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字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中国，飞速发育中的古老国度，传统与现代在交融，青铜与碳纤在碰撞，道德这个东道主也在与远道而来的制度相互切磋。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但骨子里还是有永远不会褪去的东西——乡土。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创造了中国电视剧都难以企及的收视狂潮，其中除了美食的诱惑，更多的，是庞大的外出人口对家的味道的怀念，家在舌尖上，家在被褥间，家在笔墨里，正如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国家结构的基层便是乡土，构成这个国家的最下一层维系纽带，正是乡土性，乡既不是特指乡下，土也非土头土脑，而是一种情感，一种牵连，是人与土地有着关于生死存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重土思安，故土难离。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漫长历史的农业国家，几千年来，家乡的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饭碗，就是生存，游子在外，飘零无根，终归要站在家的土地上，挥起锄把，才算务了本业。长久下来，土地对人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渐渐地流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和骨髓中，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于是，中国人开始离不开故乡的泥土，所有中国人的心都被牢牢留置在屋外的土地上，因而，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加入了深厚的安稳情节，中庸的处世之道，渊远的文明流传，安定的人生追求，中国人于是有了深深的乡土气息。

自然条件与家族观念决定了中国的基本聚落形式——农村，是一个内向的，封闭性的完整聚居环境，其中的每一户人家存在实际或理论上，或多或少的某种关系，这是亲密而纯粹的，邻里之间保持着基于善意的密切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味道是乡土的；而现今更多人迁入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的高层建筑居住，一个个水泥的方格分割了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距离，也分割了心理的联系，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现在的人更类似于村与村之间的关系，相互隔绝并且相互孤立，带有天然的排斥性，在外孤独，在内又缺乏相互支持，最常见的聚居单位是一家三口，自我中心和人际冷漠也就不难解释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味道是钢铁的。乡土社会与之不同，虽然村与村之间相互隔绝独立存在，但在内部有足够的交流和相互支持，村落得以建立，最初的一批创始人必然相互存在高度的信任，这种信任和心理的亲近随着繁衍而延续，人与人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相对熟悉，经过数代的延续，就成为一地的故土感情，这造成了人与人、村落与村落的差异，乡土味与钢铁味的差异，也造就了中国人的代代乡愁时代在发展，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变化，有些变化是进步，而有些变化则很难界定其性质。如费孝通先生提及的，钢铁的城里人看乡土的村落人，会因为其文化认知的相对不足而以为其“愚”，相应的，乡土的村落人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钢铁的城里人，因为基本生存能力的相对缺失，也是“愚”的，这是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乡土与城市的分歧，在起点，整个中国都是乡土的，是真正的乡土中国，而逐渐的，城市中国出现了，并且与乡土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在发展。在乡土中国，封建礼教的遗存，家族体系的残影，既束缚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是其完整精神结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男女关系的都不仅仅是生殖与繁衍的需要，更多的是了解，同样的，维持整个人际关系体系的同样是了解，相互了解与共同认识，传统儒家观念和道德伦理是同一片乡土上的人们接受同一种意识的基础。乡土社会是靠最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思考来配合个人之间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存和熟悉的，使人感觉到是自然的。只有生死于斯的人群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和共同思维，其中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了解，这一切就是乡土观念和乡土情怀，其中最大的离心力，只不过是人的个体差异和必然的性别区分而已。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及了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即冲突决定存在，生命的过程存在于克服阻碍之上，但乡土中国并不认同这一点，或者说传统中国并不认同这一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处世哲学中，和谐稳定永远是第一位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和优先等级远远高于个性的突破和个人的满足，整个社会体系在遏制破坏秩序和稳定的因素时能够爆发难以想象的强大凝聚力，或许这是一种对进步的阻碍力量，但这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

中国现在正在全力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这是应该的，科学的，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历史前进的必然，但就传统而言，乡土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种人治并不停留在表面的个人集权和羊群效应上，在掌权者头上是舆论，连天子都不敢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舆论的头上是道德，是伦理纲常，费孝通认为这种人治其实是一种礼治，根据礼仪和道德来实现法律的约束力。道德与法律，有时候需要面临取舍，但我认为更好的结果应该是融合，海洋法系的种种无奈已经表明了完全条文的法治是苍白的，而封建社会的最终崩溃也说明完全唯心的礼治是无力的，法律的严谨与公正保证了人格的平等，而道德发展的继承性与渐进性保证了社会进步的稳健。

时至今日，城市化成为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浪潮，但乡村仍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土的情怀则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柔软部分，既包括对天然熟悉的故土的怀念，也包括对那一种思维逻辑的认同，那一份敏感的不可触碰。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特色，中国要发展，不可能牺牲甚至舍弃关于乡土的这一份，无论是政策，还是感情。未来，无论是探索进一步加快城市化的建设进程，还是发展有着更旺盛生命力的新农村，费孝通先生的这一部《乡土中国》，和它所引发的对乡土的思考，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值得熟读和深思。篇二：《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正文结构：

一、作者简介：

二、《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写作背景

2、主要目的

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

2、文字下乡

3、差序格局

4、家族本位

5、礼制秩序

6、乡土地缘

四、《乡土中国》中的乡土社会中统治方式

五、《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

一、作者简介：

二、《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背景：《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十四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年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一个以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产生的聚居，由于聚居，便会有群体间“熟习”的关系；这种“熟习”再联结血缘与地缘等因素，乡土社会的结构才会是“差序格局”；因为“熟习”和“差序格局”，所以维持乡土社会结构的就必然是“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的本色——经验性社会有决定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

（2）、目的：通过《乡土中国》简介中国农村的另一面，讲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

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乡土性的表现。“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在当时,指出中国社会已

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

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

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第二和第三章讲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2）、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作者以自己小孩为例作了生动形象的阐释，并以此为引子，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放眼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

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3）、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

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显然作者认为这种“伸缩”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作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也指出，西洋人讲权利，而我们则更侧重于讲交情、攀关系。其实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许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对于作者对儒家所持之看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有一套符合于人情和逻辑的思想在其中，而且是相当可取的。但在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以免“跑题太过”

（四）、家族本位

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 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

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5）、礼制秩序

乡土中国既不是靠统治者的恣意来统治的人治社会，也不是像西洋通过普遍的的法律来维系社会的法治社会，中国是一个靠传统礼俗来维系其基本秩序的“礼俗秩序”。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对称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治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俩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的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母的是在配合人们得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于礼是主动的。礼是可是为人所好的，所谓“富于好礼”。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正确，只是主动的服从于成规罢了。礼治可能必须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威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他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六）、乡土地缘

空间的分离。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象种子落入土地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都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做的约定。在订立契约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紧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四、读费孝通在下面几节里主要讲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具体统治进行方式。

（一）在“无为政治”里。费老总结论权力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社会冲突和剥削统治产生了权力，一种认为社会合作和社会分工产生了权力。一个来自于暴力，一个来自于契约。费老认为两者并不冲突同时存在，前者成为横暴权力，后者称为同意权力。接下来费老认为中国乡土社会这两种权力都很微弱，因为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剩余价值不多，横暴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被陈胜吴广之流推翻；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所以依赖社会分工存在和壮大的同意权力也很微弱。最后费老说“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维持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依我的生活体验，中国农村的权力基本上还是以同意权力为主的，因为上面说到“礼治社会”，所谓“礼”难道不是大家在生活中相互协调达成的一致吗？乡绅和长老们的调节纠纷的权力和威信，不是同意权力吗？

（二）在“长老统治”里，费老在上述两种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化权力的概念。它产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或者说是爸爸式的，是paternalism。家长对孩子的权力是既非横暴又非同意的，是基于血缘事实和社会经验的。孩子们必须遵从长辈的意愿，以适应这个他并不了解的社会，他没有选择的机会；但是父母并不从教育孩子这件苦差事上面得到实际的好处，父子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利益冲突。但是“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的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孩子们受到的教化是全方位的、深入到每一个生活细节的。而且教化的权力由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又扩大到成人之间，这就是长幼之别，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长幼分得这么清楚，兄弟姊妹叔伯，每个前面都要加一个数字“大哥”“三姐”“二叔”，相比之下，英语中只有brother、sister、uncle等。篇三：《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上次看完《万历十五年》后，我就一口气把《乡土中国》也看完了。说实话，对我这样一个不爱看书的理科生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不过相比《万历十五年》，我觉得《乡土中国》更易懂。原因有二：

一、我不太喜欢历史类的书籍。其次，《乡土中国》是从农村的角度解析中国的乡土性。我来自农村，书中许多事深有体会。

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七年，距今已七十余年，但在看这本书时，我丝毫感觉不到时代的阻隔带来的距离感。这也恰恰说明我们仍没有从乡土社会中完全蜕变出来，而乡土社会是稳定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相对稳定的。今天的中国还在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不可否认它还带有很强的乡土性，也正因为如此，《乡土中国》这本书直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乡土中国》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但包含的内容却远远超越了社会学。这本书是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社会学层面上的重新审视。他解释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概念，比如差序格局。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是通过与西方社会的比较凸显乡土社会的特点，进一步论证乡土社会的文化是由乡土社会的本质和特点决定的，是由乡土社会的整个历史地理环境决定的。

本书共包括十四篇，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乡土中国的形成、特征与本质。

第一篇《乡土本色》，开宗明义，点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

这里讲的乡土社会，并不是具体的简单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这是一种传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外来文化与中国乡土文化发生碰撞的今天，也许在中国农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但这座“堡垒”并不再像以往那样坚不可摧。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首先在城市发生了变化。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吸收了许多现代社会的特点，同时又留有一些乡土性。

第二篇《文字下乡》，从文字的产生与功用的角度说明在乡土社会，文字是多余的。

第三篇《再论文字下乡》，从时间格局中说明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进一步为被指作“愚”的乡下人作辩护。

“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不仅不唯一，而且有很多缺陷。”文字固定了声音，但却是声音的异化。我们通过文字所唤醒的，往往是间接的、与我们生命有距离感的观念，而非情感。文字的间接性使多余的东西或相寄生从而离真诚越来越远。卢梭曾谈到，“越是面对生动、具体的东西，词就愈加无奈，但人的文化却向着无奈的方向发展，说话抛弃了姿态，写字代替了说话，这意味着人类的堕落”。在乡土社会，人们更多使用的是“特殊语言”，它比文字更有效的传情达意，摆脱了语言这个筛子，使情感表达的更加天真自然。

尽管如此，文字仍是现代化的必要工具，作者只是在以一种

客观中带有肯定的态度为被指作“愚”的乡下人做辩护。

第四篇《差序格局》，阐明了差序格局这一全新的概念，并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作比较。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第五篇《维系私人的道德》，中国差序格局下，缺乏团体道德，难以找到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道德依附于差序的人伦存在。

第六篇《家族》，区别了“家”与“家族”，并具体论述了它们的性质特点。中国的家族主轴是纵的，而夫妻成了配轴。

第七篇《男女有别》，探讨了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用两种文化模式的对比分析了乡土社会男女隔阂的原因。

第八篇《礼治秩序》说明了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在乡土社会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礼治社会中人们是主动的服从和成规。

礼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治，为了避免引起字面上的误解故称其为礼治。礼治的前提是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到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而在当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生活，传统远不能应对新生活、新问题，剧烈的变迁也不可能允许人们从容不迫的进行种种试验。这种情况下礼治必然面临崩溃的危险。要保证大家有序的应对共同问题就必须有另一种力量来代替“礼”，这其实就是法律。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因了。

第九篇《无讼》，点明了中国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的矛盾，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下发生了很多的副作用。乡土社会本身固有的一套社会调整机制还并未完全脱离实践，甚至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现代司法在此时硬生生的挤进来排挤传统，无疑会遭到质疑。我国现行法中的大部分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这与我旧有的伦理观念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比如继承问题、权利观念等。这些从实体上已不易使老百姓得到认同，程序上的生疏与隔膜就更不言而喻了。传统伦理与现行司法的冲突已然使“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这种情况在今天已有所改观。改革开放三十年余来，我们破坏了许多旧秩序的同时理想中的新秩序却尚未建立起来。这使得很多举措难以得到群众理解和拥护。

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审慎的对待种种社会因素，综合考虑我们特殊的社会语境，确保民众可以真正得到其中的好处

第十篇《无为政治》，论述了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权力”与社会合作中的“同意权力”，但在农业性的乡土社会中“无为”的政治是最现实也是最理想的。

第十一篇《长老统治》，指明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与“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并存的还有教化式的权力，中国政治性质用民主或不民主形容都是不合适的，于是作者使用了“长老统治”一词。

这是从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上来谈的。横暴权利是冲突性的，而同意权力是合作性的，是两种极端。中国社会在根本上是乡土性的，

既非单纯的横暴，也不是完全的同意，（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只有一种形式的权利）乡土性的中国产生了费老所说的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长老统治的前提和礼治一样，都是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中，长老统治并非依然占有统治地位，而应是长老统治与同意权力共存的时代。这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并非完全乡土化，也非完全现代化，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第十二篇《血缘与地缘》，说明了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契约是很难生存的。第十三篇《名实的分离》，论述了在长老统治下，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的极大分离，虚伪在这种情景下是必须的。第十四篇《从欲望到需要》详细区分了欲望和需要，在乡土社会中自然已经做好选择，人们只需靠经验按欲望去行事，而城市却不然。我们要用实质性的东西对一些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特别是对一些所谓的“劣根性”，“劣根性”不能作为解释问题的根源。比如谈到中国人的虚伪时，如果能对名与实的分离作深层次的剖析，从历史地理等环境出发，从每一个社会语境出发，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与它所处的环境相适应的，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