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一些论调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自两汉以来，中国就与西方世界有了初步的交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国的关系，东汉甘英最远抵达波斯湾，虽然从地理上相对来说也是中国的西方，但还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西方。直到公元166年，大秦（古罗马帝国）安敦王朝派遣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中国与西方才算有了直接的接触。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与西方世界也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尤其是唐宋、元明清时期。但这些时期内，由于古代世界生产力与交通的制约而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加上中国古代后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均大大受限，双方对于各自的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想象，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更是由于时代转型的需要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因此，在前近代，中西双方，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处于一种虚幻的状况，直到19世纪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19世纪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确立了对东方世界的优势地位，技术的发达和实力的强大使得西方得以直接有力深入东方世界，作近距离以至零距离的观察，从而改变了之前对于中国的美好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虽不无感性也更为理性的更为真切的印象。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定型的关键时期。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人们可知，在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受耶稣会士报告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宽容推崇备至，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瓷。这些主要体现在18世纪的法国，而同时期的英国虽然也出现了类似推崇中国的现象，但热烈程度稍低，甚至还出现了与此对立的声音。这与英国在中国贸易中受到的挫折有关。此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更加迫切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严重阻碍了英国意愿的达成，尤其是18世纪最后几年马戛尔尼访华目的的落空之后，西方对中国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充满梦幻的盲目推崇，而是多了批判的眼光，尽管这种批判是基于个人在中国的体验。

19世纪中西交往的标志性事件——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初步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近距离观察得出的印象。这样的初次中西正式直接的接触即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差异的影响，例如乾隆皇帝赏赐给马戛尔尼的玉如意在中国文化中是极具尊贵意义的，但对他来说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巴罗的游记就直接指出中国人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的，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的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的牢固结合”。

而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主要局限于在当时的通商口岸，诸如广州、汉口、宁波、福州等地。《泰晤士报》特约记者柯克发现广州的房子并不十分高大，

所有的建筑都很脆弱，不堪一击。英国医学传教士马根济观察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汉口街道非常狭窄，但窄巷里整天人群拥挤，“从街道上穿过是件十分令人恼火的事情”。唐宁的《番鬼在中国》反映了对中国士绅阶层的厌恶，认为“他们几乎都是一副令人厌恶的病态像……上层阶级脸上显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女气味；许多陌生人甚至一瞥见他们就会觉得恶心和讨厌”。此外，西方人对中国的乞丐现象、抽鸦片、卫生状况等都表现出了震惊和担忧。与十八世纪西方人眼中繁荣昌盛的中国开始相反，十九世纪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变成了另外一种模样：停滞取代了繁盛；经济急剧衰退，缺乏进步，生活艰难；在农业上屈指可数的成就之一是系统地利用大粪做肥料；中国的农业生产恪守古训，由此阻碍了中国农业生产的进步……

至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从十九世纪初即受到西方人的贬抑，而这种对于中国军事力量软弱的怀疑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得到了印证。但通过进一步观察，西方人发现中国的一些士兵和将领也有英勇无畏的表现，尤其是19世纪中叶面对大规模的起义后通过实施“自强”计划训练的新式军队使得西方人开始看好中国的军事力量，而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表现也证明了其作战能力，中日战争之后袁世凯训练的军队被西方人认为是一支完全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但是，总体上，西方人观察得出结论“在现存的愚顽不化反对改革的地方官僚的错误指挥下，最优秀的人力和最精良的训练都会被白白浪费掉”。对于中国的文化，十九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诗歌文学态度冷漠，德庇时指出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缺乏对主题的选择，而是对待中国文学的模式的兴趣和评价严重不足。中国的语言则被西方人认为缺乏语法。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通常态度是居高临下和轻视的，这体现在“卫三畏用了一些篇幅来记录中国的乐谱、乐器等，但对他所听到的音乐却几乎未表现出什么兴趣……整个十九世纪，中国画几乎不被欣赏，除非按照西方的风格来作画……琼斯对中国的装潢艺术几乎没有什么肯定的评价……”。

十九世纪的西方人还对中国社会中的特殊人群——妇女和儿童进行了关注，西方人对中国妇女地位的总体印象是她们的地位低贱受歧视，这来自于西方人观察到中国妇女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受到压迫奴役，她们在婚姻中没有自主权，“只是一件交易品，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她们“一降生就被公认为是家庭的耻辱……没有立即被溺死……就被当作一个卑贱的动物，几乎不被看作人……”；她们还要恪守贞操，一旦被怀疑不贞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她们还要忍受残忍的裹脚的习俗……溺死杀害女婴的现象被西方人看成是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这凭借的只是他们自己社会的经验及价值尺度来进行的特殊观察。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在距离遥远的西方人眼中的形象是一个充满戏剧化色彩的历史变迁以至逆转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