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价值观

浅谈中国传统价值观

王云罡 04011115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道德至上，以伦理为中心，重群体轻个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重道轻术，以宗法为主导，重义轻利，家国一体。其中，道德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最根本的特征。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 道德规范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切领域里的最高约束和行为准则。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是用来衡量一切是否正确的价值标准,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如今的法律。

儒家认为，道德价值之所以是最重要的价值，其根据在于“天命”之中。孔子说: “天生德于予! ”，“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 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把他身上所体现的德、仁，爱都归源于天。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基本都遵循这一看法。儒家还将人性作为道德的根据。孟子首倡人性本善之说, 明确认为道德的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他说: “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儒家认为道德价值是实现其他价值的途径。首先是实现认知价值的途径。要获取知识, 必须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其次是实现政治价值的途径。道德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都有其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要选择有道德的统治者来管理国家, 民就不敢不敬, 不敢不信等。除此之外统治者实行统治的政策也要符合道德的原则, 即实行“仁政”。孟子就说过“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等等。孟子着重论述了“仁政”,主张“以德服人”。

儒家认为道德原则的基本内涵是仁义礼智。仁者，即爱人。仁德的基础是孝, 首先孝顺自己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兄弟。孔子说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以后儒家学派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仁道原则为升华为中华民族普遍的道德规范。孟子则沿着孔子的思路首次将仁义礼智系统化, 并且规定了仁义礼智的实质内容: “仁之实, 事亲是也; 义之实,从兄是也; 智之实,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礼之实, 节文斯二者是也。”虽然没有言信, 但孔子孟子都认为信是很重要的道德规范。

由于把道德原则看成是最高的原则, 显然可以得出以“义以为上”为价值标准, 对现存的价值关系做出取舍。人的主体需要是多方面的, 现实的价值关系极其多样而复杂。人们面对这众多的价值, 应以义为标准, 凡是符合仁义道德就有价值, 应当选择, 相反不符合仁义道德就没有价值, 应该舍弃。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对待现存的事物做出取舍选择时,首先要以道德原则为标准。

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 为了统治上的需要, 先秦儒家群己关系中尊重个体的思想不断的被弱化, 而群体的价值日益被提升。即重群体，轻个体的集体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了上风。董仲舒就是为了适应西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建立其群己观，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客观上推动了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成为普世价值。

到了宋明时期, 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又一次强调群体的价值, 把群体价值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程朱理学更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目标，从而使重群轻己的观念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个体的价值被看成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个体只能服从群体。从这时开始，以君主为代表的群体成为了束缚个体独立的枷锁，道德价值观也已经偏离了起初孔孟的方向。

客观地来说，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道德型价值观，即以“仁义”道德规范作为价值标准来进行取舍的价值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强调个人的道德修为及服从群体的精神, 历史中涌现了一批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我的仁人志士。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上惟一一支绵延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化及长期保持国家的统一稳定也要归因于重视道德的力量、强调群体价值的观念。并且这种价值观重视人的精神世界, 崇尚人的道德理想, 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物化主义。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 我们仍应坚持传统价值观的积极方面。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道德型的价值观所导致的重德轻智、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的负面影响。首先重德轻智导致的后果就是由于片面重视道德精神的涵养及道德践履。因此, 一方面忽视了物质方面的发展,即对自然科学知识重视不够。学习的目的就是致仕，为君王服务。“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也反映出学习的内容只是仁义礼智信和治世之术。与西方相比, 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滞后, 人们用对自身道德的修养代替了对自然知识的探索,用个人的道德践履代替了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

另一方面, 当道德不足以从正面调节人际关系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时, 便采

取了人治而非法制。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以父系血缘亲疏为纽带的宗法制。使宗法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不是法律,而是伦理道德, 从而使伦理道德外化为具有法律约束的统治手段。孔子提倡礼治, 荀子进而把礼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 以礼统帅其他道德规范, 并和法联系起来，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了法律的效力, 违背了三纲五常,也就是触犯了法律。与西方社会通过法律、契约自由组合而成不同, 以契约组织社会的观念在中国没有出现。在宗法社会, 礼制很容易演化为人治。没有法律的约束, 人治就必然走向腐败, 这一负面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重群体轻个体及重义轻利的不良后果就是压制了主体个性的发展。个人的力量消融在虚幻的群体之中, 被虚幻的群体力量所驱动, 只肯定个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而抹杀了个人的其他权利。于是，人便放佛成为了工厂流水线上出产的同样的商品，没有个性与活力可言。在这种情况下, 主体的个性、创造性也随之泯灭,由此也导致了中国人的人格依附性。这一负面影响在当今社会中随处

可见。这对于我国向现代化迈进是一个很大的阻碍。缺乏创新精神的民族和国家是不会有长远的发展，那么多古文明的消失或许便是例子。现代化首先是指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就不能只仅仅肯定人在道德领域的价值, 除此之外, 我们更应肯定个体人的个性、个体人的创造性及个体人的权利意识。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得到解放, 也就是说要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创造能力。只有扬弃权威、破除权威, 尊重个体的个性、创造性,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才会不断前进。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现代的时代背景去重建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做到与时俱进，这样传统价值观才会永葆活力，在新时代成为中华民族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