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历法与纪元
历法和纪元都是与时间的长度有关的。我们的祖先在长期观察自然的过程中，发现时间是最为诡秘的，其无色无形，似虚却实，决定了人类与万物生命的大限，必须要有一些看得见的客观坐标来丈量其长度。于是以一昼夜为一日，以月亮的盈虚圆缺的一个周期为一月，以气候的春夏秋冬的一个轮回为一年。但这种时间的长度毕竟过于粗糙，尤其是无法确定年、月、日三者间的精确关系，于是就有了历法。文字发明以后，出于对祖先的崇拜和对鬼神的畏惧，需要记录几十年、几百年的祖先活动与自然或人为的灾情，年与年之间需要一个时间远近的排序，和一个确定远近的坐标，于是就有了纪年或纪元。
一
历法是确定年、月、日的长度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法则，历法主要可分为阴历、阳历、阴阳合历三种：阴历是根据月亮望朔圆缺的周期制定的，也就是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一个月。我国古代用的就是阴历，每个月为29天半，所以大月是30天，小月是29天。但是每年的哪一个月算正月也就是第一月呢？于是就有了夏历、商历、周历、秦历的不同，夏历就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阴历，以夏历为标准，那么夏历是以一月为正月，商历则以十二月为正月，周历以十一月为正月，秦历以十月为正月，每个新历都比前历提前一月。所以我们阅读先秦古书记载的时间，首先要搞清楚它是采用哪个历？比如《春秋》用的是周历，《左传》用的却是夏历，《春秋》里说正月，在《左传》里则是上一年的十一月。中国从汉武帝以后就固定改用夏历了，也称农历、旧历。中国古代的月的长度是按照月亮绕地球周期确定的，但它的年的长度仍是按地球绕太阳周期确定的，年和月无法精确统一，于是就有了每四年一个闰月来协调，所以中国古代的历法严格来说是阴阳合历。
阳历则是以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为基础制定的，地球绕太阳一周就是一年。阳历也分为12个月，但是跟月亮的圆缺没有关系，“十五月亮十六圆”指的是阴历，跟阳历的15、16没有关系。但是中国人讲的24节气却是和太阳有关的，因此在阴历里节气的时间很不固定，今年在二月，明年就可能跑到三月去了。而在阳历里，中国传统的节气则是比较固定的，因为节气是和太阳有关的，比方“春分”永远是阳历的3月21日或22日，“清明”永远是4月4日或5日，“夏至”永远是6月21日或22日，等等。阳历也有多种，最早的是古埃及的太阳历，被古罗马继承后又创立了儒略历和格里高历，今天公认的阳历就是格里高历，也叫公历，是在罗马帝国初期创立的。中国人用了几千年的阴历，从1
912年开始改用阳历，这是和世界的一次大的接轨。
二
纪年是确定年与年之间的关系排序的，纪元则是纪年的最重要的坐标，也就是确定纪年的起算点，这个起算点就叫元年。世界上的纪元五花八门，很多跟宗教特别是教主的活动有关，比如佛教纪元以公元前543年释迦牟尼涅槃之年为元年，即东周景王二年；伊斯兰教纪元以公元622年为元年，这一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相当于中国唐朝武德五年；犹太教纪元为公元前3761年，这大概是纪元中最早的了，那时候的中国夏朝还没开始，大概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所以这个纪元是比较荒谬的；基督教纪元以耶稣诞生为元年，这也是今天世界上公认的元年，因此叫公元，相当于东汉平帝元始元年。除宗教外，各个国家都有纪元，比如希腊纪元以公元前766年为元年，这一年举办了世界上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这一年是东周平王五年，春秋时期刚开始；日本纪元从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在位为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的中期，东周惠王十七年。
严格地说，纪元只应该有一个元年，一个坐标，才能将漫长的人类历史串成一个时间上前后的序列。但中国古代的纪元却有无数个元年，每个帝王都把自己登基后确立新元年的举动称为“改元”，一个纪元多则60年（如康熙、乾隆），少则几个月（如明光宗的“泰昌”年号），中国历史的时间长度就是由无数个“新纪元”连缀而成的，实际上就等于没有纪元，只有纪年。中国古代的纪年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帝王纪年，从《春秋》以来的编年体史书、从《史记》以来的纪传体史书都是采用帝王纪年。帝王纪年又可分为尊号纪年与年号纪年，大抵汉武帝以前以帝王尊号纪年，汉武帝以后则以帝王年号纪年。比如《春秋》起始为鲁隐公元年，结束为鲁哀公二十七年；刘邦在公元前206年即位，这一年就称为汉高祖元年，到十二年他死了，这个纪年就结束了。汉武帝以后有了年号，就以年号纪年，比如唐太宗在公元627年即位，年号贞观，这一年就叫贞观元年，23年后他死了，这个贞观纪年也就结束。帝王纪年的最大问题是时间重叠，前一个帝王的末年与后一个帝王的元年往往重叠在同一年，如三国魏时曹芳的嘉平六年和曹髦的正元元年就同在公元254年，唐玄宗的天宝十五年与唐肃宗的至德元年也同在公元756年；最常见的，是同一个帝王的两三个不同年号重叠在同一年，如汉武帝元鼎七年和元封元年同在公元前110年，武则天的天册万岁二年、万岁登封元年、万岁通天元年也同在公元696年；甚至有三个皇帝、四个年号重
叠在同一年的，如东汉末年的灵帝中平六年、少帝光熹元年、昭宁元年、献帝永汉元年同在公元189年；这些复杂的情况使历史学家在作公元换算时经常出错。帝王纪年最为规范的是清代，虽然入关前如皇太极时期也有重叠，但自1644年顺治帝入关至1912年宣统帝退位，268年间一帝一年号，新帝即位后改元也必始于第二年的元旦，年号间从不重叠。
第二种是干支纪年，也称甲子纪年。既然单凭帝王纪年比较混乱，为了让纪年有一个连贯性，中国人创造了“干支纪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配合，组成60个干支年一个轮回，比如甲子年、丙寅年、戊戌年、辛亥年等等。60个干支年在一个人一生中够用了，不会搞错，但记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当然不够，好在中国的书面历史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记载得很完整，没有缺过一年，所以只要有朝代、有帝王、有干支，一算就知道是公元多少年，绝不会错。干支纪年至今在阴历中仍在使用，如2011年春节后即为阴历辛卯年。
第三种是太岁纪年。太岁即木星，以木星绕太阳运行一周为十二年来计算，主要是在汉代以前所采用的纪年法。如《尔雅》《史记》中均有记载，其名称与天干、地支皆可对应，如甲寅年称为“閼逢摄提格”，戊戌年称为“徒维淹茂”，等等，可以说是干支纪年的前身。
三
清末西学东渐，维新党和革命党起来，对旧王朝的纪年很抵触，再加上几千年的泱泱大国没有系统的纪元总觉得不舒服，因此就想造出一个纪元来。于是就有了四种纪元说：
一是康有为主张的孔子纪元，康自己主张的是以孔子诞生之年（公元前551年）为元年，但其创办的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则在1896年1月12日的创刊号上标示纪元为“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以孔子卒年为元年。
二是章太炎主张的以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为纪元，因为史书上从这一年开始才有了明确的纪年。
三是高凤谦（曾任浙江大学总教习、上海商务印书馆社长、复旦公学校长、《辞源》主编）主张的以世界通用的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也就是公元纪年。
四是刘师培主张的黄帝纪元，1903年夏，当时比较倾向革命的著名学者刘师培发表了一篇《黄帝纪元论》的文章，鼓吹从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开始纪元，文章的署年便是“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其依据其实是从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推演而来，但正如钱玄同所指出的：“然实无历史的根据。”
这篇文章其实只反映了当时革命党人反对帝制和反立宪派的情绪，后被1905年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首先采用，发刊号刊登了黄帝画像，其版权页署年即书“中国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它的计算方法是：公元纪年＋2698年，比刘师培计算的少了13年，亦不知根据何在。《民报》之后，革命党人的书报纷纷采用黄帝纪年。
1912年1月2日，即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向全国发表改元改历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但这个通电改得很奇怪，它的历法改用阳历，也就是公历，但它的纪元却不用公元，而是创造了一个中华民国纪年，其实还是不脱帝王纪年之窠臼。并且不是称“以大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而是以革命党人书报中采用了仅仅不到七年的黄帝纪元为正统，来作为中华民国纪年的铺垫，这就给了黄帝纪元以合法性。中华民国纪年在大陆上用到第三十八年也被废弃。
大陆上以公元纪年取代中华民国纪年则开始于1949年9月27日，即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从此历法和纪元都采用公历与公元，没有所谓中国特色了。
今天的阴历，只用来昭示几个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的准确日期，以及佛教寺庙初一、十五的免费开放而已。至于干支纪年，大概只与生肖有关，以及文人墨客偶尔拽词，写写“辛卯年吉祥”之类的贺卡或者“甲申三百年祭”之类的文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