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带来的启示和争议

往普天下去（2006年7-9月）

馬禮遜帶來的啟示和爭議

林俊

我們無法推測倘若馬禮遜沒有在中國百般堅持他的宣教心志，今天的中國基督教會會是怎樣？我深信上帝必然會再差遣其他人完成這艱巨的使命。

忠於使命

在看過馬禮遜生平資料及對其宣教工作之評估，我看到這位宣教士是盡了責任，回應他當時在神面前所得的召命。他來到中國，然後鍥而不捨地尋找機會，又充分利用當時僅有的機會和他擁有的客觀與主觀的條件，竭力完成使命。他在審時度勢中知道當前在中國宣教最需要做的是甚麼，就不顧一切，義無反顧地去完成它。這是堅毅及忠心的精神的具體表現。

今天後人(無論是基督徒與否)如何評價他的工作，都會為他奮力堅持學好中文，做好文化宣教及辦好教育這些貢獻表示欽佩。作宣教事工，就意味著要拼死而幹，這種堅毅精神是歷來宣教工作的基礎。

尊重文化

馬禮遜來華前已透過在英國的華僑學習中文，來到中國，更冒殺身之險，高薪聘人給他教授中文，也緊隨中國文化，例如：用筷子、束辮子、吃中菜、穿長袍等。苦學兩年，就能很純熟地用中文來過日常生活，再以十多年功夫，就能完成《華英字典》(一八二四年)及《新舊約聖經》(一八二二年)。雖然他以宣教為目標，但他無疑是很愛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沒有這種愛，豈能離鄉別井數十年活在別國文化中？沒有這種愛，在百般禁制的處境下，豈能歷盡艱辛地等候任務的完成？他以文字宣教做得十分徹底，除了出版《勸世良言》，甚至開辦中文報館，在一八一五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是中國第一份民間辦的報刊。

作跨文化宣教，若不能精通當地語言，便無法產生長遠的宣教效果。其實除了精通，還要投入當地的生活文化，能在各階層中認識不同的文化，使人覺得宣教士比本土人更愛當地文化，那種全情投入的精神，會給當地人感受到其具體的愛和尊重。

宣教倫理

馬禮遜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加入當時走私鴉片入中國的東印度公司，擔任翻譯員的工作，他是要利用這身分得以留在廣州學中文及宣教。所以在馬禮遜的墓碑，第一句是說他是第一位來華的更正教傳教士，而末了一句則說他是在東印度公司任職二十五年之僱員。他得到立足中國的機會，也得到豐厚的薪金來支付他龐大的譯經及印刷的費用。他對公司販賣鴉片的行動一直很沉默，這與比他稍後來華(一八三五年)的宣教士如麥都思(W.H. Medhurst)的立場很不同，麥氏明顯地反對鴉片貿易。馬禮遜難以捉摸之立場及其參與鴉片貿易之身分，確使他的宣教工作蒙上污點，雖然西方史學家有寬宏之量，但內地學者卻指責宣教士不反對鴉片走私或貿易。

也許我們可用同情的角度來看馬禮遜，理解到若不如此，宣教士們便無法在中國按其使命活動，而他也沒有前輩的經驗可循。他若持反對立場，就會受到英國政府、所屬教會及差會(他們也對鴉片貿易緘默)、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及中國地方貪官的抵制，使自己陷於孤立無援。情感需要，以及宣教神學觀念帶來之使命感催迫著他，可能使他放棄了關注這方面的倫理。但發展至一八四二年中英的鴉片戰爭，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鴉片入口合法化的條款，往後煙民激增的遺害，馬氏豈能在道德關口上徘徊？華人教會的宣教工作，須吸取前人的教訓，在宣教倫理的課題上多番考究，免重蹈覆轍。

宣教不單是向人傳講得救之道，也是向某社會和文化或國家傳講得救之道。所以，在尊重某地文化國情之

餘，也應以聖經的福音要道批判其現況處境，使其符合道德真理，宣教士更不應參與在不道德的處境中，否則可能招致無窮遺害。

結語

馬禮遜確仍是偉大的宣教士，他偉大的犧牲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尤其他承受兒子一出世即夭折，甚至死無葬身之所的哀痛。幸在幾經交涉下，才得以在澳門埋葬，及後又要忍痛長期放下妻兒在澳門(因滿清政府不准外國人攜眷入華)。後來妻子忽染病離世，葬於澳門，而他本人在五十二歲時安息，也葬於澳門。

馬禮遜無疑是盡心竭力地服侍了他那一代的華人，他未見其利，先見其弊，一家有三人葬身於異鄉，一生大半時間在中國，卻沒有帶領許多人信主。宣教之即時果效或許是差劣，但他確盡心的回應了主的召命，也回應了宣教上文化的需要，只是忽略了回應鴉片毒害中國社會之處境需要，這是其美中不足之處。

(作者為西灣河生命堂主任牧師、信義宗神學院差傳科客座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