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历史沿革 名称由来 (冬子工作室整理)

名的由来

曲靖一名的由来

——冬子工作室整理近年来，随着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不少学人对曲靖的得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史志界和地方群众中引起极大关注。现在，若谈到曲靖的得名问题，一般已不再囿于《元史·世祖本纪》所说的：曲靖一名，始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或“因元朝统治者马背得天下而疏于考史，竟把地处昭通地区的…曲州?、…靖州?，误认为在今曲靖，故名…曲靖?。”以及《徐霞客游记》中所说的：“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故名亦因之”等等说法，并对此提出了质疑。从而打破了以上两种几乎已成为曲靖得名的定论，这在学术研究上可以说是一个突破。不过，鉴于曲靖的得名问题，由于史书上没有确切的时间记载，虽在隋唐时期史籍就有“曲靖州”或“废曲靖州”等记载，但又都是一鳞半爪，没有一个较全面的记述，所以在认识上众说纷纭，各执其是，这也说明“曲靖”得名这个历史之谜，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为此不揣浅陋，聊陈己见与同志们共研之。

曲靖的得名，可以肯定地说，绝不是始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因元朝统治者“疏于考史”之误；也不是徐霞客所说的，是曲州、靖州合二为一的产物。

据不少史料记载，远在唐初(618年前后)曲靖就有“曲靖州”存在了。当时的“曲靖州”，是以石城(今曲靖)为中心的一个广泛的地名称谓，其地理范围应是地处东、西两爨的分界地一带。这个分界地即今曲靖潇湘乡的大路碑村与小路碑村。这两个村的得名，就是因为当时东爨和西爨分界于此，立碑为记的史证。遗憾的是史书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广泛流传在民间的这种说法，未作详实记述，以致后来一些研究史学的人，虽精于考史，却疏于考实，以致把爨龙颜碑中的“东、西二境”认为是唐初的“东、西两爨”，所以把当时的“东、西二境”分界地的禄丰县龙和城与唐初“东、西两爨”分界地的曲靖大、小路碑村之间

的龙河城混为一谈。这种历史的巧合，即把“东、西二境”与“东、西两爨”；“龙和城”与“龙河城”合二为一，从而把事实上存在于曲靖的龙河城(城的遗址及附近龙河庵的庙址，1958年修潇湘水库时还尚存，可参见1970年《曲靖县地图》)，即有意无意地被否定了。而实际上，据《南宁县志》载：“龙和故城在城西南十五里，南诏阁罗凤遣杨牟利以兵协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东爨因语言不通，得不徙。自曲州、靖州、石城、升麻、昆州南北至龙和，皆残于兵。”我们知道，当时南诏并吞的是西爨地区，对东爨地区未曾施以武力。所以这里所说的“皆残于兵”，显然是指以曲靖州为中心的这片地区，所以龙河城自然也就毁于兵燹之中了。我们还可以从龙河城附近的一些村寨名称来看，如马场村、土官寨、大营、上营、中营、下营等等，从这些当年养马、练兵、扎营、屯军的地方，就不难看出这个古城堡

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地位。1958至1962年，在修潇湘水库和开垦荒山地时，这里曾先后出土了玉石、手镯、两汉古钱币、黄金等。这些实物的出土，也证明了这座古城存在的历史痕迹。

咸通三年(862年)，唐人樊绰在任安南经略使时，对云南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较系统的研究，并参照前人的一些著

作，撰写了一部被称为“云南志”的《蛮书》。他在《蛮书》卷

四中多次提到“曲靖州”，而这个“曲靖州”并不是指“曲州”、“靖州”而言。同时也多次提到“曲州”、“靖州”，但又不是指“曲靖州”而言，显然这是各有其地的，也是各有所指的。而且这里所提到的曲州、靖州，也并非是指远在昭通地区的“曲州”、“靖州”，而是指“在汉为夜郎味县地，蜀分置兴古郡，隋初置恭州，唐初置南宁州的曲、靖二州。”①可是，有的人却认为“曲靖州”就是“曲州”、“靖州”的并名，《蛮书》是为了省略一个字，而把“曲州”、“靖州”缩写为“曲靖州”。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不过是推理的臆断，而不是考史的结论。

笔者很赞成李德成同志《曲靖一名始于何时》所分析的：“曲靖州，决非曲州、靖州的并名。因为如果要缩写，也只能写成曲州、靖州，或曲、靖二州，似不能为了省略一个字而直称…曲靖州?。樊绰是文士，又是熟悉云南情况的人，决不致如此疏误。”②

远在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就在今曲靖市这块地方设置味县，治所在今麒麟区西山乡。到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了有利于中央王朝的控制和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对建置进行较大调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设在曲靖，随后又迁庲降都督府于曲靖，这既有利于提高王权威信，加强郡守权利，又有利于部族首领的统治，也有利于部曲之间的团结合作，从而使曲靖成为南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个中心持续了500多年，直到公元765年，南诏灭爨氏后，才随之转移到滇西洱海地区。在这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央王朝虽然先后在曲靖设置县、郡、州等行政建制，但由于“云南僻在遐荒，襟带万山”，“蛮夷众多，恃远擅命” ，加上内地战事频繁，所以中央王朝对这个“部曲”聚居的地方也就无力顾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行政单位仍然是部落，不少奴隶还作为“依附民”，分配给各大姓作为部曲，或家部曲。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地方豪族大姓、部族首领们手里。他们划地为域，拥兵自重，在中央王朝不加干预，甚至是表示支持的情况下，纷纷建立起自己的“部曲”组织。“部曲”之下又设屯，各自都有着一定的辖区和一定的行政权力。这应该是统治阶级为了调整民族关系，安定后方的一个历史产物。这种“部曲”组织，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一定权力的行政单位。

随着部曲势力的发展，各自又为了发展和防卫的需要，开始建造自己的城邑。如诸葛亮南征后，就有“诸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④的记载。随着生产的发展，开设商肆，修建民居，置盐、铁市官等等，都是有史可据的。

其次，曲靖在地理位置上，既有乌蒙屏障，又有盘江溉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秦修五尺道后，进一步密切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曲靖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在曲靖设置郡县后，考虑到边疆与内地的差异，采取保留土长权利的措施，使他们“复长其民”，以维系着这个地方的安定和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如东汉末年，南中大姓就主要集中于建宁(曲靖)、朱提(昭通)两郡，“而曲靖则又是大姓势力的中心。”

⑤到了三国、西晋时期，曲靖即成为南中大姓雍、孟、爨、霍的聚集地区。他们占地为域，“是郡邑拥有势力的豪族。”⑥诸葛亮南征时，由于采取了“攻心为上”，“南抚夷越”的和睦政策，使南中地区出现了一个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农桑发展的新局面。这是“曲靖”得名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没有这样一个安定的社会现实，又怎能称得上“靖”呢?若只以官方建置中没有出现“曲靖”这个名称，即加以否定，硬要舍此求深，恐怕就容易流于凿空了。

西晋泰始六年(270年)，晋王朝又把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四郡划出，建立宁州，治所即在曲靖。宁州在建置上属于中央的一个大行政区，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曲靖的政治地位和中心作用。东晋以后，中原干戈不息，宁州各郡县也动乱起来，经过互相争战、吞并，最后为爨氏所灭。爨氏独霸南中后，建立以曲靖为中心的爨氏统治中心，此后，曲靖一度出现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如公元399年，爨宝子任建宁太守期间，就出现“山岳吐精，海诞渚光”，“志业万熙，道隆黄裳”⑦的人民安居、社会安宁的情况。又如公元971年，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于石城(即曲靖)后，这个地区在经过一番动乱后，又出现“遒共盟约，务存久长”e的安定局面等等。

从历代中央王朝对曲靖地区的用兵来看，多数是为了实现统一和纳赋，有一个可赖以广为用之的后方，而并不图对其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所以对这个地区总是采取特殊的、怀柔的、团结的政策，使其靖而安之。如“任用大姓”、“不留兵”、“闭关息民”⑨等等，以达到稳定边境、民族团结、发展生产、可供

资用的目的。如东汉时期的“以民纾休养生息”和诸葛亮的“南抚夷越”以及唐的“安抚边塞”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曲者，部曲也；靖者，安定也。也就是说，在这个“蛮夷众多，恃远擅命”的地方，在某一时期，由于中央王朝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出现了一个四境安宁、生产发展的和平社会环境，故名“曲靖”。这就是“曲靖”得名的原由，也是“曲靖”得名的历史依据。诚如《国语·周语下》所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这是事出有因，也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把曲靖的得名，说成是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赛典赤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时，把地处昭通地区的曲州、靖州，误认为在今曲靖，故合其地而称之，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元代置路时，定名总要有一定依据，何况赛典赤也是政绩卓著之人，并非糊涂虫之辈，竟会做出这种张冠李戴的事来?

曲靖的得名，时间上虽无确切记载，但不会是到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后才出现的。因为远在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就有“爨归王同南宁鬼主爨崇道，杀越嵩都督竹灵倩，东爨乌蛮尽有西爨故地，居曲靖州。”又“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改曲靖州为石城郡，复迁两爨之众于永昌”⑩。据《元史·地理志》载：天宝七年(748年)后，“唐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治石城。后阁罗凤叛，州废，蒙氏改为石城郡。”这时的石城郡，已经是一个实际的统治中心，它直接统率着除磨弥部之外的较大境域，如落蒙(今路南)、仁德(今寻甸)，于矢(今武定)等部。从州改郡的情况来看，可见当时的曲靖州并非只是一个县名，而是一个辖区范围较广的行政统治中心。

再是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立的南诏德化碑，碑文中曾两次提到“曲靖”一名，“仲通大军至曲靖”，“十四年(代宗广德二年即764年)春，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二诏，佐镇抚，于是威摄步头，恩收曲靖。”从当时南诏阁罗凤政权合并了东西两爨，形成割据云南的形势来看，我同意李德成同志在

《“曲靖”一名始于何时》一文中的分析：“这时南诏政权正攻打安宁，距今曲靖较近，而不会是远隔千里之遥的曲州、靖州。”再从“恩收曲靖”的“曲靖”来看，这时，凤伽异在昆明筑城，意在控制新被征服的西爨地区，所以这“恩收”的“曲靖”显然即今曲靖地区，而不会是遥远的乌蒙。据此可知，曲靖的得名，起码是公元764年以前的事。

至于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游记》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所以有人即据此说，而认定“曲靖一名是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才出现的，并说《蛮书》中的“曲靖州”是指“曲州”与“靖州”而言，从而否定“曲靖”一名是远在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前几百年就存在的历史事实。

其实，徐霞客“合其地置府”的记述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当时的名称是路，而不是“府”，若据此为是，岂不又将造成许多麻烦和困惑。

至于《蛮书》中的“曲靖州”，显然也不是“曲州”、“靖州”合二为一的产物。请看《蛮书》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至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以东，荡然兵荒矣”。这个“荡然兵荒”的“曲靖州”，显然是指当时被阁罗凤并吞了的西爨地区，这个地区即包括当时与“石城”(今曲靖)接近的“曲靖州”。因为当时阁罗凤对东爨地区还没有施以武力，不存在“荡然兵荒”的情况。按引日唐书·地理志》载：“武德七年(624年)置南宁州都督府，领十六州，治味县之石城。”可见当时的石城已经是都督府所在地，在行政建置上有着双重性质。又说：“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土俗惟业水田”来看，这个“曲靖州”的社会发展情况和地理位置也应是今之靖。而当时地处昭通的曲州、靖州，据《蛮书》卷一载：“还处在无定居的

游牧时代，言语不通，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从“邑落相望”来看，唐初的曲靖，已不是仅“味县”一孤城了，新的城邑已出现了不少。从这些情况可以知道，“曲靖州”是曲靖州，并非是“曲州”、“靖州”的合称。李德成同志在《曲靖一名始于何时》一文中，作了颇为详尽的分析：

(1)文意不合：原来的曲州、靖州，到底是两个地方，如要引用，也只能称“曲州、靖州，或曲、靖二州”，似不能为了省略一个字，而直称“曲靖州”。樊绰是文士，又是熟悉云南情况的人，必不致如此疏误。

(2)方位不对：原来的曲州、靖州，是乌蛮的中心，与白蛮无关。而这里的“曲靖州”东西两蛮都提到，显然是在东西两爨的分界地。

(3)社会情况不符：这里说的“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分明已是一个定居的农业社会。而当时的乌蛮还处在无定居的游牧时代，言语不通，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可知已不在原地。

(4)史实矛盾：我们知道，蒙归义并吞的是西爨地区，对东爨并没有施加压力。这里所说的“荡然兵荒矣”，显然是指曲靖州．而不是指乌蛮中心的曲州、靖州。

另外，贞元十年(?94年)袁滋到云南册立异牟寻时，在他的《云南纪》中写道：“……第九程至鲁望(鲁甸)，即蛮汉两界旧曲州、靖州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及邱墓碑阙皆在。”申苎可知，此二州已早在公元794年前就已废弃不存了，为什么竟芒在事隔500多年后又冒出……曲州?，、“靖州”来呢?应当说这都是疏于考史，又疏于考实的后果所致。

综上所述，认为曲靖得名始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或由“曲州?，、“靖州??并名而来，或由“曲州”、“靖州”两地人迁案，混在一起，地名也就约定俗成了等说法都是后人推理后附会山柒的，而不是曲靖得名的历史事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借苎清代学者林春溥的话作为结束语：“知有所不可强，，主苎

竺二诬。居今日而溯数千载以上，载籍残缺，乃欲订古事之源委，……评耶，强耶?”

注：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

②《曲靖史志》1988年第5期

③《南齐书·州郡志下》

④《华阳国志》

⑤范建华：《三国蜀汉时期的曲靖》

⑥方国瑜：《试论汉晋时期的南中大姓》

⑦《爨宝子碑》

⑧《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

⑨《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⑩《南宁县志》（康熙五十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