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部分街道的历史介绍
太原部分街道的历史介绍
古 城 街 陌 序
一个城市的街巷，仿佛一个人体的脉络。
太原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建城很早，从北宋初迁建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说它年轻，那是因为它在共产党执政之前的千余年来，多经战火，数次兴衰，降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已呈凋敝的苍颜。共产党执政已五十多年，但太原仍远未达到她曾经辉煌的地位。
太原的巨变，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科技上，都能一目了然。但是，如果从太原的街巷着眼，那将可以使每一个了解太原过去的人瞠目结舌。这些大大小小、宽宽窄窄、新新旧旧、直直曲曲的街巷，会从各个方面揭示出太原的过去和现在，甚至表示太原的未来。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撰写了《古城衢陌――太原街巷捭阖》，选择出七十多条新街古巷，大道小里，从它们的产生、演变、发展和现状，去纵横捭阖太原的历史变迁。个中不乏太原的历史古迹，名人传奇，佚闻轶事，故事传说，企业经济，园林文物。
“ 柳 巷” 和 它 的 传 说
柳巷，位于太原市中心的商业闹市区。说起它来，那在太原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街道之一。它繁华，繁华到百货俱全、店铺栉比、一家接着一家；它热闹，热闹到人流熙攘、接踵摩肩、络绎不绝；它古老，古老到没有一个人能说清它究竟问世于哪一朝、哪一代。至于这条街为什么要叫柳巷？似乎也成为一个谜，难觅真谛。不过，在老柳巷人的口中，却代代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明朝皇基的开创者朱洪武――朱元璋，在北伐灭元的战争中，挥戈直指元军的军事要塞――太原。驻扎太原的元军，凭借太原城高池深的地理优势，以逸待劳，垂死固守。明西征大将军常遇春，为了解守敌详情，遂亲自化装成樵夫，混进太原城卧底。不料，事不机密，常遇春的行迹被元军探子探得 。当他刚刚穿过太原城东门外的桥头街 ，混进朝曦门时，就被元军伏兵四面包抄。常大将军急迫之中，杀开一条血路，拐入城墙根下的一条小巷，钻进巷北的一个破旧小院。
这所残颓的小院里，只住着一位年愈花甲的孤寡老妇人柳氏。她的丈夫早年被元兵残杀，儿子又被元军抓夫，一去不归。所以，她恨透了元朝统治者。她见这位樵夫被元兵追杀，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便把常遇春藏进了后院的柴垛中。追兵闯入院中搜寻，柳氏装聋作哑，将他们哄走。
常大将军获救后，深谢老人救命之恩。临别时，他顺手摘下院中树上的一根柳枝，交给柳氏说：“老妈妈，这里不久要打仗了。为不使您
老再遭战火，请把它插在街门上，明朝大军见到柳枝后，便会尽心保护。”
不过几日，明军果然攻入太原。柳氏眼见战火即起，唯恐街坊四邻难逃战劫，遂走家串户，告诉众邻，各取柳枝插于门首。由于常遇春深清了城中敌情，安排了内应坐探，明军里应外合，迅速拿下太原城。攻入城中的明军士兵，按常大将军的命令，看到门上插有柳枝的院子，便格外小心保护，秋毫无犯。
战后，众街坊为了感谢柳氏，也为了纪念太原的光复，便把门首的柳枝，植入门前街畔。这些柳枝便生根、抽技、发芽、吐翠。插入街头巷尾的柳枝，随着时光的推移，长成了小柳树、大柳树、老柳树。从春到夏，从夏到秋，这条不起眼的小巷，绿柳成荫，枝条烟娜，凉爽惬意。于是，一个美丽的街名“柳巷”，来到了太原的大地上。
传说，往往揭示着历史。据地方志书的记载，柳巷起初并不是一条繁华的大街，而是一条院落破旧的市井小巷，居住着饱经风霜的穷苦市民。是清光绪中叶的那一场大水患，淹没了城南和南关城的商市街巷，商贾们才逐渐向柳巷、桥头街一带迁转，使这条僻静、萧条的小巷，变成店铺毗连、行商坐贾云集的闹市。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阎锡山主政的二十多年中，山西经济繁荣，柳巷的商品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太原当时的商业中心。“大隆祥”、“庆记”等五大绸缎庄，在这里竞争；“大兴茂”、“志成”、“福利生”、“庆华源”、“履华新”等鞋庄 ，在这里角逐 ；“中华”、“中德”、“顺天立”等药行 ，在这里争衡 ；“恒隆源”、“东方德永”、“近亿号”、“三和兴”、“三义永”、“稻香村”等菜店、茶庄、点心铺、水果铺，在这里发迹。享有盛誉的“正大饭店”、“晋隆饭店”，在这里新建洋式楼堂，烹炒中西大菜，经营豪华旅馆，达官贵人多下榻消遣于此。
柳巷商市的急速发展，使不少京津豫冀的商贾们也慕名接踵而至。津商黄厚甫在河南经营的“华泰厚”服装业，在柳巷开办了太原的“华泰厚”；天津著名的“乐仁堂”大药店，在柳巷建立了“乐仁堂”分店；冀贾两兄弟集资，也在柳巷一隅，经营起“双合成”食品店；……一时间短短的一条柳巷，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商业大闹市，云集了四五十家商铺。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叶，日本侵略军践踏了太原，柳巷的店铺纷纷倒闭，商贾大都破产，一派调蔽萧条的景象，直到共产党占领太原前夕，都难以恢复往日的元气。
共产党执政后柳巷继续萧条。直到实行市场经济后，古老的柳巷才又焕发出勃
勃生机，老商号迅速恢复，新商店急速增加，商品之丰盛，种类之齐全，成交数额之巨大，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问巷北之唐槐，你经历了千余载沧桑，问巷畔之明柳，你经历了数百载磨难，可曾见过如今之盛世？你倾诉吧，向涉足于柳巷的每一个中外游人！
说 柳 巷 南 路 话 八 旗 会 馆
柳巷是太原城中古老的街巷之一，而由柳巷之名派生衍演的柳巷南路，则是一条问世不久的新街巷，屈指算来也就是四十余年的历史吧。
柳巷南路成街于1956年，是在原大袁家巷、右字巷、地藏庵、麻绳巷等旧街巷的故址上拓宽、取直、打通的。在柳巷南路问世之前，今呈十字路口的钟楼街、桥头衔一字连通 ，与柳巷丁字相交 。虽为太原的繁华之所，却并不畅通，向南行走极不方便，需东绕海子边，西曲四岔楼，浪费很多时间。柳巷南路打通后，一条北起柳巷南口、南达迎泽大街的交通干道，沟通了商业闹市与南部街巷的联系 ，为太原商品的流通 、经济的发展、行人的方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柳巷南路，和其名字的内涵一样名符其实、街道内侧植有青一色的柳树。春日，嫩叶鹅黄，争相吐翠；夏日，柳絮袅袅，绿树成荫；秋日，枝条烟娜，迎风起舞；冬日，倩青斑驳，婆娑迷人。比老柳巷更妩媚，更动人。
说起柳巷南路，离不开“长风剧场”，述及长风剧场，又使人想起晋剧名优筱吉仙和早年的“八旗会馆”。
八旗会馆问世于清代中叶，那时往来于山西太原的各地旗人颇多，为方便之计，遂在中校尉营 ―― 太原府的中心地带，专门辟建了供山东德州、河北沧州、保定、以及其它各地旗人，过往太原休息驻足、洽谈生意和集会活动的场所。因其专为满族旗人服务，所以名为“八旗会馆”，更因在这里长往的旗人，多属东北、河北一带的满民，遂别称“旗奉鲁燕会馆”。逮于清王朝覆灭前夕，八旗会馆已不似先前那样显赫，也接待除旗人之外的一些过往行人和商帮等类宾客。于是，晋剧的梨园弟子们便经常出没于此，在这里粉墨登场，唱念作打，成为一处名为会馆、实是剧场的地方。大约在民国17年（1928年），干脆将名不符实的八旗会馆废弃，取名“ 鸣盛楼”，成为省城名著一时的戏园 。曾在这里登台表演的晋剧名派，已无法计算，而独占鳌头、久负盛名者，非筱吉仙莫属。
筱吉仙，本名张宝魁，十岁从师学艺，初攻河北梆子，拜在名家张吉仙门下。17岁出科时，便名闻张家口、包头一线。20岁时转攻晋剧，熔晋剧、河北梆子、京剧唱腔特色于一炉，集小旦 、刀马旦 、花旦技艺于一身，
文武兼能，神形俱佳，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创立了晋剧中的“筱派”艺术。
筱派艺术的成名，与“鸣盛楼”，即当年的八旗会馆是分不开的。筱氏来到太原后曾借用颓败的会馆自成班社，收徒纳弟，自编自演大批连台本戏，一时哄动太原，饮誉省内外，传为艺苑佳话。
而今的长风剧场，就是在柳巷南路成街的那一年，在原鸣盛楼的故址上重建的。这里曾接待过许多著名的文艺团体和表演艺术家，是五六十年代太原最著名的剧场之一。享有盛誉的梅兰芳剧团、上海京剧院、中国京剧团二团、四团、北京人艺及中央广播说唱团，都曾在这里为省城人民演出。著名的梅兰芳 、尚小云 、周信芳、马连良、奚啸伯、裘盛戎、李和增、郭兰英、侯保林以及丁果仙等艺术家，都曾在这里作过精湛的表演。柳巷南路及坐落在这里的长风剧场，为太原市、为山西省，接待了如此众多的名优名伶，太原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清 民 之 际 的 三 晋 金 融 中 心 “ 鼓 楼 街”
太原的鼓楼是明清至民国上下近六百年中，太原城内最高大、最宏伟的建筑，完全可以与遐迩闻名的西安钟楼媲美。鼓楼创建于何时，尚难确定。清道光《阳曲县志》中有《顺治庚子重修鼓楼记》云：“楼建自唐，鄂公监之”。但此说凭空无据，似属讹传。因为唐代之时，太原府城在距现太原城三十五里之南的古城营一带 ，今太原城区只有唐明镇 ，尚无州县，怎么会建有与府城相配置的鼓楼呢？但是这段记载却告诉人们，既然清初顺治间鼓楼已是“风日摧剥，木瓦颓败”，那么它最迟问世于明代，当属无疑。据载，太原鼓楼“楼高愈十丈，雄镇八门。下为楼座，积土为台，外砌砖围，高达三丈，东西长百余步，南北宽八十余步。上为木结构三层楼阁，高达七丈。飞檐斗拱，雕栏画栋，琉璃瓦覆项，十分壮观”。早年，每逢三月三的“登楼古节”，更是城民集聚 ，游人如鲫 ，热闹非凡。鼓楼街因此而得名。可惜巍巍古楼，被山西军阀阎锡山做为抵御太原解放的堡垒，在解放太原战役中毁于一旦。
从明代的太原地方志书中得知，鼓楼街形成于元明之际，清初正式命名“鼓楼大街”。我们现在的鼓楼街，就是由原鼓楼大街、唱经楼街、楼儿底街、估衣街和过门底等五条街巷合并而成。多经劫难的鼓楼，虽已荡然无存，而鼓楼街却在近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欣欣向荣。
在鼓楼街的中段北侧，还有一座明代的古建筑幸存于世，它就是“唱经楼”。唱经楼位于原鼓楼东边的唱经楼街北侧，是封建
社会科举考试宣唱考生名次的地方。每次乡试，入考的秀才都要按规矩做笔试和口试，考后十天揭榜 。发榜的前一天 ，主考官吏登唱经楼，唱考生名次及籍贯住址，唱毕即于第二日发正榜。榜名由第六名写起，直到写完最末一名，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此前五名称“五经魁首”，简称“五魁首”。第一名便是“三元”之一的“解元”。正榜完毕写副榜，全榜完毕，书吏重登唱经楼，高唱五名“魁首”的姓名并表示祝贺。经唱经楼唱名，名登正榜之列的秀才便擢升为“举人”，成为有功名的人。
鼓楼街还是清以来至民国时山西的金融中心。山西是钱庄票号业的发祥之地，太原是省内钱庄票号的及集之地。名目繁多的庄号，散布在城内各街，但中心却在鼓楼街。大清银行的山西总行就设在鼓楼的东侧，山西官钱局与之毗邻。1919年，山西督军阎锡山为控制全省的经济实权，将前清银行和山西官钱局合二为一，重建“山西省银行”，全省主币、辅币以及各种流通货币，都需流通于此。日本侵略军投降后，蒋氏的中央银行山西分行，也驻行于此。鼓楼街在清中叶之后及整个民国年间，成为三晋金融的中心。
共产党占领太原后，在原旧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建起了新的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太原分行，亦开办于鼓楼街。
今日的鼓楼街 ，是一个居民住宅区 ，居住着汉、回、蒙等民族的市民，沿街除保留着明代的唱经楼、民国初的古典式洋楼外，新建的高楼大厦参差于传统的旧式四合院之间。古朴中见新姿，更是别有一番景致。
百 年 商 市 话“ 钟 楼”
钟楼街与柳巷、桥头衔、柳巷南路，成“十”字衔连，是太原百余年来的商品集散中心。在这条长不足 600米，宽仅13米左右的街道两侧，大型商场毗连，中型店铺林比，小型摊位参差，……把它称作商业一条街，那是再准确也不过了。
在钟楼街上经销的商品，从吃到穿，从玩到用，从大到小，从高档贵重到低档做廉，从出生婴儿的用品，到耄耋之年的寿礼寿品，无所不有，无所不包。钟楼街像一条色彩斑斓的河，集散着品种繁多的商品，招引着南来北往的顾客，飘荡着沁人心脾的欢乐。
追溯其街名，得之于古代的钟楼。说起太原的钟楼，虽不及鼓楼那样巍峨雄宏，却比它玲珑娟秀。这座早已踪迹全无的钟楼，建于明代，明中叶曾在傅山的祖父傅霖的倡导下集资重修。楼分台基和楼阁两部分，上部楼阁高三层五丈 ，重檐宏甍 ，椽拱飞扬，十字结顶。楼阁中高悬巨钟一口，高达丈余，重千余斤。每逢清晨报时，声闻四
达远及十余里，与鼓楼巨鼓日暮发出的鼓声，互为珠壁，是为全城士民的计时依托。
民国20年，因年久失修，钟楼颓废残败，遂被拆除。并在其旧址辟建了“斌记五金行” 。太原沦陷后 ，名赫一时的“斌记五金行”，濒临破产，迁出。行址遂新辟为“同仁医院”。1956年，经中商部批准，将上海中华路鸿运楼酒菜馆搬迁太原，在原同仁医院旧址的基础上，新建了“上海饭店”。如今的上海饭店，重建为仿明代建筑的古典式楼阁，烹制香酥鸡、于烧鱼、咕老肉、蟹壳黄等拿手南味名菜，饮誉三晋。
今钟楼街，由早年的钟楼街、按司街和东羊市并为一街。按司街得名于原山西省提刑按察司署衙，是明清两代山西最高执法机关的所在地。至于东羊市，则是原羊市街的东畔，顾名思义，早年为畜羊的交易集市。据载，清中叶之后，原钟楼街、按司街以及东羊市，逐渐发展为三晋大地上的主要商市 。逮至正太铁路通车后 ，交通事业的发展，使这里的商品交易，急速膨胀。津京沪穗商贾接踵而来，省内各地行商纷至沓来。以至于位居钟楼街、按司街的名刹宝梵、佛寺禅林“开化寺”、“大钟寺”，亦被行商坐贾们看作经商发财的宝地，改辟为商场，成为钟楼街上最早的的两大商业区。
大中市原为大钟寺，是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5年 ）的古刹，原名“寿宁寺”。因明永乐八年（1410年），寺内新建钟楼，和尚们作课、念经、打禅，均以钟声为准。该钟声音宏亮，全城都可听到，遂得名为“打钟寺”或“大钟寺”。清季，佛事不振，大钟寺日见萧条，商业却大大发展，寺内两廊遂租赁商贩设铺开摊，以为庙产收入，维持生计。于是京广杂货、金银首饰、钟表眼镜以及吸毒器具等商行和商品，率先在此流通 。辛亥革命之际 ，清朝乱兵，乘乱闯入大钟寺抢劫财宝，火焚寺院。一日之间历经八百余载的宝刹，毁之于兵燹，与其为邻的大宁堂药店等商号也未能幸免。1913 年阳曲商人刘占元 ，集股成立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在大钟寺的废墟上，重建楼房，辟为市场。因其址原为寺院，为避邪之故，遂将新建筑设计为龟形，楼顶为圆形，以示龟盖，四角开四门，表示龟足；前门向南通按司街，门左右各辟一店铺，表示龟头和龟眼；北端连火焚后的残宇千佛阁，有一火巷通出，表示龟尾。新商场竣工后，以原寺院名的谐音命名为大中市。此后，商贾店铺分行云集于此：楼下西边为古玩业，晋宝斋、翠恒豫、双盛斋、永升斋……等二十余家，集结于此。东边以眼镜、玻璃、杂货业为主，有“津广天吉盛”、“
北京三盛恒”等十余家大型商店，多为客籍商户。楼上则开设了太原第一家高级澡塘，访京津等大都市式样，豪华高级，辟单间盆池，聘专家名手修脚、搓背。达官贵人闻讯光顾，生意颇为兴隆。此外，还配设茶馆、烟馆、理发馆、说书馆、小戏场等一整套服务行业。成为“七七”事变之前，太原最繁华、最享盛誉的大市场。
开化市，原亦为名梵宝刹 ，创建年代已不可考 ，宋绍圣年重修，名“汉寿寺”。元大德年间改称“延寿寺”。明正统年间第三代晋王朱美坚重修，表赐“开化禅林”，故称“开化寺”。寺院殿堂梵塔，宏伟雄健，贮藏经书颇丰 ，是太原府城内最大的佛寺之一 。及至清之季年，年久失修，栋宇颓废，经书散失，壁断墙倾，成为乞丐与流浪汉的寄宿之所。辛亥革命前夕，不少行商小贩亦在此设摊经商。民国元年将其寺北部临钟楼街的部分，辟建为商市，取名“共和市场”。因这里临近钟楼街、柳巷、按司街，是繁华热闹之所，所以不少茶商、票号商、绸布百货业，逐渐跻足于此。民国9年（1920年），一些豪富达官看到这里是一块经商宝地，有利可图 ，遂合股集资组成新化房产公司 ，拆除断壁残垣，清除大小佛像，辟建为市场，并与原共和市场打通。由于开化寺的称谓传习既久，一直被沿用，遂以其谐音取名开化市，取代了共和市场之称。解放前的开化市，以中小商户为主，约200余家。在这里做买卖的人，常常以次充优，漫天要价，落地还钱，以至生出“开化市的货价――拦腰砍”的俗谚。
共产党占领太原后，百年商市钟楼街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变化。早先分布在钟楼街的大中市和开化市经过几番改建，面目全非，历史风格荡然无存。
北京有大栅栏，广州有高第街，我们太原有钟楼街
起 凤 街 和 腾 蛟 起 凤 的 贡 院
位于五一广场北部街心游园西畔的起凤街，是明初洪武年间扩建太原城后，由城郊圈入城内，开始形成的古老街巷之一。在当时，这条街地处府城的东南隅，其街面就缘南城墙根而自东向西。高大的城墙，斜坡形的马道，太原南门之一的承恩门以及巍峨的门楼，一字而就列于街南，近在咫尺。
起凤街之名，据说是由唐代王勃《腾王阁序》中“腾蛟起凤”一词引得，因为在该街的东段北侧，即今铁路宿舍和太铁一小所在地，曾经是明清两代、上下五百多年间山西省的贡院。封建时代的帝王们，从山西选拔供自己驱使和服务的人才时，就是通过这里的贡院举行乡试，而山西全省的文人学子 ，在取得秀才的资格之
后 ，就指望着经过贡院三年一试的秋闱，争得榜上有名，才能获得举人的功名，步入梦寐以求的仕途，完成由鸡变凤的脱胎换骨，产生质的变化，即所谓的“十年寒窗人未知，一朝闻名天下扬”。起凤街之得名，是读书人的一种良好愿望，哪一个参加乡试的人，不想由此得中？这似乎就是街名产生之因吧！
据地方志书载，明清两代的山西贡院，建筑辉煌，“周围五百六十二步”。它雄踞起凤街头，面对城墙马道和坐落在城头的奎星楼，背负文瀛水，“规则洪敞”。其大门三楹，前立三门四柱石牌坊，坊额“贡院”，门额“开天文运”。
整个贡院分东、西名点厅，东、西大栅坊，前版楼、明远楼、四座了望楼、大公堂、吏承所、弥封所、对读所、誊录所、受卷所、衡鉴堂、藻鉴堂、东监院、抡材堂、五径房、文昌祠、提调监试馆以及东西号舍八千余座。
关于贡院的号舍，因明初科举无定年，贡院未问世，所以考场也没有定所，据记载考举的秀才也不太多。每次乡试多借府署或巡署为考场。宣德年间，这种借署为考场的形式，已不能适应太原和山西考生日多的科举需要，便占用都指挥使陈彬的宅地（今起风街铁路宿舍）建起了考场。逮至正统十年（1445年），又在这个地方正式建起宅院，以木板为质建成考舍四千舍座，当时的贡院占地50多亩。又过了一百多年，也就是到隆庆四年（157O年），才改木板考舍为砖石结构达六千多号。
位于贡院大门两边的是参加乡试者点卯划到之所――东西点名厅。
东、西大栅场，位于点名厅之后，是检查考生是否藏有夹带的地方。
大公堂，是主考官对点卯受检查后入场考生宣讲考场纪律和要求的场所。堂阔七间，中是乾隆皇帝御制七律四首匾额。
大公堂之后，东为供给所，西为吏承所。是专司考场各级监官所需和听候传唤的公务人员办公的场所。之后是封存试卷、领取试卷、核对试卷的弥封所、对读所、誊录所、受卷所。之后是检查、监督考场考生的衡鉴堂、藻鉴堂和东监院、抡材堂。再之后，即为提调试馆和如囚笼似的八千多所考舍（清道光年间号舍增至数）。
从这些厅、堂、所、号的设置，就可窥见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森严之一斑。但是，在那考场龌龊、士风日下的封建社会末期，制度尽管森严，程序尽管繁杂，而真正受制于考场规矩的，只是那些无钱无势、没有门道的白衣秀士。至于有钱有势的官宦之后和手眼通天的名门之子，照样上下徇私，相互舞弊，稳操胜券。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3），废除科举之后，五百多年来，“腾蛟起
凤”“禹门鱼变辞凡水，乔木莺迁出故林”的贡院，顿失往日的光彩。先是阳曲县及太原府地方人士，在此兴办了“太原府中学堂”。后因太原府辖十县，首县阳曲，末县兴县，遂取首本二县县名的第一字为学堂名，更为“联合阳兴中学”。六年之后，山西省办的“公立中学堂”，亦在贡院创办。因此址原为省贡院，联合阳兴中学为太原府办，遂迁往桥头街。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公立中学堂 ，改称“晋阳学堂” 。民国元年三月，改称“山西省立范模中学堂”，第二年八月又改“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简称“省立一中”。
起凤街、贡院、省立一中，这个曾经引起无数人暇想的地方。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似蚊龙摆尾扶摇直上，似凤凰展翅腾空万里。我们祝愿你能为社会主义的建设造就更多的英才。升腾吧！起风街！
从 狄 公 祠 到 狄 梁 公 街
傍临山西省博物馆和三晋名刹崇善寺的狄梁公街，并不为大多数人们所熟悉。它全长不过二百米，宽也就八米左右，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小街。
狄梁公街，原名狄公祠街，顾名思义，因该街有奉祀唐初名相――梁国公狄仁杰的祠堂，故名。据地方史料记载，当年的狄公祠并不在太原城中，也不在今天的狄梁公街。“旧祠在（城南）狄村”，即南距太原城十里之遥的狄仁杰故里。随着时代的推移，狄村的狄氏人家先后迁徙，不知所处，狄公祠亦因无人祭祀、维修，逐渐颓坏。一直到明代为续祀狄公，才将狄公祠由狄村的废址上迁入城中崇善寺北端东侧，仍用旧名。
关于梁国公狄仁杰，是海内外盛知的著名历史人物，他是地地道道的太原人，故里在今市区东南的狄村。他活动于初唐，以明经举第，先后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豫州刺史等职 。任官期间 ，刚正廉明，明察善断，多平冤狱，扶善除恶，倍受世人称赞。在武氏则天执政时代，仁杰数次被佞官酷吏诬陷，被谪被贬，甚至落入牢狱，几丧性命。但是，每次都智破罗网，安度险关。后来，他的聪明才智和公正无私得到武氏的赏识，遂成为武周时期的肱股之臣，官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成为初唐至盛唐之际的风云人物。
仁杰为官，知人善任，为唐王朝连连举荐德才兼备的良臣，被朝野公认为“唐祚送俊之臣”，武则天也尊称其“国老”。死后，追进梁国公，世称“ 狄梁公”，有“ 北斗之南一人而已”之誉。关于狄仁杰的传奇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不绝。尤其是描述他神机妙算、断案如神的奇闻轶事，更是风靡海内外，享有“东方福尔摩斯”
的美誉。
狄梁公街的中段东侧，便是红墙映掩、古树森森、梵殿巍峨、经藏繁富的名刹“崇善寺”。此寺，原名白马寺，后改延寿寺，大约创建于隋唐之际。相传隋炀帝北巡时曾以此为行宫，唐高宗李治亦携武则天，临幸于此。明初之前，该寺是太原府城东门外的古刹。洪武初扩建太原城时，将其圈入城内。洪武十六年（1383年），晋王朱（ 木冈 ）之母“孝慈高皇后”去世，晋王便在这所寺院，为其母颂经超度。事后，他为纪念母亲，遂在原古寺的基础上 ，大肆扩建 ，历时十载 ，寺院扩建后更名“ 宗山寺”。扩建后的宗山寺，南北长 169丈，东西宽89丈，总面积历16.4万平方米，真是“规模宣序，貌若仙宫”，“不惟甲于太原，诚盖晋国第一之伟观也”。后来，晋王依堪舆（风水先生）家提议，在宗字上加一山字，以辟镇山祟，宗山寺遂更名“崇山寺’”，一直沿用至今。
不幸的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寺宇失火，寺内主要建筑毁于一旦，仅存最北的大悲殿院落一隅。现存的文庙，便是光绪七年（1881年）在原崇山寺主要建筑的废墟上重建的。
狄梁公街，在它问世后的年代里，目睹了这里的兴衰与巨变，陪伴着寺院的晨钟暮鼓，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又一年。它将以它古老的传说，古老的文化，以及古老的风貌，赢得人们的青睐。
上 马 街 趣 话 及 其 它
“太原有个上马街，北京有个下马街。”这是老辈太原人口头流传的一句民谚。这句谚语说的是，李自成就是从这里上马后，挥戈北上一直打到北京，在北京某街下马。于是，太原就此产生了“上马街”，北京也由此出现了个“下马街”。
李自成是否从上马街上马？北京是否有个下马街？姑且不论。需说明的是，上马街的名称，本与李闯王没有丝毫关系，它得名于明初问世的皇庙，清初与下马街合二为一 。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早二百余年 。不过，这句民谚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太原人民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是支持的，是寄以深切怀念和同情的。绝非清代《阳曲县志?志余》中所说的“满纸荒唐言”。
太原的皇庙，是民国之前太原地区唯一的黄琉璃瓦建筑，是代表封建皇权的地方。明代晋藩就在这里奉祀皇帝和皇后的神位，每逢国家大典，如万寿（帝后生日）、国丧、元旦、新帝登极，朱氏皇族诸王和驻并文臣武将，都必来此祭祖。
皇庙，坐北朝南，原庙的后墙就在上马街中段南侧。通往皇庙的街巷有三条，正街因皇庙得名，叫皇庙巷。明代每逢祭祀，只有朱家诸王和晋省高官，方可由此巷直入庙宇。而一般的地方官吏不
论文武，只能经上马街在皇庙西巷北口下马、下轿，穿巷南去入庙。祭祀毕，则从皇庙东巷南口拐至上马街，上马上轿离去。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下马的地方，即皇庙西巷北口之西叫做下马街；将上马的地方，即皇庙东巷北口之东，叫做上马街。
逮于清代，废弃明代规矩，改皇庙为万寿宫，皇庙巷亦更名为万寿宫街。凡去皇庙即万寿宫祭祀，均由万寿宫街直入，再无明代上马下马之赘举。于是，原本是一条街巷上的两个名称“上马街”、“下马街”，遂会二而一，统称为上马街。
上马街是太原旧城区中文化教育单位比较集中的街巷。在长七百米、宽九米许的走道两边，分驻着太原教育学院、进山中学、太原七中等各大中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又以进山中学历史较长，名声较大。
进山中学创建于1922年，由当时山西都督阎锡山私办。初创之际，取名“山西省私立进山中学校”，据说是以阎锡山召开的“进山会议”所命名。在民国时期，进山中学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诸如王瑶、徐士瑚、张沛霖、李振麟、张桂联、常凤、李亚晋、常时贞、邢炳南、卫兴华，以及台湾中央大学教授阎沁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大学东方历史系朱葆晋。他们为祖国和世界的文化科学事业，做出卓著的贡献。
张 之 洞 与 文 庙 巷
说起张之洞，每一个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他是清末洋务派的首领之一，是“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的倡导者。但是，也许还有一些人，主要是生活在太原的人，对他在光绪十年（1884年）之前，任山西巡抚驻节太原时的情况亦了解一些。我们将要谈到的文庙巷就和张之洞有着不少的瓜葛。
文庙巷是一条小街 ，因巷中有古老的文庙而得名 。此巷东起新城西街，西至上官巷，另一街口则达崇善寺街，走向很不规则，是为太原街巷中走向奇特的一例。但是，就在这条弯弯曲曲、长不足四百米、宽仅九米的小巷深处，荟萃着太原的古老传统民宅建筑――四合院以及宏大的古代建筑群和全省最高层次的文物考古单位，构成它别具一格的街巷风貌和古色古香的特色。
说文庙巷，自然是离不开文庙的。所谓文庙，即文宣王庙的简称，也是孔庙的别称。据史籍所载，我国最早建立的孔庙，是在春秋末季的鲁哀公时期，就建在孔子的故乡曲阜。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声名日见显赫，为中国之后二千余年的封建正统文化――孔学，奠定了基础。盛唐的玄宗开元中叶，唐明皇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于是，孔庙从此之后被称
为文宣王庙。创建孔庙之风，随之而盛行。
元明之际，全国所有府、州、县均建孔庙，无一例外。达至明以后，奉祀关羽的“关帝庙’”即“武庙”，也后来居上，陆续在各府、州、县治问世。迄于明永乐年间，为和武庙之称相骈，遂改文宣王庙为“文庙”，一直沿用至今。
太原府城之文庙，原在城西县前街（即令府西街西段）一带，规模虽壮观，但远不及今文庙。清光绪七年（1881年），汾河决堤，文庙毁于大水。水退之后，山西巡抚张之洞，遂在原崇山寺的废墟（ 今文庙址 ）之上，大兴土木，新建文庙，文庙巷之名称亦得于此时。
据说，光绪七年，文庙被水冲圯后，府城缙绅学土，无不为之大惧，以为天降凶示于文人，水退之日，遂集聚府衙请求太原知府出面重建。太原知府把府城众文士的联名书上呈山西巡抚张之洞，请巡抚大人定夺。当时张之洞就任抚台不久，为稳定太原文人之心，便决心重建一座规模更大的文庙 。他亲自选址于同治年间焚毁的崇善寺废墟之地 ，并倡导省城集资。在他的积极提倡下，没有动用公款，很快便建起一座规模宏伟的新文庙。
新建的文庙，占地13000多平方米，由亭、殿、门、庑、祠，组成三进院落，利用前崇善寺末毁的零星建筑，较之原庙更为恢宏 、庄重 、婉雅、俊逸。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原文庙的功用,由奉祀孔圣人逐渐发生了演变,到1920年，文庙改辟为“山西省图书博物馆”，1927年又易名为“山西省民众教育馆”。在这一期间，供奉孔子的大成殿，作了“古代礼物乐器陈列室”；威严肃穆的大成门，成了“礼堂讲演厅”。其它殿宇或为阅览室，或为书库，或为其它活动室和陈列室。太原沦陷之后，伪太原市政府，又把它更名为“山西省新民教育馆”。共产党执政后，于1951年，将一大批劫后余生的文物，收藏于此，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山西省博物馆”。
共产党执政五十年来，文庙――山西省博物馆本部，在旧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如今已是一个收藏和保管有陶器、青铜器、雕塑、书画等 9万余件文物、陈列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的大型博物馆。经专家初步鉴定：馆藏的诸多文物中，一级文物四百余件，二级文物六百余件，三级文物五千余件。其中，不少物器是国内现存的稀世珍品。这些丰富的、珍贵的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我省各个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为了使这些文物 ，古为今用，服务于现实，山西省博物馆本部，利用原文庙的旧有建筑，以历史分期为界，开辟了“山西古代史”、“山西近代史”、“
山西革命史”三个大型陈列室，展出了我省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文物，揭示了汾河流域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新 满 城 和 新 城 南 街
新城南街，早年与新城北街是一条街，叫做新满城街，俗呼新城街，得名于新满城的创建。所谓新满城，乃于旧满城（今旧城街一带）相对而言。
新满城创建于光绪十三年（ 1887年 ）。建城之因，是因旧满城的废毁。据太原地方史籍所载，光绪十二年秋，汾河秋汛，冲决东堤，泛滥于太原城郊，府城内西南低凹处顿成泽国。旧满城地处太原西南最洼处，积水丈余，房倒屋塌。久居满城的满族居民和城中旗兵，只好临时迁居府城贡院（ 今起凤街铁路宿舍 ），聊以栖身。直到第二年春，即光绪十三年春，才以每亩地价16吊钱的廉价，购得西起文庙、崇善寺，东至山右巷南口泰山庙，东、南两面迄至城墙根的土地，重建满城，新筑旗兵署，修栅盖舍，取名新满城。
新满城，东、南两边依托太原府城城墙，西、北两边修筑栅栏，以为城。与初建于顺治康熙年间的旧满城规模，难以同日而语。新满城城内，共四条大街，取三个街名，即新满城街（今新城南街和新城北街）、新满城西街和新满城东后街。据载：新满城内十字路口以北（即今新城北街），马路东侧建房13排，分属正蒙旗满民居住，前面设小旗校衙门 4座，方尉府衙门 4座（今新城街小学一带），路西侧建排房9排，分给镶蒙旗满民居住，前面设有城守衙门、关帝庙、万寿亭和传习所（现太原 17 中一带）。在十字路口以南，即今新城南街路东，建房新房16排，给正蓝旗居民居住。路西也盖新房16排，分属镶蓝旗。此外，还在新满城南栅外，即今小五台一带，辟建了练武场、演武厅，为满营旗兵操练习武的场所。在西栅外新建农工实验场，作为满族青年学习工、农、牧技艺的地方。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山西商业专门学校，由西羊市迁入新满城中的满城营守尉署及农工传习所。居住在新满城的满民，失掉了多年来由国家下拨的粮银和生活费用，生计没有着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进了晋绥军。一部分人则外出寻找营生，另谋出路。尤其是 30 年代初，阎锡山兴办“西北实业公司”后，多数满族青年涌入“西北公司”下属各厂，学徒从工，成为太原新兴的工人阶级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国中叶，新满城街一分为二，南段改称“ 新城南街” ，北段定名“新城北街”，构成新的格局，一直延用至今。而令的新城南街，东起五一东街，北至
新城北街，全长310多米，均宽9米左右。
满 洲 城 的 兴 衰 和 旧 城 街 的 变 迁
太原有很多街巷的名称是相互对称的，本文将要述及的旧城街就是与前文已述的新城街对应成名。
自清末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秋，汾水泛滥，决堤入城，冲圮府城西南隅的满洲城后，满洲城中的满族居民和旗兵丁众，便在太原城东南隅另辟满城，另建它居，取名新满城。于是，自清代顺治年间创建的太原满城，经历 200余年后，被废弃。为了与新建满洲城相区别，遂给其冠以“旧”字，得名旧满城。原城中的主要街巷满城大街，遂更名旧城街。
据康熙年间编纂的《 阳曲县志 》记载：“满洲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巡抚祝世昌、巡抚赵班玺、布政司使孙茂兰、提刑按察司使张儒秀、（太原）知府曹时举、（阳曲）知县刘汉光，奉旨建。”新建的满洲城南、西两边街连太原府城墙，“南至城（太原南城墙）北，北至西米市（今水西门街），东至大街（原大南门街今解放路），西至城根（西城墙根地南北长260丈，东西宽161．7丈，周长843．4丈（合3．4华里）。东门二，北门一”。这座新城自成体系，犹如一座县城的规模。
满城中街衢通达，房屋高大，与东门相直的满城大街，均宽 3丈有余，通达西城根。街北驻正蓝旗，街南驻镶蓝旗。是时，正蒙旗和镶蒙旗，尚未迁来太原。
为什么要建满城呢？据说，清军入主中原初，太原汉族敌视清政权，为保证驻太原府清军和旗民的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太原的城防，另在城中建城，以成堡垒。
随着历史的推移，清王朝的没落，太原的满洲城江河日下，降及光绪年间，败相日甚一日。先是满城北墙与大城的衔接之处，即满城西北角塌圮，无力修补。继而北门城楼失火，仅存门洞。及至光绪中叶，城墙崩裂之处，比比可见。未见，又遇汾河发水，满城房塌壁裂，满目疮痍，以至最低洼的西边终年积水，成为后来的南海子。随着新满城的问世，旗民的迁出，这座曾经雄踞于太原城西南隅的城中之城，成了名符其实的“旧满城”。
民国之后，太原的不少妓院，相继麇集于旧满城中的旧城街派生巷。所谓的头道巷、二道巷、三道巷、四道巷，遂成为妓院之别称。许多良家妇女，或被拐骗诱逼，贩卖于此，或因生活所迫为娼。这一带，成为畸形社会最黑暗的一角。
太原解放之后，旧城街获得了新生。如今的旧城街，一座座居民住宅楼，如雨后春笋，相继拔地而起。旧城街虽然街名如故，却充满了新的活力，日新月异，进放出异彩。
话 说 教 场 巷
教场巷，成街于清末，得名于清代精骑营练武之教场。明代时为晋王府宫城东华门外的一片空旷地。
清初，随着晋王府的毁灭，这里变为一片人迹罕至、 杂草丛生的荒野。大约是在雍正年间，位于太原城水西门外的驻军操练场――演武场，被泛滥的汾水冲没，已不能供驻防太原的清军继续作训练使用。所以，在乾隆壬申十七年（公元1752年），重建精骑营时，把精旗营驻地东边的荒野，新辟为演武场，取名“大教场”，供“精营士卒时以习武”。
据地方志书记载：新建的大教场，“建庙院二所，内正殿楹祀关帝、火神、马王诸神，其余以栖僧众”。另建“乐楼一座，演武厅三楹，帅台一座。院官厅三楹，东西厢房各三楹，大门一楹，大照壁一。司道官厅三楹，东西厢房各三楹，大门一楹，大照壁一”。还有“箭道宽敞，地僻而廓”的马道和箭场。每逢操练演习，比武较量，“剑戟辉煌，鸣镝传响，马声啾啾，金鼓喧扬”，军威颇壮。
但是，降及清之季年，颓象大露，军纪废弛，兵丁吸毒，经年不闻习武之声。当年不可一势的八旗子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气势雄壮的大教场，狐兔安巢，门可罗雀。加之，太原城中居民，不堪旧地拥杂，纷纷向教场周围寻地，建宅安家。使这个原先森严壁垒的大教场，逐渐成为新的居民点，一条新的街巷自然而生。因其是依教场而建，故得名为“教场巷”。
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相继修筑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山西地方政府为安排筑路工程的本籍和外籍工程技术人员的住宿，在教场巷一带新建住宅。所以，当时教场巷也有“工程师街”的别称。
精 营 东 边 街 和 退 思 斋
清初，顺治丙戌三年（公元1646年）四月十二日深夜，那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大火，“烈焰烛天，俱成五色”，把一个有着 270余年历史的晋王府古建筑群，“尽为灰烬”。据说，“飞烟逾月始熄”。于是，当年的殿阁宫廷，变为断壁残垣。直至雍正乾隆之际，清王朝才在原晋王府宫城的城垣之内，清除废墟，辟建军营，驻扎了“标太三营官兵”。这个标太三营属“绿营兵”中的“精骑兵”，简称“精营’”。这样，原晋府宫城便以军营为名，得名“精营”，成为后来太原精营诸街命名的依据。
经过清中叶的乾隆盛世，太原城民逐年增加，至清末废止精骑营的百余年中，不少城中民户和外来户，陆续在精营周围的空地上建宅盖院，谋生于当年的晋府遗址。于是，以原来精营营房中间的南北大道为中心的几条街巷，先后问世，出现了“精营中
街”、“精营西边街”、“精营东边街”等街巷和街巷名。
精营东边街，顾名思义，位于精营之东的最边。要说此街并没有什么可说可写的，但是，就是这条不太起眼的 350余米长的街道两端，却有两个不能不提的私人庭园。
位于北端者，是民国间建起的国民政府山西省省长徐永昌的公馆；位于南端者，是清末民初颇有些名声的商家大贾贾继英的“退思斋”庭园。
徐永昌公馆，就是如今作为太原市的几个民主党“民革”、“民盟”、“民进”太原市委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因旧物依在，随经修建，规模已然，无须赘述。而位于该街南端的“追思斋’”，已被毛泽东当“四旧”破的毫无踪迹了，因此需用些笔墨道来。
贾继英，山西榆次六堡村人，名隽臣，继英是其字。此人先后做过大清银行、晋胜银行、山西省银行的行长。是清季与民初的理财能手。辛亥革命后，继任山西省财政厅厅长。曾经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狩”西安途经太原府时，为他们筹足巨款而博得帝、后的青睐。民国16年（公元1927年），他赋闲之后，买得精营东边街与东华门交接处地皮一块，并于次年在此辟建了退思斋庭园。
这个庭园位于明晋王府宫城东华门北侧，建园之时，宫城遗址尚存。据说，开工前期仅拆城土，就耗时半年之久。后园中假山就是依城墙废址而建。历时二年之后，退思斋宣告竣工。园中楼屋轩昂，树影婆娑，怪石磷峋，鱼塘田田。尤其是园中主要建筑，依原城废址而建的假石山，翠柏花草点缀，半圈长顾起伏。山前、山后、山顶分建八角亭、六角亭、四角亭三座，相互呼应，别具一格。沿假山建有曲折小径，步步登高，蛇曲逶迤，可临山顶幽雅廊亭。引古句而赞其“曲径通幽”，绝无丝毫夸张。有退思斋铭文曰：“远树如列翠屏，高睨大潭，焚香煮茗，亦何异宋仲温之再系渔庄耶！”
极为可惜的是，如此幽雅的追思斋庭园，在后来的年月中被拆毁，改建为民宅楼堂，消失于不久之前的80年代。
“西华门”和晋王府城话古
太原有三条以“华门”命名的古街小巷，以其所处原晋王府的地理方位，依次叫做“西华门”、“东华门”、“南华门”。述及华门诸街，必然要追溯其有明一代，显赫于三晋大地的晋王府邸――晋王府城。
元之季年，朱元璋领导的明军，驱逐元顺帝，定鼎南京，建立明王朝。明初，被驱出长城之外的元王朝残余势力，时刻图谋复辟，经常率军南下骚扰明之北境。为防御元势力的南扰，巩固既得的政权，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藩篱北境。号
称为“多谋善断，威猛能征”的三子朱（木冈），遂被封爵晋王，来到“控带山河，居天下之肩臂”的北方军事重镇太原。
据载，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四月，朱（木冈）受封之后，并未即刻赴并，而是派遣他的岳父――永平候谢成，先行太原勘测府址，兴建晋王府城。当时之太原城，“周一十二里七十步，门四”。城内狭窄且饱经战乱，难以修筑浩大的晋王府邸。谢成遂选址于太原城之南30余里的晋阳古城遗址，动土兴工。谁知，兴工之初，“椽础既具，一夕大风尽坏”。主建者谢成以为这是选址不吉，上天示警。便另选宫址于太原城外东北，以太原府城之东城墙为府邸外城之西墙，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宫殿巍峨，有宫城、外城两座城池，六座城门（宫城三门，外城三门）的晋王府。这三座宫城之门，就分别叫作西华门、东华门、南华门。而今日的西、东、南华门三街，正是当年宫城西、东、南华门通往外城三门的走道。
清初，晋王府城失火，化为灰烬。关于这次失火之因，《阳曲县志》载曰：“丙戌（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四月十二日夜，不知火从何起，烈焰烛天，俱成五色，比日出。自内城，至宫门、大殿、东西斋、灵寿等宫，尽为灰烬。飞烟逾月始息。传曰人火，曰天火，曰灾。晋藩之毁，天与人必当有辨之者。”一座历经二百多年的宏伟建筑，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技艺的古建筑群，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毁之一旦。
前朝的志书曾肆意地抵毁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太原之后的所谓“暴行”，但是，除去太原城东南角楼，自毁于城中所藏火药之外，城中各类建筑物均无毁之记载，就连晋王府城，亦保护如初。然而，清军攻占太原近半年之后，“督抚马公下令禁止，不许一人人府，布政陆公封扃晓示”的晋王府，却平地起火，夷为废墟。联想到清初，大同代王府之火，长治沈王府之火，西安秦王府之火，究竟是人火？还是天火？岂不昭然若揭！
晋王府失火之后，仅留两座土城垣尚存。后来清军“精骑营”驻入火焚故址，随之城中百姓亦逐渐迁入，修建民宅院落，若干年后，这里成为居民密集的住宅区，留下的只是以王府旧址引得的街巷名称，诸如，以原宫殿台基为名的“东丹墀”、“西丹墀”，以原祭天祈地的祭坛为名的“天地坛”，以原晋王管理膳食遗址为名的“典膳所”，以及以宫城门遗址为名的“西华门”等等。
每当我们漫步在这些以晋王府城遗址为街名的街巷时，一种追寻往事、回顾历史的心绪油然而生。西华门，这个曾经是晋府宫城的走道，曾几何时变成
了一条小街。城市的演变，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昔日的晋王府城，早已烟飞灰灭不复存在，那怕是一点点遗迹。今日的西华门小巷，也将必然被将来的大道或是高楼所取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但愿这种取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进步，而不要像晋王府的毁灭那样，成为一种破坏。
昔日晋藩园林“杏花岭”
太原有许多美丽的街巷，也有许多美丽的街名，杏花岭，就是其中之一。
说及杏花岭，那在太原是小有名气的街巷，对于体育爱好者来说，那是建国以来，太原最大的体育活动中心，也是他们心目中的明珠。但是，如今的杏花岭，既无杏树、杏花，更无坡岭之势。这是为什么呢？
杏花岭原本不是一条街，也不是一个街名，而是一个花园林苑的名称，是诞生于五、六百年之前的明晋王府花园之一。当时的杏花岭，确实是个有坡有岭，遍植杏树，令人赏心悦目的去处。它与毗邻的松花坡，亦称松花园，相映为趣，堪称太原城中的园林之最。
据记载，早年的杏花岭，地处晋王府城内东南隅。每逢仲春之际，坡岭翠绿，杏花簇簇，绿红掩映，香气喷溢，简直是一个杏花的世界。后来，晋王府城寿终正寝，杏花岭也逐渐荒芜。直至清中叶之后，这里又慢慢地得到开发，杏树、榆树成林，成为太原城中的一片公共林地。大约是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山西农林学院垦植杏花岭一百余亩林地，作农林试验场，栽培新的苗木。民国八年前后，晋军的两个团在这昔日的杏花岭和松花坡的树林中进行军事演习，可见这片林地之大了。
日本侵略军攻陷太原后，看中了杏花岭这块风水宝地，砍伐林木修建神社。40年代初，这些侵略军又将杏花岭北坡上的林木砍伐一净。为掩饰其掠夺行为，他们在这被砍伐殆尽的岭坡上修建了简陋的体育场，供在并日人和军队操练服务。
日寇投降后，阎锡山又在这个所谓的体育场上，修筑碉堡加固城防。共产党占领太原前夕，这个体育场则成为阎军固守太原的炮兵阵地。一个延袭数百年的林木茂密，花香鸟语的闹市中的良好自然景观，就这样在短短的十多年间，葬送在日本侵略军和国共战争的炮火之中。日军投降及共产党占领太原，这里已是树木凋零、花卉无几、满目苍夷的荒坡秃岭。
共产党占领太原之后，人民政府和太原人民，在这片荒坡之上重新修建了体育运动场，以其原称杏花岭命名，全称杏花岭体育场。
对于美好的东西，人们总是怀念不忘的。杏树、杏花虽一去不返，土坡土岭虽已湮设为平地，然而，这使人向往的名字――杏花岭，却演
变为街名流传了下来，给太原的人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晋藩祈天祀地之所和“天地坛正街”
凡名挂“正街”两字的街巷，严格地讲都应该是呈正北正南走向的。但是，在后来的使用中，对那些呈正东正西走向的街巷，往往也出现“正街”的字样。然而，绝少有像“天地坛正街”这样，既非正南正北走向，也非正东正西走向，而是呈西北至东南走向。何以出现如此现象呢？不揣冒昧地说，这是一个工作中的失误。这是对汉语的文字中“正”的概念，理解偏颇的一个具体反映。我想，当年的命名者之所以要给这条街加上“正街”的字样，可能是为了与其它的派生巷――天地坛一巷、二巷……，起个区别的作用吧。
天地坛正街，形成于民国初年，当时街名叫做“天地坛街”，因其地原为晋王府祭祀天地的祭坛而得名。至于明代创建的天地坛是什么造型？还有什么建筑？规模怎么样？一因年代久远，原物早毁之于清初，而且没有留下遗址痕迹，二因不见文献记载，所以，其本来面目无法窥测。只能从其街的命名和所处的方位得知，当时的天地坛，位于晋王府城宫城之外，外城之内的西南角。它是历代晋藩供奉“皇天”和“皇地祗”即后土之神位，祭天地、祈谷物的祭坛。
按明代建坛规制以及供奉和祭祀的规范，晋王府之天地坛，应分别建有“天坛”和“地坛”，分别供奉“皇天”和“皇地祗”之神位，分别举行“祭天”和“祭地”的活动。依当时祭祀的礼仪和规范来要求，每年的夏至前夕，晋王都须香汤沐浴，忌荤吃素，在夏至这一天日出时，登地坛祭祀皇地祗，举行隆重的祭祀礼。而在冬至日的前夕，依然要沐浴吃斋，亦在冬至日太阳出山时，登天坛祭祀皇天，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约是因晋王府祭祀天地的神坛，建在一处或是相距极近之缘故吧，所以把这里叫成了“天地坛”。
祭祀天地，祷告神灵，是我国传统的封建迷信活动之一。在高贵的封建帝王、权贵将相以及富有的豪门，祭祀活动尤为隆重和讲究。既便在民间这种活动也不鲜见，只不过因陋就简而已。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人类的进步和文明，这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祭祈活动，大都被送进了历史的和民俗的博物馆以及陈列室。昔日祭天祀地的圣坛，留下的仅是一个地名而被一代一代地传流。
“七府坟”带来的质疑
七府坟村是怎么得名的呢？据当地农民相传，村名所以叫做七府坟，那是因为这里原来是晋王朱（木冈）的第七个儿子朱济（火高）
的墓地。朱公子被其父封为广昌王，其府地称广昌王府，亦称七府。所以埋葬他的墓地亦别称“七府坟”。
但是，乡间父老所传与地方志所载不合。《阳曲县志》中有这样两段记载：其一，《卷二?舆地下》中载：“广昌悼平王墓，在县北十二里尹家沟。”其二《卷十六?志余》中载：“广昌王，恭王第七子，府在晋府西，永乐初封，谥悼平，子安僖王美坚袭。”从这两段史料看，朱（木冈）七子朱济（火高），被封广昌王，死后追谥“悼平”，其墓地在尹家沟，而不在七府坟。
另据其它零散的明清笔记所说，广昌王一生娶妃二妾一，大妃刘氏无子而先卒，二妃杨氏生一子袭爵。由此可知，前述资料所说的“子安僖王美坚”，正是二妃杨氏所生，乃他唯一的儿子。大妃刘氏既先广昌王而卒，关于广昌王的墓地又有七府坟和尹家沟两说，而县志又明确记载，广昌王葬于“县北十二里尹家沟”。可否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七府坟虽然实是七府所采的坟地，但是，坟地采好后广昌王还健在。后来，刘氏先卒入埋此坟地。而待到广昌王死后，由于某种原因另采坟地于七府坟之东数里的尹家沟。于是，所谓的七府坟，并没有成为七府的主坟地，只是刘氏的葬身之所。而真正的七府主坟则在尹家沟。至于杨氏百年之后，无疑与广昌王合葬。因为，她虽为二妃，屈居刘氏之下，但是封建社会母以子贵。杨氏既为广昌王生有传宗接代之人，而其卒之时其子早已袭爵王位，她不与广昌王合葬又能是谁？
东 缉 虎 营 漫 笔
太原市有两条街叫做“缉虎营”。一条位于解放路东侧，名“东缉虎营”；一条位居解放路西侧，名“西缉虎营”。它们隔解放路相望。追溯东、西缉虎营的成街历史及得名缘起，似需上及明初。早在明洪武年间，这两条街实为一街，街名叫做“广昌府前街”。因此街位于广昌王朱济熵府宅之前，故名。广昌王朱济熵是第一代晋藩朱（木冈）的七儿子，所以广昌王府也别称“七府”，由是之故，广昌府前街也称“七府前街”。据说晋王有七个儿子，其七子聪明尚武，颇受青睐，当年晋王府兵丁便由广昌王辖带，驻于广昌王府一带，所以广昌府前街俗称“七府营”。
相传，某年七府子弟前往晋王府拜谒晋王，行至七府营东口，不知从何处窜出一只斑斓猛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七府子弟和随行人马，顿受惊挫，仓慌失措向西鼠审，躲藏于“多马巷”。晋王闻得此讯，赶忙派兵遣将缉虎于七府营，将虎射杀。于是“七府营”便更名为“缉虎营”。后来，缉虎营一分为二，以与之丁字相交的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