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有限理性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及其完善途径

摘要：有限理性模型又称西蒙模型或西蒙最满意模型。它认为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政府在制定决策时的理性是有限的，由于面临目标冲突、知识不完备以及时间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偏离的情况。通过建立合理的分权机制、教育机制、监督机制、保障机制、民主参与机制以及法定责任制，增加政府决策的理性程度，进而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关键词：有限理性公共管理决策机制

一、有限理性的内涵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了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有限理性的概念是针对完全理性概念提出来的。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从马克斯·韦伯提出理性模型组织即官僚制组织，到经济学家对人的理性模型的假定，都将人和组织假设为即使面临变化不定的客观环境，也能够掌握完全信息，也能够了解所有的决策选择，并且能够按照“效率最大化”和“选择最优化”原则做出正确选择，这也就是所谓的理性。而西蒙通过对组织行为的实际考察认为，人的信息加工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因此，由人组成的任何组织无法完全按照理性模式去行动，即人和组织没有能力同时考虑所面临的所有选择，无法按照“效率最大化”和“选择最优化”原则理性的指导自己的行动。因此，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西蒙研究发现，人们的实际决策过程与理性选择大相径庭。首先，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一般不可能制定出

解决所有问题的备选方案，而只是面对制定的部分方案进行选择。其次，按照理性的要求，行为主体必须完全了解并预期每项决策产生的结果，而实际上，我们对决策结果的了解总是零零碎碎、不完整的。最后，人们选择决策方案的原则不是“效率最大化”和“选择最优化”原则，而是“满意”原则，即按照顺序成对的比较，从中选择满意或较为满意的方案。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卡恩曼、特奥斯基和斯罗维克等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决策行为”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他们认为人们的许多决策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的。这里所说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因为缺乏信息或信息不完整而造成的决策困难。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按照理性模式进行决策，而往往凭借以往的经验进行决策。实际上人的认识能力、预测能力、信息处理能力都是有限的。“在信息搜寻成本高昂而成果又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只获取特定的部分信息并保留对其他信息的无知是合乎理性的”。那种传统上将政府也假定为全知全能的公共组织是不对的。全知全能假设不仅误导了政府本身，而且也使民众对政府决策有过高的期望。有限理性使政府决策有其不可逾越的局限性，当这种局限性导致行政决策出现失误时，便产生了行政决策对公共利益的偏离。

二、有限理性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一）目标冲突

明确的组织目标是组织进行理性决策的前提。但是公共组织的目标模糊是公认的特点之一。作为公共组织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目标间的相互竞争，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公民素质提升等。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并不总是十分和谐的，他们有时会处于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状态之中。行政决策往往在实现了一个目标的同时，却又影响了其他目标的实现。即使在某些决策中行政目标不相互矛盾或对立，也有一个处理这些目标的轻重缓急的安排次序问题，有限理性的人很难将这些不同的价值和偏好赋值，从而列出其权重，排好一个优先次序，来指导现实的行政决策活动。有限理性使人具有不

可避免的局限性，政府有时会因为对目标认识的缺陷，而使决策偏离了公共利益的趋向。

（二）知识的不完备性

行政决策过程是一个运用知识和信息的过程，我们需要运用知识了解决策所处的客观环境、决策的主客体利益和偏好、决策所需运用的资源和条件；需要运用知识区分不同的价值权重，制定出备选行动方案；需要运用知识预估每个备选方案所能产生的结果，从而在他们之间做出比较选择。但有限理性这一问题依然是人类存在的核心苦恼和稀缺的构造性原因，我们无法了解决策相关因素各方面的信息，无法列出所有的备选方案，无法预知决策方案会产生的结果。有限理性导致的这种知识不完备性，贯穿于整个行政决策过程，从而使行政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失误，导致行政决策对公共利益的偏离。

（三）时间因素

行政决策具有时效性，这种时效性不仅表现在其制定过程要讲求效率，更表现为其在社会发生作用的存续时间具有阶段性。一项行政决策可能在其制定之初是有效的，并为人所接受的。而在其实行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意识观念的变化而不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有碍公共利益实现的决策。比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孙志刚”事件发生后被普遍认为是一部恶法的典型，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种由于时间原因导致的行政决策对公共利益的偏离，也是人的有限理性的表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建立对重大决策的备案审查机制。

总之，由于受到有限理性这种影响决策的事实前提的因素的作用，行政决策或多或少地会出现偏离公共利益的趋向。当然，现实中的行政决策对公共利益的偏离可能是这两类因素的交互作用。要想使行政决策充分反映公共利益的需求，就需要恰当的制度设计来抑制政府的自利性和尽力克服政府的有限理性。三、公共决策机制改革和完善的途径

有限理性导致公共决策偏离公共利益是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的，我们应该从导致有限理性的制度根源入手，尽可能地完善我国的行政决策制度安排，探索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的、科学的决策体制，来有效的克服有限理性所带来的决策偏差。具体政策建议可阐述为如下几点：

（一）依法确立决策权力的合理结构，实行合理分权

依法确定决策权力的合理结构，实行合理分权，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各种决策主体的决策权力，建立起多方位、多层次的合理决策权力体系。实现这一目标，要做到依法设立和确定行使行政决策权力主体的地位和资格。理顺决策系统中各种决策主体的关系，明确执政党、政府两者各自的决策权限、职责和范围。要在保证党的领导下，把各级政府置于决策的核心地位，逐步探索并建立起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主导的行政决策体制。行政主体的决策权力只有依法设立并具备相应的资格，它们行使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享有法定的职权，才能进行具体的行政决策活动，才能保证行政决策的效率和承担决策所需的责任。

（二）建立健全行政决策者的法定责任制

行政决策除了要确定行政决策者的决策权限、职责和范围以外，还要确立决策者的法律责任。建立健全行政决策者的法定责任制，应该从行政决策的角度完善行政决策的方案设计责任。行政决策方案是关于实现决策目标和实践活动的具体安排，其安排合理与否，可行与否，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行政决策目标的具体实现问题。为此，对行政决策方案设计的要求就必然是可行、周密、合理和科学的，违背了这些要求，方案无法实施，决策者就要承担方案设计失当或失误责任。

（三）建立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机制，营造良好的决策环境

所谓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机制，是指政府在做出行政决策时，决策者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建设的要求，将让人民群众参与政府行政决策的过程制度化。“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在我国建立行政

决策的民主参与机制，要做到政府在行政决策中要切实建立起民主制度。民主性原则是行政决策的原则之一，民主性原则要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广开言路、广开思路、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的智慧，减少决策的个人色彩。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行政决策民主化的根本要求，使国家各项行政决策趋于科学合理，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

（四）建立科学决策的保障机制，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行政决策民主化为决策科学化提供了前提条件，那要真正做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仅有民主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建立和健全行政决策信息机制来保障行政决策科学化的实现。当今，信息已经成为人类创造财富所需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要素，政府的行政决策离不开信息，信息对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的行政决策系统中已经建立了信息系统，近几年来信息系统在参与我国许多重大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现实的行政决策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行政决策中，信息系统的职能和作用还远未得到真正发挥，严重阻碍着我国行政决策科学化的进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决策层不重视信息对科学决策的作用，因此就不重视信息系统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我国目前行政信息系统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信息管理人员不能很好地胜任工作。因此，除了要健全我国现行行政决策体制，保障信息系统在决策体系中的地位之外，更要提高信息管理人员的素质，实现行政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充分发挥行政信息系统的作用。

总之，政府的有限理性限制和约束了政府决策的科学程度，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的，那么科学决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通过建立有效的政府决策机制，我们的决策肯定会更加科学和成熟，前进的步伐也将会更加稳健，我们的社会也将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会全面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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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下文为大家整理带来的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摘要：文章介绍了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探讨了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处理、市场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西蒙；有限理性；意义；实践价值? “有限理性”理论是由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赫伯特·亚·西蒙教授针对理性决策而创立的决策过程分析理论。以“理性有限论”为基础的“满意决策理论”是西蒙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也是他毕生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和经验探索的主题。西蒙教授对管理决策理论所作的贡献是管理决策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人们往往称西蒙开创发展起来的决策理论为现代决策理论。他的有限理性理论奠定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他的经典著作《管理行为——管理组织的决策过程的研究》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誉为“划时代”的作品，有限理性理论因其在现代决策理论中的基础地位，一直是决策科学理论研究的热点。理性决策源于“经济人”理论，与理性决策相比，有限理性决策更

具现实性和动态性，对实际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满意决策论”、“适度利润”等概念的普遍运用，关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无不表明西蒙“有限理性”的影响和意义。本文试就“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进行探讨。? 1 “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 “有限理性”理论的要点在于：“理性就是用评价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择行为方案”,而理性决策所要求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人的决策行动不仅受到外部因素(如时间、信息、技术等)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作为信息收集者和问题解决者自身条件的限制,因而他主张用“满意”代替最佳。? 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 ”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乃至彼此矛盾状态；“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西蒙认为，相比“经济人”而言，“管理人”有两点根本转变：①经济人寻求最优方案；而管理人则寻求满意方案，即符合决策目标的方案。②经济人同真实世界的一切复杂事物打交道，而管理人只同他头脑中所感知到的世界打交道，而把那些与决策无关紧要的因素置之不顾。西蒙指出

不同学科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比较

不同学科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比较作者：郭小聪发表时间：点击次数:879次［摘要］:制度主义，是我国近几年来最受青睐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人们对制度主义方法的运用，基本上是沿袭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制度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的专利。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在政治学（含国际政治）界和社会学（含组织理论）界也十分流行。不过，由于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制度主义在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方法论特征。［关键词］:制度分析，制度主义，方法论，学科作者简介：郭小聪（1957-），男，广东人，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府制度演变理论、行政制度比较、政府经济学研究。近几年，最普遍被社会科学界赞赏、采纳和运用的研究方法，莫过于制度分析方法，即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但最具多样性和最容易被误解的，也是这种研究方法。正如保罗?J.迪马乔（Paul J. DiMaggio）和瓦尔特?W.鲍威尔（Walter W. Powell）指出的：“制度主义被当作是一种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的独特方法，但与回答‘是什么’相比，这一方法更容易在回答‘不是什么’取得一致意见。造成这种模糊性的原因是：研究制度的学者们随意地给它下定义；在不同的学科中，甚至同在组织理论中，制度主义也有不同的涵义；‘制度主义者’在有关制度的微观与宏观、制度的认知与规范等方面所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他们对制度的创新与传播及其相关网络方面所关注的兴趣点也是变化的。”[1]（p.1）所以，我们必须先梳理一下不同学科领域以及不同学派的制度主义。本文先就不同学科领域的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作一番比较。在西方学术界，奉行制度主义方法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含国际政治）和社会学（含组织理论）。一、经济学的制度主义根据W.理查德?司考特（W. Richard Scott）的研究，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制度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制度主义，是作为科学方法争论的副产品而出现的。一些经济学家从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先哲那里获取灵感，并公开向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可以简化为一套通用规则”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坚持认为，经济是在由一系列文化和历史因素构成的社会框架下运行的。共同的观点使他们形成为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后来，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观点被当时在德国接受培训的美国经济学家所发展。在美国发展了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三位，他们是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和威斯理?米切尔（Westley Mitchell）。尽管三位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存在很多分歧，但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不切实际的假设和对历史性变迁的疏忽这一点上，他们则是高度一致的。[2]（Pp.2-4）凡勃伦拥有开创性的见解，他坚持认为，有效的经济学应当强调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重视追踪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同样，康芒斯也强调变迁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米切尔相信传统经济学是理解经济周期特性的障碍，因而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经济变迁。就方法论而言，制度主义在四个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2]（Pp.3-4）一是市场不确定性与确定性（Indeterminacy versus determinacy）的区别。与“完全竞争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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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共政策的主要因素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可以把公共政策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影响政策的除决策制度、决策方法外，还有其直接的工作环境，以及更广阔的如社会、经济、文化、法律等一般环境。一、政治制度与决策制度政治制度一般指统治阶级用以统治国家的方式和方法，如政体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官吏制度、决策体制与程序等。而决策制度是指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法令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涉及到最高决策权是什么，最高决策者是谁、决策需经过什么样的合法程度、需要遵循什么原则等。它们都对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从本质上说，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决策制度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决定谁是最高决策者、什么是最高决策权体现出来的。并且，由于决策制度还涉及到决策程序和原则的问题，而决策程序和原则又决定了所采用的决策形式和决策方法，因而政治和决策制度还会通过这一系列的传递作用影响到所制定政策的质量，即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二、直接决策者直接决策者是指依据法律或传统在决策机关中占有决策职位因而直接参与决策的人，一般包括执政党组织、各级政府中有关的立法、行政、司法人员等。正是由于直接决策者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因而他们对政策具有最为重要和明显的影响。作为个人，不同的决策者其眼界、主张，以及他们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必然会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很大影响。三、人民大众从根本上说，人民大众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基础。在现代民主国家它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人民可以通过选择直接决策者而间接地影响政策。其次，人民大众可以通过对政策的接受与否来影响政策。第三，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向政府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从而影响政策。第四，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第五，人民大众有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估。总之，人民大众作为间接决策者，在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对政策发生着重大影响。四、利益集团与政党政党作为一种层次更高、组织更严密更正规、肩负的责任更大也更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是最重要、对政策的影响最大的代表一定社会阶级、阶层、集团根本利益的团体。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方式，首要的是通过代表本集团利益的直接参与决策的人员提供政策备选方案、支持或反对某个政策方案等途径直接影响政策；其次是影响公众舆论，利用大众传媒宣传鼓动民众支持自己的主张；第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还通过形成"压力集团"，通过游说等方式说服直接决策者或对他们施加压力，以影响公共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而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相互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但现阶段我国也存在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也还有在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因而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客观上也存在不同?quot;利益集团"。他们也要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样也会对公共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也具有重大影响。五、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可以促使大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及时进入政策议程，它表达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和要求，对政策制定起到一种中介推动作用，因而对政策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但社会舆论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传播才能形成。这些信息载体，潜在的却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因而也影响着人们的判断与选择，影响着社会舆论乃至整个社会的行动。大众传播媒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直接决策者和间接决策者的影响来实现的。六、经济制度经济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规定着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着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的形式，规定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经济制度通过作用于政治制度和决策制度对政策发

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 “有限理性”理论的要点在于：“理性就是用评价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择行为方案”,而理性决策所要求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人的决策行动不仅受到外部因素(如时间、信息、技术等)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作为信息收集者和问题解决者自身条件的限制,因而他主张用“满意”代替最佳 ①经济人寻求最优方案；而管理人则寻求满意方案，即符合决策目标的方案。 ②经济人同真实世界的一切复杂事物打交道，而管理人只同他头脑中所感知到的世界打交道，而把那些与决策无关紧要的因素置之不顾。西蒙指出，真实世界中决策环境下，计算能力和对环境的认知能力的有限必然意味着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即人类的注意力、感知能力、信息加工能力有限、记忆系统是有限的。因此，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从而所探讨的应当是有限的理性，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应当是过程合理性，而不是本质合理性；所考虑的人类选择机制应当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 ①由于决策者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因而导致选择决策方案的标准存在差异。 ②大多数决策问题都存在众多备选求解方案。决策者受知识和能力的限制,不可能探查所有方案，决策者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决策者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

③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实世界存在大量的随机性因素,它们会干扰决策的执行过程,并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将问题情境尽量加以简化，用一个小得多的问题空间去替代真实的问题空间，使前者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实际。 ④决策者都带着一种对问题先入为主的印象行动，过去的知识经验、习惯等往往会影响到主体的选择性感知，一些决策可能是凭直觉做出的。 2“有限理性”理论的实践价值?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是他借助于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作为决策外部环境的组织和主观因素的理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他对决策科学做出的重大贡献所在。“有限理性”理论对实际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2页的管理工作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2.1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实践价值? 人是不存在全知全能的理性的，或者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谈论人的理性。根据有限理性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一方面要注意制定和贯彻实施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各种工作标准、基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人和环境的局限性，做到把管理的刚性与弹性相结合。人类只能通过合理的过程一步一步丰富和拓展人类理性，这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探索的过程，只能把本质合理性作为一种极限，从合理逼近这种理性的过程和方法上进行研究，才是积极的理性态度。充分认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局限因素按照有限理性理论，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众多限制因素。我们要正视其中的限制因素，容许一定限度内的偏差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一定辅助方案来弥补。用有限理性的观点来看待员工，正视人的局限性，帮助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2.2信息处理方面的实践价值? “有限理性”理论在信息处理的有关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见解深刻对当代大量信息的处理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在信息社会时代，随着计算机、网络等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面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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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谢嘉元（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004）摘要：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产生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种制度分析“典范”，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才刚刚起步背景及特征、国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现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关键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特点；主要观点自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新制度主义”一词在政治科学中的出现频率便越来越高。按照被接受最广的霍尔和泰勒的观点，新制度主义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所有这三种流派都是针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并试图重新阐释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产出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三种流派出现的时间起点相近，并且都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彼此的发展也呈现了相对的独立性。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的背景理性选择从方法论层面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霍布斯

和休谟。但是，作为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则产生于 20 世纪5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诞生之初，仅是政治科学学科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现在的理性选择理论较之过去更加成熟。当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严格的预设假定前提来研究美国国会的投票行为时，发现一个重大的矛盾，即如果传统理性选择的模型正确的话，美国国会的立法就很难保持稳定的多数。因为立法者们众多的偏好顺序和问题本身的多维特征都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即新的多数往往会倾向于推翻任何已经通过的议案，从而使得从一个议案到另一个议案都会出现阿罗循环的现象。然而事实表明，美国国会投票结果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正是在解答这一令传统理性选择理论者感到迷惑的问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国会的制度降低了事务处理的交易成本，使得在议员之间能够达成交易，从而使得法案的稳定通过成为可能。此时，理性选择理论也被称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性选择范式目前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现代政治学家们一般都把“理性选择理论”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理性行动模式、实证政治经济学等的同义词。按照盖伊·彼得斯的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又可以分为若干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印地安那学派，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主要关注如何用制度来解决公共池塘的治理问题，即如何克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问题。第二个分支是公共选择学派，即把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用于研究政治学的问题，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

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一．决策理论(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Decision Theory) 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综合运用于管理决策问题，形成的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决策理论已形成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为代表人物的决策理论学派。决策理论是有关决策概念、原理、学说等的总称。“决策”一词通常指从多种可能中作出选择和决定。二．决策理论的观点决策理论是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行为科学、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研究成果而发展起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人西蒙，其代表作为《管理决策新科学》。西蒙因其在决策理论、决策应用等方面作出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决策理论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突出决策在管理中的地位。决策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实质是决策，决策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决定了整个管理活动的成败。如果决策失误，组织的资源再丰富、技术再先进，也是无济于事的。（二）系统阐述了决策原理。西蒙对于决策的程序、准则、类型及其决策技术等作了科学的分析，并提出用“满意标准”来代替传统决策理论的“最优化标准”，研究了决策过程中冲突的解决方法。（三）强调了决策者的作用。认为组织是决策者个人所组成的系统，因此，强调不仅要注意在决策中应用定量方法、计算技术等新的科学方法，而且要重视心理因素、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三．代表理论行政决策理论是用以指导和阐释行政决策的理论依据。行政决策理论的种类较多，不同学者阐述问题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以下几种类。 1．完全理性决策论。 2．连续有限比较决策论。 3．理性组织决策论。 4．现实渐进决策论。 5．非理性决策论。四．理性决策模式理性决策模式，通常也被称之为科学决策模式。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已经提出了有关人类行为决策的一个绝对标准，即人们在决策时所遵循的是最大化原则，这就是谋求最大效益，在经济领域则是求得最大利润；在抉择方案时进行最优化选择，即从诸多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在这一理论原则的指导下，随着现代管理技术的发展和决策分析手段的现代化，人们迫切地希望使决策成为完全理性的和十分科学的事情，因而逐渐地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一整套理性决策模式的理论和学说。理性决策模式主要由以下六个要点构成，或者说，它把决策过程分为以下六个步骤，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决策程序理论 (1)发现问题。决策者之所以要进行决策，首先是因为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面对一个存在的问题，需要对这个问题加以解决。 (2)提出目标。理性决策模式理论假设作为决策主体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他根据自己的目的或价值观，针对已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进行排列或组合。 (3)设计方案。决策者将所有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全部一一列举出来，以供备用。

联系某一具体方案-谈谈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1)

联系某一具体方案，谈谈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2005年3月21日, 兰州大学张正春教授到圆明园游玩时偶然发现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随即于3月24日向《人民日报》记者打电话告急。经过《人民日报》的披露,其他媒体纷纷跟进, 国家环保局于3月1日叫停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 并要求立即补办环境评价审批手续。至此一系列的事件开始浮现在公众面前,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公布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听证会、环保总局首次点名批评不负责任的环评机构、首次公开敏感项目的环评报告等。在此事件中, 媒体为政府依法公开行政与公众理性参与相结合提供了一个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板。公众能够充分地参与公共事件,更加信任政府,提高了政府的威信, 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满意度也会大大提高, 而且在圆明园事件中又体现了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化关系及矛盾,即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环保、水利、文物、园林之间, 代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公众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媒体以其影响力表达民众呼声,形成媒体舆论,并促使社会话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 再提升到政府议程, 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 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快捷性促进政策制定的高效化; 多元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 开放性增进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 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媒体的含义及作用媒体一词来自拉丁文,音译为媒介, 意为两者之间。它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从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间承载并传递信息的载体和工具。也可以把媒体看作为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传统媒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还包括户外媒体如路牌灯箱的广告位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衍生出新兴媒体如IPTV 、电子杂志等。本文所说的“媒体”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指信息的物理载体(即存储和传递信息的实体) , 如书本、挂图、磁盘、光盘、磁带以及相关的播放设备等;另一层含义是指信息的表现形式(或者说传播形式),如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媒体有着传递信息、协调管理、教育娱乐功能, 同时还具有监测社会环境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媒体也肩负着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 可以分为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公共政策的介绍及其性质公共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 是公共管理的手段, 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策领域, 公共政策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阶级性;价值相关性;合法性;权威性;强制性;多功能性。从动态的角度来看, 公共政策有一个生命过程, 即政府过程, 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 再提升到政府议程, 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即政策制定阶段为:公共问题的产生; 政策问题的确认; 政策议程的建立; 政策规划; 政策合法化。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应采取合理的措施,有效地利用媒体,使其对公共政策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一、媒体的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热情二、媒体的多元性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兼顾各方利益平衡三、媒体的开放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新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新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说话稿新媒体及其对公共政策的作用简介（丁可宁）新媒体的发展对政府舆论监督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凸显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因为新媒体新媒体有利于收集舆情信息、有利于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缓解公众情绪。另一方面,新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也形成了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传播即时性加快了危机爆发速度,把关人角色的弱化加剧了谣言传播,高度互动性传播容易引发群众运动,无边界传播使国内政府危机扩大的几率增大。在此背景下,为充分发挥新媒体对政府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而规避其消极影响,就需要我国政府从做好新媒体危机监测和预警工作、利用新媒体收集群众意见、重视新媒体上的舆论引导和加强主要网站的媒介关系建设等几个方面加强对对于新媒体的界定，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有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 等，还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体专栏。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兴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也有专家提出：“只要媒体构成的基本要素有别于传统媒体，才能称得上是新媒体。否则，最多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变形或改进提高。”“目前的新媒体应该定义为在电信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包括使用有线和无线通道的方式。”还有学者把新媒体定义为“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新媒体对执政能力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具有时代创新标志性意义的传播载体，新媒体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鲜明的开放隐匿性、即时互动性、集成聚合性，对舆论生成演变、思想政治生态，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全方位、革命性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新媒体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带来了良好机遇。新媒体因信息量大、即时性好、容易组织、交流范围广，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和优势，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党和政府及时把握社情民意开辟了“新通道”，为引导舆论、形成团结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提供了“新阵地”，为更好地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优化决策流程和执政方式搭建了“新平台”。充分运用新媒体，有利于党和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互动，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新媒体也给执政能力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大大加速了社会思想意识的多元多样多变趋势，增加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难度，催生出了许多非理性、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现象，对传统舆论引导格局和层级社会管理体制造成了深刻冲击，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深入分析把握新媒体对执政能力的影响，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推动全局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说，谁把握好了新媒体，谁就抓住了监管调控、建设运用，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命门”. 新媒体的发展现状

决策背后的有限理性(一)

决策背后的有限理性(一) 摘要西蒙以“个人得失”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来论述人类本就是“理性人”。组织中的个人通过对在其中获得的满足感和参与的机会成本进行比较，来分辨其行为的准确性。“有限理性”行为催生了追求“满足”的行政人，而组织中的多数人则是在追求功力最大化。关键词有限理性组织个人经济人被誉为“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的赫伯特·西蒙，是西方管理决策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决策理论既符合经济学家选择理论的合理方面，又适应于心理学家和实际决策者所注意的人类决策的性质和局限性。西蒙认为，在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人”被设想为完全理性，“经济人”掌握完全的信息并具备全面的知识，包括能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待各备选方案并能考虑每个决策所导致的全部结果，能够做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然而，时间证明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因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说”，指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决策结果，即使知道也是零碎和模糊的。按照理性的要求，各行为主体能在所有备选方案中选出最优方案，但实际上，人们在决策时不可能考虑和比较所有方案来选出其中的最优，人们通常只能想到有限的几个方案。“经济人”的全局理性应替换为另一种理性行为，这种理想在所存在的环境中与实际拥有的对信息的掌握和计算能力相容，即与人类的理性限度相容。一、组织中个人的近理性行为

西蒙所提出的“理性行政模式”被视为组织中人类行为的模式。在群体中，单一个体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力争使复杂组织中的个人行为接近理性，这是西蒙区别于前人观点的最大标志。西蒙认为，只有个人开始依照符合组织利益的指导做出选择时，才能做到这一点。组织被视为一种决策体制，这个体制中蕴含三个过程，即“确定决策时机的指导或思维过程、找到和设计可能的行动路线的过程和判断并选择可能的替代方案的过程” （一）组织对个人的作用。西蒙在其著作《管理行为》中对组织的含义做出了明确规定：“组织以此，指的是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沟通与互相联系的复杂模式。它向每个成员提供其决策所需的大量信息、许多决策前提、目标和态度；它还向每个成员提供一些稳定的、可以理解的预见，使他们能够预料到其他成员将会做到哪些事，其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将会做出什么反应。社会学家将这一模式称作‘角色体系’，我们大多数人称之为‘组织’”。西蒙指出，对个人在组织中的决策起指导作用的价值观和目标主要是组织目标。对于组织目标的认同，是使组织目标成为其制定组织决策时所依据的价值指南过程。当组织成员做决定是，必然首先从自身的工作出发考虑，然后才会回答为什么这样做，职位决定了人员多特定问题做出的反应。这显示了组织的权威性，由此组织中的某一成员的决策就可能影响其他成员的行为，从而使决策制定工作的专业化成为可能。

公共政策制定意义(1)

公共政策制定意义摘要：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原则，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中的意义是极其重大而长远的。公民参与也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民主，需要通过‘公民持续的参与’，方能领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会和建立民主作风，在行为上获取民主办事的技巧和方法，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运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实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不过，因为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持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实行探讨及实践。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有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新制度主义主要三大流派

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等几个流派。各派之间差异很大： 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产生于美国国会研究，其原因是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政治现象时存在局限。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假设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即阿罗不可能定律，但在现实之中却存在一个稳定的多数，为了解释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人们转向了对制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流派，诺斯被视为理性选择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个人层面探讨制度问题，以个人理性的假设为基础通过演绎方法来研究制度的产生、变迁和影响的规律。它仍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财富最大化，但这种追求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产生的前提是合作，但合作往往是难以进行的，“囚徒困境”就被用来描述合作的困难性，交易成本的出现是难以合作的结果，合作产生于危机情况如战争、自然灾害和多轮博弈中，但危机情况和多轮博弈中产生的合作会遇到“搭便车”和欺骗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监督，加强监督就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就成为必需，制度的作用如温加斯特（温格斯坦）所说为行为者提供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使行为者遵守制度，从而实现行为者的自我实施，进而实现制度的自我实施。 2、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组织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在他们的著作《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中对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学提出了批评。社会学制度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倾向于比政治科学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强调制度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板、范畴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制度就不能解释世界和其他人的行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理论基础：建立在社会人的假设基础之上——区别于单纯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强调义务和责任，但也没有忽视人的自利特征。个人的政治行动受到制度、习俗、惯例的规定和制约，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的偏好不是既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能够影响和塑造个人的性格、偏好以及行为方式等。 3、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它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对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宏大理论的反动。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一些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历史制度主义冠之以“历史”，因为这一学派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之所以又是“制度主义”，因为他们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中指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相对明显的四个特征：第一，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在制度的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第三，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第四，历史制度主义尤其关注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进行研究。

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

渐进决策模型与理性决策模型的异同点 1、不同点：（见表格）（1）模型的理论假设不同，理性模型是假设人是一个经济人、有限理性人，而渐进模型则是假设人是一个有限理性人（2）手段与目的不同，理性模型是从目标到手段，而渐进模型是从手段到目标（3）认识论基础不同，理性模型是奠定在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的，而渐进模型则是奠定在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4）政策制定的依据不同，理性模型具有科学性、技术性，而渐进模型具有政治性、价值型（5）行为与结构不同，理性模型是个体及组织行为，而渐进模型则是结构、制度（6）民主与精英的取向不同，理性模型趋向精英化，而渐进模型趋向民主化 2、相同点（1）两者都遵循事物的前进法则。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因此决策活动采取渐进方式，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前进，就可以避免出现重大失误。渐进决策模型正是对这一规律深陈家刚-被误导的关系：渐进决策模型与理性决策模型9刻认识的体现。理性决策模型也并不主张违背这一法则，而是充分尊重这一法则。为此，它主张，决策必须对前途充满信心，对现实有引导作用，同时也要正视客观现实，充分重视前进中的阻碍因素。遵循事物的前进法则，是理性决策现实性的根本保障之一。（2）两者都能体现知行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渐进决策的过程与之完全一致：决策——实施——再决策——再实施，逐渐地迈向预定目标。这就是渐进决策过程的一种描述。理性决策也同样遵循这一决策过程的引导。它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它既强调认识的实践来源，也强调认识的实践运用和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脱离实践的决策不会具有现实性，脱离认识的决策不可能体现理性。违背实践与认识辩证法的决策，不可能是理性的或实践的。实现知行观的统一，是理性决策的理性精神和实践精神的又一根本保障因素。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2)

精心整理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公共政策环境包括：结构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公共政策环境对塑造、决定和制约公共政策，起决定和基础作用。公共政策影响和改造政策环境，具有反作用。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过程的的首要阶段和关键环节，是政策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对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类要素进行分析，对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公众、新闻与网络媒体是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们以不同的力度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一）社会公众的影响?。公众诉求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社会因素，不得民心的政策，不管多么符合政党、利益集团，政策制定者的愿望和利益，从长远看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社会公众的要求、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如在城区规划中，涉及到居民房屋拆迁这一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妥善处理。所以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从公众角度出发，完善拆迁机制，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对房屋拆迁工作的法规，切实解决好居民的拆迁安置工作，积极争取政法部门和舆论的支持，创造既维护拆迁居民的合法权益，有依法服从拆迁，服从城市建设大局的社会氛围。?（二）新闻与网络传媒的影响?。新闻与网络传媒的出现和发展给民意的表达带来了新的平台，打破的传统媒体对信息发布的舆论的垄断地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新闻与网络传媒通

精心整理过制造和传播社会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表现为：提高政策问题的认知度，扩大政策诉求群体，扩大公众参与等。???综上所述，社会公众、新闻与网络传媒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存在与政策制定的整个过程始终。处理好它们与公共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

理性选择

一、理性选择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都是基于对个体的研究。后者倾向于采用社会学与心理学途径，发现行为的“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是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因此政治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了解人类行为的社会—经济背景。理性选择就是要研究个人是如何作选择和决定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下列前提上的：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可以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核心命题：经济人假设，即假设政策产品是政治人在利益驱使下经过理性的利益计算而形成的个体偏好选择集的互动结果。方法论：个体主义。（分析的单元是是个体和个体的行动策略。从而坚持的仍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个体看成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社会结构、制度、角色、规范等概念都是理解个体的途径。（此种化约的处理方法逐渐失去了对制度的关注，如今大部分理性选择理论的实践都在“重新发现”制度。这一企图就是要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同有关文化、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选择理论与人类互动理论的最大魅力—这也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在，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提供一种把价值、结构同他们的社会后果建立因果关系的工具”——《政治科学新手册》罗伯特.古丁、汉斯）二、理论形态：（一）社会选择理论假定个人是理性的，亦即个人会有偏好（喜欢或不喜欢），会根据他的偏好来做选择。此理论探求的是如何将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整体偏好，是集体理性问题，就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有明确偏好（最喜欢什么，次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么等等）的问题，也就是民意的问题。阿罗是社会选择理论的开山始祖，他的“一般可能性定理”试图证明，无论用什么加总方法将人们的偏好加在一起，矛盾总可能出现，因此难以形成稳定的多数和均衡政治态势。因此，阿罗的理论又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的贡献在于：他并未针对特定的加总方法（如投票或任何其他机制）进行探讨，而是提出任何合理的加总方法（社会政策）所应当具备的一些条件，但事实是并没有能够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均衡性社会选择，也就是说，稳定的多数是不可能的。阿罗的一般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要找到一种完美的加总方法，以找出所谓民意或社会福利、人民福祉是不可能的。当民众有众多选择的议题时，其稳定多数的可能性更低。社会选择理论试图打破许多有关民意或社会福利、人民福祉等的重大议题是人民意志这样的传统命题。 “阿罗不可能定理”（一般可能性定理）——要找到一种完美的加总方法，以找出所谓民意或社会福利、人民福祉，是不可能的。从社会选择理论的逻辑上说，一般性均衡即稳定的多数选择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人的活动和政策选择议题常会因制度等因素而受到限制，致使某些特定偏好顺序无法排列，因而导致某种均衡的出现，这是所谓部分均衡。用谢普瑟的话来说，一个纯以偏好为导引的均衡难以寻得，但在某些制度限制下，我们可以

谈谈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谈谈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公共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公共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公共政策环境包括：结构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公共政策环境对塑造、决定和制约公共政策，起决定和基础作用。公共政策影响和改造政策环境，具有反作用。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过程的的首要阶段和关键环节，是政策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对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类要素进行分析，对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公众、新闻与网络媒体是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们以不同的力度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一）社会公众的影响。公众诉求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社会因素，不得民心的政策，不管多么符合政党、利益集团，政策制定者的愿望和利益，从长远看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社会公众的要求、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如在城区规划中，涉及到居民房屋拆迁这一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妥善处理。所以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从公众角度出发，完善拆迁机制，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对房屋拆迁工作的法规，切实解决好居民的拆迁安置工作，积极争取政法部门和舆论的支持，创造既维护拆迁居民的合法权益，有依法服从拆迁，服从城市建设大局的社会氛围。（二）新闻与网络传媒的影响。新闻与网络传媒

的出现和发展给民意的表达带来了新的平台，打破的传统媒体对信息发布的舆论的垄断地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新闻与网络传媒通过制造和传播社会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表现为：提高政策问题的认知度，扩大政策诉求群体，扩大公众参与等。综上所述，社会公众、新闻与网络传媒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存在与政策制定的整个过程始终。处理好它们与公共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公共政策环境的特征公共政策环境特征是指公共政策环境在政策运行过程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多样性与复杂性。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都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第二，动态性与稳定性。一般说来，环境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公共政策一旦形成并实施，就会反过来对产生它的环境发生反作用，从而引起环境的变化。但是，在一定时期和特定领域，公共政策环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稳定性既通过这一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稳定体现，同时又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和相关制度的稳定性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