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闽南文化在潮州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论闽南文化在潮州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潮州位于潮汕平原的心脏地带，是粤东地区古老的文化中心。广义的潮州包括整个潮汕地区，即潮州府辖下的九个县范围。狭义的潮州指今天的潮州市辖区，即潮州辖区内的湘桥和枫溪二区加上潮安和饶平二县，人口约二百五十万。自春秋战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漫长时间，潮州一直都是整个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上所指的潮州即为包括潮州在内整个潮汕地区。

从地理位置上说，潮州有美丽富饶的韩江三角洲，有南中国的黄金海岸。韩江是粤东第一大河，她流贯整个潮汕平原并在位于潮汕地区东部的澄海和最南部端的汕头两处注入南海。在潮汕平原的西部还有另外一条河流—榕江，也从南端的汕头出海。韩江和榕江共同构成了潮汕平原的“两河流域”。潮汕平原的西北部有凤凰山和莲花山为屏障，依山傍海，是一个面向海洋的半封闭地区。韩江自大埔县三河坝向南流动，流经大埔县的高坡、丰顺县的嵧隍和潮安县的赤凤三地河段，此地两岸群山对立，江面狭窄，水流湍急，构成了韩江的“三峡”，进入潮安县界内的归湖镇之后，江面开阔，水流缓慢，韩江带来的大量泥沙不断堆积，日积月累，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潮汕平原，潮汕平原最南端的汕头等地也是韩江的冲积而成。在汕头未形成陆地之前，归湖以下的意溪一带是韩江早期的出海口。

现代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今天的潮州市区以南的部分及以下至汕头等所有地区都是韩江的泥沙冲积而成。在对潮州市区以南地区的距

今5000-6000地层钻探所采集的泥沙样品中发现有海洋微生物硅藻化石和有孔虫壳，而且越往南，这种发现越多，距今的年代也越近。随着海退的出现，下游的沙洲不断扩大，韩江一分为二，其出海口才分别移至今天的汕头和澄海一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潮州市以西的陈桥村的海积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迹，考古学家称之为“陈桥人”。之后在潮安、澄海、揭阳和南澳等地也发现有类似的贝丘文化遗迹，潮汕地区所发现的这些贝丘文化遗迹的文化类型大致相同，因而均被称为“陈桥人文化”。陈桥人生活的范围刚好含盖了位于粤东地区的整个潮汕平原。

197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位于潮州凤凰山（粤东最高峰，中国畲族的发祥地，参见拙作《畲族与潮州文化研究》）附近的饶平县浮滨镇发掘了二十多座土坑竖穴墓，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遗物近200件，并将其命名为“浮滨文化”。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浮滨人生活的时期晚于陈桥人。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和深入研究，考古学家们还发现“浮滨文化”的存在范围不仅含盖了整个粤东地区，同时也包括了福建的闽南地区，这正好说明从大约距今3000-4000年前，即商周时期或更早时期，中原的先进文化已经进入了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与福建南部闽南地区，并且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的涵化，并与当地的土土著文化融汇在一起了，当然，漳、潮地区两地的文化也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两地文化的相似或一致应该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是“浮滨文化”的考古发现所说明了的。会而努力!

但是，人类学界对人类文化的起源问题一直存在有“单中心说”

与“多中心说”之争，人们对“浮滨文化”的性质和来源还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潮汕文化的来源的意见也不一致。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和民俗学的研究，人们较普遍认为：粤东和闽南地区春秋以前这里是一片荒野，根本不可能在3000-4000年前的时代就完成了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参考依据的记载，中原地区的古老文献也几乎没有提及这里的所谓的“七闽之地”

。如按照考古学的发现所说明的那样，则在当时中原文献应该有所提及才对，可是在所有的文献记载中根本没有提及。只有到了西周时期，在《周礼/积方氏》才隐隐约约提到西周时候东南沿海存在有“七闽”之地。这也许就是这里是“春秋为七闽之地，战国为越人所居”这种说法的来源吧。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和民俗学的研究，结合当地广泛流传的说法，春秋旧战国以前，地处韩江三角洲和榕江流域的潮汕地区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区域，当时这里的文化也只有以当地土著文化的形态存在。春秋时期以前，来自中原的主流文化还不可能对当地的土著文化有任何影响，因而那个时期的中原文化的史料几乎没有提到有关本地的情况，这种说法还是为包括史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一直要秦汉以后，中原的主流文化对本地区才有所影响，而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还要通过其它地方作为中介才能实现。

据史料记载：秦始王对五岭用兵，设置了桂林、象和南海三郡。秦朝将军史禄带兵至潮州，并在邻近的揭岭山上（在揭东县境内）扎营安寨，潮州当时即为秦所设的南海郡管辖下的揭阳县，设县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秦汉时期中原的主流文化对本地区的影响主要

通过南越国这个中介来实现。当地的土著文化受南越国的广府文化的影响而两地文化存在一定程度上相似性。但是，这一时期进入本地区的汉族人数仍然不多，他们与本地的“蛮人”杂然相处，部分“蛮人”也开始实现汉化，但从整体上说，本地区的汉化程度还处在十分低下的水平，与南越国的其它地方仍有很大的差距，因而一直被视为“南蛮”之地，从中原主流文化的角度，这里可以说是一片文化的荒野。

到了晋朝，中原主流文化对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大批的中原汉人移民到长江下游地区和广东和福建地区，当然也包括了潮汕地区。据《宋书》记载：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在潮州设置义安郡，开始了本地区州郡一级的建制。州郡一级建制的设立，提高了潮州地区的地位，同时也表明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增加。而人口的增加与南来的中原汉人不无关系，即这一时期有大量中原汉人移居到本地区。但是，在这一时期，南来的中原汉人似乎与当地的土著“蛮人”还没有真正地融合起来，还存在着一种彼此隔离的状态，当地的土著蛮僚与南来的中原汉人之间还存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到唐朝的高宗武后时期，朝庭还多次派兵平定当地蛮僚的骚乱，但到这时，已经在本地区安居的中原汉人及其所带来的中原主流文化还未能对当地的土著文化产生大的影响。直到韩愈被贬到潮州任剌史，中原主流文化对本地的土著文化才出现实质性的影响，当地的文化也因而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特别是韩愈在潮州大举兴学，开创了潮州文化发展的先河。虽然在韩愈来潮州任剌史之前当地也有乡学，但是原有的乡学规模很小，办学质量也不高，对当地的文化影响力较小。韩愈来潮州之后，对潮州的乡学进行彻底的改革，开办公学，对潮州文化

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潮州作为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开始形成。而真正形成独特的潮州文化还要到唐后的宋、元时期，闽文化的西渐迁移对潮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才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大规模的中原汉人的向南迁移进入广东地区主要通过两条便道：一是通过湖南、江西一带的梅岭古道进入粤北地区，然后到达珠三角一带；二是通过福建进入广东东部潮汕地区的沿海线。南迁的中原汉人的迁移不可能地长驱直入，而是走走停停，也许他们先到达一地后，先停下来生活一段时间，若干年后或下一代人才继续南移进入这一地区的。

由于福建地处中原汉人南迁的交通要道，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原汉人南迁的同时势必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这些要先在福建地区与当地的文化实现涵化，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因而在宋、元时期，闽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中原主流文化对潮州地区的影响都是以空前繁荣的闽文化作为中介。在这一时期，唐及以前大量从中原迁移到长江下游及闽南地区的汉人，经过长时间的停留和繁殖之后，开始大量西渐移居潮州，闽南地区由于地少人稠，不少福建当地人（当地称之为“福佬”）也开始大量迁移至地大人稀的潮州。中原汉人和”福佬”的大量迁入，给文化处于落后地位的潮州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闽文化以及闽风俗。同时，当地的土著文化迅速与外来的闽文化涵化起来，融合在一起，开始形成独特的潮州文化。古有“虽境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的说法。时至今天，虽潮漳分属广东福建二省，潮州文化与闽南文化仍有很大的相似性。潮漳二

地均讲闽南话，语言相通，风俗习惯也大同小民，其相似度比同属广东省辖属的潮州文化与广府文化的相似度更高。真正对潮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宋、元时期已经先走一步完成了与中原文化的涵化、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闽文化。

宋、元时期闽文化对潮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根据现存资料和漳、潮二地的文化特点，归纳起来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

首先，从宋代开始，在潮州当官的”福佬”很多，他们对潮州文化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在潮州任过知州的有籍贯可考的共有31人，其中”福佬”占了17人，占总数一半以上；南宋时期在潮州任州官有籍贯可考的共有90人，而”福佬”57人，占总数的三份之二。当然在潮州辖下各县为官的闽籍官员更多。当时的勤学之风在闽地尤为突出，这些在潮为官闽籍官员，尊崇儒术，大力兴办教育，以兴学明道为已任。他们以韩愈为榜样，继承韩愈开启的兴学传统，大力兴建州、县学宫，创办书院。虽然在宋代创办“韩山书院”和“元公书院”的不是”福佬”，但是复兴“韩山书院”的知州郑良臣和扩建“元公书院”的知州陈玮都是”福佬”。二书院也要诸多闽藉潮州官的努力下得以不断发展。“潮有二书院，他郡所无”。书院和学宫的设立和发展，无疑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当时潮州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在历任潮州官的闽籍官员的努力下，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闽籍官员的努力，使当时潮州的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高，而教育程度的提高，无疑为潮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可见当时潮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在潮

州任职的诸多闽籍官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南宋时期，潮州人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参加贡举考试人数的日益增多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淳熙元年（1174），潮州参加考试的士子只有3000名，到嘉泰四年（1204），增加到4000名，以后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考试的学子也不断增加，到绍定元年（1228），增加到6600名，而到咸淳三年（1267），参加考试的学子竟然超过10000名。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参加考试的人数翻了三翻多，而当时潮州的人数最多也不超过70万，也就是说：当时每70人中就有一人是参加考试的。当时在潮州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出现了大批文化精英。宋代潮州人登进士第的达139名之多，这是宋代以前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海滨邹鲁”、“岭海名邦”也因而成为人们对潮州的美称。没有潮州历任闽官员的努力，潮州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教育程度。

其次，大量的”福佬”西渐迁移潮州，加快了潮州文化与闽南文化的涵化。闽地域狭小，人口稠密，这迫使大量当地人转事他业，或向周边的潮州地区迁移，以求生存。闽文化的空前发展，促进了闽地农、工、商、贾各行各业的大发展。相对于当时各方面都处于落后的潮州，”福佬”无疑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大量”福佬”移居潮州，对独特的潮州文化的形成在文化上的意义十分重大。

移居潮州的”福佬”将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以及从事商业的传统带到潮州来，促使本地农业和手工业水平的提高，活跃了当地的运输和贸易，从而促进本地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一时潮州大地商铺如云，经商贸易者众，潮汕人善于经商贸易，大概就从此时

开始。

移居潮州的”福佬”中不乏仕宦与世家，他们大都成为当地的望族。由于漳、潮两地山海相连，自然环境相若，许多闽籍潮州官将之看成是故乡，他们任职期满后，没有回到原籍，而是举家留潮，当然也成为当地的望族。这些望族十分重视自已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并使之在潮州大地发扬光在。这些望族在潮州大地扎根，对当地文化传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渐移居潮州的大量”福佬”，自然而然地将闽地的风俗、习惯、方言和宗教信仰等带到潮州来，实现了与当地文化的涵化。至今，潮州的许多风俗习惯与闽地相仿；对妈祖的信仰闽潮完全一致；潮州民间所祭拜的神大多从”福佬”所祭拜的诸神演变而来；潮州话属于闽方言，从发音到表达与闽方言十分相似，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还是达到基本上可以相互沟通的程度；潮州民居的建筑风格与闽地，特别是闽南地区的建筑风格非常接近；潮州的石雕石刻都保留着福建的特色；潮州菜的烹饪方法也是从福建菜演变而来；潮剧这一剧种在潮汕地区和闽南地区都有其广阔的市场，两地都有“潮剧团”这种文艺演出组织或团体；潮州人与闽地人一样业儒好学，好读书是闽地民风的一大特色，也是潮州民风的一大特色。

其三、潮州毗邻福建。在广东的地理位置来说，潮州是省尾国角，远离广东的发达珠三角地区，而与潮州接壤的闽南地区恰是经济文化在福建中较为发达的地区。自古以来，福建闽南地区对潮州文化的影响要比广东的其它地区对潮州的影响要大得多。由于潮州地处闽粤交界处，水陆交通较为便利，因而也就成为粤闽之间交流的纽带和往来

货物的集散地，经济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许多闽籍富商巨贾先后到潮州买田置业，经商贸易。不少商号、行、铺都是”福佬”开的，交易非常活跃，一时潮州的行铺盛行闽南话。至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少“福佬”开的行、铺仍在经营之中。时至今日，潮州旧城区仍保留许多这些行、铺的旧址，这些行铺的旧址和民居还保存着鲜明的闽地特色。长期以来，许许多多的闽籍农工艺人，三教九流的人也纷纷到潮州来谋生。记得到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前，在潮州各地从事铁工、裁缝、理发、补鞋、打被子等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几乎清一色的都是“福佬”。由于长期以来在潮州经商做工的福建人很多，往返于闽、潮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源源不断地把闽地最新发展的文化带到潮州，从各个方面继续影响潮州文化的发展，保证了闽文化对潮州文化发展施加影响的连续性，同时也加速了两地文化的涵化。

潮汕地区与闽南地区虽分属种粤闽两省，但两地山水相连，语言、风俗、民情相通。《舆地纪胜》一书在描述粤东与闽南两地的语言时写到：“……

虽境土有闽、广之分，而风俗无漳、潮之别。”

我们观察社会结构可以发现：具有相同生存策略的群体更趋向于相同的社会结构，而历史条件、环境因素会导致这种总体上相同的社会结构出现某种程度的差异。漳、潮两地正是由于有相同的生存策略、历史条件和环境因素而形成相似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形成相似的传统文化。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潮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宋代以来闽地文

化对当地文化施加影响、并与当地文化的涵化的结果。潮汕文化在形成之初与南越国的广府文化较为接近，但后来又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某种程度的差异，慢慢偏离广府文化，而趋向于与闽文化相同。由此可见，离开闽地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与涵化，今天的潮州文化或许可能更接近于广东文化，毕竟历史上潮州在行政区的划分上一直都隶属于广东，文化面貌更接近于广东也是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