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期末作业)

探究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详解）第一，我国封建社会制度抑制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

近代自然科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我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它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分工协作大生产的出现。同时，强大的君主集权和专制官僚统治，使资本主义难以发生和发展。这种封建社会发展的停滞性，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最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能提供强大无比的动力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发达的

商品生产，商品是要求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必然要求，成为一个持续的、强大的推动力。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所以，在封建社会那种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有近代的科学技术。封建地主阶级当然也要发展手工业、小工业，但重要的技术往往都被官家所垄断，技术上实行垄断封锁；生产的目的是为皇家贵族、封建官僚提供奢侈品或军事武器，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竞争。以航海贸易为例，在西方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手段。他们通过航海贸易，掠夺黄金货币，获得劳动力和资源，开拓商品市场。所以欧洲各国的政府，都鼓励商人出海贸易，并同他们签订合同，利益分成。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得到西班牙国王支持的，国王许诺让他们当新发现地区的总督，财富享受1／10。那时，航海对资产阶级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航海对天文、地理、力学、数学、气象等方面的科学要求是很高的。16世纪的西班牙政府和17世纪的英国议会，都曾高价悬赏解决出海后的经度计算问题，由于应征者众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英国耐普尔发明对数方法，也是为了解决应用中的繁琐计算而做出的。可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求并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封建的中国就不一样。如明朝郑和也曾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远渡重洋，但主要不是经济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目的。一是为新上台的明成祖宣扬国威，抚慰邻邦；二是为了寻找在宫廷政变中失落的小皇帝，以绝后患。郑和下西洋先后历经30年，当这些政治目的基本达到，航海事业也就偃旗息鼓了。两种航海，一个是经济上持续的强大动力，能够长久保持，并反过来推动科学技术持续发展；另一个主要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政治上的目的一旦达到，或得不到财政、经济上的支持，就会消沉或中止。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政策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工抑商的政策，把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限制在不危及封建制度经济基础的范围内，不允许有太多的资本主义因素。其次，中国把儒学作为官方哲学，主张尊古崇经，限制了思想自由。在教育和取仕制度上，推行轻视、排斥科学技术和轻视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国隋唐以后实行的科举制，除了个别时期(如唐朝有明算科，招考数学人才)外，总的来看，都以孔孟儒学经典为主，到明代以后兴起的“八股文”，更是从形式到内容都完全僵化，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的内容。再次，在18～19世纪，正是西方科技大发展的时候，腐朽的清政府却采取了愚蠢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排斥和拒绝外来科学文化。以上种种政策，都极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中国传统科学存在的缺陷，使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深度后，就难以继续前进。

这种内在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过分强调实用性，忽视了理论上的深化和完善。由于科学技术的极端实用性，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要求，它就失去了发展动力，这一点与希腊人所开创的科学体系完全不同。希腊人不讲实用，为理论而理论，这就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希腊人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时隔1000多年后仍然能推动欧洲科学的发展，充分显示出理论的力量，而实用科学为自己设定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如我国的数学是从应用计算技术发展起来的，虽然从记数法、四则运算、解决方程问题，直到高次方程数值解等方面在世界上多是一直领先的，但很少能从特殊中提出一般，更没有像欧几里得几何那样的公理化系统。二是科学实验精神没有很好确立。近代自然科学的飞跃发展是同科学实验方法的确立和科学实验精神的提倡分不开的，也是同实验工具的发明创新分不开的。然而，我国古代的科学工作者，长期停留在靠个人经验、直观的知识上，不能自觉地应用技术手段寻根究底。所以，科学研究到一定地步，就原地徘徊，难以深入。另外，在中国科学大多自成一格，有一定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国外先进的成果即使传人也往往难以立足

为什么欧洲诞生的近代科学能如此富有活力，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呢?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相伴随的，资本主义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正好是一种滚雪球式的加速过程。其次，近代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数学化的科学遗产，使自然知识的追求在一个无限广阔的数学空间中进行。再次，实现了实验一理论一技术之间的良性循环。科学实验与理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实验与理论作为统一的自然科学，又与技术(生产)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最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民主制度以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科学研究自由，解放了知识分子受约束的创造力，为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而中国不具备产生欧洲近代科学的所有的先决条件，如中国缺乏足够强大的资本家势力；中国缺乏希腊式的数理自然观；中国的理论科学(自然哲学)与应用科学 (技术)缺乏密切联系。另外，在我们传统科学总体结构中，实验和技术这两个环节都是很不完整的，不能造成一种良性循环的运动。这都是造成我国科学落后的原因

如果说，以上分析大抵是从西方近代科技范式出发来看待中国古代科技，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那么它本身的盲点也非常明显，以致越来越引起诸多学者的不同意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国科技的发展速度也颇为可观，得到杨振宁等一批著名科学家的高度称赞，也逐步引发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及其现代转换与新生活力的重新思考。同时，从科技的全球发展趋势看，由于科技越来越要求整体化、人性化、有机化，国际国内学术界也开始从新的角度重新反思中国古代科技，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观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这方面观点甚多，下面略举几点：

第一，科学精神与科学家气质问题。

综观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正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在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为探求终极原因而深入研究，甚至为追求真理前赴后继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科学的崇高地位孕育了科学家的理想、气质和追求。而在我国封建社

会的“圣人”，所追求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格物穷理”的科学只是手段，而终极目的只能是“道”、是“仕”。我国古代不少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只能利用“登台入仕”正业后的闲暇，而不是以科学为毕生追求。

从近代说，近代科学技术的发端正是与文艺复兴同步的，而文艺复兴乃是人文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同时勃兴。在此精神传统影响之下，先后出现了许多科学家同时也是人文学者，或者对社会人文实际生活问题投以热忱和关切，他们重视将自然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关注科技对于人生与社会的影响，譬如法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歌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等。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巨大毛病就是空谈玄理，不管实用，从而限制了科学精神与现实生活本来具有的血脉关系，以致窒息了科技创新。所以歌德在其名著《浮士德》里有句名言，概括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这种精神，歌德说：“朋友，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家对于人类生活与社会问题极度关切，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投入反对战争、维护人类和平的事业，也是与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古代学者将天地人打成一片，将人文和自然知识打成一片，将学问和生活打成一片，也许并不是中国科技近代落后的原因，反而是延缓其落后的重要因素。

第二，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古希腊。

这个问题也值得反思，因为不只是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近代科技。有学者研究，古希腊学者对于工匠的轻视，对于实用技术的蔑视，是古希腊科技与近代西方科技的一个重要区别。古希腊时代，工匠大多由奴隶担任，实用技术多由工匠操持掌握，而奴隶主阶级则从事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所称道的纯学问研究，把它看作高尚的职业，而把掌握实用技术的工匠看作下贱的等级。因此，文艺复兴虽然是要复兴古希腊文明，但是在实用和实验这一点上，却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拨乱反正，给实用技术和工匠以崇高的地位。可贵的是，西方近代学者们继续保留了古希腊“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科学精神，使之与实用精神不但不构成冲突，反而相得益彰。因此，古希腊的纯逻辑和数学方法，加上近代的实用态度和实验精神，孕育了近代科技。

假如是这样，那么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可能需要另找原因——因为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纯思维、纯科学和纯技术都很发达，但是走的路子和古希腊和近代欧洲的科技很不相同。这直接与下述问题有关。

第三，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技，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中国的科学，其理论性不强，太注重实用；第二，中国的科学停留在经验水平，没有严格的科学实验做支撑。

对于第一点批评，假如我们注意到中国四大发明大大促进了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太不注重实用了、因此没有产生近代科技?因为四大发明的作用被西方人大大地扩充了，大量而广泛地投入使用了，才促成了西方近代科技的诞生和发展。可见，笼统地这么看，恐怕不确切，难以自圆其说。中国科技的理论性不是不强，而是区别于西方的科技理论，另有一套范式和风格。

至于科学实验，中国人也自有其特别之处。譬如中医，按照严格的师徒传承，是要通过明师真诚缜密的身心修为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得人事，以把握天地人生的运行，

而且有实在的临床诊疗效果为印证，并通过弟子个人修为来加以承继的。这一过程是以个人身心为小实验室，以天地万物为大实验室，将人体作为小宇宙、天地作为大人体来参悟和沟通的。这种实验精神，来不得半点虚伪和浮夸，因为任何小小虚浮都直接影响到实验者自己身心的健康。所谓“恬恢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谓十二正经、奇经八脉、三百六十五穴，都是严格的身心实验乃至反观内视的结果，以至于虽然现代科技暂时无从检测其经穴的确切位置和状态，却无法否认其体系之完备、技术之可靠，以及诊疗的精确和神效。中国学问不从纸上和玄想得来，而直接从修身或身心实验得来，从天地人一气贯通而来，因而有简明扼要、圆整灵活、发乎天然、出自肺腑、直指人心、效果实在的特点。

这和西方的实验相比乃是另一种形式的实验，因此不能以西方标准来否认中国传统科技没有实验精神。

由于中国古代科技有扎扎实实的身心实验背景，因而其学说的经典部分往往是过来人语，是深刻理论和实际体验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不可以凭借纸张文字的研究轻易下断语的。没有修正，也即没有中国人特有的实验为依据而对中国传统科技下判断，那是无的放矢，没有结果的，也是不严肃、不科学的。因为科学研究的起码要求就是研究手段必须与对象保持一致，好比只能用尺子去衡量长度，用钟表去衡量时间，而不能用钟表去量长度，用尺子量时间。然而长期以来，很多人习惯于西方中心论的思考模式，总是用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学问，结果总是放箭没有看见靶子，白费了很多力气。

第四，中国传统科技在2l世纪的新生。

西方近代科技的辉煌乃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并且还将不断学习。然而，我们学习不仅是为了解决“西方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这一问题，我们还面临着“21世纪中国科技向何处去”、“21世纪世界科技向何处去”、“中国传统科技如何在21世纪走向复兴和新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西方科技走到今天，已经不能回避“西方近代科技与中国传统科技重新相遇”的问题了。

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正好是西方科技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近代科技重分析、重推理论证、重外向、重机械、重物质、重空间、重主客对立、重征服自然，在硕果累累的同时也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天生弱点。于是，在西方科技发展的某个极限点上，从它内部自然发生了许多类似于中国传统科技精神的萌芽、要求和走向，这就是当代科技日益整体化、人性化、有机化的发展趋势，跟西方科技的分割化、物质化、机械化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西方有人把这种趋向称为后现代科技，其中向东方(包括中国)古代科技传统寻求养料乃至理念指导的倾向非常强烈。他们把对于东方(中国)传统科技精神和成就的重新认识、评价和利用的任务提到了人类面前，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时代课题。

在人类遭受了数次濒临毁灭的世界大战之后，在我们掌握的科技力量足以将人类乃至地球一切生命灭除多次的时代，在缺乏天地人整体运筹的科技理念指导下造成人们相互征服对方、人类共同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大量爆发、日益激化的时代，在科技分科越来越细、以致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都难以掌握科技体系中一个极小分支的时代，在这种科技背景下使得分科教育越来越难以为继，也使得完整人格日益痛遭分科教育无情

切割的时代，创建一种整体化、人性化、有机化的科技新体系，同时保有合理切割、合理分析等的优越性，使二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乃是来自人心最深层的呼唤和最自然的渴望。既然是最“自然”的渴望，那么假如它也同时是大自然本身的“渴望”，那也将毫不奇怪，十分“自然”了。

而一旦实现了这一点，就正如马克思所说，大自然将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也将成为大自然这个生命体的头脑和精灵，实现天人合一：关于自然的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将成为同一门科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曾经拥有天人合一、社会和谐、整体思维优良传统的每个中国人应该怎么做，每个中华大地养育的大学生应该如何决策，将是一份不可回避、无法作弊的时代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