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像方志》第11集 浙江庆元篇解说词

《中国影像方志》解说词

第11集浙江庆元篇

引言

若见桥道，当愿众生，

广度一切，犹如桥梁。

——引自【大方广佛华严经】

佛经中关于桥的描写，道出了桥梁与生命的内在联系：贯通山河，无远弗届。于是普度众生变成了桥的使命。

兴山隐隐，流水潺潺，把那些古老的飞虹，收入炊烟袅袅的风景画里，这幅画的题目叫做“庆元”。五千年前，人类就在庆元这片土地上穿山过水。

深僻幽阻，舟车不至，于是披荆斩棘，筑桥铺路，这才有了庆元这座廊桥之乡。

修桥渡难，读书传家。一座座廊桥，昔日目送庆元书生赶考远去；今天迎接簇新时代文脉归来，离与归的时空跨越千年。桥的那一端，写满沧桑；桥的这一端，生长希望。

地名记

庆元县是距离省会杭州最偏远的县城，被福建寿宁、松溪、政和三县包围，群山包围之下的庆元，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神秘感。

在庆元县后田老街的一处住宅里，姚德泽老人正饶有兴趣地翻读地方志。老人曾收藏过上千本古书，可让他觉得最来之不易的还是这一套清代光绪版的《庆元县志》。对于这里面的历史老人已是如数家珍。

庆元县自宋朝建县以来，已有800余年的历史。宋朝以前，这里还只是龙泉境内的一个小乡镇，名为松源乡，“庆元”这个名字的由来，却与一个土生土长的贫家子弟有关。据庆元县志记载，松原乡山高水险，交通十分不便，百姓们前往县城，往返通常要数天时间。南宋庆元三年，一个名叫胡纮的学子，才华出众，深受皇帝宋宁宗的器重，担任吏部侍郎，当皇帝决定对胡纮予以封赏时，他却向皇帝提出在家乡建县的请求。

庆元县城镇农机厂原副厂长姚德泽：“他说我的家乡比较偏僻，是不是按照这个条件，建起一个新的县起来”，宋宁宗感动于他对故里的一片深情，欣然应允，并以那一年的年号“庆元”命名。自此松源乡正式从龙泉独立，更名为庆元县，成为浙江唯一一个在南宋新设立的县。

在古语中“庆”代表美好，“元”则代表开始。这一次的更名，寓意着庆元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庆元后又经历几次并县，但这个名字却一直延续至今。

“过去啊，我们庆元在过去叫松源……”，姚老先生一有空就会给孙子孙女们讲起《庆元县志》，他说，想要了解庆元，就必须去大济村，那里是庆元文化发展的源头。

据《吴氏宗谱》记载，晚唐时期，在庆元还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小乡镇时，一个叫做吴祎

的人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带着家人从中原逃到了群山环绕的庆元，他们的到来，给大山中的庆元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思想。自此以后，大济村由于吴姓家族的到来，开始蓬勃发展。在这个不到300人的小村庄里，就曾经诞生过26位进士。北宋年间修建的双门桥，也正是因为吴氏的两个儿子双双高中进士而得名。

庆元人尊重历史文

化，村中仍保留完整的唐、

宋、明三朝古迹，让我们

寻觅出庆元道德文化的历

史脉络。时过境迁，那些

廊桥上的诗句已经变得模

糊不清，然而，青砖碧瓦，

雕梁画栋的时代印记，却

让我们窥见往日庆元以文

化人，以德育人的伊始。

廊桥记

“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庆元县江滨小学的学生们常常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廊桥。庆元人常说，自己是在廊桥上长大的。

据光绪版《庆元县志》记载，庆元有自宋朝以来建造的各式廊桥230余座，位列全国之首。历经风雨侵蚀，庆元仍旧完整保存着宋、元、明、清各朝代古廊桥将近百座。2008年被评为中国三大“廊桥之乡”之一。而这样一座廊桥胜地，却因为地处偏僻，而鲜为人知。

在中国桥发展史中，建于北宋政和元年的汴水虹桥，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然而这一座地位最高，造型最为独特的“虹桥结构”，如今早已无处寻觅，我们只能从《清明上河图》中依稀窥见往日的胜景。这不禁让人遗憾，“虹桥结构”的营造技艺似乎在中国大地上失传。

然而上世纪70年代，中国桥梁大师茅以升为编写《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偕同专家来到浙闽地区考察时，却惊喜地发现，一座座结构更为精巧的木拱廊桥傲然屹立于世。经桥梁专家普遍确认，这类木拱廊桥与北宋年间的汴水虹桥结构基本一致。这一惊人发现令国内外学者为之振奋。尘封了九百余年的“虹桥结构”终于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庆元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员吴其林：“木拱桥的品类，是应该说在古代桥梁当中，他的品位是最高，因此国内外学者都把他称为也是绝无仅有的品类。”

2008年，木拱廊桥营造技艺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其中建于北宋皇祐元年的双门桥，是现存史料记载最早的木拱廊桥，现就坐落于庆元县大济村。这一发现，让庆元这个廊桥王国慢慢显影。全国现存寿命最长的台龙桥，单孔跨度最大的明代木拱廊桥兰溪桥也均在庆元境内。这里是隐秘于深山中的廊桥博物馆。

木拱廊桥的显现，为中国桥梁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填补了900余年桥梁史上的空白。在这样一座座建筑奇迹的背后，埋藏的是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以及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

在中国，有2000多个县和县级市。

在中国，每个县都有自己的身世档案，百科全书。

这就是县志，中国地方志中的一种。

每个地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身世？

每一处县名，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历？

每一方水土，究竟养活的一方什么样的人

每一个时代，究竟锻造了什么样的精神？

童谣：

“弯弯小河流过村旁，春种秋收天地宽广

井水甜，泥土香

大槐树下，爷爷讲的故事长又长。”

“茫茫禹迹，遍布九州。

秦砖汉瓦，岁月流淌。

长江美，黄河壮，

地方志里，先辈们把家乡的历史风烟收藏。”

昨天的变迁。

今天的影像。

明天的历史

《中国影像方志》

文化记

庆元地处浙、闽两省交界，虽没有大江大河，但几乎每个乡镇、村落都有溪水流经，于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成为了山区子民最重要的交通手段。然而，庆元湿润的气候和湍急的河水，却让这样的木质廊桥存在倒塌的隐患。

2001年，庆元县竹口镇一座存在了上百年的廊桥“后坑桥”，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摇摇欲坠。村主任带领乡亲们为修桥筹集善款，这在庆元修建廊桥的历史上，已记不清是第几次了。每次造桥、修桥，需要不小的资金投入，对于庆元人来讲，这并非负担，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这次为了修缮后坑，桥村民们在短时间内就筹集了两万余元。在庆元人心中，廊桥连接山脉，是造福百姓，普度众生的象征，而造桥和捐款的一切事宜，都会以桥约的形式记录在册，这是古时就沿袭下来的风俗。在庆元人看来，这样的一纸文字比任何法令都更具信服力。

庆元自古就有像这样集资建桥的风俗。据《吴氏宗谱》记载，明末时期，吴懋修是古代士绅阶层的优秀代表，他曾任南明政权兵部司务，退休后把精力集中于建设故里。传说，全国现存寿命最长的木拱桥“如龙桥”，就是以吴懋修为首出资修建，如龙桥的梁上记载了自明清以来众人的出资记录，这里既有乡绅士族，也有普通农户，一些生活窘迫的乡民即便不能捐钱捐米，也会拿出自家的衣物，或者献出劳力。在庆元，修桥的所有信息都公开透明。倘若梁上漏记哪位捐钱者的名字，廊桥就像缺少了某种部件一样，无法完工。修桥余下的款

额也会作为专款妥善保存起来。庆远人认为，造桥就是为自己和家人积德纳福的事情，桥梁上记载的不仅仅是善款的数额，更是众人修桥的功德。

历时三个月，廊桥的架构基本搭建完成。

“王母娘娘亲手酿，今日送来敬梁酒”，踏桥是廊桥架构落成后约定俗成的仪式。百姓们汇聚一堂，最先通过廊桥的必定是对修桥最有贡献的人。

廊桥上承载的是祖祖辈辈庆元人一直延续的和衷共济的生活态度和恩泽一方的道德精神。而庆元人对于廊桥的情感，也早就跨越了金钱与法令的束缚，代代相传。

工艺记

“跨水而起，随水而逝”是廊桥逃不开的宿命。

在庆元黄水村，一座存在了千年的廊桥被洪水冲垮，经过几次修缮后，却依然没能逃过洪水的肆虐。山岭之间的极大落差和频繁的降雨，使得这里自古就是水灾频发之地。这让庆元境内的百余座廊桥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对庆元的工匠来说，最难的不是造桥，而是怎样让他抵抗洪水的腐蚀和侵袭

胡淼作为木拱廊桥营造技艺的传承人之一，开始走街串巷拜访老艺人，研究廊桥倒塌的原因。他深知，让一座廊桥屹立不倒，最重要的在于榫卯结构。

“榫卯有咬合，就互相穿插嘛”编梁木拱桥营造技艺的传承人胡淼“咬合在一起的，就像我们手指一样，互相交叉起来，通过几个节点。”

榫卯的“八字形”拼接改变了桥面的受力，每一个榫卯组合、交错、排列，构建起了稳定的整体，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而让廊桥经过百年风雨的冲刷，依然坚固的秘诀，就在于这铺桥的材料。桥面的铺设需要多道复杂的工序，铺在最底层的叫箬叶，是防水的好材料，在依次铺上木炭、细沙，吸收掉多余的水分，最外层铺设的鹅卵石，经久耐用，更让廊桥经过几百年的踩踏，依然完好无损。

在庆元，所有的廊桥均依水尾而建，而在胡淼看来，这不无科学道理。河流尾端水流缓慢，减缓了湍急的河水对廊桥的撞击；大多数桥梁的建造，都与河面相垂直，而庆元人却将廊桥与水面的垂直角度改为了70度，这样更减缓了水流对廊桥的冲击力。庆元人用心护桥的精神，都体现在了廊桥的每一个细节之中，然而，廊桥技艺却在逐渐消失。2009年木拱廊桥营造技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与所有的廊桥工匠们一样，胡淼最希望的就是从他手中建起的廊桥不再倒塌，他更希望能够将这精妙的技艺用画图的方式记录下来，传给子孙后代。

如今，庆元县江滨小学的廊桥模型课，在学校已经开设了近十年。庆元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廊桥的生命，也许在不久将来这里就会走出一批廊桥的守护者，带着使命感，继续续写廊桥技艺的神话。

美食记

在庆元，随处可见这样的黄粿铺子。黄粿色泽金黄，貌似年糕，是一道延续了千年的传统美食，然而要领略其古老的制作工艺，必须回到最接近自然的地方。

吴至安是一个对茶食糕点有着极致追求的美食爱好者，每到暑假，他却比平时还忙碌，为的就是给村里的孩子们做一道他们最爱的美食。

吴至安起了个大早，几十千米绵延山路，开到目的地已经快中午，只为到深山中寻觅一种奇特的灌木——山柃木，这是做黄粿必不可少的材料。这种灌木富含天然食用碱成分，不仅有益于人体健康，更是天然的防腐剂。

“掺了食用碱它就不容易坏”，个体经营者吴至安“像我们平常的一碗剩饭，你放两天它就馊了，但是它（黄粿）直接可以放三、四个月。”

在庆元的大山里，村民们自古就延续着采菇种菇的传统，他们一去就是大半年，黄粿携带方便，又可以果腹，是菇民临行前必备的干粮。灌木烧成碱灰，用山泉水过滤，用得到的碱水浸泡大米，正是黄粿清香软糯的秘诀所在。在吴至安的记忆里，长辈们都会耐心地等上一整夜，等待着大米呈现出自然的金黄。吴至安必须赶在孩子们做完功课前做好黄粿，磨好的米浆要及时下锅，加热、起糊。

传说，能吃上黄粿，表示本年的丰收，来年的希望。所以在庆元人的记忆中做黄粿，从来都是幸福的事情。吴至安此时觉得集体劳作带来的全身心的愉悦，早就超越了食材本身。

黄粿经过捶打，变得极富韧性，带着谷物散发的香气，村里的孩子们已经闻着香味跑来。吴至安把第一口给了长辈，孩子们却更爱外焦里嫩的炸黄粿，越是从大自然中获得的美味，看上去就越是平淡无奇，即便是简朴的果腹之物，也可衬托任何食材，容纳万千滋味。

吴至安总会跟孩子们讲起他父亲当年上山种菇的经历：“从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从来没在家过过年的，都是在其他省过年的，出去闯天下的，我妈妈就会做黄粿，做完叫爸爸挑着去菇山上去。”

在吴至安眼中，父亲是了不起的人，一代代菇民走进大山，为后代创造了富足的生活。吴至安想让更多年轻的一代，学会从大自然中汲取生存智慧，也希望这样的传统技艺能够世代延续下去。

“（现在）什么工艺都简化了，都机械化了，根本没有体会到大山里面去劳作的一些感受了，现在就要靠我们这一代人去继承、去教。”

吴至安的儿女刚从城里回来，母亲照例会做一道炒黄粿。黄粿吃的不仅仅是一家团圆的气氛，更是庆元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对菇山的眷恋。

当代记

吴水茂是龙岩村中的老菇民，今年已经63岁了，水很多琐事他都已经记不清，但去山场的路却没人比他更清楚。用古法种植香菇，是这一代庆元人赖以为生的古老手艺。

相传，南宋年间，一个叫吴昱的年轻人发现山中的香菇味道鲜美，常常带领村民上山采菇。他偶然发现，用斧头砍去败枝的地方不久就会长出香菇，而且长得特别旺。渐渐地，他从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总结出了种植香菇的“砍花法”，并传给了后人。用一把“砍花斧”将树木伐倒，在树干上砍出间隔相同的纹路，空气中的菌类孢子在斧痕上萌发，来年三、四月，朵朵香菇绽放山间。这个年轻人吴昱被庆元人奉为香菇的始祖“吴三公”。“砍花法”的诞生，使庆元成为世界人工栽培香菇技术的发源地，也为生活在深山里的庆元人带来了生机。香菇不仅成为庆元的支柱产业，也衍生出了功夫、戏曲、山歌等独特的地方文化。

然而，随着大量外来商家的加入，传统的古法手工种植方式逐渐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一部分外来商人为了提高产量，开始大肆砍伐树林，不再遵循本地菇民只伐将死之木的规矩，在这种无序膨胀的市场环境下，在无人有心经营古老传统文化，曾盛极一时的菇民功夫、二

都戏逐渐凋敝。

庆元县政府意识到这种无序发展只会带来短暂繁荣，只有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才能守住庆元的传统文化。

于是政府开始开展大面积林业调查，1963年，林科所调查员吴鸣翔在百山祖森林中发现了第四纪冰川时期的孑遗物种百山祖冷杉。

庆元县百山祖保护站站长吴义松：“全世界12种濒危植物之一，在我们全球只有在我们百山祖3株，其他地方都没有的。”

庆元县立即出台政策，保护这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古树。在海拔1700米的深山里，建立起研究拯救基地，在守护山林的同时，1979年由吴克甸发明的“袋料栽培法”被推广并投以使用。这种环保的新法，不仅为庆元找到了新的发展途径，也为庆元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新生。

庆元县食用菌科研中心原主任吴克甸：“可以这样讲，袋料香菇在庆元，可以说是个很大的转折点，挽救了一个产业。”

经过不断发展，如今的庆元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香菇产地和交易集散地。科技取代了古法，但“砍花法”仍作为地方文化，被世代菇民保留至今；一度衰败的二都戏渐渐回到了人们的眼前；香菇功夫也变成了庆元人强身健体的好方式。

生态观的建立，受益者不仅仅是存活了200多万年的百山祖冷杉，更是从古至今一代代从廊桥走过，守护并生长在这片土地的庆元人。

后记

毁与建，是千百年来庆元人与自然的博弈。所以，在哪山水沟壑之间有着一座座廊桥的崩塌和消逝，又有一座座廊桥的兴建和夯实。

这是生活的挑战，更是文化的历练。

真正经历过失去与获得，才能汲取和谐共生、相濡以沫的生存智慧。

战胜时间的不仅是古桥，更有庆元人的良善与坚韧。他们传承的方式守护故土，也用开拓的姿态恩济世人。

这份品格，铭刻在风雨廊桥上，也镌刻在历久弥新的山河画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