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范文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文献综述
李新帜（中国人民大学2014级本科信用管理班）摘要：本文主要综述自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文献。文献表明根据研究方法和调查数据的不同，其结论往往会不同。
关键字：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
一、前言
经济增长指的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收入分配指的是企业对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利益总额在企业内外各利益主体之间分割的过程，而收入分配不平等指的是各利益主体之间收益不均，趋于两极。本文的目的是简要综述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各理论文献。
二、正文
Kuznets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经济增长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不同阶段：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扩大；中间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保持短暂的稳定；后期经济进入成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逐渐缩小，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服从倒U形曲线。他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伴随; 然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倒U型假说在理论上得到了Lewis（1954）两部门劳动力转移模型的论证，并经由Fei and Ranis（1964）发展成为严密的逻辑体系，S.Robinson(1976) 所得出的经典结论又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数学推导依据。
Kuznets倒U型假说对于经济社会作出了一个美好的阐释, 从长期来看, 经济总是会回归到收入分配公平、和谐的地步。库兹涅茨的思想激发了大量经济学者对倒U型假说进行统计检验，这些统计检验可以分为两类(Kanbur，2000)：一类是利用一些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纵向检验，如Fishlow（1972）利用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数据，结果支持倒U假设的前半部分；Ram（1991）利用1947-1988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时间序列数据，结果拒绝倒U假说；Nielson和Alderson（1997）对1929 -1992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数据进行了研究，没有发现倒U曲线形式，反而发现正U曲线拟合数据较好；Acemoglu （2002）发现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并不支持倒U假说。另一类是利用多个国家的截面或面板数据进行横向检验，如Adelman和Morris（1973）、Paukert（1973）、Ahluwalia （1976）、Braulke（1983）、Barro（2000，2001）、和Chambers（2007）等检验的结果均支持倒U 假说。实证结果既依赖于具体的国家类型，也依赖于数据选取的时间段；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的结果，大多数都拒绝倒U 假说；利用多国数据检验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倒U假说。
Benabou(1996)总结了1992—1996年间对这一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其中9个结论是不平等显著地损害经济增长。然而最近一批学者用不同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 其结论又倾向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
计量研究结论的模棱两可给理论家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2）将机制分类为4种，分别是政治经济机制、教育生育机制、社会稳定性机制和市场规模机制。
1、政治经济机制。
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 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定寿命为两期的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消费, 不关心后代的效用。个人只在年轻时获得收入, 它依赖于全社会的平均禀赋或“基本素质”个人禀赋水平。他们研究的不平等体现在个人能力或禀赋上，能力或禀赋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个人储蓄一部分收入用于年老时消费，但其年老时的消费还要受到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它将储蓄超过平均水平的个人收入转移一部分给储蓄较少的人。在这一结构下他们研究了模型的经济均衡( 给定转移支付率、所有个人的消费—储蓄决策都是最优的)和政治均衡(投票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转移支付率)。
在经济均衡时，他们使用一次齐次的效用函数得到转移支付率越小，增长率就越高的结论。在政治均衡时再分配政策由具有中位数禀赋个人的偏好决定。他们证明若中间投票人的禀赋水平越低，转移支付率就越高。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收入分配(初始禀赋分布)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
Alesina和Rodrik(1994)使用一个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完全进入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定私人生产需要政府提供诸如法律秩序等公共服务，因此其生产函数中包括资本、劳动和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总水平，政府的收入来自于资本税。不平等体现在个人间初始劳动—资本禀赋比率的差异上。他们首先研究了经济均衡即个人效用最大化时的增长率及其与税率的关系。由于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个人的劳动和资本收入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由此可以确定个人的预算约束：即资本增量为总收入(劳动收入加上资本收入)减除消费。个人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终生贴现效用，这一简单的动态优化问题可得到个人的消费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它是资本税率的减函数，与个人相对禀赋比例无关，因此个人的积累率均相同，他们的相对要素份额不随时间变化，即收入分配格局是稳定的。接着Aesina 和Rodrik借助政治均衡研究了税率的确定。他们先假设个人是政策决定者，研究他偏好的税率，即人在最优的资本和消费增长率约束下选择税率使效用最大化。他们从这一优化问题得到个人偏好的税率与其相对禀赋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个人的劳动份额越大，其偏好的税率就越大。因此，根据中间投票人定理他们也认为财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中间投票人的财富越少) ,资本税率就越高，从而经济增长率就越低。
李宏毅和邹恒甫( 1998 ) 在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机制里, 假定财政支出具有消费、完全进入个人效用函数,得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他们的这一结论并不是偶然的, Perroti(1993)的政治经济模型也表明，在贫穷的平均主义经济中不会产生任何增长过程，而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经济却可能取得较高的初始增长率。
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1)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结论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 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Kuznets的倒U 型关系。
2、教育—生育机制
教育—生育决策机制。这类文献从个人教育—生育决策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教育—生育决策问题在经济增长的代表性个人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把代表性个人视为一个家族，就可以利用这些模型研究家族的初始财富与人力资本投资、生育决策间的关系。Perotti(1996)指出在教育决策方面，由于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富有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低。而生育决策是父母对其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权衡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大，其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大。因此不平等的经济中穷人比例大，人力资本投资低，经济中人口出生率高。这样则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负相关。上述理论可引申出如下可供检验的结论：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则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第二，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则经济增长率提高；从而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经济增长率提高。Perotti(1996)检验了这些命题，他发现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越大，人口出生率就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且这一计量分析结论在统计上十分显著。据此他认为从教育—生育决策角度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3、社会稳定性机制
这方面文献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有着强烈的冲动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者政治渠道之外进行有组织的寻租，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一些学者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了社会不稳定影响投资和增长的机制：第一，造成政治、法律环境的不确定；第二，中断正常的市场活动和雇佣关系，直接危害生。在计量检验方面，这派文献一般运用两类指标度量“政治不稳定”：一类根据抗、罢工、政权更替、政治暴力、政变、革命等事件的数量构成社会不稳定指标；另一类指标反映产权保护的力度，它一般用一些国际投资中介机构提供的各种“国家风险指标”衡。计量研究表明“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安全”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一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治动乱、产权保护缺乏与投资和经济增长呈一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市场规模机制
Murphy、Shleifer和Vishny (1989)提出了收入分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即所谓收入分配的“大推动( big push)”理论。在宏观理论中人们一般运用单一商品假定以抽象掉商品的多样性，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不相同的，恩格尔曲线正描述了这种现象。Murphy、Shleifer和Vishny也注意到了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选择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用函数：人们对每种商品的消费有一个限度，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范围，而不是增加某种商品的消量。利用这种很符合常识的效用函数，他们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分配不平等的农业国，富人需求的是国外时髦的高档消费品，而穷人的购买力有限,这样对国内生产的工业品需求不足。而工业化要求充分大的国内市场以使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技术获得盈利性，这样不平等导致国内工业品的市场狭小，从而制约国内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Keefer和Knack(1995)检验了这一理论，他们用人口、GDP总额、贸易开放度等度量市场规模的变量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其计量研究没有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市场规模机制提供有力支持。
之后潘成夫（2006）也提出类似的分类。他将机制分为政治经济机制、社会冲突机制、金融不完全机制、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机制和其他可能不利于增长的因素。其中政治经济机制、社会冲突机制和其他可能不利于增长因素和上文中提到的观点有重复，故以下列举其他两类。
1、金融不完全机制
在资本收益递减假设下,新古典经济学得到经济收敛的主要结论,经济收敛的结果是个人财富将趋于一致。其中,经济收敛结果关键地依赖于资本市场完全性,正如Stiglitz(1969) 指出,在资本市场收益递减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全情况下,个人财富将不会收敛在一个共同的水平, 产出总水平可能决定于经济最初的分配状况。简而言之,个人的发展机会随着财富分配的不同而不同, 穷人在生命中难以得到与富人相同的机会, 例如他们可能无法得到像富人一样好的教育, 或者无法像富人一样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以开始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投资项目, 因而往往难以完全实现其潜力。因此, 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存在大量穷人或收入分配不平等更大, 经济将大大地低于其潜在的生产能力。从静态上看, 经济的生产可能性区域将更小, 从动态上看, 其经济增长则相对更慢。从2 0 世纪90 年代开始, 这种观点已经被GalorandZeira(1993)等经济学家模型化信贷市场不完全在这些模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信贷市场不完全意味着个人借贷能力受限, 有限借贷能力意味着投资收益率无法达到边际水平。信贷市场不完全一般表现在信息不对称或法律制度的欠缺上, 例如贷款人对贷款的回收可能由于法律强制性而不完全, 或由于破产法对借款者的保护而受阻。由于信贷受限, 个人能否充分实现投资机会取决于其财产或其收入的潜力。穷人的家庭可能倾向于放弃相对较高收益的人力资本投资。在这种情况下, 将财富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到穷人手中有利于提高投资的平均生产能力, 通过这个途径降低不平等将提高经济增长率。
2、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机制
经济波动是造成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 而不平等容易使经济产生波动。收入分配不平等越大, 意味着穷人在社会中的占比越大, 而穷人在经济波动中更容易受到伤害。
在发生外部冲击的情况下, 穷人将很难有手段( 如借款等办法) 平稳自己的支出。因此, 收入分配不平等将意味着更多人在平稳自身支出方面缺乏手段。信贷受限的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 支出水平不得不被动适应, 穷人占比越大的经济, 其平稳支出的能力越差, 外部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将更大。Aghion、Banerjee and Piketty( 1999 ) 证明了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对投资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可能对经济产生内生的、持久的波动。
除了从机制方面来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对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进行深入研究，陈宗胜（1994）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 曲线进行了数学论证，提出了基于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与创新的“阶梯形”倒U 曲线。郭熙保（2002）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将呈现“倒U”变动趋势。如王小鲁、樊纲(2005)发现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是无条件地随着人均GDP 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先升后降,相反,它是其他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尹恒等(2005)认为在中间人初始资本占社会份额以及他们对税率的偏好约束下,当偏好税率小于某一个水平时,社会分配差距越不平等,经济
增长会越快,经济增长是税率的增函数；反之，当偏好税率大于某一个水平时,经济增长就会形成税率的减函数。钱敏泽（2007）根据二元结构模型,结合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计算方法推导出二元结构分配差距的倒U 理论模型。
许冰、章上峰(2009)运用非参数局部多项式估计方法，测度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曲线函数性态。研究发现：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曲线表现为“过山车”模式，具有三个拐点，目前处于倒U型的左半部分；随着进一步经济增长，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但上升速度减慢。任燕燕、姜明惠（2008）运用中国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8 1~20 05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三、总结
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是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派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明显阻碍经济增长。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其结果往往会不同。所以，迄今仍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参考文献
潘成夫：《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学术论坛》2006年第10期
任燕燕、姜明惠：《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年第23卷第3期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许冰、章上峰：《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 测度研究》，《2009年博士生学术会议》
商业模式与战略转型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文献对比研究
商业模式与战略转型的文献综述 【摘要】动态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企业的需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市场的发展趋势，商业模和战略的动态变化成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而在商业模式与战略转型方面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如何，这是本文的关注重点。本文从商业模式与战略转型纷繁复杂的研究框架中选取了现阶段更受关注的四点——管理者认知在战略中的作用、商业模式转型、战略转型的驱动因素以及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为论述重点，对国内外的研究做出梳理 【关键词】管理者认知商业模式战略转型多元化 一.管理者认知在战略中的作用 尚航标、李卫宁和蓝海林（2013）给管理认知做出了如下定义：管理认知是企业战略决策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所用到的一种知识结构。管理认知通过提供信息搜寻功能、信息解释功能和行动逻辑功能来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并决定企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在过去的20年中，管理者和组织认知（MOC,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cognition）在战略管理研究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发展（Walsh,1995;Huff,2005;杨迤等，2007；Kaplan,2011）。SuchetaNadkarni and Pamelas.Barr(2008)将管理认知划分为注意焦点(attention focus)和环境—战略因果逻辑(environment-strategy casual logics)。其中注意焦点是指高层管理者对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主观认知程度，这些认知受一个(或多个)领域的观念的支配，而忽视其他领域。Daft and Weick (1984)认为关于环境与战略之间因果关系有两种不同的逻辑方式，一种是环境驱动模式(environment-driven)所代表的确定逻辑(deterministic logics)，一种是解释驱动模式(interpretation-driven)所代表的前摄逻辑(proactive logics)。在环境驱动模式中，高管认为环境决定战略，因为高管所感知的环境是确定的、剧烈的、可测量以及有决定因素的，他们先了解那个环境的需要继而提出反应战略。在解释驱动模型中，高管根据战略来确定环境，因为高管所面对的环境是更不确定和更难分析的。武亚军（2013）将MOC的研究领域归纳为三个：一是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它关注认知偏见、简化原则等在战略决策中的应用及调整；二是认知地图和认知结构研究，它主要关注管理者的认知方法；三是认知结构与战略管理过程的联系，包括战略形成和实施过程。武亚军运用认知地图和扎根方法对华为公司领导人任正非进行分析，发现了“战略框架式思考”和“悖论整合”两个典型认知模式，在中国转型发展的复杂动态环境下，任正非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有价值、稀缺、难模仿、难替代等特征，是华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来源。 管理者认知在企业战略形成、推进及转型等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达成了一致。Tushman & Romanelli （1985）指出，高管的变革与继任是克服转型障碍的重要机制。Tushman等（1985）的研究发现公司绩效的下滑并不能直接推动战略转型的实施，而是否存在新任管理者是关键的调节因素。Loasby(2002)认为，企业成长阶段演进及相应的组织变革，都与企业管理者对未来变革和成长机会的认知变化发生直接关系。Yokota & Mitsuhashi（2008）的研究发现，新任管理者是否可以推动战略转型的实施取决于其是否可以改变战略决策的过程；高管的变更与继任并不是触发战略转型的充分条件，只有当高管变更后管理者价值观和利益偏好发生改变时，战略转型才会实施。在国内，薛有志等也认为管理者的认知过程是形成战略的组织因素中必不可少的动态要素；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将优化高管团队构成和改善经营者战略思维作为提升企业战略决策能力的关键；尚航标黄培伦（2010）在对万和集团的案例研究中提出了有限理性视角下企业管理者认知对企业竞争优势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综述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趋显着。自16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自由贸易产生分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这一观点后，掀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热潮。本文对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就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以图在浩瀚的文献中找出主流的声音。 一、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一般动力、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显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着重于对外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 (―)国际贸易视角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绝对成本说开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先河。他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理论代表了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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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 增长和经济 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 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 。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 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 ”，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
【精品】范围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思路
范围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思路 2002-07—18 内容提要：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变化,使得企业在竞争中寻求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在考虑通过实现范围经济来获得竞争优势,这类思考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简介范围经济的概念；然后从内在和外部表现两个方面来分析范围经济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生产成本优势、差异化优势、市场营销优势、技术创新优势、抵御风险优势;最后阐述实现范围经济的几种途径，包括相关多元化、价值链整合、学习与经验交流、合作创新、发展企业集群等。 一、范围经济的涵义及其延伸 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企业面临的需求是决定组织生产的关键因素,这种需求决定了企业生产什么产品（或提供何种服务）、生产产品的数量以及以何种价格将产品投放市场。企业面临的需求趋同时,依靠大批量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发挥了显著的效应，如福特汽车大批量生产模式的成功；而当这种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时候，小批量、多品种、多规格的生产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应向市场提供具有更高让渡价值的产品，包括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品质更高、更具差异化、更便利的服务等。因此，随着市场需求多样性的发展,范围经济使企业显现竞争力的现象越来越受到重视。 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是指企业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
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而产生的节约。这与企业通过扩大产品的生产规模而使生产成本降低所获得的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
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生产不同种类产品获得的经济性，后者强调的是产量规模带来的经济性。因此,要获得范围经济，一是企业必须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包括品种与规格)。二是产品的单位成本由此而降低或得到节约。 范围经济具有可度量性，计量这种成本节约带来的经济性可以用范围经济程度（SC)表示： 其中：C(Qi)表示单一生产Qi的产出所耗费的成本；C（Qi)代表各自生产Qi的成本之和;C(Q1，…，Qn）是生产Q1到Qn种产出所耗费的联合生产成本。如果SC>0,说明联合生产成本C（Q1,…，Qn）小于各自生产Qi的成本之和，这时企业取得范围经济；如果SC 请大家查阅2014年《经济研究》中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写一份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字数在1000内，格式为“主题+主要结论+主要研究方法”。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 本文基于哈罗德-多玛模型，主要谈论的是一个长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接受除不变要素比例之外的所有哈罗德-多玛假定。与哈罗德-多玛模型相反的是，我认为在新古典中比较标准的条件下，单个复合商品由劳动和资本生产的。其中将比较详实地考察体系如何去拟合一个作为外生变量的既定的劳动增长率，从而看一看哈罗德所谓的不稳定是否出现。除此之外，还要分析价格-工资-利息之间重要作用的反应，然后，我会稍微将一些假定予以放松，看看会有什么变化。最后考虑更加“凯恩斯化”的关系和刚性后果。这些分析首先建立一个长期增长的基本模型K=sF(K,L0ent)上,该方程决定了在所有劳动力都就业下资本积累的时间轨迹。它的解给我们一个关于共同体的资本存量的唯一时间轮廓，资本存量将使全部可供劳动都实现就业。在可变化要素比率和不可变规模收益时，自然的增长率和有保证的自然增长率之间就有可能不发生简单对立，或许根本没有。然后提出要素固定比例不变、柯布道格拉斯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等三种情况来分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然后确定价格工资利率行为，并利用中兴技术变化、劳动供给、可变储蓄率、税收及人口的视角对理论进行一些拓展，和对工资刚性、灵活偏好、政策含义和不确定性进行修正。通过上述的分析，说明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一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及其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增长。 2014年1月-10月《经济研究》有关经济增长方面的论文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每一期都有1-2篇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论文。我根据学者们在经济增长中 关于教育社会学论文范文2篇 关于教育社会学论文范文一：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 基础教育整天围着书本转，老师是从早跟到晚，就是让学生好好学习书本知识，其它方面几乎很难顾及到，而且把老师也累得够呛。甚至把老师变成了传授书本知识的工具，老师只要能把班里的成绩带上去，就是好老师，就是优秀老师，否则这个老师是不合格的，没有水平的。殊不知，老师的言行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学生，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不像学生，就与老师的言行多少是有关系的，比如有老师教导学生要知恩图报，要感恩这个世界，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任何感恩的行动，甚至传出他不好的话语来。 道德是对人的基本要求，人要是不讲道德或不讲理，与动物又有何异，所以我们骂那些没有道德或良心的人叫禽兽不如或猪狗不如。由此可见，道德是对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道德是被人内化而接受的，它与法律不同，因为违反法律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制裁和惩罚，而对于违反道德的人，我们通常则会显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因为道德没有刚性的要求，它更多是依赖人的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刺激反应，凭着这种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刺激反应，人进行自我约束，所以“慎独”的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其实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道德存在的地方，而且道 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可以通过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来观察和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反映出国民素质的高低，更能体现出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所以道德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道德教育也是最难做好的教育。道德教育与书本知识教育不同，书本知识教育可以通过考试来测量，而道德教育是否做好，人们的道德素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很难通过考试来测量的。当前，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是通过书本来这个途径来实现的，其测量方式也是考试，但是考试成绩高是否意味着道德素质就高，是否意味着道德教育就做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纸上他可以这样写，可实际他会怎么做我们很难去要求他，而且他写的是否就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他内心是否真正接受了这样一种理论和思想，我们往往很难把握。“当今人们已不满足于给学生一个简单的考试分数或能力分数，他们更希望考试能够提供诊断信息，能够报告学生的认知结构。”所以道德教育在当下非常难做，就连我们的精英群体——大学生，现在也变得非常难教育，其知识水平高低先不说，就看他们的日常表现，我们就能发现，我们的道德教育其实是处于滑坡状态，学生对于思想道德教育课，无非是把它当成考试课，至于里面所要求的，不少学生往往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只要考试能过关就可以了。因此，道德教育考试化也是当下道德教育面临的最大难题，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取代考试。其实，用考试方式测量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效果欠佳，而不用考试方式测量，又找不到更好的测量办法，所以道德教育现在面临两难困境。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没有教育的发展，社会的 科技经济市场 1引言 500年至1500年，经济的年增长只有0.1%，在1000年的漫长岁月中，产出只增长了3倍，而18世纪的英国却取得了10倍于过去的增长率。这一现象第一次让人兴奋不已，古典经济学家们首先探讨了经济增长问题，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主要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工作，他们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杰出前驱，斯密强调劳动专业化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李嘉图则强调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马尔萨斯则强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视野都被局限在识别影响增长的因素和说明决定经济增长过程的机制上。 哈罗德1939年发表的《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论文》和1948年出版的《走向动态经济学》，提出了经济学界的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使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从定性走向了定量，1946-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发表了二篇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哈罗德和多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既是对凯恩斯宏观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起点，从而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开始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作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2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 1870年以后，经济学主流关注的重点从供给转向了需求，经济增长的研究已远离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哈罗德-多马则开创了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复兴。 现代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是建立在Harrod（1939）和Domar （1946）的基础上，按照Harrod-Domar模型，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的最主要因素有两个：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率。由于假设前提的局限，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即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呈现出“刀刃”特征。但Harrod-Domar模型标志了经济学界运用数理经济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始，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革命：他对资本积累和劳动就业的研究，对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资本和劳动作为经济增长所必须依赖的两大要素，显然具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模型既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也是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起点，同时，它也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进程的出发点。 Harrod-Domar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意义。这是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增长率的起点，模型中四个外生的参数：资本-产出比、储蓄率、技术进步的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将这四个外生变量内生化而进行的。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准 索罗在Harrod-Domar模型的基础上新引进了三个假设：（1）总 量生产函数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样具有新古典性质；（2）劳动和资本这二种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刻都处于供求均衡状态；（3）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在此基础上索罗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成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的基准点：（1）自索罗模型开始，新古典生产函数就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标准的总量生产函数；（2）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整个经济时刻都处于动态一般均衡状态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通则；（3）索罗模型将给定人们掌握的技术下的劳动生产率内生化，于是在其模型中引入了那个著名的代表技术水平的变量A；（4）索罗模型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确立了一个思想传统：它使经济增长理论变成了完全从供给方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源；（5）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增长模型都以自己的长期增长稳态来解释形成“卡尔多稳态”的原因。 罗索模型通过假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解决了Harrod-Domar模型中的“刀刃”问题，但它却不能解决没有外生给定技术进步时产生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此外模型中的储蓄率也不是通过个人动态最优化行为内生决定的，更为紧要是的它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许多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增长本身！索罗模型的缺陷激发了经济学家们构造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冲动。其中，拉姆齐模型通过变分法解决了消费都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有效折中，解决了最优化的储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路径，沿着这条思路的研究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卡斯和库普曼斯在1965年作出的贡献：他们将拉姆齐的消费都最优化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使新古典模型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 4将储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考虑消费者的最优化决策行为，而是假设储蓄是产出的固定比例，并且是外生给定的，从而使这个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于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将资本内生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将储蓄率内生化。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第二步内生化不仅导致了拉齐姆-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无限斯界模型）的产生，而且也导致了戴蒙德的世代交替模型的诞生。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储蓄内生化，首要条件是建立附有对时间的主观帖现率的新古典的效用函数，在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分析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决策的时间范围，即决策的个人是将未来无限长时间中的效用最大化，还是仅仅将自己有限的一生的时间内进行效用的最大化，以前一种时间假定为条件建立的经济模型被称为“无限期界模型”（Infinite Horizon M odel）以后一种时间假设为条件建立的模型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 odel）。 拉姆齐以数学模型论证了最优消费行为下，一国储蓄所必须满足的条件（Ramsey,1928），但由于当时经济数学工具的限制，拉姆齐推导出的其实是每个时点上的最优储蓄，而没有依据基本的效用函数指出整个未来时期中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的动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佘时飞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中山528402） 摘要：在哈罗德-多马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基础上，索罗将资本进行了内生化，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和戴蒙德则将储蓄进行了内生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此后沿着内生化方向，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内生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成为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主导方向，本文将对这一方向的发展作一个较为系统的综述。 关键词：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内生增长 经济研究 趦趻 2009年第8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f23625860.html, 分享经济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栗飞 来源：《时代金融》2017年第09期 【摘要】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分享经济也在国内外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了更好认识这一新兴概念，本文归纳总结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分享经济的定义、理解及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学者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分享经济共享经济协同消费 一、研究背景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效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发展。目前，美国“分享经济”产值已达1100亿美元，房屋租赁网站Airbnb和打车O2O应用鼻祖Uber就是分享经济在房屋短租和打车行业中的两个典型应用案例。本文将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分别对分享经济的研究进行梳理。 二、国外文献研究 关于分享经济的由来：1978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Joe L. Spaeth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合作式消费”的概念[1]。2010年，英国作家Rachel Botsman认为“合作式消费”将给人们的消费模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在互联网时代，共享首先表现在代码的共享（如Linux），其次是生活的共享（如Facebook）和内容的共享（如YouTube），再次是现阶段的现实世界各种离线资产的共享。同时指出信息技术和开放数据、网络的普及是推动合作式消费的一个驱动力[2]。2011年12月，Sara Horowitz发表了《The Sharing Economy's Quiet Revolution》一文，使得“分享型经济”成为西方媒体的热点话题[3]。 对分享经济的认识、理解：Russell Belk认为，分享经济和合作式消费改变了我们过去“我们所拥有的才是我们的”观念，而是一种“你能使用的就是你的”观念；同时指出互联网，尤其是Web2.0的发展促进了分享经济和合作式消费的成长。Christopher Koopman等人认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接触到了更大范围的商品和服务，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可以让消费者搜索到更多更好的商品，也降低了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促进了网上评价反馈机制的建立。互联网和分享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对市场经济中传统规章制度的依赖，而我们的公共政策也应该随之改变，适应现实的需要。 对分享经济的案例分析：Katie Finley认为分享经济有社会、经济和技术三大驱动力量。 通过对Airbnb使用者进行访谈，了解人们使用Airbnb的原因，使用过程中的担忧及最让你信任的几点理由，最后给出了Airbnb是一个让人信任的市场中介者的结论。Georgios Zervas等人 Value Engineering 0引言 随着1998年住房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提出将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地产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加速时期，房地产市场发展非常迅速，房地产投资增速高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存在很大的泡沫风险。此外由于我国房地产业收益过高，这必然会引起社会上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涌入房地产市场，掀起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热潮，这也可能使得房地产投资资本积累过度，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对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主要回顾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及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做好准备工作。 1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文献回顾 在整个研究经济增长的发展史上，投资形成资本， 结合劳动力的投入，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在经典增长理论中，投资（尤其是物质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实现高速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仅仅依靠大量投资还不足以保证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才是关键。通过对已有的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对宏观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从投资总量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问题；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本在不同行业、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 分析宏观投资总量效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根据新古典增长的动态效率理论，运用AMSZ 准则进行测算。宏观经济中动态效率的概念最早来自菲尔普斯（Phelps ， 1961），后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增长模型中有了精 确的数学表达。在索洛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水平，就是“使消费最大化的稳定状态”时的资本存量（记为k * gold ），可证f ′（k * gold ）=n+g+δ①。如果经济达到稳态时k * >k * gold ，则存在过度资本积累问题，这时经济处于动态无效 状态，其资源配置不再是帕累托最优的。从动态效率的定义来看，最直接判断经济中是否存在投资过度的标准，就是比较资本边际收益率与黄金律的水平。但在实际应用中准确估算边际资本收益率很难，幸运的是Abel 等（1989）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AMSZ 准则：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D>I ），那么这个国家的宏观投资就是动态有效的，否则就是动态无效的。根据“黄金律”和AMSZ 准则，史永东、齐鹰飞（2002）和袁志刚、何彰勇（2003）研究了我国宏观投资的动态效率问题，认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且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问题。在此基础上，刘宪（2004）认为史永东和袁志刚等不应当将生产税净额从总收益中去掉，从而低估了我国经济总的总资本收益。刘宪修正后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从总体来看，近年来一直处于动态有效状态，并未发生资本的过度积累问题。项本武（2008）遵循AMSZ 准则，但运用更新后的总资本收益计算方式，对我国1994-2003的经济动态效率进行重新测算，得到在样本期内，我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是波动的，投资率较高时，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投资率较低时，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这与我国经济的投资驱动型特征相吻合。 对宏观投资结构效率的评判方法主要是，资本边际收益率均一化准则。即通过测算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的变化趋势，来判断资本配置效率是否提高，如龚六堂、谢丹阳（2004）的表述“一般来讲，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差异变小就表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得到改善② 。在一般均衡理论 中， 当且仅当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率的时候，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的， 经济整体也达到帕累托最优，我们也可以据此判断资本配置效率。然而在实际中我们看不到资本的—————————————————————— —作者简介：李文华（1982-），女，山东栖霞人，硕士研究生，教师，研究方向为会计电算化；李文龙（1985-），男，山东栖霞人，宁波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计量与风险管理。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效率的文献综述研究 A Survey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李文华①LI Wen-hua ；李文龙②LI Wen-long （①山东协和学院，济南250107；②宁波大学，宁波315200） （①Shandong Xiehe Institute ，Ji'nan 250107，China ；②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00，China ） 摘要：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年来出现不少关于房地产投 资过度以及存在泡沫的言论，如何从我国目前投资体制以及政策引导角度分析房地产投资效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整理和介绍了经 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文献及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尽量准确地介绍这些研究方法并相应作出分析和评述，为后面进一步深入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帮助。 Abstract:The real estate industry,as the basic and dominant industry,ha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national economy.Has real estate over -invested?Is there a bump in real estate market?So the study of the efficiency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has great mean in the background of our own investment system.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about economic growth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abou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投资效率Key words:real estate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investment efficiency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4-0195-03 ·195· DOI:10.14018/https://www.360docs.net/doc/f23625860.html,13-1085/n.2013.14.154 教育教学论文范文 教育管理范文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关于农村小学生解答应用题难的分析及解决方法学生姓名: 杨红学号:专业名称: 教育管理学习层次: 本科年级: 12秋指导老师: 高井坪职称: 副教授教学点: 湖口九江广播电视大学论文目录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1) 二、研究的内容及可行性分析…………………………………………………1三、论题的研究方法……………………………………………………………2四、论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措施和建议……………………………………2五、参考文献……………………………………………………………………2六、论文提纲……………………………………………………………………5七、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81．宣传自己的事自己管的思想………………………………………82．增强学生的自主意识和执行班规的自觉性……………………………83．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94．制定学生自主管理机制…………………………………………………11八、建立合理完善的班级管理制度……………………………………………121．要建立班干部轮换制、班干部全员制…………………………………122．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制度……………………………………………123．树立典型…………………………………………………………………13 论文提纲实践证明，良好的班集体能激励着学生不断进取，使学生更加积极、轻松，充满激情地投入学习。 而要形成良好的班集体则必须依靠良好的班级管理。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真正的教育是自主教育，是实现自主管理的 海南大学 毕业论文 文献综述报告 题目：芦荟提取物的杀虫活性初探 学号： 20070124035 姓名：张宇博 年级： 2007级 学院：材料与化工学院 系别：化工系 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指导教师：陈祎平（教授）/梁振益（工程师） 完成日期： 2011 年3月30日 前言 浸渍法是在提取时将中草药溶解于溶剂中，以使其有效成分浸出、提取出来。选取溶剂时依照相似相溶原理。但浸出率较低，如果用水溶解，提取液还会发霉变质，因此注意加入适当的防腐剂。 渗漉法是将中草药粉末先装在渗漉器中使药材浸渍24~48h膨胀，然后不断添加新溶剂，使其自上而下渗透过药材，从渗漉器下部流出、收集浸出液的一种浸出方法。经典液体色谱技术分离量大，载样品多，操作方便，设备简单，能在单位时间内获得较多量分离组分，是进行天然产物常用的方法。 在回归自然思潮的影响下，人类越来越青睐于绿色的健康产品。含有芦荟及其有效成分的产品是众多健康产品中的佼佼者。对芦荟及其有效成分的研究也是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多种多样的芦荟产品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但国内很少有高附加值芦荟产品的生产与推广。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对芦荟的相关报道与研究，为芦荟产品的研发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文献参考。。 鉴于化学农药本身固有的缺点和人们不合理的长期滥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天然物质中寻找更安全、更有效的杀虫物质,以开发新型的杀虫剂。从植物中筛选杀虫活性成分，开发出植物源杀虫剂。植物源杀虫剂，又有人称之为“中草药农药”，由于其来源于天然的生物，具有与环境良好的相容性，易降解，残效期短，不污染环境，害虫不易产生抗药性等特点，其研究和开发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外农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具有广阔的市场前途，己成为近年来国际上研究的热点。杀虫植物的抽提物可以直接用于防治害虫，或者与其他农药复配使用以提高药效和安全性，或者以杀虫活性物质为模板,研制和开发新型的杀虫剂。 芦荟作为百合科中的一个属种，是一种多用途的植物，有着较强的市场开发潜力，具有生命力强，药用价值高等特点，有良好的产业开发利用前景，对它的研究和开发将会给人类带来可观的经济价值 文献综述范文之一 关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对比较完善，许多学者对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扩展到了很多领域，Michael Hoel 和Tor Iversen（2002）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强制保险和非强制保险下人们的行为差异进行研究，得出了在某些领域实施强制责任保险的必要性。William R Johnson（1977）对强制保险下的逆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科学合理的强制保险制度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经济效率。Adam Whitmore（2000）建议将强制保险制度引入环境保护中，实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以化解因为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气候改变的风险。 国外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Michael G. Faure LL.M（Netherlands）（2004）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进行了研究。他在研究中阐述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现行强制责任保险的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是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的制定者制定相关法律和规定时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二是一个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能够根据相关的法律政策提供相应的保险产品。在他看来，这些争论表明了现在强制责任保险发展的一个趋势：即从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向强制第一责任保险转变。 Michael（2004）教授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对市场给予一定的干涉是必要的，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在此基础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的功能、运行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另外还对强制责任保险运行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逆选择等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Paul Bou-Habi（University of Essex）（2006）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的作用作了阐述。他认为，适当的强制责任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他不赞同“家长式的强制保险”，而是提倡“非家长式”的强制保险（NPCI），只有这样才能让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走出困境。 Tony Sheldon（2003）认为，现行的强制责任保险保障范围太小，强制责任保险应该扩大保障范围，只有在某些关键领域和高风险领域实施相应的强制责任保险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现状来看，发达国家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对比较成熟，一般都有多个成功实施的强制责任保险险种，并且在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实施和监管方面都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形成了适合自己国情的运作模式，这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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