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朝代名医及代表医籍

医家：

一、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原姓秦，名越人，

又号卢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名医。生卒年代不详，勃

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一说为齐国卢邑（今山东长

清）人。因其医术精湛，所以人们就用传说中的上古轩

辕时代的名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扁鹊是中国传统医

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扁鹊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十分

重视疾病的预防，同时反对巫术治病，认为医术和巫

术势不两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望、闻、

问、切的四诊法（当时扁鹊称之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

扁鹊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尚的医德。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在《史记》中概括归纳为六条戒律，称为“六不治”。这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病情严重到“形羸不能服药、藏气不定”等。即：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这是他治病的信条，由此也反映出他高尚的医疗品德。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相传有名的中医典籍《难经》为扁鹊所著。

二、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

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

二0八年）。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

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

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

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

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

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

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

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

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

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

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

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

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他的外科手，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华佗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是宋人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张仲景（150 ~ 219），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出生于一个

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相传曾举孝廉，做过

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是他从小

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

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

础。他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

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

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

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的结果。他不仅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医德高尚,一生为民医病，深

受老百姓爱戴，在南阳城东关修座“医圣祠”来纪念他。

张仲景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杨上善，初唐时人，正史无传，生卒年不详，官至太子文学，

编有《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此书保存了早期的《素问》风貌，

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是研究《黄帝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林亿《素问补注》序云：“及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阙第七一通。”据此，传统上认为杨上善是隋代的人。

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将杨上善著作列入，唐末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序中说：“太子司议郎杨上善，高宗时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太素》标题作：“通直郎守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敕撰注”，因此，《太素》一书是杨接受唐高宗的敕命而做的，显见他应该是初唐时人。

《太素》一书在北宋后失传，但在十九世纪时，日本学者在日本仁和寺发现《太素》残卷23卷，引起日本学界的重视。据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载，该本系日本仁和三年旧抄本，由丹波赖基抄录，时当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原本由唐鉴真和尚传至日本。后清朝杨守敬出使日本时取回这个版本，共二十三卷(缺第一、四、七、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共七卷)。萧延平以此为底本，并参考袁昶的通隐堂本校勘而成，世称兰陵堂本或萧延平本。后日本大阪オリエソト出版社《东洋医学善本丛书》加载影印仁和寺古钞卷子本，又增加后来找到的两卷，即第十六、二十一卷，共二十五卷，是目前所知最为完善的《太素》版本。

王冰，号启玄子（710~804），曾任唐代太仆令。王冰年

轻时笃好养生之术，留心医学，潜心研究《素问》达12年之

久。经过分门别类、迁移补缺、阐明奥义、删繁存要以及前

后调整篇卷等整理研究工作，著成《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4

卷，81篇，为整理保存古医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冰结合自己丰富的医学知识使《素问》奥义得以晓畅。

他补入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五常政大论》、《六

微旨大论》、《六元正纪大论》、《气交变大论》、《至真要大论》

等篇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运气学说。对于阴阳互根的问题，

王冰亦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在论述水液的输布代谢时，他谈

到了肺、脾二脏的重要作用，其注释尤其强调肺、脾、肾三

脏在水液代谢方面的功能。他所提出的“冲为血海，任主胞

胎，二者相资，故能有子”理论，为历代医家所遵奉。他把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概括为四类，“一者始因气动而内有所成；二者不因气动而外有所成；三者始因气动而病生于内；四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所谓“气动”，是指脏气的变乱，即把病变分作因气动和不因气动两类，而每类中又辨其为外感或内伤。这种分类方法将病因病机结合在一起，有别于三因学说，备受后世宣扬。

王冰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某些问题，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在解释《素问?至真要大论》“微者逆之，甚者从之”时，提出了人火、龙火的概念。王氏认为人火与龙火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火。前者属一般的火热，其性质属阳热而伤阴液，可以用寒凉药物治疗。如肝火目赤、胃火牙疼等，可选用清泻肝胃之火的龙胆草、黄连、石膏、大黄等。而所谓龙火，其性质与古代传说中的龙相似，龙为水生之物，水盛则龙腾，故这种火的特点是使用寒凉药物治疗不仅不能灭其火，相反还会助火生热。因此，主张治疗龙火应采用以火逐火的方法。

王冰在“治病求本，本于阴阳”的原则指导下，临证强调应明辨阴阳水火。对于真阴虚损者，主张“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对于阳气不足者，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认为“寒之不寒，责其无水”，就是说用寒药治疗热证无效，就要考虑是否属于阴虚水亏所致的虚热；“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就是说用热药治疗寒证无效，就要考虑是否属于阳虚火衰的虚寒。此外，他还就有关“正治、反治”问题加以探讨。如说：“逆者正治也，从者反治也。

逆病气而正治，则以寒攻热，以热攻寒。虽从顺病气，乃反治法也。”对于五郁之病的治疗，王氏分别采用吐、汗、下、渗、泄等方法，使《素问》五郁治法更加明确具体。

《内经》一书系战国至西汉成书的中医理论典籍之一，是中医学理论的渊薮。王冰整理注释《黄帝内经素问》，在祖国医学史上功不可没。他所整理的《素问》传本成为后世医家研究该书的蓝本。王冰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某些认识和创见，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全元起（生卒年不详），南北朝至隋唐间医家。善医术，履贯欠详。

尝任侍郎，其医术悉本诸《内经》。其注《素问》八卷，宋时尚存，今

已佚。全元起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访王僧儒。

他的《注黄帝素问》，为我国最早对《素问》之注解。宋林亿等在校正

《黄帝内经》时，尚得见其书，并引录其《内经素问》篇名次序。后来

唐王冰注释《素问》，亦曾参考其书。后代对其学术评价甚高。

全氏医术高明，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

巢元方隋代著名医学家，约生活于公元6-7世纪间。史书缺

传，其生卒年及籍贯缺乏考证。隋·大业年间(605－618)，他曾任

太医博士，后升为太医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高深的医学理论

造诣。据《开河记》记载，公元609年，主持开凿运河工程的开

河都护麻叔谋在宁陵(今河南境内)患风逆病，全身关节疼痛，起坐

即头晕作呕，诸医诊治无效。隋炀帝命令巢元方前往诊治。巢元

方诊后认为是风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肥嫩的羊，蒸熟掺药食

下，就可治愈。麻叔谋依方配药，蒸而食之，药未尽病就治愈了。

巢元方又叮嘱他用杏酪五味并佐以羊肉，一天吃几枚，可使疾病不复发。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巢元方奉皇帝命令主持编撰了《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共67门，载列证候1739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证候。对疾病的治疗，一般并不论述，但也有部分疾病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按摩、外科手术为主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步骤。这与当时隋炀帝下令编纂的方书《四海类聚方》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即前者专述理论，后者专述治疗，两者相辅相成，形成较为全面的医学配套著作，可惜《四海类聚方》早已佚失，使我们不得探其真面目。

《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总结疾病病因、病理、证候的专著，并对隋以后两代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书中虽没有记载治法和方药，却有很强的资料价值，为医者的案头常备用书，本书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为历代医家所推重。

葛洪（284～364）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他曾

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葛洪治学严谨, 几十年如一

日, 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 共读了近万卷，著有《神仙传》、《抱

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

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

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

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抱朴子·内篇》一书中，他說: ＂丹砂烧之成水银, 积变又还成丹砂＂．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 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 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 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來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 後來传到了西欧, 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他的另一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是一部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引起的，在当时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葛洪首创地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 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 到十九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另外，其书中对天花（天行斑疮）症状、结核病（尸注、鬼注）等的记载, 都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所以, 称他为＂传染病学专家＂, 一点也不过分。

葛洪不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 而且重视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乐於拜有知识的人做老师。葛洪在向书本和群众学习的同时, 还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這是他在学术上有所发现的重要条件之一。

孙思邈，出生于西魏时代，传说生于541年卒于682年，

是个百岁老人，孙思邈的年龄现今有六种说法：最小的101

岁，第二种说法是120岁，第三种说法是131岁，第四种说

法是141岁，第五种说法是165岁，甚至还有168岁的说法。

为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

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

家产”。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

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孙氏一生以济世活

人为己任，对病人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他提出“大医精诚”，要求医生对技术要精，对病人要诚。他认为医生在临症时应安神定志，精心集中，认真负责，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一样看待；治疗中要不避危险，昼夜、寒暑、饥渴与疲劳，全心赴救病人，不得自炫其能，贪图名利。这也正是他身体力行，躬身实践的写照。他曾亲自治疗护理麻风病人达600余人。他的高尚医德足为百世师范。宋·林亿赞曰：“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

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他坚持辨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著《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

置于《千金要方》之首。他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孙思邈一生著作80余部，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1 卷、《会三教论》1 卷、《福禄论》3 卷、《摄生真录》1 卷、《龟经》1 卷等。他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倍至的伟大人物。

王焘（670~755），唐代陕西省郿县人，出身官宦世家，

其祖父王珪是唐初杰出的宰相之一。他为官清廉善谏，与魏

征齐名，曾是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的老师。王焘的父亲李敬

直是南平公主的驸马，也被封了爵位。王焘的两个儿子也都

做了官，大儿子是大理寺少卿，次子担任了苏州刺使。

王焘从小体弱多病，母亲身体也不好。他十分孝顺，不

解衣带地照顾母亲，还阅读了大量医书，寻找灵方妙药，也

渐渐地对医学产生了兴趣。王焘曾经担任徐州司马和邺郡太

守，但是他为了有机会阅读医学书籍而到了当时的皇家图书

馆——弘文馆任职。自此，他便如饥似渴地在那里阅读晋、唐以来的医学书籍。他在这里度过了20年的时间，在系统阅读大量医书的同时，他还认真的做了详尽的摘录，夜以继日，年复一年，积累了大量的医学资料。其中仅古方就有五、六十家之多。后来，他被贬职到房陵，遇赦后就近安置在大宁郡，当地气候炎热潮湿，百姓得了瘴气，十有六七难逃一死。他依照随身携带的验方施治，竟然把即将死去的人神奇地救了回来，由此，他便决心发愤编写医书。

他不存个人偏见，博采众家之长，其著作《外台秘要》颇为后人称赞。在《外台秘要》中，他引用以前的医家医籍达60部之多，差不多所有的医家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他论述的对象，可谓“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摭”。他不仅对《千金方》、《肘后备急方》之类的著作仔细研究，还对没什么名气，流传也不广泛的著作加以收集，如陈延之的《小品方》、张文仲的《张文仲方》等医著。除此之外，对民间单、验方也并不排斥。书中共收载了6900多首方剂，每一门都是以《诸病源候论》的条目为引，再广引方剂。每一首方，都注明了出处和来源，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许多散佚已久的医书，也都是在这部著作中看到大致内容的。

王焘对于方剂的收载，不仅广引博采，而且精挑细选。现在看来，当时收载的许多治疗方法和方剂，都十分切实可用。而书中记载的治疗白内障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历史上对这种方法的最早记载，且这种方法，现今仍被沿用。

《新唐书》，将《外台秘要》称作“世宝”，历代不少医家认为“不观《外台》方，不读《千金》论，则医所见不广，用药不神”，足见该书在医学界地位之高，其卓著的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王焘以一生的精力，为保存古医籍原貌和总结唐以前的医学成

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雷敩，南朝·宋时著名药物学家，生平里居未详，其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雷氏对药物炮制多有研究，曾著《炮炙论》三卷，记载药

物的炮、炙、炒、煅、曝、露等十七种制药法。原书已佚，其内容为历代

本草所收录，得以保存，其中有些制药法，至今仍被采用。现传《雷公炮

炙论》，为近人张骥辑佚本。另外著有《论合药分剂料理法则》等。

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有《陶隐居

集》，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

学家，卒谥贞白先生。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

之一。自幼聪明异常，十岁读葛洪《神仙传》，便立志养生十五

岁著《寻山志》。二十岁被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

三十六岁梁代齐而立，隐居句曲山（茅山）华阳洞。

他的思想脱胎於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另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後百一方》、《陶隐居本草》、《药总诀》等等

陶弘景在医药﹑炼丹﹑天文历算﹑地理﹑兵学﹑铸剑﹑经学﹑文学艺术﹑道教仪典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以对于药物学的贡献为最大﹐这又和炼丹有关。陶弘景对化学的贡献之一是记载了硝酸钾的火焰分析法。陶弘景这一记载﹐是世界化学史上钾盐鉴定的最早记录。

陶弘景在医药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对《神农本草经》的科学整理。针对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不仅辗转传抄，"遗误相继，字义残缺"，而且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的现实，陶弘景便对本草学做了一次较全面的总结。他从自己名医别录编中挑选出了三百六十五种新品种附入《神农本草经》，使原书只有三百六十五种的药物增加到七百三十种，并予以一一订正、调整、分类注释，编成《本草经集注》一书。

陶弘景一生著书很多，约二百二十三篇。其中关于医药学的有《本草经集注》七卷，《补阙肘後百一方》三卷，《梦书》一卷，《效验施用药方》五卷，《服食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消除三尺要法》一卷，《服气导引》一卷，《养性延命录》二卷，《人间却灾患法》一卷，《集药诀》一卷等。其中绝大多数均已散失。

陈言（1121—1190），南宋名医。青田（今属浙江景宁县鹤溪）

人，字无择，号鹤西道人。从小勤奋学习，潜心医道。精于中医，

治病切中根源，对症下药，治病很有成效，因而传为神奇。

陈言根据自己多年行医临床实践，又借鉴前人的经验，悉心探研

医道要术，创造“三因其一”的学说。淳熙元年(1174年)，陈言撰

成《三因极一病症方论》，《宋史·艺文志》和清《四库全书》以《三

因极一病症方论》书名。全书近2478字，共l8卷，分180门类，

录医方1050余条。内容包括内、外、五官、妇、儿等各科病症。在分论各症之前，

首叙医学总论，再一一深述病因。每类均有论有方，条理清楚，一目了然。后载入《宋史》，为后世医家研究病因病理学所推重。此外编有《依源指治》，集注《脉精》。

成无己（约1063～1156），宋金时期山东聊摄（今山东省聊

城市茌平县）人，约生于北宋嘉祐治平年间，后聊摄为金所占，

遂成金人。出生于世医家庭，自幼攻读医学，卒年高龄九十三岁，

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代经典皆有研究，尤其是对

于《伤寒论》最为推崇，是最早注释《伤寒论》的医学家，也是

伤寒学派的主要代表医家之一。

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医圣）的《伤寒论》，可谓医方之祖，但

内容深奥，缺乏理论阐述，未得广泛传播。在成氏以前，研究《伤

寒论》者虽已有孙思邈，在其同时代亦有朱肱、庞安时等人，但

他们均未对《伤寒论》原文进行注解。成无己博及精研，深造自

得，引《内经》、《难经》以阐发仲景诸说，于辨析表里虚实亦有独到之处，对后世伤寒说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其之每引《内》、《难》等理论以发明仲景之说，分析其病机、治则、方剂等，不仅使内、难、伤寒一脉相承，融会贯通，具有探本寻源，互相渗透之妙，同时还起到了经论结合，以论证经的效果。使伤寒理明，内、难有实由于前无他人可鉴，难度很大，致使其书著成时成氏已至八十高龄，前后长达四十余年。也正由于成氏注解《伤寒论》的古奥原文，致使这部有很大实用价值的著作才得以广泛流传，被医家所理解与重视，使研究者越来越多，促进了伤寒学派的发展。成无己对张仲景的辩证与方义有所阐发，形成了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他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成氏著作有三，《注解伤寒论》（10卷）、《伤寒明理论》（3卷）、《伤寒明理药方论》（1卷）。《伤寒明理论》凡50篇，从“发热”起至“劳复”止，对《伤寒论》中50个主要症状，每论一证，均包括释义、病因、病理、分型、鉴别及不同治法等；《伤寒明理药方论》选常用20方，每方包括方义、方制、药理、加减及注意事项等。本书在制方分类上颇有建树。他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十剂”的概念，而且宗《内经》、《本草》诸说，提出了“七方”之名。《注解伤寒论》从理论上阐述了各种症候的病机、病变及处方用药，阐明了辩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揭示了《伤寒论》的隐奥，使其增强了理论色彩。

许叔微，宇知可，号近泉，生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 ，真州(今

江苏仪征)白沙人。元按五年(1090年)，因父母双亡，再加屡试不举，

遂弃儒习医。南宋建炎元年(l127年)，真州疾疫大作，许叔微上门为百

姓诊治，十活八九。后南渡居常州，又迁太湖马迹山。绍兴二年(l132

年)中进士，历任徽州、杭州府学教授及翰林学士，人称许学士。因不满

高宗苟安江南及秦桧陷害忠良，退隐乡里，行医济人。与抗金名将韩世

忠过从甚密。岳飞被害后，韩世忠自请解职，移居苏州，常渡太湖访许

叔微，共抒忧国情怀。许叔微是宋代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之一，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

他一生著述颇丰，辑有《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10卷、《续本事方》10卷(均收入《四库全书》)。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合称《许氏伤寒论著三种》)、《治法》、《辨证》、《翼伤寒论》、《仲景脉法三

十六图》等书。

唐慎微约生活于11～12世纪

间，字审元。原籍蜀州晋原(今四川

崇州，<--应该是今大邑县，以前名

为晋原，隶属于蜀州（今崇州市）)，

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

知名一时。元佑年间(1086～1094)

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

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

为华阳人。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一药，必录而相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正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以《证类本草》为代表的宋代医药类书籍，全书有要1558种，书中还带有方剂和药材的图片，在医学上有很大的价值，在文学上也有不错的价值。

滑寿(约1304～1386)，字伯仁，晚号樱宁生，元代大医学家，祖

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又迁余姚《今

浙江余姚县》。自幼聪明好学，善诗文，通经史诸家。他不仅精通《素

问》、《难经》，而且融通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学说，所以给人

治病有“奇验”，他还著有《读伤寒论抄》等医书多种。“所至人争延，

以得诊视决生死为无憾”。他更以“无问贫富皆往治，报不报弗较也”

的崇高医德，受到时人的赞誉。

滑寿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名医王居中学医。研读《素问》、

《难经》，颇有心得，遂著成《读素问抄》和《难经本义》二书。继之

精心研究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诸家之说，融会贯通，深有造诣。后来又随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学习针法，遂对经络悉心研究，取《内经》等书中有关经络的理论，于针灸，对经络理论很有研究，著《十四经发挥》3卷，提出奇经八脉的任督二脉与其他奇经不同，应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而成十四经，并在《素问》、《灵枢》的基础上，通考腧穴657个，考正其阴阳之往来，推其骨孔之所驻会，详加训释。滑氏在针灸之道湮而不彰，经络之学已被忽视之世，力挽狂澜，使针灸又得盛于元代，并为后世针灸医家的规范，这都是滑氏的功劳。不仅如此，《十四经发挥》流传到了日本之后，日本的针灸医学也开始盛兴起来。自元代以后，直至现今，《十四经发挥》一直传诵不绝。后世尚有《明堂图》四幅，题为滑寿撰。

施发(1190～？)，字政卿，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青年时代攻读医学并举子业，专心致力医学研究，对疾病诊断理论及技术用力尤勤，取《内经》、《族经》、《甲乙经》之说，与有关脉学、诊法论著相互参正，分门别类，撰成《察病指南》3卷。书中以脉诊内容为主，

沿用“七表八里九道”24脉分类法，创造性地绘制了33幅脉象图，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断学专著。并撰成《续易简方论》6卷，另外，还撰有《本草辨异》一书，今佚。

陈自明（1190～1270）字良甫，临川人。南宋著名医学家，江西

历史上的十大名医之一。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随父学医。14岁即已

通晓《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学著作，并将

名家医论与祖传经验相结合，在临床实践中加以应用。成年后，医术

精进，名扬四方。

陈自明任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医学教授之职时，我国中医妇

产科尚不完备，也没有专著。医书《大方脉》虽有涉及，但内容简略，

或有论无方，或有方无论，医家难以为据。当时“医之术难，医妇人

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而难”。因此，他潜心钻研中医妇产科，遍

览医籍，博采众长，结合家传验方进行整理，于嘉熙元年（1237）编成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24卷。该书将妇产科疾病归纳为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难产、产后等8门，260余论。每门有病理分析和医治方案，内容丰富，条目清楚，论述简赅，处方精妥。其中妇人乳悬、乳疠、乳硬、带乳、乳位、吹乳诸症都有独到见解，特别是论述乳岩（癌）尤为精辟。此症当时尚未引起人们重视，他却详加论述，指出这种疾病“早期治疗或可内消；若不予治疗，乳将巉岩而崩烈如热瘤，或内溃深洞，血水滴沥，则后果险恶”。对癌症观察、研究先于世界各国。《妇人大全良方》，集宋以前妇产科医术之大成，为宋、元、明、清，以至现代医学治疗妇科疾病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开展这一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

陈氏还精通外科，著有《外科精要》3卷传于世。该书对治疗痈疽极有创见，认为“外科疮疡”不是单纯的局部病变，而是人体脏腑气血寒热虚实方面盛衰变化的后果，在治疗上不能满足局部攻毒，而应着眼于内外结合，服敷结合，治标与治本结合。这种重视整体，辩证施治的观点，对中医外科具有深远影响。此外，还著有《备急管见大全良方》10卷，《诊脉要诀》1卷。

陈氏毕生从医，志行高洁，常说“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治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随到随诊，对特殊困难者，不取分文，其医德深为世人称道。

钱乙（1032~ 1113年）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

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是我国医学

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

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

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

科之鼻祖”。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

业，垂四十年”。业医者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

认为治小儿病最难。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

年时间。欲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此外，钱乙在《内经》、《金匮要略》、《中藏经》、《千金方》的基础上，将五脏辨证方法运用于小儿，为儿科临床治疗提出了辨证方法。钱氏十分重视脏腑寒热虚实的辨析，而且针对不同的病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较有系统的脏腑辨证体系，虽不十分全面，但已经有其初步框架，对中医脏腑辨证学说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钱乙强调五脏辨证，其制方调剂多围绕着五脏虚实寒热而设。其制方原则重视选药柔和，反对过用攻伐之品。他的这种用药原则，是针对小儿特点而设立的。此外，钱乙在处方调剂时，多根据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体会，灵活加减，创立新方。如其创立的地黄丸，就是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化裁减去桂附而成。此外，钱氏临床用药，还常常根据儿科的特点，选用丸剂、散剂、膏剂等。这些成药，可以事先制备，适应于儿科疾病起病急、变化快的特点，便于及时服用，易为小儿所接受。

钱乙在儿科学方面的成就为后人称许，而且对中医辨证学、方剂学均有较大影响。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可能十分完善。诸如其创立六味丸以补肾，仅重视了肾阴亏乏的—面，而忽略了肾阳虚衰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才在其基础上逐渐加以发展，使之不断完善。这也反映出钱乙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刘完素（约1110～1200年），字守真，别号守真子，自号

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因长年居于河间（今

河北省河间县），故人称“河间先生”或“刘河间”。又传原籍

为河北甘肃宁杨边村（今师素村）。他自幼聪慧，耽嗜医书，因

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

他初曾拜陈先生（陈师夷？）为师，学成后独立行医，声

誉渐隆。其为医，独好《素问》，朝夕研读，手不释卷，终得要

旨，并根据其原理，结合北方环境气修特点，及民众饮食醇厚、

体质强悍的特性，围绕《内经》病机十九条，倡伤寒火热病机

理论，主寒凉攻邪，善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方治疗，名盛

于大定、明昌年间（1161～1195年）。金彦宗曾三次征聘，坚辞不就，章宗爱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随着他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先后有荆山浮屠、葛雍、穆子昭、马宗素、镏洪、常德、董系、刘荣甫等从之，私淑者也不少，如张从正、程辉、刘吉甫、潘田坡等，最终形成明显的寒凉攻邪医风。开创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刘氏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1172年）15卷，《素问玄机原病式》（1186年），《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1186年）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三消论》《附《儒门事亲》》，《素问药注》（已佚），《医方精要》（已佚），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后人多把完素的主要著作统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张元素，字洁古，金之易州（河北省易县军士村，今水口村）

人，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生卒之年无以确切考证而不详。其所处

时代略晚于与其同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元素治方，不拘泥古方，善于创新。他曾说：“运所孙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其主要著作有《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药注难经》、《医方》、《洁古本草》、《洁古家珍》以及《珍珠囊》等。其中《医学启源》与《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

张氏以研究脏腑病机为中心，成为一派医家之开山。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方法成为易水学派师弟相传的家法，其弟子李东垣、王好古均为中国医学史上青史留名的人物。张氏对药物学的贡献很大，其所撰《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一文，探讨药物功效及临床应用，后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之中，可见其学术影响之一斑。

张氏在《内经》脏腑理论的启示下，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的学说，将脏腑的生理、病理、辨证和治疗各成系统，较前又有提高，使脏腑辨证说由此而渐被众多医家所重视，脏腑病机理论也被不少医家所研究。至清代，则脏腑辨证理论趋于完善，现已成为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可见，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除心包络之外，对于每一脏腑，张元素均从生理、病理、演变、预后以及治疗方药等方面进行阐述，各成体系，较为系统。

此外，张氏还对药物学研究颇有发挥，尤其在药物学的理论认识和临床脏腑用药方面，更为突出。张氏根据《内经》的理论，强调药物的四气五味之厚薄，是影响药物作用的重要方面。正由于药物有四气五味厚薄的不同，因此药物作用才会出现升降浮沉的区别。因此，对于每一药物功用的解释，他强调首先应明确其气味厚薄，然后再进一步阐发其功效，使中药学的理论与其临床效用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中药学理论的发展。

张从正（约1156-1228年），金代医学家。字子和，号

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睢县》。幼年从父学医，博

览医书，深究医理，勤奋自坜，弱冠成器；中年时代，

即成一方名医。尝入太医院任职，但不久即辞归，与当时名

医麻知几、常仲明等砌磋医理，辨析奥义。甚学宗刘完素，

主张攻邪，反对妄用温补，力主“邪气加诸身，攻之可也”，

要祛邪正始能安。

张氏用药也以寒、凉为多。他以为风寒等是在天之

邪气，雨露等是地之邪气，最容易使人染病。饮食的酸

苦甘咸等是水的各种邪气，也是致病的原因，认为这些

病因都不是人体内所应有的，一经致病；就应当祛除体外。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法六门”，即以汗、吐、下三种攻邪之法，以驾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由于善用攻邪之法疗病，故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然其治病亦主张辨证论治，而非一味妄攻，攻邪有其适应症，也有禁忌症。邪去之后，需用饮食调补之，每能出奇制胜，如其据《内经》“惊者平之”之训，以木棒敲击木几之响声治惊恐得病2例，亦一种心理疗法。他行医奔波于陈州介徐州、开封、归德数十府、州、县，医疾救亡，功绩卓著，深得人民敬仰。

张氏一生著述甚多，除今在《儒门事亲》中五卷之外，尚有《心镜别集》一卷、《张氏经验方》二氛《张子和治病撮要）一卷找秘传奇方》二卷传世，其余因年代久远，没能流传下来。

李杲（1180~1251），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晚年

自号东垣老人。他是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李氏出身富豪之家，自幼沉稳安静，极少言笑，十分喜爱读书。李杲20多岁时，他的母亲患病，请了许多医生前来，治疗无效，也就糊里糊涂地病死了。这件事对他的触动极大，从此便立志学医。他听说易州的张元素的名声很大，便携重金前去拜师学医。由于他有很深的文学功底，学习得很快，几年以后，就已经学得很好了。

李氏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时有瘟疫流行，便潜心钻研《内经》、《伤寒》等书，终于研究出了一张方子，治疗此病非常有效，病者抄了回去，几乎没有治不好的。

李氏精通医术，但并不行医。其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协调解决。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吐、下的不同治法。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李杲的著述较多，主要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及经罗天益整理后的《东垣试效方》;《兰室秘藏》，《用药法象》，附《东垣试效方》、《医学发明》。其他著作还有《伤寒会要》(佚)，《活法机要》(存)，以及题为李杲的《东垣心要》(佚)，《脉理玄微》(存)，《珍珠囊药性赋》(存)等十余种，多为后人托名之作。其著作《脾胃论》对后世医家关于脾胃病及以脾胃为主的治疗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起到了指导作用。

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义乌（今浙江义乌市）

赤岸人。他所居的赤岸村，原名蒲墟村，南朝时改名赤岸村，继而

又改为丹溪村。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丹溪先生”或“丹溪翁”。朱丹溪

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

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

朱氏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

础上，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及《局方发挥》一书，

对杂病创气、血、痰、郁的辨证方面。其他，如恶寒非寒、恶热非

热之论，养老、慈幼、茹淡、节饮食、节情欲等论，大都从养阴出发，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朱丹溪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至67岁时，著《格致余论》一书。不久又著《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今仅存前三部书。

《格致余论》是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学术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两篇为中心内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得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为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相对照。

丹溪学说，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在15世纪时，由日本人月湖和田代三喜等传入

日本，日本又成立“丹溪学社”，进行研究和推广。迄今日本沿存“丹溪学社”。至正十八年（1358年）夏，一代医学宗师朱丹溪与世长辞，葬于义乌东朱之郭头庵。

王好古（1200~1264），字进之，号海藏，元代赵州（今河北省赵

县）人，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较李杲小二十岁左

右，后又从师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张元素强调脏腑辨证，重视分

辨病变所在脏腑的寒热虚实，李杲阐发脾胃学说，尤重脾胃内伤虚证

的探讨，临床用药主张温养脾肾。。在张、李二家的影响下，王好古又

着重于《伤寒论》方面，而独重由于人体本气不足导致阳气不足的三

阴阳虚病证，另成一家之说。著有《阴证略例》、《汤液本草》、《医垒

元戎》、《此事难知》、《斑论萃英》、《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等。

王好古论伤寒为病，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认为不论内伤外感，其所以为病，总由人体正气之虚所致。外感寒邪，内伤饮冷或空腹不食，均可导致内伤阴证的发生。但其得病有轻重之不同，预后有可治不可治的区别，全在于人体正气的虚实程度。王氏的这一理论认识，与《内经》中“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不仅如此，王氏在以上文字中，还说明了出现三阴证的病机，与人体内已伏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从体质角度分析病机，强调体质从化观点，颇有实际意义。王氏论伤寒强调正气之虚为本，李杲论内伤病，亦强调元气不足为根，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可见王氏之学受李杲之学术思想的启迪，是一脉相承的。

王好古论阴证，虽然从《伤寒论》三阴证入手，但其发展已不局限于此。使内伤外感阴寒病证的讨论走向深入，提出了阴证学说的系统认识，其虽师承张元素、李东垣之学，然又为之一变，为后世虚损病证的辨证治疗别开了法门。

吴谦（约1689－1848），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

太医院院判，奉旨编修大型综合性医书《医宗金鉴》。吴谦为人谦和，

恭谨守礼，因而深得内廷的赏识，又以其医术高超，名著一时，与

喻昌、张璐合称清初三大名医。

吴谦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作为御

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早春二月，乾隆

帝患了感冒，吴谦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

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

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

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为标榜文治，诏令太医院编纂医书，“以正医学”。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作为总修官，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因而，编撰中，不仅选用了皇宫内廷所收藏的医书，并由朝廷颁布命令，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进行“分门别类，删剔驳杂，采撷精华，发其余蕴，补其未备”，汇编为医学丛书。至乾隆七年（1742）成书，乾隆帝大悦，赐名为《御纂医宗金鉴》。

《医宗金鉴》内容极为丰富，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的历代名著之精义，其内容包括内、外、妇、儿、针灸、伤科、眼科等临床各科，还有诊断和方剂学等基础理论的内容。本书注重于实用，深入浅出，并且图、文、方、论齐备，简明者可作为初学诵读用；详尽者可作为医生临床诊治疾病时的参考用，是我国第一部带有教材性质的普及性医学丛书。

王肯堂（1549-1613）金坛（今江苏金坛）人，字宇泰。别

号损庵，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进士，选庶吉士，官至福建参

政。书法深入晋人堂室。辑郁冈斋帖数十卷，手自钩搨，为一时石

刻冠。曾授翰林院检付，参与国史编修，著有《尚书要旨》、《论语

义府》等。由于朝廷不纳他的抗倭疏议，愤然称病辞职回乡，从此

重操少时喜爱的医学。居家期间，他边疗民疾，边撰医书，曾成功

的为一位眼窝边生毒瘤的患者行切除术，作过落耳再植术，“以惊

驱惊”治愈一富家子弟因科举得中惊喜过度而得的精神病。他广泛

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学家所推崇。阿魏化痞膏即是《六科准绳》中的经典名方。

王氏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证治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家所推崇。还辑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著有《针灸准绳》、《医学正宗》、《念西笔尘》等，为祖国医药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张景岳（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

汉族，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

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氏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

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

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

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

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

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书中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薛己（1486~1558年），字新甫，号立斋，明代吴郡（今江苏

苏州）人。家为世医，其父薛铠亦为当时名医。薛己年幼时继承家

学，从其父学医业，是一位临床大家。于内、外、妇、儿、口齿、

骨伤诸科，无不擅长，且在学术上能旁通诸家，可谓博学多才。在

正德年间，被选为御医，选拔南京院判。嘉靖年，又任太医院使。

当时，丹溪之学盛行，医家多重视寒凉降火，克伐生气，产生流弊。

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根据前人的经验及自己的潜心研究，自立一家

之言，融东垣脾胃之说及王冰、钱乙肾命水火之说于一炉，重视先

后二天的辨证，治疗用药倡导温补，对后世温补学派的产生与形成，

颇有启发。

薛己重视脾胃，他说：“《内经》千言万语，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薛氏接受李杲的学术观点，提出“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人以脾胃为本。”但是，薛氏又有不同于东垣之说的内容。薛氏重视脾气下陷，与东垣“阴火上乘土位”之说则不尽相同。又如，其论治头面部疾患时，指出：“脾胃发生元气不能上升，邪害空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者，宜养脾胃，使阳气上升，则鼻通矣。”亦是强调脾气升阳的作用。至于脾胃虚损导致血虚者，薛氏又指出脾不仅可以统血，又是生血之源。

薛氏不但重视后天脾胃，而且又十分重视先天肾命。薛氏接受王冰之说，补肾主张应以温补为主。薛己论治虚损虽有气血、阴阳之辨，治疗用药亦崇尚温补，然他治虚必言阴虚，重视肝、脾、肾三脏。

薛己的学术观点，是在深入研究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个人临证心得总结而成的。在当时元末明初，世医浪学丹溪之法，恣用知、柏，流弊日深的情况下，薛氏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在理论上重视脾胃，注重脾胃与肾命的关系，在治疗上善于温补，对明代以后诸医家逐步对肾命的探索引向深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薛氏本人不失为一位对明代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医家。其著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疠疡机要》、《女科撮要》、《保婴金镜录》、《口齿类要》、《正体类要》、《本草约言》等，并对其父薛铠的著作《保婴摄要》、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纶的《明医杂著》、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等加以注评。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又号荩凡居士，出身官宦

之家。明末华亭（今江苏松江）人，寓居苏州较长。为明末一大医家。

李氏少年博览群书，青年时曾应科举，后因痛感两亲子被庸医药误致

死及自己早岁多病，转而习医。—生对中医理论研究十分重视，兼取

众家之长。其论述医理，颇能深入浅出。所著诸书，多能通俗易懂，

最为初学、登堂入室之捷径，这在当时可称是一套最完整的中医教材。

因而在吴中医界广为传诵，成为明清间江南一大医家与宗师，在中医

学的普及方面作出较大贡献。

李氏治学，博采众长而不偏执一家。他十分重视阴阳水火的相互关系。认为阴阳水火是万物之本，而于人身之中即是气血。水火宜交不宜分，水火的升降出入，运动不巳，推动了万物的生长和发展。在水火阴阳的关系中，阴虽根于阳，阳虽根于阴，然阴阳二者，阳于生命活动尤为重要。李氏重阳气的思想，与张介宾之说颇为—致。不过，张氏重阳气主张温补肾命，而李氏强调补气补阳药的运用而已。

李氏在诊断、治疗诸方面，十分重视先后二天亏损的调治。认为脉法需强调胃、神、根。

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人体生命之根本。故诊脉需重视脉中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诊法中最关键之处。至于治疗，李中梓则接受李东垣、赵献可、薛已诸家之说，从脾肾先后二天入手。故其在《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中说：“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火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

李氏著有《内经知要》、《药性解》6卷、《医宗必读》10卷、《伤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机沙篆》2卷、《诊家正眼》2卷、《删补颐生微论》4卷、《李中梓医案》等。《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豪》三书，1667年汇刊在一起，署曰《士材三书》。《李中梓医案》本书共收医案50多则，不分门类，不立标题，大多为内科杂病疑难治案。书中体现出李氏长于脉诊和辨证，处方灵活，案语明晰。初未刊行，后收入李延昰《脉诀汇辨》中。

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松陵镇人。祖父

除釚，康熙十八年鸿词科翰林，任检讨职，纂修明史。父徐养浩，精

水利之学，曾聘修《吴中水利志》。大椿白幼习儒，旁及百家，聪明过

人。年近三十，因家人多病而致力医学，攻研历代名医之书，速成深

邃。悬壶济世，洞明药性，虽至重之疾，每能手到病除。

大椿精勤于学，平生著述甚丰，皆其所评论阐发，如《医学源流

论》(1757)、《医贯砭》(1767)、《兰台轨范》(1764)《慎疾刍言》(1767)

等，均能一扫成见，另树一帜，实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

家。又著《难经经释》(1727)，《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伤寒

类方》(1759)及《内经诠释》、《六经病解》等，虽曰遵经诠释之作，其中真知灼见亦颇不少。后人将其所著辑为《徐氏医学全书十六种》等板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徐大椿曾两度奉诏赴京。首次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言质朴而得乾隆帝嘉赏，原拟留职京师，坚辞放归隐居画眉泉；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岁，自知不豫，携子徐爔同行，到京后三日死。死前自拟墓前对联曰：“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可谓平生写照云。

赵献可，中国明末医学家。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16～

17世纪。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

赵献可好学博览，除医之外，儒、道、释均有涉猎，曾游历于

山西、陕西等地。在哲学思想上受《易经》影响较大，在医学

上又遵从李东垣、薛己，属于温补学派。赵献可提出命门为人

一身之主，而不是心，命门的水火即人的阴阳。

赵氏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大主，强调了命门在人体生命活动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的发育过程，先有命门，而后生成

五脏六腑，命门为十二脏腑之根，为生命之原。命门在人体生

命活动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者，乃命门内具之相火，他把相火比喻人体的命门，认为人体五脏六腑之所以能发挥正常作用，同样依赖于命门相火的作用，充分反映出赵氏对命门的重视，认为它是人身之至宝，是生命活动之源。这样，赵氏将人体阳气之根从心脏转移至命门，使肾命的生理功能作用在人体中显得尤为重要。赵氏创立命门理论，阐发肾命水火的关系，并将其广泛应用于临证。

赵氏代表著作有《医贯》6卷，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著有《邯郸遗稿》，又名《胎产遗论》，为妇科专著，另有《内经钞》、《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本一例》等书皆失传，其子赵贞观亦精医学，辑有《痘疹论》一书。

陈修园（1753～1823），中国清代医学家。名念祖，字修园，

又字良有，号慎修。长乐（今福建长乐）人。陈修园自幼一边攻

读儒经，一边学医，曾拜泉州名医蔡茗庄为师学医。乾隆五十七

年（1792）中举，曾任直隶省威县知县等职，在任上曾自选有效

方剂救治水灾后罹患疫病的百姓。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病告

归，在长乐嵩山井山草堂讲学，培养医学生，一时学医弟子极多。

陈修园一生著作极多，多为开蒙普及读物。有《伤寒论浅注》、《金

匮要略浅注》、《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神农本草经读》、

《医学从众录》、《灵素节要浅注》、《时方妙用》、《女科要旨》等。

在学术观点上陈修园是典型的尊经崇古派。后世所编《陈修园医书》中不少是托名作品。

陈氏“劝读十则”，根源于清，流承至今，所论内容丰富，见解明确实用，古今皆宜。此乃启迪深思，备受人用，医术医德医患，收益久远矣。

王清任（1768～1831）又名全任，字勋臣。清代直隶省（今河

北省）玉田县人。富有革新精神的解剖学家与医学家。

王清任一生读了大量医书，曾说：“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

立言处处自相矛盾”。在临床实践中，就感到中医解剖学知识不足，

提出“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的论点。王认为“著书不明脏腑，

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从此，王冲破

封建礼教束缚，进行近30年的解剖学研究活动。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订证了古代解剖学中的许多讹谬。对人的大脑也有新的认识。正确地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如果脑子出了毛病，就会引起耳聋、目暗、鼻塞甚至死亡。在临床实践方面，对气血理论作了新的发展，他认为“气”和“血”是人体中的重要物质，主张“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在他治疗疾病的处方中，提出“补气活血”，“逐瘀活血”两个治疗方法，这就是活血化瘀的理论，迄今仍有实用价值。他创立的“血府逐瘀汤”等8个方剂，疗效显著。他创立和修改古方33个，总结出了气虚症状60种，血瘀症状50种。创制的药方治疗范围十分广泛，“补阳还五汤”是治疗冠心病、半身不遂的有效名方。我国医学界至今仍沿用王清任的某些方剂，对治疗脑膜炎后遗症、小儿伤寒瘟疫、吐泻等症有良好效果。

王清任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主张医学家著书立说应建立在亲治其症万无一失的基础之上。他反对因循守旧，勇于实践革新，终成名于世。《医林改错》一书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此书曾被节译成外文，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西方医学界称王清任为中国近代解剖学家。

王维德（1659-？）字洪绪，一字林洪，号林屋散人，一号定

定子，人尊称林屋先生，清?吴县洞庭西山人。曾祖若谷留心疡科，

治痈疽反对凭经分治，主张论阴阳，辨虚实，并以效方笔之于书，作

为传家之宝，自此世为疡医。维德自幼既承家学，通晓内、外、妇、儿各科，尤擅疡医，为吴门外科全生派的创世人。

全生派论治外科疾患有如下几个特点：1、将所有外科疾患分为阴阳两大类；2、主张凡痈肿皆"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反对滥用刀针，并禁用蚀药；3、对阴疽的诊治独具匠心，如所创"阳和汤"、"犀黄丸""小金丹"等中医治疗外科疑难病症常用的名方。

其著《外科证治全生集》乃荟集祖传效方及其四十余年亲治验方所成，刊于乾隆五年（1740），时年72岁。《外科证治全生集》几被晚近的外科医生奉为枕秘，按法用之辄愈。而缙绅人家几乎家置一编，每遇外症照方抄服，幸而获效，群以为神。于此可见该流派对后世中医外科影响之深广。

汪昂（1615-1694年），字讱庵，初名恒，安徽休宁县城西

门人，清代医家。曾中秀才，因家庭贫寒，遂弃举子业，于经

史百家均有深入研究，潜心研究医著，虽未业医，然于医学造

诣高深，他结合临床实践，经过30年的探索研究。编著有《素

问灵枢类纂约注》、《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汤头歌决》等，

大多为入门书，便于初学者阅读。且每书均能提纲挈领，深入

浅出，由博反约，有很大影响，其医学著述脍炙人口。

汪昂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医学家，而且自幼坚持练功，讲求

养生之道，强身防病。他年过八旬，身体仍健壮，精力充沛。

所著《勿药元诠》一书，载有《养生颂》、《金丹秘诀》、《保健

十六宜》等功法10余种，论述精辟，至今仍被医学家和养生家

沿袭应用。

汪氏代表作《素问灵枢类纂约注》一书，把《黄帝内经》里的《素问》、《灵枢》两部分合纂为一篇，并分类加以整理、注释，给后学者以很大的便利。又将古代医学的处方和搜集的民间验方，分门别类，逐一加注，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撰成《医方集解》3卷。他还选集中医常用剂方320余首，分为20类，用七言诗体编成歌诀200首，书名为《汤头歌决》，成于康熙三十一年。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医学入门书，歌诀中包括方名、组成药物、适应症及加减法等。简单扼要，便于记忆，汪昂的医学著作，一直被学医者奉为入门的必读课本。现在的医科大学教材里，仍选用他的部分著述。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

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

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

年）。

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

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李时珍三十八岁时，

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

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

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

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

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

是我国明朝时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

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吴又可（1582－1652年），名有性，字又可，号淡斋。明代江苏吴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瘟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

吴又可一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包括一些疑难大症，且往往是出奇制胜。有一次，他治疗一位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氏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瘟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全书共二巷。阐述瘟疫的发生是由：“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伏于募原，其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并提出一整套辩证施治法则，其辨证与治疗与伤寒不同。

叶天士（约1666 －1745），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

老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其高祖叶封山从安徽歙县迁居

苏州，世居上津桥畔。

叶氏本来就“神悟绝人”、聪明绝世，加之这样求知如

渴、广采众长，且能融会贯通，因此自然在医术上突飞猛进，

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除精于家传儿科，在温病一门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