教在初创时期，就曾利用佛教的某些教义来编造道书，模仿佛教的某些戒规来制订道教的科仪。道教不仅吸收取了佛教的某些宗教制度，而且吸取了佛教的某些宗教理论，道教学者假托真人之口，把佛教的轮回转生之说引入道教。特别是禅宗兴起以后，在道教中出现了一股道、禅合流的思潮，提倡“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矣”。明克把禅宗所说的发现心中的“真如本性”作为得道的中心一环。正是在心性问题上，集中体现出道教与佛、儒的同归。

三、佛教、道教与传统文化

佛教和道教积累了大量的经籍文书，留下许多文物宝藏，对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观念文化，科技文化和形象文化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过不少重要的贡献。

（1）中国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文化影响最大。以思想史为例，中国佛学是隋唐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承前启后的思想“网结”和纽带。佛学丰富了中国哲学范畴。

（2）中国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技文化关系最密切。以医学、化学、药物学为例，道教把内外丹理论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相结合，把调息、按摩、导引、行气等养生术纳入医疗技术领域，并把炼丹术作为制药手段。

（3）佛教和道教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象文化的发展

首先，在传统国画中出现了文人佛、道画的新品种。其次，在传统文学中产生出一批以佛、道为题材的著名作品，这些作品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的方法。

第五章绚丽多彩的文物殿堂

一、玉器的文化特征

1．玉的文化内涵

（1）新石器时期

中国古代玉器最初是装饰品，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小型玉饰被大型的玉器所取代。大型玉器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社会等级观念和原始宗教观念正在渗入玉制品。到这时，即使小型玉饰也不再是单纯的装饰品。中国玉文化礼制时代开始到来。

（2）商代

商代贵族对祭祀空前重视。他们不仅铸造了大批纹饰精美、庄严肃穆、气势磅礴的青铜礼器，也琢制了大量绚丽多彩的玉礼器。西周灭商以后，制定了与宗

法制相应的祭祀制度。这一等级制度及其观念在玉礼器的使用中突出地反映出来。对祭祀天、地、四方神祗所用的礼玉种类，分别作了严格区分。对于王和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的封国国君所使用的玉礼品的种类也作了严格区分。玉礼器成为天国和人间的等级标志。西周时代，规模宏大的祭祀，促进了玉器的发展。但由于受等级观念束缚，玉器虽然数量多，但种类却较少。

（3）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激烈变化。玉礼器的功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玉礼器开始在朝觐、盟誓、婚聘、敛葬等方面产生作用，轻神重民思想逐步扩大。玉器也更多地被人们用来与君子的德性相比拟。

（4）秦汉

春汉之际，玉器中除了圭还有一点礼仪性质，其他玉器都明显成为仅具装饰意义的东西了。玉器的礼制色彩逐渐。而汉代玉器由于摆脱了礼制观念的束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汉玉雄浑豪放，追求清逸脱俗的艺术美，反映了汉代统一国家的雄风，这时的玉器已向艺术品转化。

（5）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起来，人们又将玉看成是延年益寿的药物，一度出现食玉之风。但这并未影响玉器的装饰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中国古代玉器在艺术方面的成就

（1）商代

商代玉器集前世雕琢技艺于一体，阴、阳线刻、浅浮雕等手法，都运用得自然娴熟，配合巧妙，纹饰纤细而清晰，形体规整匀称。尤其是商代后期，玉器数量众多，纹饰繁复，线条流畅，艺术水平很高。

（2）西周时期

西周玉器的艺术风格有简化趋势。在延用商代双线勾勒法的同时，独创了一种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工艺。纹饰常以简洁刚劲的线刻来表现，阴线或双勾阴线的夔纹、凤纹是其代表性图案。东周玉器形式复杂多样，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追求事物的神似。这时期的玉器绝大多数都有纹饰，凤鸟纹及由夔纹演变来的蟠虺纹相当流行。战国时期则流行云纹、谷纹。玉制品已同金银钿工艺紧密结合。

（3）汉代

汉代高浮雕和圆雕制品明显增多；镂空器物亦屡见不鲜。

（4）唐代

唐代玉器作品数量不多，但件件是精品。风格上与同时期金银器的精巧别致、雕塑艺术的饱满豪放和绘画艺术的细致入微结合起来，表现手法则注重写实，以圆雕、浮雕表现作品的外形轮廓，以较粗的阴线体现其神韵。唐代玉器精益求精，象形玉器形神兼备，标志着玉器艺术走出了魏晋以来的低谷，开始走向新的高峰。

（5）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题材多取日常习见的花卉、飞禽、走兽，表现手法普遍采用镂雕，图案或繁密秀丽，或清新雅致，都达到了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统一。这一时期，由于金石学兴起和厚古之风勃兴，出现了仿古玉器。宋代玉匠发明了染色、残缺的方法。宋代玉器以其出神入化的镂雕工艺、生动传神的花鸟图案以及别开生面的仿古玉器对后世玉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清静素雅、写实性很强的辽代玉器和以春山玉、秋水玉为突出特征的金代玉器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6）元代

元代玉器吸收了宋、金高超的镂雕技艺，浮雕技法也运用得得心应手。图案纹饰主要有花鸟、山水、螭虎、海兽等。花鸟图案的玉器以凌霄花嵌饰最有特色。渎山大玉海玉雕，气势雄伟，风格质朴，粗犷豪放，为元代最具代表性的玉作品。

（7）明、清时期

明、清玉器集历代玉器之大成。明代玉器造型粗犷浑厚，多以普通人物、日常动植物为题材，镂雕技艺运用极为广泛。在平面玉料上能雕出上下两层不同的图案，而且还能恰到好处地掌握好表面和内部的和谐。纹饰多为花鸟、动物及吉祥图案、人物故事，清秀雅致，情趣浓厚，线条刚劲利落，棱角分明。明代仿古玉的制作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清代玉器有大、多、精的特色。它将传统的阴刻、阴线、浮雕、镂雕待技艺发挥得尽善尽美，线如直心，圆如满月，委角圆滑光润，镂雕玲珑剔透，细部加工一丝不苟，给人一种和谐圆满的享受。清代的仿古玉器登峰造极。同时俏色玉技艺也达到顶峰。光彩夺目的明清玉器为中国玉器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铜镜的文化价值

我国最早的铜镜发现于齐家文化遗址，经历了西周以前的初创、春秋战国的流行、汉代的鼎盛、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中衰、隋唐的繁荣、五代宋元明清的衰落几个阶段。

铜镜与玉器、青铜器比较，发展期到来较晚。因而铜镜文化与玉器、青铜器文化比较更多地具有世俗化内容，这是铜镜文化的重要特点。

铜镜上有龙纹、凤纹、鱼纹，这些纹样在远古时代本来都是图腾，但在铜镜上已失去图腾的意义。铜镜上有日、月、天、地一类纹样，与古老的天地神祗观念有渊源关系，但主要意义已是表现人们的自然知识。

“四神”、“十二生肖”图案在铜镜上出现于汉代，宋代以后逐渐绝迹。它反映古人祈求神灵保护的心理和把动物视为祥瑞的心理。这类纹饰还含有古人的地理知识、季节知识，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

唐代以后，铜镜上的花草树木纹从附属点缀地位跃居主体位置。

人物图案在战国铜镜上有所反映。战国时人们尚武，铜镜上有披盔带甲的武士。汉代神仙人物故事流行，东王公、西王母、天皇、五帝、句芒等仙人故事频繁地出现在铜镜上。唐代的打马球镜生动地表现了打马球的激烈竞赛场面。宋代蹴鞠镜上的踢球场面。综上可以看出，全面而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美好向往，这是中国铜镜最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三、金银器的文化内涵

1．各时期金银器的发展

我国最早的金器出现于商代，银器出现稍晚于金器。

商周：商代金器是一些小件金饰品，种类和数量不多。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用黄金、白银制作的饰品种类和数量有明显的增加，而且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黄金器皿。

秦汉：秦汉时期，金银器制作工艺水平有所提高，从传统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门类。锤揲、掐丝、焊接、镶嵌等金钿工艺已被熟练掌握，鎏金工艺已十分发达。金银器的种类，除器皿外，还有动物造型和装饰品，金银印玺也有发现。

三国两晋南北朝：除各种小装饰品外，出土了许多众波斯萨珊朝传入的器物，反映了当时特别是北魏中外文化交流已相当频繁。

隋唐：唐代金银器多次成批出土。这一时期的金银器种类丰富，有杯、盒、盘、壶等器皿，有棺椁、佛塔等过去没有的新器物，还有龙、凤、天马、天狮等珍禽瑞兽的造形。花纹有牡丹、莲花、忍冬、石榴，还有乐妓、仕女、童子嬉戏、骑马狩猎等人物形象。这时制作金银器已广泛采用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捶打、錾刻、镂孔等工艺。

宋、辽、金、元：唐代金银器从上层社会的专用品变成市场上的商品，不但为皇帝贵族、王公大臣享用，也进入富裕的平民家庭和酒肆妓馆。风格也从唐代富丽繁华变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充满诗情画意。辽代的金银器富于民族色彩。金代的金银器出土不多。元代的金银器出土较多，水平较高。这一时期的金银器上经常可见制作者的铭文和款识。

明清：明代金银器没有多少创新。清代金银器空前发展，器物种类遍及典章、祭祀、冠饰、生活、鞍具、陈设和佛事各个方面，使用了大量黄金。金银器的社会功能更加扩大，器型和图案有很大发展，还出现了在金银器上点烧透明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的新工艺。

2．中国古代金银器反映出的文化内容

（1）崇拜与信仰

（2）等级观念

（3）民风民俗

（4）艺术水平

四、青铜器、陶器、瓷器与中国古代文化

（一）青铜器的文化内涵

1．不同时期青铜器的发展

殷商西周时代，是中国青铜器文化繁荣鼎的时期，当时出现了规模宏大的青铜冶炼作坊。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硬度以及韧性随铜、锡比例不同而发生变化的规律。铸造出来的器物，花纹绮丽、种类繁多。其中礼器和乐器代表了殷商西周时代的最高水平。

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逐渐成为庶民百姓的日用之物，青铜器的风格也从厚重转向轻便，造型由庄正转向奇巧，刻镂由深沉转向浮浅，纹饰由定式转向多变，出现了以攻战、宴乐为题材的写实性纹样；铁器取代了青铜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青铜器不再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

2．从青铜器中可以看到的文化现象。商代统治者将大量的青铜器放置在商代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宗庙，供他们祭祀和礼拜。他们死后，这些青铜器又被用来陪葬，幻想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使用。青铜器皿的型制、纹要也表现出宗教崇拜的特征。

首先，可以看到青铜器所反映的宗教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色。

其次，可以看到青铜器的礼制特征。商代贵族主要用酒器的多少来表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西周中期起，礼器中炊食器的比重增加，鼎成为表示身份和地的主要标志，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用鼎制度。还有一些青铜礼器被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谁拥有这种礼器，就意味谁得到了政权；若失去了它，就失去了政权。可见，青铜器反映出商周不可逾越的尊卑贵贱等级，以及维护等级秩序的礼制观念。

最后，可以看到青铜器的艺术价值。造型形式的精致化是青铜器造型形式的基本品质之一。气魄雄伟是青铜器造型的又一基本品质。青铜器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其纹饰、造型、铭文，体现着当时人们对于美的执着追求；它

给后来的雕刻艺术、书法艺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陶瓷器的人文精神

1．各时期陶器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多种多样。最有特色的是彩陶。陶工们对于点、线、面的熟练融合，对于花纹繁密的组合，以及对于旋纹与弧线的审美感，不但表明他们对自然和人类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还表明自然界已经脱离了它的原貌，增加了人的思想和人的想象，以及人对自然的美化和崇拜。而人对自然的反映，增加了人的主体万分，这就标志着人在与自然的争斗中，开始萌发出“人”作为认识主体的朦胧认识。这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开端。

商、周时代，是青铜器为时代标志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制陶工艺吸取了青铜技术的某些长处，取得了很大进步。刻纹白陶烧制成功是制陶工艺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主要向建筑用陶和冥用用陶两个方向发展。

从商周到汉唐时期的陶器造型来看，它更多的是反映人和社会，人已成为陶器造型的主体。

2．各时期瓷器的发展

瓷器渊源很悠久，但瓷器技术成熟是在东汉时期。1971年河南安阳北朝墓葬中出土了目前所见最早的白瓷。它们标志着对青瓷独统瓷器天下的局面的突破。隋代白瓷的制作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唐代在南北朝以来制瓷业的基础上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局面。白瓷在唐代达到极盛，其中以邢窑白瓷最为有名。青瓷以越窑为最。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有更大发展。

宋元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宋代青瓷十分讲究。南方青瓷以龙泉窑为代表，北方青瓷以汝窑为代表。青瓷在宋代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青瓷发展的高峰。白瓷也进一步发展，并由北向南，分布更加广泛。白瓷以定窑最为有名。定州窑称为“北定”，色白而滋润。南宋则以景德镇为主，称“南定”，以其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而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之一。景德镇“影青”白瓷更是一种特殊的发展。元代，景德镇成为制瓷业的中心。元代有名的青花瓷，就是在白瓷上画青花。元代在宋代白瓷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向彩瓷过渡。

明清瓷器在宋、元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了制瓷业的顶峰。

3．瓷器体现的中国文化内涵

（1）它精致地表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思想。

（2）它充分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纯真的感情和潇洒的风度，使人成为真正优美的形象。

（3）中国瓷器还体现了中国人对历史的尊重。

第六章文化的摇篮——育才

一、中国古代学校的源流和特点

1．原始学校与学校的萌芽

原始社会教育活动没有固定场所和特定对象，教育内容也只是根据一时一地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实为简单的生产或生活教育。原始社会后期，在教育上除了进行生产、生活知识的传授外，氏族公社的某些集体意识和风俗道德习惯等思想教育也必然渗透其中。但此时还没有正式的教育机构出

现。

2．奴隶社会与官学盛衰

夏：出现了学校。但是没有从文物中得到证实。

商：商朝的学校不仅有文献上的记载，而且得到地下出土文物特别是殷墟甲骨文字的佐证。商朝的学校名称，除了“庠”、“校”、“序”以外，还出现“学”、“大学”、“瞽宗”等称谓。殷人除了进行基本的书写、算数传授外，还十分重视宗教、军事、礼、乐等方面的教育。

西周：学校制度初具规模。包括国学和乡学两个系统。国学是中央官学，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里；乡学是地方官学，设在郊外的乡、州、党、闾等地方行政区域之中。国学可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类。其中大学又有两种情况，周王城中所设的大学叫“辟雍”或“学宫”、“大池”、“射卢”等；诸侯国都中所设的大学叫“泮宫”。无论是“辟雍”还是“学宫”，其建筑风格都颇具特色，它设有围墙，往往是三面环水，一面通向森林。国学中的小学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设在宫廷附近的贵胄小学，另一种是设在郊区的一般小学。

从西周开始，开创了“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办学传统。

西周时期还形成了以“六艺”为核心的教学内容。

西周建立了初步的教学管理制度。据《学记》记载，西周国学中的大学已建立了隔年一次的考核制度。

官学在西周时已达到极盛。西周末年，由于王室衰弱，诸侯纷争，“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始动摇，文物典章也开始从官守的秘府中流向民间，官学亦趋衰废。

3．“大一统”封建社会与多样化学校网络

官学

夏商周的官学伴随着贵族制的崩溃而最终解体，一时私学大兴。但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逐步成型，一种带着新质的官学也在母体中开始孕育着，齐国的稷下学宫，可以说是一次很好的新官学尝试，它并没有固守三代官学的窠臼，而是主动吸收了当时私学自由办学的某些优点而加以创新，这对后来封建官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但他崇尚“以法为教”，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受到排斥。中国封建官学制度的初步形成当从汉武帝兴学时算起，经历代王朝的不断发展而趋于完善。综合而论，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学有社会性、等级性以及学校种类增多等特点。

教学方式：汉代太学盛行经师大班讲课与学生课外进修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宋代官学在教育实践中又推出新的教学形式——分科教学。宋代专科学校的教学组织形式也颇具特色。如，宋代医学已初步运用了模型教学、实物教学和实践锻炼等多种形式，并建立了新型的教学实习制度——“印历制”，即要求实习医学生定期走访当时的太学、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为诸校学生看病诊治，须把“所诊疾状”及治后“侯愈或失”记录在“印历”（类似今之门诊卡）上，以便“岁终比较”。明代国子监的“历事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教学制度，即让监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校内学习之后，到政府去实习三个月或半年，然后经考试分上、中、下三等。

考试制度：封建社会的官学还建立了较为严格的学校考试制度。汉代太学就很重视考试，考试结果的好坏与学生出路有关。基本形式为“设科射策”，即教师把疑难问题分作甲乙两种，写在简策上，让学生选择解答，然后根据答题情况评定成绩，并授予相应的官职。唐代的官学考试频率明显加快，当时中央六学——国子监、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和律学普遍实行三种考试：旬试、岁试、

毕业考试，考试合格者方可送礼部考核录用，或进一步参与科举考试，寻求仕进正途。至宋代神宗年间，王安石对官学的考试制度作过较大改革，首创“三舍法”，将太学分外舍、内舍、上舍三部分。地方上的学生也可以经过考试逐渐升舍，升到州学上舍后再经考试升入太学外舍。元代的官学升斋考试分上、中、下诸斋，按考试成绩逐级递升。明代官学的升格考试，依学生考试成绩优劣，分“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而成绩最优者又可参与科举考试，成为“科学生员”。

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封建官学的行政管理体制有一个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它由中央政府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官及地方政府官员兼管，这对全国学校的协调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至隋、唐才开始设有专门教育行政机构——国子寺和国子监掌管中央官学，但地方官学的教育行政管理尚缺少专门机构。宋代时，才设有诸路学官和提举学事司专管地方官学。其后，设专官管理地方学校渐成定制。同样，学校经费也是在宋以后有了学田等较为稳定增长的经费保障。从学校内部行政管理而言，封建官学往往订有严格的学规校训以及相应的师生地。从汉代太学的“师法”、“家法”，到宋代太学惩罚学生过失的“五等罚”，以及明清国子监的监规和卧碑，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专制性，但不可不论封建官学在行政管理上也创造出一些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的办学经验。

私学

私学是在奴隶制官学衰朽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新兴办学形式。它不仅繁荣了学术文化，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为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最终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私学贡献：

其一，形成了相对自由的办学方针和独特的教学风格，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学术思想和科技文教事业的综合发展。

其二，私学承担了封建社会的启蒙教育任务，弥补了国家官方办学的不足，并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

书院

书院是我国唐末以后逐渐兴起的具有独特办学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起初，书院只是官方藏书、校书之所，如唐代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真正具有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才基本形成。经北宋的初步发展和南宋的突飞猛进，一些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崇山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等脱口而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大体来说早期书院多属自由办学的私学性质，办出成绩后常受到政府嘉奖和帮助；元代以后的书院则多走向官学化，为官府所操纵。

书院办学特色：

第一，注重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形成了学术研究的自由争鸣风气。

第二，注重学生自修与教师指导的结合，着眼于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

第三，注重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人文环境的结合，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

二、传统教育与传统文化

1．教学目标

孔子最先在教学上倡导伦理本位的课程论思想。他在政治上主张“周礼”，故在教育上提出要继承西周鼎盛时期的“六艺”教育传统。孔子的“复礼”并非简单地回到西周社会，而是主张根据春秋战国之际的时代要求进行有所“损益”的

改革，其中西周末期以来所出现的礼乐教育形式化趋势当在改革之列。孔子改革教育的根本思想是提出以“举贤才”为目的的“学而优则仕”，而其中的“贤”和“优”又是以能否达到道德完善——“仁人”为标准，因此孔子在教学上便很自然地突出了伦理本位的课程结构，注重德育。

2．教学内容——六经

《诗》是西周以来的诗歌，本有3000篇之多，经孔子删订后只留305篇，统称三百篇。依据乐调的不同，这个诗歌选集分为“风”、“雅”、“颂”三类，贯穿《诗》的核心思想内容则是合乎“礼”的伦理道德精神——“思无邪”。

《书》，即《尚书》，指春秋以前的官方政治历史资料汇编，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重要史实。相传有篇，今存28篇。学习《书》不只是为了丰富历史知识，更重要的在于把握先王是如何以伦理精神来治理国家政事。

《礼》，又称《士礼》，后称《仪礼》，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

《乐》，指《乐经》，系音乐方面的典籍。

《易》，即《周易》。孔子及其弟子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逐渐撰写了一些传注，统称为《易传》，以阐明儒家的伦理、政治和哲学思想。

《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经孔子笔削后，该书蕴含着浓厚的伦理政治色彩。把它作为教材，对教养儒家所希望的德治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除《乐经》亡佚外，其余“五经”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和私学的基本课程。此外，宋以后的儒学教育家又进而在“五经”基础上新增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作为官学和私学的基本课程。

总之，伦理本的课程结构即德育，在中国传统教育内容中占据了主体地位。但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专门知识的教育也长期绵延发展，有时因多种因素的促成而发展得更快一些，出现了一些专科学校；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民间的传播或家学、私学传递形式进行。

3．教学关系

尊师爱生；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学思结合；由博反约；温故知新；身体力行；教学相长。

第七章艺术精品——中国书法、绘画

一、中国书法概说与书法精品

1．书法概说

两项基本要求：一要书写汉字；二要使用毛笔。

三个要素：一是笔法；二是结体；三是笔意。

对品评者要求：多方面知识和卓越的鉴赏能力。

历代哲学意识对书法的影响：易学的阴阳二气；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崇尚自然；禅宗的顿悟静修等。

2．书法精品

王羲之《兰亭序》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颜真卿《颜勤礼碑》

柳公权《玄秘塔碑》

怀素《苏本自叙帖》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庭坚《松风阁诗帖》

赵构《草书洛神赋》

赵孟頫《胆巴碑》

二、国画与传统文化

1．国画概说

中国绘画简称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绘画品种，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国画是用毛笔、墨和中国颜料，在特制的宣纸或绢上作画。分为人物、山水、花鸟等画科。技法上又分为工笔、写意两大类。有壁画、屏障、卷轴、册页、扇面等多种画幅形式。还有独特的装裱工艺。

国画与西洋画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艺术特色。国画表现物象传统的美学法则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采用的方法是“目识心记，以形写神“。

2．国画精品

阎立本《步辇图》

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王维《辋川图》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马远《踏歌图》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徐渭《墨葡萄图》

朱耷《荷花双鸟》

原济《山水清音图》

第八章传统文化的珍品——中国医药学与养生学

一、中医学的分科和理论及药物学的发展

1．中医学的分科

我国从周代起，医学已经分成营养科（食医）、内科（疾医）、外伤科（疡医）和兽医四科。唐代医学分科更加细密，有内科（体疗）、儿科（少小）、五官科（耳目口齿）、外治法（角法）、针灸科（针科）、推拿科（按摩科）、咒禁科。宋代医生更加专科化，在唐代分科的基础上，又添加风科、眼科、产科等。元明清时期基本上保持这些分科。

2．基础医学理论

夏朝开始人工酗酒，并用于治病。商朝产生汤液。西周时，出现专职医生，并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

西周时，人们认识到某些疾病的发生与季节的变化有关，并认识到气候失常能导致疾病的流行，流行病是因传染所致。

春秋时，秦国著名医生医和创“六气致病说”，认为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失调即是造成疾病的原因。

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已知道用宣导、运动的方法来防治疾病。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药学和养生学发展至系统的理论阶段。

我国第一部编撰于战国时代，在西汉时写定的医学经典《内经》，完成了中医药学和养生学的理论体系。

《内经》：使中医药学和养生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理论，为规范、指导、发展中医药学和养生学理论作出了贡献。《内经》是一部专论中医基本理论的著作，它的全称叫《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所著，实际是战国时期诸多医学家共同完成的。《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素问》的内容偏重中医人体生理、病理学、药物治疗学的基本理论。《灵枢》

主要论述针灸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解剖等。

《内经》主要成就：第一，引进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医学整体观念；第二，引进精气神学说，强调精、气、神是构成人体的三宝；第三，对人体生理进行了研究探讨，划分了人体生长、发育、衰老的不同时期；第四，强调早期治疗的预防思想；第五，提出天人相应的养生原则和创立经络学说，为中医养生和气功养生建立了理论基础。

《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所著，总结了秦汉以前人民用药的经验。全书共三卷，收载药物365种，根据毒性和药效，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无毒，为补药。中品120种有毒或无毒，能遏病补虚。下品125种，能除邪，多具毒，专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这是中国药物最早、最原始的分类法。在药物理论方面概括出“君、臣、佐、使”的药物配伍说，以及“四气五味”的药物性能说，并明确了“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原则，使药物性能与病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医学的治疗理论，为我国本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伤寒杂病论》：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所著。共16卷，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原著失传，后经西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再由北宋孙奇、林亿等人校正后分为两本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论》主要论述各种急性热病的发病规律和辨证施治方法。《金匮要略》主要论述内科杂病，也涉及妇、儿、外、五官等科疾病。《伤寒杂病论》完成了中医理论到临床实践的过渡。

《伤寒杂病论》主要成就：首次提出，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由“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进行综合分析和归纳，根据所辨症候，定出适当的治疗方针。这就确定了“审证辨因，因证立法，以法系方，遣方用药“的中医辩证施治的原则，奠定了中医临床治疗学的基础。

其他著作理论：隋代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症候的专著。唐代王冰注《素问》时提到运气说。是以“五运六气“预测疾病发展和轻重的一种学说。

3．内科学理论

晋、唐时期还没有内科学的命名，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是晋唐时期的两部综合性巨著，其中有不少关于内科病的阐述。

《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是宋政府组织集体编著的大型方书，对疾病的论述比较系统而简洁，对许多疾病的归类也较为合理，很有临床实用价值。

明代著名内科杂病学家薛己的《内科摘要》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以内科命名的医籍。

明清时代内科的特点，主要是围绕医学理论与古代医家学说及其医疗经验展开的不同学术流派的论争。

4外科学及骨科学理论

华佗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外科先祖，他的外科手术水平很高，并创造性地使用麻沸散作为临床麻醉剂，成为医学史上的创举。

《刘涓子鬼遗方》是晋代刘涓子所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外科专著，内容主要是治疗有关金疮、痈疽方面的医术。

宋元时期：李讯《集验背疽方》、齐德之《外科精仪》、陈自明《外科精要》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著作。

元代：危京林《世医效方》是现存记述骨科最详细的书。

明代：汪机《外科理例》是为外科理论继往开来的巨著。

其他：王肯堂《外科准绳》、陈实功《外科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