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妙趣横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妙趣横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第一节散文的萌芽

一、殷墟卜辞

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文字，也是书面文学的萌芽。

二、《尚书》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它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

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 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比喻：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三、《春秋》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的《春秋》，是鲁国史官所整理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孟子和司马迁都说是孔子所作，但《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这一年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多岁，可能孔子对《春秋》做过删改和修订，《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属于记事体。

《春秋》的主要内容是记录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发生在鲁国和王朝及其他诸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

《春秋》记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记录是提纲式的，但条陈清晰，言简意赅。如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按照自然事件的顺序依次叙写，全书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

春秋笔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即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而实际上这也是鲁国史官的思想主张。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同上）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就是春秋笔法。朱熹：“直书其事，善恶自见。”（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

第二节历史散文

一、《左传》

（一）《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说法不一，比较可靠的是鲁国的左丘明。孔安国注《论语》时说：“左丘明，鲁太史也。”这位鲁国史官很可能在后半生遭遇什么不幸，便双目失明，成了一名瞽史。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作传授曾申。”（孔颖达《杜预〈春秋序〉引》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儿子，据此左丘明应该是孔子的晚辈。但孔子对左丘明十分敬重，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正是左丘明所具备的良史之德，著述《左氏春秋》成功的主观条件。此外，左丘明还有撰写史书的客观条件，他所在的鲁国，原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号称礼乐之邦，保存周代文献比较完整。晋杜预说他“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春秋经传集解序》）为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他又同孔子一起到东周观看有关史料，回鲁后以孔子修订的《春秋》为纲，仿照其体例，写成了一部详备的史书《左氏春秋》。

（二）《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班固认为《左氏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一样，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因而称《左氏春秋》为《左传》，即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用问答形式逐层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虽选词严密、表述洗练，但由于只重训诂释义，所以历来不为史学与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关于《左氏春秋》是否为解经之作，历来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左氏春秋》不是解经之作，而是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理由是：

1、若为解经，须处处合经。经所不载，传亦不能随意添加。但《左传》有无经之传，也有无传之经。如文公十八年，经文中共载九件事，其中两件“秦伯罃卒”与“季孙行父如齐”传中没有。而传中记载八件事，其中两件“齐懿公报复邴歜父子”与“宋文公攻武氏”，经文中没有。可见，《左氏春秋》有自己的编写内容。

2、《春秋》记载以鲁国为本位，而《左氏春秋》虽称鲁为“我”，但叙述最多的是晋、楚之事，其次才是鲁，其余齐、郑、宋、卫、秦各国也各有记载。可见《春秋》主要本于鲁

《春秋》，而《左氏春秋》则参考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同时博采古代和当时各种史书记载及历史传说，删繁就简，编纂而成，它有自己的编写原则。

3、《春秋》不足17000字，所记只限于春秋242年史事，《左氏春秋》180273字，常通过对话，展示许多旧史遗闻，可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保存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向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下限多出13年。有自己的编写体例。

4、《春秋》所涉及内容是政治、军事事件，《左氏春秋》扩大了记载范围，反映了社会的全貌。对春秋以来的变革，《左氏春秋》流露的思想感情与《春秋》也有区别。《春秋》维护周礼，反对“犯上作乱”；《左氏春秋》却对《春秋》谴责的人和事有时表示同情。如鲁宣公二年，《春秋》书：“赵盾弑其君”，而《左氏春秋》则大书“晋灵公不君”。《左氏春秋》有自己的思想立场。

《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经而作，当然说与《春秋》无关也不合适。可以说，没有《春秋》便没有《左氏春秋》。《左氏春秋》采用了《春秋》的编年体，而且大体上以《春秋》的记事为纲，以《春秋》所列鲁君的世次为序，来建构自己的框架。但《左氏春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创造。

（三）《左传》的文学成就

1、作为编年史，《左传》的叙事艺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晋·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中说：“《左传》艳而富”，其“艳而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左传》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作者不仅记载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政客的宦海升沉、贵族内部的倾轧火并、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辽阔战场千军万马的厮杀格斗、阴暗一隅数人的密谋策划，各种各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动乱、五花八门的变故，无不网罗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还有风俗遗闻、童谣民歌。这些材料通过细心的组织编排，极大地丰富了《左氏春秋》的内容。

《左氏春秋》广采博取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撰，从现代编年史的标准看，显得芜杂，说明历史科学尚在草创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特点，才更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特点。《左氏春秋》的作者善于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取舍与剪裁，全书所载历史前略而后详，后期更详于襄公与昭公，二公在位共63年，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却近于全书的一半。就各国诸侯来说，也各有侧重，晋国最详，所记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晋国之事中又突出重点，详细记载晋文公的霸业兴衰。记载较略之国，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笔墨，如记郑国的文字约15000字，多集中在郑庄公、子产身上。而子产为相执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动体现国家治乱、兴亡，能形象地显示社会各种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则“纤芥无遗”，反

之则“丘山是弃”。《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详略标准，它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左氏春秋》不满足于《春秋》那种对历史史事做简单陈述的史笔笔法，它要展示那个动荡历史年代的全部过程，要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它摒弃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创造了在生动记叙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形象、心态，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方法。

作者重视对事件的完整把握，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时能给予集中叙述，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记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划有了传记的意味。

《左氏春秋》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氏春秋》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酝酿、起因，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致、笔力纵横。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通过蹇叔反对出师袭远，介绍了殽之战前秦、郑、晋各方面的形势与动态，又通过蹇叔哭师这一细节，预示了秦军必败的结局。

在战争描写中，战争过程本身往往写得比较简略，但“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作者常选取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来重点刻划，以展示战争的经过。常以战场上这些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来反映酣战中千军万马的心态和姿态。如成公二年的《鞌之战》：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

“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

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

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

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晋军将士殊死奋战的英雄形象历历在目。

2、《左氏春秋》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些行人和大夫，凭借十分讲究的言辞折服对方，推行自己的一定主张，委婉而有力。刘知几《史通·申左》：“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行人辞令委婉陈词，不亢不卑，慷

慨激昂，显示了个性风采。

《左氏春秋》的叙述语言词约事丰、意蕴厚实。如宣公十六年记载晋军败于楚，溃不成军，作者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晋军仓皇败逃之全状可想而知。作者又记入冬以后楚军将士受冻，“王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几句体恤的话温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贴切。

《左氏春秋》叙事能显能晦，能虚能实，因物赋形，事愈错综，辞愈纵横，声调的缓急随情而发，文笔的曲直莫不以肖为准。有时笔法又出人意表，写秽亵事笔反洁，写繁杂事笔反简，写紧张事笔反暇。变化多端，妙趣横生。刘知几《史通》：“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左氏春秋》中有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合情合理的虚构，作者采集的文字记载、历史传说、民谣故事、神话异闻，仅是一堆“材料”，作者的想像与虚构不仅补足了材料中普遍缺少的细节，甚至还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情节与人物的语言，它像粘合剂一样，把全部材料粘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统一体。想像与虚构是贯彻《左传》写作始终的一种重要艺术思维形式，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亲的对话纯属作者揣摩、想像而虚构的。想像与虚构的运用、作者对旧史料的修饰润色、对传说逸闻的广泛吸收，使《左传》行文更加铺排，叙事记言更加夸张，因而不少人从史学的角度加以非难，王充《论衡》：“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相违反。”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韩愈《进学解》：“《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从史学求真、无证存阙的原则看，《左传》不是严格的史事记录，然而从史传文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左传》艺术创造的重要表现。

二、《国语》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据司马迁、班固、韦昭说，《国语》是左丘明在失明以后将其编著《左传》剩余的资料略加整理、汇编而成。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除没《周语》3篇、《郑语》1篇涉及西周事以外，其余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等重点史实。《鲁语》2篇主要记载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故事，《齐语》一篇主要记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事，《晋语》9篇重点记载灵公、昭王事，《吴语》一篇、《越语》2篇着重记载吴越争霸。这些显然采自春秋时期各国史籍“百国春秋”中的资料，它上起西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规谏讨伐犬戎，下至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500年的历史。

《国语》与《左氏春秋》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国语》是一部各国史官的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君臣谋议得失的谈话，基本上属于记言体。虽有记事，只是记言体中插叙和补充，比较接近《尚书》。《国语》在记言结束以后，往往缀上几句事情的发展或结果。如《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论楚公子围，记事言语不多，但构成了完整的史实记叙，比《尚书》富于故事性。

其次，《国语》开创了以国为单位来叙述史实的体例——国别体，它集中叙述某国的历史，又往往可以集中叙述某人生平始末，为传记体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

最后，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饬，颇有气势。

总的说来，《国语》文学成就不如《左氏春秋》，但它长于对话，有自己的特色。《国语》有些人物对话写得相当精彩，相比之下，《左氏春秋》或空缺、或简略，而缺少《国语》中人物对话的生动与风趣。如姜氏劝夫不成，《左传》写道：“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而《国语》中写道：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

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三、《战国策》

（一）《战国策》的成书

《战国策》同《国语》一样，也是一部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国诸侯时陈谋献策或互相辩论的言辞，所载上继《国语》下限，下至秦并六国之后，即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开始，迄秦二世即位为止，245年间各国诸侯政治、军事、外交等重要史实。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和策士所记，来源不一，零散错乱，名称各异，有所谓《国策》、《国事》、《短长》、《长书》》、《事语》、《修书》等称呼。到西汉，刘向第一次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修订成书，共33篇。因其主要记载“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所以定名为《战国策》。到北宋，旧本《战国策》散佚甚多，文学家曾巩遍访藏本进行校补重编，才成今本规模。东、西周各1篇，秦5齐6，楚扎、赵、魏各4，韩、燕各3，宋、卫合为1篇，中山1篇。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著述27章，11000字，无书名、篇名，整理这些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或帛书《战国策》，其中11章

内容与今本《战国策》、《史记》相同，16章属于佚作。这说明战国时史官及策士记载所谓“纵横家”论辩言辞的资料是很多的，传到汉时仍为数不少，刘向编订《战国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要想争霸天下，国势、军力固然重要，但政治攻势和外交斗争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在这种形势下，士阶层中分化出了一批又一批游说策士。他们继承了春秋时期行人相聘于诸侯的传统，熟悉纵横捭阖之术，凭借自己的口才，鼓吹“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为了自己功名利禄，朝秦暮楚，见风使舵，明辨利害得失，能为诸侯争城、掠地、杀人、灭国，出奇谋、划妙策。他们或游说君王，或互相辩难，无不变本加奇，铺张扬厉，形成文字，令人拍案叫绝。章学诚称为“行人辞令之极。”

（二）思想倾向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复杂，今略举大端。其进步思想表现在：

1、反映了民本思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战国策》有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齐策四》）这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有相通之处。又如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其中之一就是“焚券”、“市义”，使薛地百姓皆呼“万岁”。虽然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心向背对贵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这种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

《战国策》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宋康王无道，“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于是“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卫策》）齐闵王拒谏饰非，枉杀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离心，国被燕所伐，身卫淖齿所杀。（《齐策五》）作者对这些暴君都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2、有明显的“贵士”的倾向，把士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颜斶见齐宣王，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垅”。燕昭王筑黄金台，尊郭槐为师，礼贤下士，“士争凑燕”，终于破齐复国，报了大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思想对于束缚人才的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冲击。书中还提出发现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看大节，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随便怀疑等，这些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3、《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主张贵族子弟要及早为国立功，长辈不要溺爱，否则，

“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非常危险的。公子牟劝范睢，“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议：“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些话具有格言意义，包含了某种生活哲理。

4、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毫不退缩，同他们反复辩论，坚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国不必法古”，礼、法、政、教都要从实际出发。并且明确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不合时宜，不足取法。“仁义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见《赵册二》）这些都是当时观念形态变化的真实反映。

5、从思想线索上看。《战国策》艺术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学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刘向已指出《战国策》的这种倾向。三国时秦宓曾攻讦：“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纫生，亡人纫存，经之所痊”（《三国志·蜀志·秦宓传》）。北宋曾巩指责《战国策》是“邪说害正”，要“放而绝之”。元人吴师道认为“是书善恶无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战国策序）甚至宣扬受贿有功，造谣言说假话有理，露骨的提倡个人功名利禄，宣扬利己主义等，无疑都是糟粕。

（三）《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

2、《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秦策一》中《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3、《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4、《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此时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5、多用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

阅读作品：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鞌之战》、《殽之战》、《晋公子重耳出亡》

《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冯谖客孟尝君》

作业题：

1、从《郑伯克段于鄢》、《殽之战》看《左传》描写战争的艺术。

2、试析《晋公子重耳出亡》的人物形象。

3、从《苏秦始将连横》看《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4、由《冯谖客孟尝君》看战国时期“重士”和“以民为本”的时代风气。

第三节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阶段

先秦说理散文指的是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作，反映着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

主要著作先有《论语》，后有《老子》、《墨子》。《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它以简洁的笔触描述人们的一言一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言论警辟精炼，大多富于哲理。

第二期：战国中期

语录体仍旧通行，但它们已不像《论语》那样只是后学的追录，而是一个学派师徒们的集体著作；所记也不限于单人的语录，而普遍采用对话形式。主要著作有《孟子》、《庄子》等。主要特点是词藻丰富，说理畅达，行文多有寓言和比喻。

第三期：战国后期

在这一时期，诸子散文完全摆脱了语录体，成为专题论著。它们已经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述，而是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不是以驳论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说为主。这是百家争鸣不断深入的结果。主要著作有《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主要特点是论证

严密、鞭辟入理。

第四节诸子散文

一、《论语》

（一）孔子其人：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字仲尼，名丘。远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大夫，在内乱中被杀。孔父嘉的儿子避难到鲁国，居于陬邑。至孔子父亲叔梁纥时，家境已经衰落。孔子年少时身处贫贱，20岁左右时曾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和畜牧的小吏，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鲁国在春秋时期仍保留了浓厚的周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养了孔子对周文化的浓厚兴趣，15岁便立志学习周文化。约30岁左右，学成，收徒讲学，从事教育。其间一度离开鲁国到齐游览，受到齐景公的礼遇。回到鲁国之后，继续从事教育活动，51岁时，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中都宰，从此进入政坛，后来位居司寇，掌管司法，诛少正卯，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孔子的思想比较保守，他主张尊王忠君，强化朝廷力量而抑制私门，因此与鲁国政权的实际掌管者“三家”孟孙、叔孙、季孙发生冲突，被迫于55岁时辞官。他离开鲁国，先后到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宣传自己的德政教化思想。这种思想在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斗争尖锐的春秋末年，不切事宜，因而未被各国君主采纳。孔子经过14年的奔走游说，68岁时再度回到鲁国，专门从事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的工作。

孔子晚年遭遇不幸，儿子孔鲤、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子路相继去世，鲁国的动荡局势又加速了他政治主张的破灭。鲁哀公16年，孔子去世，终年73岁。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仁和礼）继承周文化的传统，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很有影响。被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尊奉为统治思想，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复杂的深远的影响。

孔子整理文化典籍，司马迁说孔子“序《诗》、传《易》、正《礼》、《乐》、作《春秋》，未必完全可信，但六家典籍都经过孔子整理和编订是可以肯定的。在文化典籍整理方面，孔子有过重大的贡献。

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为文化教育的普及开创了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感人之处在于他“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态度。孔子招收弟子，不分等级，不分贫富。孔门弟子中的优秀人才多是家境贫寒者，颜回身居陋巷，子路原是乡野之人，曾参缺衣少食，仲弓家无立锥之地。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对他们的亲切教诲，尤其是对仲弓的自强好学，孔子用“山川其舍诸！”的形象比喻，给欲特殊的关怀和鼓励。

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訒”。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二）《论语》的文学价值

1、《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

2、《论语》有时通过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

3、《论语》多用语气词，含蓄蕴藉，形成迂徐婉转的语言风格。

二、《孟子》

（一）孟子及其思想主张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得孔学嫡传。

孟子继承儒家德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用事的精神，主张以仁义治国、以王道统一天下。他50岁以后曾率领弟子先后游说齐、梁（魏）、鲁、邹、滕、薛、宋等国君主，宣传他的仁政理论，在齐一度为客卿，在其他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了礼遇。但是他的仁政理论在急剧变革的战国时代，不切实际，不被采纳。约在65岁时回到邹国，专心从事教学和著述。终年84岁。

孟子对于孔子的学说，又有明显的发展。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第一个贡献，所谓性善论即人皆有天赋的善性，而善性就是仁、义、礼、智四端。孟子的性善论是抽象的人性论，是唯心而先验的。但他却成为孟子进步学说的理论基础。由此而生发，产生了他进步的圣人观、进步的仁政主张。孟子把人心（四端）视为人所以为人的根本，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离娄》），“存心”就是保持固有的“四端”，仅有四端还不能成为完善的人，还要扩充四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父母。”（《公孙丑》）扩充四端，作为道德准则，是人提高道德修养，认识宇宙人生，达到圣人境界的途径，

这就是“内圣”。

扩充四端作为“仁政”的理论基础，就是推行王道，仁政爱民，从而成为统一天下的明君，这就是所谓的“外王”。“内圣”、“外王”都缘于扩充四端。可见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基于性善论，才生发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圣人观和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

重民思想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第二个贡献，儒家有重民的传统，孔子讲“使民以时”，要求统治者不侵夺农时，关心百姓。孟子则强调百姓在封建政治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他说：“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孟子的重民思想是战国时期重民思潮的最高代表。基于重民思想，他主张“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省刑罚，薄赋敛。”（《梁惠王上》）基于重民思想，他反对战争，认为诸侯发动战争就是“率兽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诛。”（《离娄上》）基于重民思想，他反对暴政，并警告暴君：“暴其民，则身弑国亡。”（同上）

（二）《孟子》的文学价值

1、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2、《孟子》的突出特点是善用比喻。有时是短小的比喻，有时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赵歧《孟子题辞》：“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评论是恰当的。孟子书中的比喻，有的属于推理，如“折枝”（《梁惠王上》），“攘鸡”（《滕文公下》）；有的是寓言比兴，如“揠苗”（公孙丑上），“乞祭”（《离娄下》）都妙趣横生，旨意明白。

3、善设机辟，请君入彀。从身边的小事说起，慢慢引入正题，使对方陷入论辩的困境。

4、《孟子》散文富有气势。多用排比，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

三、《墨子》

（一）墨子及墨家学派

墨子（公元前480—前410），名翟，战国时期鲁国人。《后汉书·张衡传》说他“当子思之时，出孔子后。”通过《墨子》和先秦一些典籍，我们知道他平日言谈不离耕织、百工之事，会造大车和守城器械，并收徒弟讲学，外出游历时载书甚多。自称：“上五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却被楚国贵族称为“贱人”。他大概是手工业出身的“士”。墨子为了止楚攻宋，自鲁至楚，“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吕氏春秋》）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北之齐，西使魏，屡游楚，是一位有着广泛社会交游、热心公益事业的学者。

《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

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墨子是通过对儒家学说的批判、改造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墨子“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形成了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影响很大。世称“显学”。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形式，近似于宗教集团，其首领叫“钜子”。墨家有严明的纪律，墨家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即使国家赦免，也要按照“墨者之法”处置。（《吕氏春秋·去私》）墨家崇尚节俭，反对儒家的“繁饰”，“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庄子·天下》)”“量腹而食，比于宾萌。”（《吕氏春秋·高义》）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后期墨家对墨子的学说有所修正和发展，在战国争鸣中，对先秦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终战国之世，墨家一直影响很大，但秦汉以后，墨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逐渐湮没无闻。

墨子的学术理论保存在《墨子》一书中，它不是墨翟个人的作品，而是墨家学派的总集。《汉书·艺文志》称《墨子》有71篇，今本《墨子》存53篇。可分为5类：墨子的言行录：《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

弟子发挥墨子思想的杂论：《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非儒》

讨论宇宙、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被人称为“墨辩”：《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

讨论守城工具和技术问题的，可能是墨家关于这方面知识的汇集。

以上四组并不能反映《墨子》哲理散文的主要风貌，通常所说的《墨子十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是墨子讲学的记录，为墨子弟子所记。因为三派弟子各有所记，合而成书，故每篇分上、中、下，文字大同小异。《十论》原存30篇，今存23篇。它们体现了墨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和说理艺术的主要特点。

（二）墨子的思想：

墨子针对战国初年“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祸乱现实，提出了十项治国方略，其中代表墨子学术个性的是“兼爱”。

墨子的兼爱是建立在人们现实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所谓“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所谓“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亲吾也。”（《兼爱下》）把精神生活中的“爱”，同物质生活中的“利”联系起来，以“利”为爱的出发点。既以交相利为基础，就没有亲疏、远近、贵贱之分。墨子主张：“兼

爱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明天下之无有私也。”（《兼爱下》）这种主张是小生产者在战国社会社会巨变中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墨子》的文学价值

《墨子》十论虽是墨子讲学的记录，具有记言性质，但每篇有明确的论题，充实的内容和清晰的层次。是中国论辩文的雏形。作为论辩文的初始形态，《墨子》十论还没有发展到基本上运用逻辑推理或抽象思辨的阶段，它采用类比推理和生活事实的简括叙写相结合的表达方式，使文章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

1、墨子在讲学中自觉运用察类明故的逻辑方法。墨子所说的“类”是指一般的概念，从众多的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共同的本质。所谓“故”就是原因，“察类”就是在论辩中遵守一般制约个别的逻辑法则；“明故”就是考察因果关系。以《非攻上》为例。《非攻》的主旨是论证诸侯发动战争有大不义的罪行，在论证时，墨子首先从窃人桃李、攘人鸡豚、取人牛马等不义行为抽取出共同的本质——亏人以自利，得出“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重”的认识，这叫“取类”。然后指出诸侯发动战争、杀人攻国，属于“亏人以自利”一类，并且甚于窃人桃李、攘人鸡豚、取人牛马，是大不义的罪行，这叫察类。接着进一步推论，就杀人多少作比较，“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这又是取类。诸侯发动战争，杀人不止千百，其罪恶之深重，是不言自明的。

2、为了增加论辩过程中事实的说服力量，墨子进行了大量的生活现实和历史事实的简括叙写。《非攻》为了说明发动战争将遗害自身，重点叙写春秋末年的吴、晋两国的历史事件：吴王阖庐发动战争，打败楚国，朝宋与鲁，后被越王勾践所灭；晋国智伯发动战争，攻打中行氏、范氏，最后导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具体的历史事实证明，发动战争必定是玩火自焚。事实的叙写增添了文章的说服力量。

3、墨子提倡质朴和实用，对一切语言文字的表达，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以道理说服人，反对无益于实用的修饰与文采。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墨子》意显豁而语质。”即语言质朴，不求华美，不事雕琢。前者是表达的特点，后者概括了《墨子》的文风。墨子讲学立言是为了“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恐其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因此他推论事理，尚简洁而不缭绕，叙写生活现象，尚质实而不夸饰，多用对比而不事渲染。文风的质朴说明墨子对自己理论力量的自信。

四、《庄子》

（一）庄子生平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前)，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蒙县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继承并发展老子的思想，是道家著名代表人物。

曾做过蒙之漆园吏，但不久后又辞去此职。曾因穿补缀的粗衣、破烂的鞋子而被魏王讥笑：“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外篇．山木》)，又因家贫而“故往贷粟于监河侯”(《杂篇．外物》)。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自得其乐，淡泊名利，不汲汲于富贵。楚威王曾派两位大夫请为相国，但婉拒，不肯出仕：“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二）庄子的思想

1、庄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庄子的自然哲学主要由构成万物基始的“气”、万物生成和存在形式的“化”以及宇宙根源的“道”三个范畴组成。

2、庄子的人生哲学：庄子认为人生面临着三种困境：

自然之限：死与生。

社会之限：时与命。

自我之限：情与欲

3、理想的人生境界：齐一生死、顺应时命、无情无欲。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

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

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

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

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

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三）、《庄子》的文学价值

《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其文章体制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1、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

2、《庄子》的文章又富于抒情性。如果说《孟子》的感情是在清楚的逻辑表达下运行的，那么《庄子》的感情，却往往是无端而起，迷茫恍惚。如《至乐》写庄子对髑髅的一连串发

问，便是充满了人生的伤感。

3、《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

五、荀子

（一）《荀子》的文学贡献

《荀子》书中的文章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谨严，风格朴实、深厚；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譬博喻，反复论证；造语简练，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

《荀子》中还有一组称为《赋篇》的文章、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形式为问答体，在体制上，《赋篇》也是汉赋的渊源之一。另外又有《成相篇》，以民间歌谣形式表达他的政治思想。

六、韩非子

（一）韩非的生平

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是韩之诸公子。曾师事儒学大师荀况，与李斯是同学。战国末年，韩国屡遭强秦侵凌，丧师失地，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之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这些阐释法治理论的文章传至秦国，深受秦王政的赞赏。韩非至秦，上书秦王，主张率韩伐赵。李斯、姚贾出于嫉妒，在秦王面前谗毁韩非，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因将韩非下吏治罪，后被李斯害死在监狱中。

（二）韩非的思想

韩非的思想渊源不一而自成体系，他的政治学说基本上是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的结合。其君主专制理论实受墨家“尚同”思想的启示；他的“循名实”、“因参验”的认识方法也与墨家“以名举实”有关。他的哲学世界观主要是对老子自然哲学的发挥和改造。韩非是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深受儒、道、墨诸家思想的影响。实为战国末期综合各主要学派的大思想家。

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韩非思想中的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

峻法的主张、循名责实的思想，成为秦王统一天下以及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从消极方面看，他的理论崇尚暴力，不讲怀柔，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镇压，则是反动的，容易激化矛盾，引起下层百姓的反抗，秦王朝的灭亡就是明证。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确立封建伦理纲常和儒学为统治思想以后，韩非学说失去其显赫地位。有些统治者只能引用其术，韩非的学说被视为异端。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55篇，今本《韩非子》也是55篇。综合历代学者考证，《初见秦》、《有度》、《饰邪》3篇确非韩非所作。

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韩非子浅解》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韩非子校注》是比较好的本子。

（三）韩非文章的艺术特点

《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后世的理论文章，可以与之相比的也不多。

1、逻辑严密、论述细致、条理清晰。

2、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

3、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