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4000字论文

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历史经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前景

[摘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怎样过度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基于这些相似性，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以被视为一场新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回顾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能够提炼出我国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基本规律，从而认清当前改革的战略定位、关键对象、成功保证和持续趋势等决定其前景的基本要素。

随着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学习得知，我们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根据这一精神，近年我国在分配领域逐渐加大了改革力度。2010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列为年度工作任务之一，用较大篇幅阐述了改革思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在醒目位置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呼之欲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是一次单纯的生产关系调整，而是具有明确政治承诺和强烈民生关怀的社会关系重构，其实质是通过对生产关系的部分改良，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产生正向反作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在新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次规模空前的生产关系变革——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与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回顾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反思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透视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景。

社会主义改造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早已成为定格在历史画卷中的图景，虽经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但这场社会变革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依然强劲。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所遗存的问题，是新时期全面改革的出发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发展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步

促进社会基本矛盾朝相适应的方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意义。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生产关系只有与生产力紧密联动、并保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形态，其自身才能保持存在的合法性。经过改造的生产关系，只有被实践证明比以往更加促进生产力发展，这种变革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同步。实践表明，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动发展这一正确思路，我国在生产关系层面大刀阔斧的变革，确确实实为经济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

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二)重视改造过程的渐进性

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我国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改革的实质是重新确立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古至今，利益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中心话题，因为利益是人类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关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相应的，任何社会成员对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通常都表现得敏感而保守，这是一种异常顽固的社会心理。因此，调整社会利益格局最稳妥的方法是“以利制利”，通过提高公众的改革预期来凝聚共识、减少阻力，这就要求充分尊重改革的阶段性和长期性。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跨度，最初估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在具体改革方案上，根据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三套从初级到高级的过渡方案。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策略，“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等词语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醒目用语，这是充分尊重改革规律、充分估计改革难度的理性态度。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决策层对改革形势的估计判断不一致，导致经济改革掺杂了过多政治因素。“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

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实践证明，对于关系亿万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急于求成的心态、快刀斩乱麻式的方法，其后果往往有悖于改革的初衷，所以必须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行动规划。

(三)坚持和平的改造方式

社会革命的终极目的是重塑利益格局，而利益调整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革命。因此，社会主义改造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是保持社会稳定。为了使这场改革助推社会进步而不致瓦解革命成果，“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无论农民、手工业者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面临生产资料所有权变更的事实。即便失去现有财产意味着长远更丰厚的收益，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心理震动并滋生抵触情绪。化解改革阻力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温和疏导消除误解，让统一战线等革命法宝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作用。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要动摇农民对土地、牲畜的深厚私有观念和各家各户自主经营的习惯，自然会引起相当大的抵触。党和政府坚持和平方法和自愿原则，用事实证明，农业合作化可以使占农村人口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得到利益，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合作化是拥护或比较拥护的。较富裕的农民面对大势所趋，也可以拥护或随大流。手工业者的改造情况与农民基本相同。

鉴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对其进行改造更要遵循和平路线。资本主义工商业约占当时我国经济总量的6.9％，虽然绝对量不大，但主要分布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属于较

优质的经济成分。新中国成立后，愿意留在祖国大陆的资产阶级人士基本是革命同盟者，他们拥有广泛的海外关系，是特定时代下西方了解中国的特殊窗口。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成员提供了良好的改革预期，因而获得普遍拥护。作为积极接受改造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先生曾说：“单从个人物质生活来看，社会主义对我们中国的资本家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相反还值得羡慕。”“谁都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走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国才能够强盛繁荣。……只要自己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推进将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和成功保障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使我国的经济基础产生局部而显著的变化，上层建筑也会相形而动，特别是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动力来源的政治上层建筑，必然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

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非常复杂。回顾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首先，经济基础的变革较多地借助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才得以启动，随后，经济基础变革完成，迅速对政治上层建筑产生影响。1957年掀起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1958年“大跃进”运动对八大正确路线的偏离，都表明经济基础的变动对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以及人为地、忽视规律地拒斥这种客观作用，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后果。

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具备互施积极、消极双重作用的能力。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能回避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方面，从我国利益格

局失衡的根源来看，非经济因素过分干扰分配制度的正常运行，是无可否认的原因。另一方面，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协调，对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消极作用，随时间推移而呈现累加效应，反过来对政治体制造成巨大压力。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成功，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必将有实质性推进，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具价值的孳息。反之，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它所迈出的实质步伐，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成功的最强有力保障。

(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变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我国利益格局的失衡，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艰辛探索的伴生物，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凸显，可以被视为工业化、市场化必须承担的代价。要消化这个代价，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分配环节的矛盾复杂性和影响广泛性，决定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贫富差距现象形成一样，是一个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渐进过程。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全局性、全方位的社会关系调整，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可谓空前，但速度却极为迅捷，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完成了预计需要十五年的任务。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如此结构复杂、影响深远的改革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完成，难免存在工作过粗、要求过急等问题。一个全新制度在其确立之初所包含的瑕疵，往往会演化为这个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绵绵无绝地释放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旨在从根本上破除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长期遗留的问题，包括对“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分配方式的否定。三十多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一全新分配制度在打破平均主义的同时，又引起了贫富悬殊等新问题。“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当前收人分配制度改革需要一种“根本解决”的气魄和胆识。一方面必须坚决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另一方面要避免由于改革力度过大、过急而出现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改革中，如何“破”得彻底，“立”得扎实，需要缜密的理论研究和充分的实践论证。鉴于此，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失误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对于任何一项关乎13亿人民切身利益、关乎当代中国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好”永远比“快”更永恒、更难得，革命浪漫主义不可取，急躁冒进情绪要杜绝。

结束语：分配制度不仅是一项经济制度，而且在现代社会被赋予越来越深刻的政治意义，成为一项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社会基本制度。因此，分配制度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难度也非比寻常。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近言之，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累积的深层矛盾的破解，远言之，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近六十年来价值追求的承续，总言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极为艰苦的无声战役。在当前的形势下，回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起点，追寻前人的智慧，探求历史的规律，将启迪今天的中国努力完成一次新的、更高水平、超越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