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方与杜亚泉的读者思想研究

沈知方与杜亚泉的读者思想研究

摘要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沈知方和杜亚泉都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无论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还是世界书局，它们都对中国近代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选取了沈知方和杜亚泉这两个代表人物，希望通过对他们编辑实践活动的梳理，结合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试图对他们的读者思想做一个剖析。

关键词：沈知方杜亚泉读者思想

第一章绪论

“近代以来，西力东侵，中西碰撞，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与转型之间。期间，以民营出版为主体的近代出版业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会通和融合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从而承担起构建和发展近代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新旧文化交锋最为激烈的上海，先后诞生了一大批诸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对近代中国卓有影响了出版社，当时坊间即有“商中世大开”的排名和说法。据王云五在《十五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的统计，1927——1936年全国共计出新书4.3万种，其中商务、中华和世界三家民营出版社就占总数的65.2%，民营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可见一斑。在这个民营出版业迅速发

展的年代，社会上涌现了许多诸如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杜亚泉等优秀的编辑出版大家，他们学识渊博、心怀天下，对中国近代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的编辑观念、读者思想和运营手法至今仍为业界所津津乐道。本文选取了其中的沈知方和杜亚泉两个人物以作比较，希望能够研究、探寻他们在读者思想方面的独到之处，向前辈取经。

第二章编辑出版活动的概述

(一)沈知方的编辑出版生涯

在众多的民国出版家当中，沈知方被称为的“洋场出书业经营怪才”，其独特的经营策略、与众不同的眼光和大刀阔斧的作风，使得世界书局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在鼎盛时期甚至达到了与商务、中华并驾齐驱的规模和影响。

沈知方（1882-1939），世界书局创始人、藏书家。原名芝芳，别署粹芬阁主人，浙江绍兴人。祖上是藏书世界，他曾自述“家本世儒；有声士林；先世鸣野山房所藏，在嘉道间已流誉东南；而霞西公三昆季，藏书之富，尤冠吾越。”不过这个殷实的藏书之家到了沈知方父亲这一代早已衰落，仅有薄田数亩，沈父以摆书摊为生。

沈知方十三岁时即被父亲送到绍兴奎照楼当学徒，他很精明能干，抱有雄心壮志.1899年，赤手空拳的沈知方来到上海，进入广益书局。因才识聪颖，长于交际，颇为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所赏识，

翌年即被聘入商务印书馆做跑街。1901年，沈知方改入乐群书局，聘请杨千里等人为编辑，开始编纂、出版教科书，后因与商务印书馆的版权纠纷败诉，沈知方只得罢手不干，重回商务印书馆任干事，后担任业务顾问，列席商务的业务会，直至1911年。据说沈知方生性豪放不羁，在任职商务期间常常不能按时上班，同事时有闲言，股东亦多有不满，夏瑞芳却对其多番袒护，他对同事们说：“我不是不知道他有点懒散，但他的才气宏阔，我们非留用他不可，假使一旦让他离去，将来必定是商务劲敌。”后来夏瑞芳的预言不幸而言中。1912年1月，沈知方与陆费逵等共同创立了中华书局，并顺应革命时势，陆续出版了《新编中华教科书》等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一时倾销全国。当时，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灭，商务已印好的《大清国民读本》无法发行，中华书局抓住这个关键时机，一举独占教科书市场，奠定了中华书局日后蓬勃发展的基础，也使得商务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17年，沈知方抽回在中华书局的投资，和奎照楼书坊的同事一起在上海合办广文书局。同时，以世界书局或中国第一书局的名义，请大东书局代为发行。由于沈知方经营有法，事业渐有起色，书局营业逐年增加。1921年7月，在得到钱庄经理陈芝生、书商魏炳荣等人的入股后，沈知方脱离中华书局自行创办了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后陆续盘进广智书局、俄商西伯利亚印书馆、东亚书局等企业，资本进一步扩大。1925年，吸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法官孙美梅和大丝商沈莲芳的资本后，世界书局

开始在广州分局印发《三民主义读本》、《不平等条约问答》等政治宣传读本，用政治投机为自己谋取暴利。通过上述的经营活动，世界书局的营业盛极一时，并开始大张旗鼓地筹措中小学教科书出版，成为当时全国三大民营书局之一。1927年后，沈知方聘请徐蔚南编辑《ABC丛书》、《生活丛书》，请陶行知主编《工人课本》和《农民课本》，从此书局业务逐步扩大发展，遂创办“世界商业储蓄银行”，自任董事兼行长。此外，沈知方还在书局内设立读书储蓄所，以吸收职工存款来扩充资金。1937年，因时局动荡加之经营不善，世界书局为李石曾所夺。1937年8月，上海地区的抗日战争爆发，因拒绝与日伪合作，日伪于同年11月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导致书局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时立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与日伪妥协，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气节。同年9月11日，沈知方在郁郁中病逝于上海，终未能实现东山再起的梦想。

(二)杜亚泉的编辑出版生涯

杜亚泉的一生是既富有传奇色彩又具有当时知识分子代表性的一生。

杜亚泉（1873-1933），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译家。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旧会稽县伧塘乡(今属上虞)人。

从小，杜亚泉的父亲就十分重视培养他读书，盼望他走“学

而优则仕”的道路。后来，杜亚泉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思想上渐渐产生了“以讲求实学而济世救民的转变”，故开始转向学习算学、格致等科学知识。1898年，杜亚泉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教员。1900年到上海设立亚泉学馆，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杜亚泉笃信，只有科学技术普及了，才会激发民众对科学的兴趣，才会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杜亚泉深知，要强国必先普及科学，而普及科学的根本途径在于办教育。因此，他从1902年开始，就在办刊物的同时，致力于科学书籍和教科书的编著出版。普通学书室一创立，他就延聘翻译和精通西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陆续编译了诸如《普通数学》、《普通化学》、《普通质学》、《普通矿物学》、《普通植物学》、《普通动物学》、《普通生物学》、《普通英文典》、等中等学堂教科用书。1903年，杜亚泉返绍兴与人创立越郡公学。翌年秋，由于普通学书室经营困难、难以支撑，应旧友张元济、夏瑞芳之约，杜亚泉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开始了他在商务二十九年的编辑生涯。

在商务期间，杜亚泉编辑了大量的理科类教科书，这其中有很多是他自己编译或校订的。影响较大的有《中学生理学教科书》、《动物学教科书》、《中学植物学教科书》、《矿物学》、《实验化学教科书》、《物理学新教科书》、《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化学工艺宝鉴》等。据王云五回忆，杜亚泉为商务印书馆编著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多大百数十种；胡愈之更是称：“商务印书馆初期所出理科

教科书及科学书籍，大半出于先生手笔。”

1911年-1920年间，杜亚泉担任《东方杂志》主编，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东方杂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胡愈之在《追悼杜亚泉先生》一文中说道：“先生主编《东方》后，改为大本，增加插图。并从东西文杂志报章，撷取材料,凡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无不在《东方》译述介绍。而对于国际时事，论述更力求详备。……为当时任何定期刊物所不及。”同时，杜亚泉还翻译了大量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国家的专著、评论和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例如《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美国之新国民主义》、《墨西哥革命成功之伟人》、《日本明治时代之进步》、《欧美社会党之消息》、《妇女参政权运动小史》等。据章锡琛回忆，他还经常在《东方杂志》上介绍摩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全部译出，分期刊登。

1924年，杜亚泉在离开《东方杂志》后，于上海自费创办了新中华学院，培养从事科学、实业人才。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犯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炮火焚毁，杜亚泉寓所同时遭灾。杜亚泉避战火回乡后，利用“商务”发给的遣散费4000余元，悉数购买参考书籍，花费一年的时间完成了70余万字的《小学自然科词书》的编撰。该书收录小学自然科学教材所必须的词汇2000余条，包括天文、气象、物理、化学、矿物、医学、动物、植物、化工、农业、建筑、食品等23类，对于补充小学自然科教师的科

学知识，可谓十分详尽。1933年底，由于操劳过度，加之无钱医治，杜亚泉因患肋膜炎病逝于家乡。

第三章读者思想的比较

编辑出版是一种文化行为，但同时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出版物能否顺利地进入读者的视野，并引起读者的关注，进而被读者认可，从市场中获利，这不仅仅取决于出版物的质量，更要依靠对于读者心理和读者需求的把握。从沈知方和杜亚泉两人的实践当中我们不难看到，商务和世界的成功与其杰出的读者思想是分不开的。

(一)顺应时代潮流，以满足读者需求为导向

时代在变化，读者的需求也在变化。当时的上海，市民和小商人阶级壮大，现代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使一般市民在紧张、快速的城市生活之余，急切想寻找一种较为轻松感兴趣的文化消费形式。

沈知方在世界书局的创立初期就意识到：通俗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极具商业价值。1920年代初、中期，正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的当口，世界书局或是将旧小说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后廉价发售；或是许以高额稿酬，将张恨水、不肖生（向恺然）等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作品“买断”，很是出版了一些影响面大、行销范围广的通俗性畅销书。诸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江湖奇侠传》、《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经过竭力宣传，畅销

多年。另外，沈知方采用书刊互动的出版策略，在出书的同时又出版相关杂志。李涵秋和张云石主编的《快活》，严独鹤和施济群主编的《红杂志》，严独鹤和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施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均在世界书局的强大宣传攻势下，一时风行海内外。世界书局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鸳鸯蝴蝶派出版阵地，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与商务和中华推出的文化精品书籍相比，世界书局争锋相对地出版了不少普及性和消遣性的读物，客观上满足了更多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可以说是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这也恰恰起到了一种文化上的平衡作用。

大革命前后，沈知方揣摩时局走势，编辑、印刷文白对照的作文、尺牍等书，供人学习模仿，同时收集赶制许多革命宣传小册子，在当时都受到欢迎，为书局发展吸收了大量资金，在商业上也饱尝了革命胜利的果实。

(二)创办期刊大响知名度

当时是，时局纷争不断，各种思想观念传入中国，有识之士皆忙于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强国之道。新思想的传入，使得各种期刊杂志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了文化碰撞和争论的前沿阵地。作为一名编辑出版事业的从业人员，先锋杂志的创办和先进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引得民众关注和业界口碑的重要途径。

在执掌《东方杂志》期间，杜亚泉扩大篇幅，活跃版面，增加

撰述文章，对国内外形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思潮等，无不作详明迅速的编载，并发表评论文章。同时，增设“科学杂俎”等栏目以传播科学知识，增设“谈屑”等栏目以针砭时弊，《东方杂志》从而面貌一新，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期刊。

同样地，世界书局自成立至1924年进军教科书之前，出版重心都在文学期刊的出版上，出版了许多诸如《快活》、《红杂志》和《红玫瑰》等具有影响力的刊物，在当时深为广大市民所喜爱。

(三)塑造品牌形象。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的价值与它的品牌形象是息息相关的。沈知方深知靠通俗小说发家的世界书局在读者心中建立的始终都是较为低端的形象。为了挽回这个劣势，自1920年起世界书局即有意识地大量编译出版文学论著和外国名著，同时在整理古籍丛书方面也加紧步伐，整理推出了《国学名著丛刊》，赢得了业界的好评。

(四)注重读者的接受心理

编辑编出一本书，要通过读者阅读才算是完成了他的目的。这就要求编者对读者的接受心理有一定的把握。以确保他所编译出来的作品能够顺利到达读者的手上。

首先是在定价上，杜亚泉考虑到读者都是普通大众，定价都非常便宜。按照他的想法，书的定价不高有利于推广，也能够让老百姓乐

于接受。同样的道理，在图书的出版上，沈知方十分重视对成本的控制。特别是在教科书的编排上，世界书局的编辑排版人员都很注重对页数的控制，以便于印刷装订。例如三十二开本，则页数最后是十六、二十、二十四、三十二、四十、四十八、五十六、六十四等页，这样能够有效避免编印过程中出现的奇零单页。这种做法既能保证质量，又可以节省成本，进而使得出版物在价格上有优势。

其次是内容，为了使科学传播走向大众，贴近民生，深入民心，杜亚泉注重以通俗的语言，向百姓讲解一些科技常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方法，以激发民众对科技的兴趣。在《化学新教科书》的编辑过程中，杜亚泉更侧重于编，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译。譬如:在砂、砒、硼等属名上，原本用来指称某一具体物质或某些物质的中国传统名词，在这里成为指称范围更广的属名。杜亚泉如是命名，也是希望中国读者有亲切感，从而使这些陌生的名词为中国人所理解。

第四章小结

尽管有着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从杜亚泉和沈知方的编辑出版活动和读者思想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现代出版的雏形。无论在什么年代，作为一名编辑出版工作的学生或从业人员，读者的需求、读者的理念都是我们要慎重去把握的。行业前辈这种观念上的示范借鉴，将具有超越时间的永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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