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方法论研究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方法论研究

摘要：《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是康德道德哲学形成的重要阶段，其中蕴含的方法论更值得我们深究。康德先采用分析法，通过逐步祛除日常道德行为中的经验性因素，推出义务的概念和道德法则；后采用综合法，运用自由的理念把道德法则与道德实践相结合，论证了道德法则进入经验生活的可能条件。其方法不仅解决了道德标准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论证了道德法则与现实世界人们的行为如何结合的问题。但其分析方法得出的道德理论和综合方法设定的自由意志存在着循环论证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因其理论过于形式化而无法对人们的道德行为发挥作用的困境。

关键词：道德法则；自由；分析；综合

研究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奠基》）的方法论，其实质是探究康德如何运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奠基》中的理论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弄清《奠基》一书目的为何。康德在《奠基》的前言中指出“目前的《奠基》无非是找出并且确立道德性的最高原则”[1]399。因此，毫无疑问，找出并且确立道德性的最高原则便是此书重点予以说明的问题。

毋庸置疑，康德的批判哲学是把“一切独断论奠基的永恒真理变成了它的问题”[7]571，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探讨这些真理的起源。而对于其道德哲学而言则是要探讨真正的道德原则，建立科学的道德体系，为人们确立道德行为的普遍标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哲学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要通过堵塞错误的来源而一劳永逸地取消它的一切不利影响”[3]18，所以其构建道德形而上学的方法便是通过剔除粘附在道德学说上的谬误而使真正的道德学说得以彰明，进而确认道德性的最高原则，这是康德哲学的特点。康德从日常的道德行为入手，“把那些偶然的因素都排除掉，剩下抽象的成分，从具体深入到抽象”

[2]102，通过层层剥离经验的东西，直达最普遍、最纯粹的最高道德原则，以便为道德哲学奠定基石，在此过程中，他使用的是分析的方法。在诸多的道德标准中，如何确证此道德法则的可行性？康德采用综合的方法，通过自由的理念把道德法则与道德实践相结合，论证了自由意志的自律性使得道德法则能够适用于经验世界，找到了道德法则进入经验世界的途径。康德采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论证了其道德哲学，这是其认为适合的方法。也正如他所言：“如我相信，只要人们愿意分析地采取从普通知识到规定其最高原则的途径，再综合地采取从对这一原则的检验及其源泉返回到它在其中得到应用的普通知识的途径，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最恰当的方法。”[1]399。而本文便是要依据康德的方法来讨论其道德理论，把握康德如何运用其方法解决其问题。

一、用分析法探讨道德的普遍性法则

分析的方法主要体现在《奠基》的前两章。康德认为功利主义和幸福主义伦理学把行为道德价值的判断标准最终归结为行为的结果以及取得的利益，这样的道德标准虽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始终缺乏普遍性。而科学本性恰恰要求我们把理性的部分与经验的部分相区分，所以道德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应该奠基于纯粹性之上。故而在《奠基》的第一章，康德直接从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道德理性知识出发，分析得出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通俗的道德哲学”[2]106。通过这种分析使经验事实中的偶然性成分得以剔除，从而彰显行为中的道德价值，使道德免于被败坏的可能。

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是经验世界的道德实践活动。若要确定道德性的最高原则，那么他

所需要做的第一步便是以日常的道德行为为切入点，从中找出人们道德判断的依据，而这个依据便是“善的意志”。康德在文章开始便指出“在世界之内，一般而言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一个善的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能够被无限制地视为善的”[1]400，任何在道德上视为善的行为都是以善的意志为基础的，善的意志是人们在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时首先予以考虑的因素。那么如何区分行为中所包含的善的意志呢？循着这个思路，康德引入了义务的概念。康德认为义务的概念包含了善的意志的概念，“尽管有某些主观的限制和障碍”[1]403。为了界定义务的概念，康德严密地分析了一些日常道德行为，通过排除其中的经验性因素，得出三条关于义务的道德理性知识。第一，出自义务的行为而不是合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第二，一个出自义务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由此应当实现的意图，而是在于该行为被决定时由以遵循的准则”[1]406；第三，“义务就是出自对法则的敬重的一个行为的必然性”[1]407。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分析过程中，康德以理性和意志之间的关系为视角，逐步祛除道德行为中的经验性的因素得到了义务的理性知识。第一条关于义务的知识，说明出自义务与合乎义务的区别即在于是理性直接决定意志，还是其他感性的偏好、利益充当意志的决定根据；第二条则进一步说明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该行为中意志遵循理性确立的行动准则；而第三条义务的知识，直接指出义务是出于对法则的敬重，更强调理性的法则对意志的决定作用。这三条义务的知识逐层深入，通过对经验性因素的摒弃，达到对于行为动机中所包含的善的意志的净化。

义务的概念是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中分析得出的，与经验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把行为由以出发的准则作为判断道德上善的根据，并把道德判断的标准直指自我。而康德的道德哲学致力于追求普遍的、纯粹的道德原则，他不会也不可能将道德认知仅仅停留在义务的层面上，所以新的问题是：只有关于义务的知识能否足以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是否有必要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学，从而确认道德的最高原则？这便是《奠基》的第二章中康德重点予以说明的问题。由此，康德从第一章关于道德知识的分析过渡到第二章。

第二章伊始，康德便坦言：我们虽从“实践理性的普通应用中得出我们迄今为止的义务的概念”[1]413，但我们不能“把他当作一个经验概念来对待”[1]413。因为义务的概念包含善的意志的概念，而善的意志的概念我们无法从任何经验性事实中予以把握。同时，义务是出自对法则的敬重的行为的必然性，在客观上是法则，在主观上是对法则的敬重构成了义务的行为，而在法则的概念中所要求的对一般理性存在者而言的普遍必然性是经验事实所不能提供的。康德道德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普遍的道德的标准，经验的概念虽能偶然地引人向善，但却时常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在得出义务的概念之后，为了寻找至上的、惟一的道德原则，康德还需继续通过分析去寻找义务概念背后的最高原理。这个过程只能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完成，因为“一门完全的道德形而上学不仅是义务的一切理论的、可靠地确定的知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地，而且同时是现实地实现义务的规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急需之物”[1]417，这也正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主要目的。

在康德那里，道德形而上学是所有义务知识的一个可靠的来源和基地，其主要任务是确立真正的道德原则。对于这个过程，康德自己的方法是：“我们必须探讨并且清晰地阐明实践的理性能力，从它的普遍规则开始，直到义务的概念从它产生之处”[1]419。换言之，他要通过对实践的理性能力所遵循的规则的剖析，找到义务从其产生的道德原则，这是一个摒弃经验性因素的过程，依然采用分析的方法。康德在《奠基》的第一章中已说明：善的意志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理性的目的，是理性充当决定根据对意志。而“由于意志的主观准则受主观性的限制，可以与法则一致，也可能与法则不一致”[4]130，于是，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就理性完全决定意志而言，这个意志是完全合乎理性的、符合法则的；第二，若理性未能完全充当意志的规定根据，意志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客观法则与这样一个意志的关系就被表现为强制的。由此，对应客观法则与意志之间的两种不同关系，康德相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