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

摘要：四大奠基人似乎已经成为传播学的常识。然而根据当年施拉姆选择的标准，有许多研究者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社会学家更有理由成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回溯传播思想史，在施拉姆选择标准的学术外表之下，还有更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因。施拉姆关于四大奠基人的神话窄化了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挑战这种话语霸权，对我们重新考量传播学理论视角的多元化问题，以便释放出传播研究的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四大奠基人施拉姆芝加哥学派

关于传播学的奠基人，似乎是一个不用再探讨的话题，在很多人看来，它已经成为了传播学界的一个常识。许多传播学教科书用以下的方式来讨论传播学的缘起：“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1]很多年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提法的科学性，甚至很少有人追溯这种思想的来源。然而回归思想史，在这一提法的背后似乎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悬疑。

一、施拉姆与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提出

其实，明确传播学四大奠基人这一提法的年代，比人们想象得要晚得多。1980年，美国传播学界的泰斗威尔伯?施拉姆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等四大奠基人所开创的传播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后来的传播学奠定了一个基础。于是，“四大

奠基者”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有学者指出，在美国，这四位学者“对大众传播研究史的重要性已经被Wilbur Schramm在他19 87年去世之前牢固地树立起来，而且被罗杰斯重申”。[2] 根据施拉姆的本意，选择以拉斯韦尔为首的四人充当传播学奠基人的理由如下：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并推动了传播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其中三人建立了研究和教育培训的机构，指导过大批的学生，对同事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一切均发生在传播作为一门专门化的学科出现之前。[3]应当承认，施拉姆所提的四位奠基人确实符合上述标准，他们也确实对传播学的产生做出较为重大的贡献。然而问题就在于，根据这一标准，可以成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学者实在是很多，杜威、库利、帕克、布鲁默、霍克海默……扳着手指数不过来，这些学者对传播学的贡献甚至比四大奠基人中的某些成员更早、更大。比如帕克，他提出“把关人”理论和对一战时期宣传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勒温刚从部队退役回柏林教心理学，而拉斯韦尔还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读书。施拉姆的这一标准只能将一个重要的早期传播思想家——李普曼划在奠基人范围之外，因为后者从没有建立什么培训或研究机构或指导过什么学生。

于是一个重要的悬疑便出现了，为什么施拉姆不选择杜威或者帕克。关于这个问题，按照罗杰斯的看法，施拉姆这么做是非常精明的，“他更愿意通过声称现存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径，来赋予传播学以合法

性。”[4]而黄旦则认为，罗杰斯的看法并不合理，因为即使施拉姆看不起来自欧洲的霍克海默等学者，把杜威、库利和帕克等人作为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人实在算不得辱没门庭。[5] 我注意到，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书中，施拉姆也提到了库利、帕克和萨丕尔，并称他们为“奠基者的奠基者”。施拉姆在分析帕克等人对传播学的贡献时，曾从反面提出了他所认可的传播学奠基人的标准。他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研究者对传播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而言，这是一种被放在第二位的研究兴趣，仅仅是他们主攻学科的一个例证，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采用与当代社会科学紧密相联的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问题。”[6]在这里，施拉姆部分地披露了他的意图：由于他所钦定的四大奠基人中没有一人可以被称为主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因此他关于传播奠基人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定量研究”。

首先需要驳斥的是，这是一种学术偏见，完全站不住脚。孔德、斯宾塞、韦伯、马克思也没有采用现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方法，但恐怕没有人敢说他们不是社会学的奠基人。退一步说，即使“定量研究”是成为奠基人的前提，芝加哥学派的某些学者还是很符合成为奠基人的条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并不只有定性研究，布鲁默和豪瑟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奥格本与伯吉斯所做的一些关于城市中传播问题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定量研究，而斯托弗更是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与

霍夫兰的定量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所以别说施拉姆所提出的第二个标准是不成立的，即使成立，也不能将芝加哥学派挡在传播学奠基者的大门之外。

二、为什么不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所以，按正常的逻辑，那么在四大奠基人之前，最没有争议的传播学奠基人应该算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某些成员了。芝加哥学派所开创的传播研究倾向早晚会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由其传播研究的贡献所决定的。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传播理论框架；提供了大量可供证实的理论假设和为数颇丰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芝加哥学派已经形成了颇成气候的理论线索。在宏观层面，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学者广泛讨论了传播技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人的生存方式、维系现代社会生存发展和实现民主政治。这条线索日后逐渐发展为传播学技术主义范式，传播生态学和发展传播学的某些主张。在中观层面，芝加哥学者们讨论了传媒与移民美国化、宣传与社会控制等问题。他们指出，现代大众传播对社会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需要有效地利用这种能力以保障社会的正常运作。这一线索为美国传播学主流范式奠定了基础。在微观层面，以米德为首的学者将把传播界定为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心灵与社会意义被建构。这条线索对于人际传播这一学科领域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且，

当前这种理论逐渐转向大众传播领域，为符号互动的大众传播理论与传播生态学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而且芝加哥学派曾提出过一系列后来成为传播理论重要组

成部分的假说。比如帕克就曾提出并详细论述过“把关人理论”；而布鲁默除了最早界定了“大众”这一概念之外，还为效果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其撰写的《电影与行为》等书中，他先后提到了“使用—满足理论”、“有限效果论”、“社会学习理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多种理论假设。此外，芝加哥学派还将大量欧洲经典社会学家们关于传播的观点移植入美国传

播研究的肌体，以帕克为例，他把大众社会的理论，公众与群众的区分，齐美尔关于时尚与社会互动的观点、塔德关于舆论的观点等思想都“运输”到了美国。

所以，芝加哥学派有足够的理由成为美国传播学的奠基者。但奇怪的是，施拉姆对此熟视无睹。于是，第二个悬疑出现了，施拉姆为什么对芝加哥学派的贡献置若罔闻。回溯历史，我觉得有些线索可以来帮助说明问题。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步入衰落期。有研究者在探讨该学派没落的原因时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出现了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也有学者认为，非学科化倾向以及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导致了芝加哥学派的最终瓦解。但我发现，这些都不是芝加哥学派衰落的根本原因。从根本上讲，芝加哥学派衰落与当时美国社会知识生态的变化有关。在

二战前后，美国明显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控制到冷战开始时达到了最高峰。这样的意识形态控制对于芝加哥学派生存环境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后者强调的是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信念，强调的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就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而言，最能体现出这一问题。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揭幕，美国的传播研究发生了根本的转型，那种认为战争是传播学温床的观点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参战后，许多学者立即主动加入战时传播方面的研究，服务于意识形态乃至投入反对极权主义的宣传战。与此同时在军方与政府的大力资助下，以二战时期宣传研究、陆军实验等为代表的一批传播研究项目以雄厚的资金和便利的研究条件主导了传播研究的方向。这样一来，政治传播研究成为主导，而以社会传播为主导的芝加哥学派确实是难以为继。相反，一些新的传播研究者抓住了这一契机，迅速崛起，其中就有施拉姆。他与四大奠基人都参与到二战为美军宣传服务的研究中来，并成为美国政府的“御用”学者。施拉姆与芝加哥学派的分歧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歧，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施拉姆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取向的传播研究者。他早期的重要代表作《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一个明证，这本书“在‘客观’、‘超然’的外表下，它是环境的产物，除了那个冷战时代的影响，还有美国私人所有、追求利润的媒介模式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在施拉姆所写的那部

分文章中，冷战思维表现得比较明显。然而，在特定时代受特定思维方式和环境扭转影响的产物，由于是以‘学术著作’的面目出现的，其影响便作为学术传统被保留下来。而这当然是有害的。”[7]所以说到底，在讨论传播学的奠基者时，施拉姆之所以把芝加哥学派抛在一边，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使然。

三、四大奠基人神话的后果

谁是传播学的真正奠基人，这对于今天的传播研究并不重要。我更关心的是，施拉姆主观的取舍给传播的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到底带来了什么。

我不讨厌施拉姆的意识形态倾向，因为人总有时代局限性。我也无意推翻施拉姆的盛名，因为他确实为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正是因为施拉姆在传播学中的突出地位，使他对于传播学奠基人的“分封”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施拉姆不欣赏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取向，原本无可厚非。但由于他在传播学中所具有的话语霸权，他的这种取向便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误导。作为传播学的开创者介入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无端地从一开始就片面勾画传播思想发展的基因图谱，其实封杀了传播学许多可能的发展方向。

我无意否定传播学的四大奠基者对传播学重要的开创性作用，但不能将其奉为传播学发端的惟一动力。不容否认的是，像施拉姆那样，将传播学研究的视域完全置于四大奠基人所圈定的藩篱中，已经束缚了传播学的全面发展。这一点，连施拉姆的跟

随者们都看出来了。他们指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将传播学的侧重点压缩成一种个人主义的、短期效果的样式。因此，他们关闭了许多最近刚刚被学者们重新打开的研究领域”。[8]四大奠基人中对传播学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两位结构功能主义者——拉扎斯菲尔德和后期的拉斯韦尔，因此他们开创的范式可以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与芝加哥学派关注传媒与社会变迁互动不同，该范式热衷于静止的传播结构和确定性的传播现实。它对传播和传媒的定义比芝加哥学派狭窄得多。它把传播研究发展为规范性而不是探索性的研究。这些年来，结构功能主义作为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在传播学诸领域的开拓令人失望。很重要的原因是，静止的传播结构研究远远落后于动态的传播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文化结构的变革。正是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研究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学科危机。施拉姆曾坦言，直到2 0世纪80年代，“传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9]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施拉姆本人恐怕难辞其咎，因为他创造的四大奠基人神话关闭了传播学发展的多元通道。

发人深省的是，被施拉姆关闭的知识通道，多半来自芝加哥的传统，比如相对主义倾向的思想，人本主义的研究理念，探索性的研究方法等等。将传播学的源头回溯到芝加哥学派那里，并不仅仅具有传播学术史或传播思想史的意义，还具有重新理解人

类传播的现实理论意义。由于芝加哥学派认为现代社会仰仗传播而维系，因此它所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它的意义远远地超越了结构功能主义者对传播涵义的限定。如果从芝加哥学派的视角重新审视传播，传播学的研究就有可能走出“五W”模式的狭窄天地，向更为宏观的研究方向——如传播与人性或者传播与社会生态的关系拓进。

当然，仅仅注入芝加哥学派的某些合理因素是不够的。因为对于传播学而言，其源头绝不仅仅只有经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能给传播学发展提供的营养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更需要的是重新考量传播学理论视角的多元化问题，以便释放出传播研究的活力。传播学的发展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时刻，摆脱施拉姆的误导，以更多元的视角重新来审视传播问题或者是交流问题将是传播学走出困境的第一选项。关于这一点，有些学者已经有所意识：“似乎一提传播学，就是由四大奠基人首创。我们的视野也囿于这样的知识地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传播学多元源头的探究就显得十分必要。”[10]着眼于传播学的今天和明天，颠覆施拉姆某些错误观点和话语霸权显得很有必要。理论是对常识的批判。我们却常把美国的传播理论当作公理，完全照搬照抄，顺便帮助权威们制造了不少神话。这样做对传播理论的发展不见得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