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中-CLIC 2013 第二届中国语料库语言学大会 专家论坛发言(根据现场录

李文中

我这个话题正好接着何老师。何老师基于自己的研究，对语料库在外语教学应用方面做了总结性的、反思性的报告发言。我这个实际上算是research proposal，特别渴望待会儿讨论时，大家对我这一块提出批评和见解，我非常想听大家的意见。从2007年到2013年，我结了一个国家课题，《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本土化研究及应用》。结题后今年又申请到一个新的国家课题，《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述中外对比研究》，就这个话题向大家做一个汇报，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研究。因为前一个研究到现在经过了中间一个很大的理论范式的一个转变。最初的动因也是从外语教育、英语学习这个视角来考虑的。80年代初，交际语言教学理念刚传到我们国家，其核心概念是真实语言材料，就是真实性原则。其他基于任务原则、意义原则、学习者为中心原则其实都是以真实性原则为基础的。当时争议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叫真实的英语？当时许国璋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讨论这个话题，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说，什么英语才是真实的英语。许国璋先生自己的实践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座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会记得，80年代初一直延伸到90年代中期，在大学里有一套教材特别流行，就是《许国璋英语》，每个人都在学这套英语。现在回头看那一段历史，这是一套非常独特的教材，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教材里的内容安排和材料跟现在教材的理念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一直想对此作一番探索。正好当时赶上“世界英语”问题的讨论，90年代初“世界英语”到了第二个高潮阶段。我想就这个话题谈三个方面的问题，非常短，不去做繁琐的文献追踪，只是谈我的总结，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一是英语在中国是什么地位和角色？尤其对于外语学习和教学，在内容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二是英语对中国文化的承载能力，它能不能用来表述中国文化。这里涉及宏观和微观的问题。宏观上说是我们国家的文化战略，我们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跟世界文化对接。最早的时候，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口号“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实际上就是双向的。到现在，一个新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有人提出来“中国立场，世界表述”，还有“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这些都是战略上的思考和要求，对我们的外语学习和教学也有启发作用，这是关于文化层面的。在微观层面，如果英语能够表述和承载我们中国文化，那么它对我们的外语学习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学习英语或任何一门外语的时候，我们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目标会受到哪些影响？第三个方面是如何基于语料库对这一块开展研究，这也是接着我上一个课题研究。当时我的focus更多是在语言层面，就是把中国英语看成是一个独立变体，更多地看它的语言特征。说白了，更多的思想是受

Sylviane Granger的影响，她的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CIA，就是基于学习者语料库把中国学生的英语产出跟本族人的英语产出做一个对比，然后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言做一个诊断性研究，看看我们还存在哪些典型的困难和问题，然后通过补偿式教学去弥补它。这是最初的出发点。但是，后来理论范式在变化，而且自己在研究经验的总结提炼中，我的观点、思想慢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来看，有些范式，以前的框架、视角必须需要调整。我简单地说一下，一个是关于世界英语问题。实际上，关于世界英语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初，最著名的是美国印度裔的一个学者，叫Braj Kachru跟Randolph Quirk之间的一场争论。Quirk坚持本族语为标准，为了让英语变得更容易学习，他提出来“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他的核心观点是本族语英语是标准，是大家应该学习的目标。他还提出来什么是标准的变体，比如说，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文典化，canonization，等等。那么，Kachru认为，当时英语在全球已形成了以本族人为核心，还有一些二语国家，还有一些外圈儿的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他的核心观点是，除了本族人，这些二语国家的人也在形成标准，可以为英语提供新的规则和标准。但是他有一个小尾巴，就是，外语学习的外圈儿国家，像中国、日本、菲律宾、韩国等国家，必须遵从内圈儿和外圈儿的规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以本族语为标准。这是80年代初世界英语研究的核心话题，当时很多地方开始研究World Englishes，在二语国家新的英语变体。到90年代初，范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代表人物像（H. G.）Widdowson。这时候的突破点是英语的所有权问题，英语是谁的？Widdowson，还有Smith等许多学者提出来，英语主要是应用于交际，主要功能是交际，

由于交际有很高的语境特点，所以说，英语谁用是谁的，非英语本族人也分享英语的所有权，这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有一个大的变化，新的学者

开始崛起，持有更加激进的观点。比如，（Barbara）Seidlhofer，受Widdowson影响比较大，是他的妻子，维也纳大学的。她建了一个国际通用英语语料库，VOICE，基于语料库来对国际通用英语的特征进行描述。她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一系列问题和主张，她最激进的地方，她认为现在的英语已经脱离了内圈儿本族语的…??就是说在扩展圈儿，原来传统上

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这个人数占绝大多数，所以说这一扩展圈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标准，不需要再跟本族语挂钩，这个非常激进。另外一个是Clave？？，现在我们研究English as a lingual franca的特征时，，不是更多看它语言层面的东西，而是看它的语用特征，英语在使用中、交际中的使用策略、文化身份和当地文化的结合。这就与80年代初的研究形成了对称性的相对，英语本族人在这里是一个边缘性角色。他说本族人也可以参与English as a

lingual franca的交际活动，但是，也需要学习English as a lingual franca，只不过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学习English as a lingual franca时可能更容易些。目前，理论发展到现在，到Seidlhofer这里，基本上是对80年代研究的一个颠覆。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在教学实践中，真正追随Seidlhofer提出来的理论，我估计国内很多学者都还是不太赞同的，因为她走的

太远了。但是我觉得，她的理论适合于检查英语和当地的文化结合点、承载点。所以我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现在英语在全球有两种力量推动，一个是全球化，所有人都在使用英语，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每个人都在用英语。在有些批评者看来，像Pary Cook和Illipson，英语是一个杀手语言，它挤压了当地语言的生存空间，挤压当地文化的生存空间。如果按照全球化的趋势，这个就是向心力的推动，那么以后全世界就剩一种语言，就是英语。所以很多人现在提出，全球语言，英语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其实还有一种力，就是由于它的全球化，英语在各个不同文化环境和国家、地域地面落地，产生了一个本地化的力量。我们在使用英语时会带上地方特色。这是一个本地化力量。本地化力量发展到极致，使英语像当年的拉丁语一样发展成不同的语言，一开始是变体，后来就成为独立的语言，互相听不懂。但是我认为，这两种力量是互相推动，而且互相抵消，所以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可能走到极致，英语不会分成为不同的语言，也不会成为唯一的一个独立存在的语言。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它会形成一个具有共核的语言标准，但是外层又有很多地方特色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宁愿把这个东西叫做English as a lingual franca。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的英语运用，这个共核部分能够保证我们和任何操英语的人能够顺利地交流，同时又能表达我们自己的东西，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文化的问题。如果英语能够在中国落地，承载我们的文化，背后的理论是，以前我们学英语，感觉到它的天然联系是跟英国文化、美国文化、英国史、美国史联系在一起，学英语一定要学这些文化和文学，不学这个文化、文学，英语是学不好的，我们当年受教育时老师们都是这么对我们说的。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除了听说读写，还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概况这些课，因为背后的理念是学英语要与英语文化结合在一起。29:02

现在按照新的理论模式看，如果英语能承载中国文化，就是说英语与本族语文化不一定有天然的联系，我们可以通过英语学习自己的文化，学会用英语怎么来表述自己。那么，关于文化的定义和研究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变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此处不多说。

下面我想简短地说说怎么去开展这个研究。上一个课题我的focus主要想看看变体特

征，所以做成了一个很大的语料库，有4000多万，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开放的语料库，继续向里面添加新语料。当时这个语料库的创建思想是想作为开放性的语料库，就是按照分好

的领域，收集各个领域的语料进来，然后做好充分的标记，把相关的文献信息都标记好，

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大库里构建自己的子库，由使用者决定构建的子库其代表性

如何去平衡、去保持。当初我们的设想是这样的。现在，按照新的范式，英语变体的理论

基础好像建在沙滩上，沙子越来越流失，基础越来越不牢。很多人在研究English as a lingual franca时不再把个体的英语看做一种变体，因为变体的参照依据还是本族语的标准，所以我现在更多地看英语与我们的文化结合点在哪里。我现在的思路，一是话题的选择，

比如经典的文学类作品、经典的思想哲学、历史和材料，所谓材料就是建筑、服饰这些东西，就是可见的、physical objects，它的文本材料。在分析层面上，昨天实际上听何老师的主题报告，还有上午濮建忠老师的《意义单位的发现程序》，很受启发，我们昨天晚上开

完大会，理事会开了个小会，理事会开完小会，我们又开了个小小会，开到差不多12点多，讨论如何把这个序列更好地从库中提取出来。我的观点是，意义单位是无法自动从库里提

取的，因为意义单位是一个价值判断、意义判断，这个判断是人做出来的，机器是做不出

来的，除非机器经过智能培训在以后的发展中获得了某种智能，它能够减少我们的决策程序，给我们提供一些半成品，但是现在只能通过程序去库里找一些我们觉得能用的一些序

列（？）。在分析层次上，一是搭配，一是从搭配研究到意义单位的分析，一直到后来的

扩展意义单位的分析，这也是Sinclair在意义研究中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谈起Sinclair对

他感觉非常敬佩，为什么？因为他的研究完全受他自己的学术驱动的，就是说他在研究一

个问题时，他的发现让他觉得现有的理论变得不稳定了、不确定的时候，他不怕去寻找新

的东西，所以Hoey在Trust the Text前面写了一个简短的评价，他说Sinclair这本书里每一章的内容所包含的创新性思想比一般的语言学家一生的创新思想都要多。这个话从两方面看，一是Sinclair是一个极具创新、极具原创性的思想家、语料库学家，同时，他是一个非常超前、激进的语料库学家。他的很多东西不一定能够兼容于当代其他领域的研究，因为

他是颠覆性的。当年他在研究意义单位时，他发现没有可用的理论框架，我们最常引用的

话就是，我们要overhaul the whole system，把原来的系统全部推翻、重新来。结合到我这个研究课题，我想，就算分析到扩展意义单位时，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在一个文本中，

书面文本中，一个单位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里至少会含有一个意义单位或者多个意义单位，因为意义单位不是一个终点，在Sinclair看来，一个意义单位是意义分析的起点。当时受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影响，做什么研究总是喜欢把研究对象切成最小，分割成最

小单位。当时Sinclair在70年代的时候，做他的OSTI Report，他的主要目的也是做切分，找最小的意义单位，他甚至考虑过最小的意义单位是词素，就是构词的词素，后来他发现不是。单个的词语是不是意义单位？后来发现单个的词语很少能够构成独立的意义，这时他开始关注多词单位，就是短语层。他有一篇文章叫lexical grammar，专门写这个。对我来说，做到扩展意义单位分析当然是个很关键的步骤，但是真地要找到文化的表述或者命题，可能还要再往前扩展一步，就像何老师昨天说的，你看到扩展意义单位之后，再看它两边的东西，看它能不能形成一个命题，命题就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就是idea，意义单位是一个完整的意义，它可能是一个片段，只是它没有提它是完整的，是一个wholesome meaning，但是它能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一个意义单位还看不出来。我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意义单位和扩展意义单位的理论意义和分析程序，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看它命题的表达和表述。我就简单地给大家汇报到这里，我希望inviting questions and comments，希望大家给我提提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