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它们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一、政治文明以和谐社会为理想追求

中国古代素有崇尚和追求和谐社会的优良传统，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十分丰富。要而言之，下述思想颇具当代意义。其一，“太和”是最佳的和谐状态，是最高的社会理想；其二，“和实生物”，即和谐是万物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其三，和谐需要规范，正所谓施政使民，贵乎“执中”，天地万物，贵乎“中和”，君子言行，贵乎“中庸”；其四，以“和”作为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和社会治理标准，“礼之用，和为贵”、“中和，道义由之出”，正是这种标准的体现。中国古代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影响既深且广，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根本法则。最近，胡锦涛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1]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主张，既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又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理想追求富于创意的深刻表达。

政治文明的进步应该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价值取向。对此，我们可以从胡锦涛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段论述得到确认：“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 这一论述既是对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概括，也是对和谐社会与政治文明关系的准确把握。深入研究二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切努力所向往的正是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是主体（人民群众）与客体（公共权力）相互作用的过程，必然要求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和谐关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政治文明建设主要是通过政治交往实现的，以政治参与为形式的人民群众之间的交往、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为形式的政治集团之间的交往、以政治对话为形式的国家之间的交往，都必须强调“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政治交往的根本要求。尽管政治交往的具体形式具有多样性，但和谐则应该成为其正常运行的一条主线。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而“民主法制”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和主要标志，只有完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文明进步的动力，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在“安定

有序”的条件下进行。只有遵循积极稳妥的方针健全社会组织机制，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才能形成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然强调的是，公正与平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正因如此，它便构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没有公正与平等的社会绝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没有公正与平等的政治文明也不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维护公正与平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责。显然，从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取向看，二者具有统一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文明进步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在社会质变时期通过社会革命，以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政治制度。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应运而生，并引起社会关系新的和谐。另一条是在社会量变时期通过社会改革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下，政治文明的形态保持质的确定性，而其量则发生着局部性或阶段性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关系在量变的过程中达到新的和谐。政治文明的进步无论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还采取社会改革的形式，它都是以追求社会和谐为目标的，都不过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一种途径。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量变过程。其间，需要建设政治文明，更需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无疑包括政治关系的和谐，并要求通过政治关系的和谐去促进其他关系的和谐。可见，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既适应了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也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和谐社会以政治文明为构成要件

马克思曾就社会整体构成发表过精辟见解，他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整体结构三维划分的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是构成社会整体的基本要素，其中物质生活制约着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于物质生活具有重大反作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所以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它结束了社会历史领域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在于它从社会有机构成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的整体性特征，并重视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各自领域和规律的特殊性。正因如此，它对于我们理解和谐社会的构成及政治文明在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应然状态而言，和谐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只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才能形成和谐社会。如果“三个文明”顾此失彼，势必造成社会整体结构失衡和社会发展无序，那样就不是什么和谐社会，而是混乱无序的社会。和谐社会表征着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特征，而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件，它以其独特的作用显示出其对于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首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由经济决定，政治文明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然而，政治必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重大影响。事实上，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无法脱离其政治制度所规定的方向。先进的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落后的政治制度则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其次，政治对文化具有重要的制约性。政治和文化都是上层建筑，然而，在整个上层建筑体系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于核心地位，思想上层建筑则从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正是这种关系促进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最后，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介。政治文明直接为物质文明提供制度保障，并通过对物质文明的作用为精神文明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政治文明直接决定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通过规范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引导物质文明建设。可见，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政治文明，就谈不上社会的整体和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有作为其精神文明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先进科学技术，然而，它却不可能成为真正和谐的社会。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本质决定了其既不可能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也不可能做到让人民当家作主。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固有的政治本质而不可能生成出和谐社会，只有彻底改造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才能为形成和谐社会创造前提条件。正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政治文明始终是题中之义，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阐明社会整体进步的同时总是把政治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毛泽东在深刻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奋斗目标，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邓小平在引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科学地阐明了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刻道理，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渊源的话，那么，党的十六大则明确地表达了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政治文明的基本主张：一是从总体上设计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把“社会更加和谐”纳入到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二是确立政治文明在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郑重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三是强调社会构成要素的互动性和协调性，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协调发展”。[4] 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并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与此同时，还深刻揭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辩证关系，把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些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思想、新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三、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政治文明的共同使命

从社会实践过程看，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政治文明不可分割、互相促进。一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只有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质，才能自觉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以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是构社会主义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共同历史使命。

公共权力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科学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具体体现。人类政治文明演进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处理公共权力的归属和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优越于其他政治文明形态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公共权力运行的载体，虽然它在制度形式上保留了某些一般公共权力的属性，而最根本的特征则在于它的人民性。按照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政治主张，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以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以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为基本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各级领导干部要忠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5] 可见，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

人权状况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5]，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永恒主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推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实质在于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在政治文明建设和其他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政治生活、政治关系问题上谋求和谐。这就要求：推进政务公开，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

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满足于只是对人权内涵的某种规定，关键是要把人权的规定付诸实践，赋予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参政资格和机会，真正把政治变为绝大多数人的事务。为此，必须通过健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保障人权的实现，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所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

党的执政能力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提高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建设政治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要求。“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5]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特别重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主要包括：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努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理顺分配关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如果不提高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那就有可能在执政的过程中顾此失彼而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畸形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是不争的事实，但思想道德呈现滑坡趋势、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社会治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这种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现象警示我们：党和政府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并作为检验是否真正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