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边缘人的赛珍珠

马振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 赛珍珠的文艺观折射出一种游走于两种互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方法与视角，其特殊的文化边缘人身份使其作品难以为任何一种文化群体充分接受。赛珍珠本人是一个文化边缘人，这种人格反映在了她笔下的人物形象中。

[关键词] 赛珍珠；异质文化；文化边缘人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3）11-0040-02

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是美国著名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出身于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自幼在中国长大，因此深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尼克松曾将赛珍珠比喻为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但是这座人桥一度身份尴尬，被挤向中美双方都不认可的边缘地带，其作品被中美双方均视为边缘书写。她虽然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关于中国的作品并不被中国人认可，并曾受到伍蠡甫、胡风、鲁迅等作家的批评，后来还一度被称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在美国国内，赛珍珠受到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虽然她的作品曾风行一时，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异国他乡度过漫长时光的女性作家，赛珍珠创作的内容大都是反映她熟悉的中国社会生活，这样一个作品以异国题材为特色的女作家难以被当时以男性为主流的美国文坛接纳。外界对赛珍珠质疑和攻击的主要理由，在于质疑她的作品仅仅是适合大众口味难登大雅之堂的畅销小说。除此之外，赛珍珠的文艺观，尤其是从她的文艺观中折射出来的作为文化边缘人的尴尬地位，对她而言也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文化之槛。

赛珍珠的文艺观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然主义。她的作品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自然流露的人性，其创作过程和形式结构都从所要反映的自然生活中自然地形成，看不到人为矫揉造作的痕迹。赛珍珠这种自然主义观点的形成，既有西方的影响，也有东方的影响。首先，赛珍珠受中国小说体现的文艺观影响颇深。正是中国传统的小说，为赛珍珠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写作方式，使她的小说，尤其是代表作《大地》，在西方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关注。她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演说中讲到中国小说对其创作的影响，“……我生来是美国人，我的祖先在美国，我现在住在自己的国家并仍将住在那里，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除了中国小说以外，对赛珍珠创作方法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法国作家左拉和英国作家狄更斯，尤其是后者。作为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作品体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宣扬一种以仁慈和平等自由为核心的基督精神，希望可以用仁爱、宽恕、和解替代阶级对抗。这种思想对赛珍珠影响极大，成为她小说创作的源泉之一。她在《我的几个世界》中曾描述过狄更斯对她文学创作中的启蒙影响：“……在南面走廊阳光照得到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冬天，我花了好几个下午独自在看书。我在那儿反复阅读我家那套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集，有时一边看书，一边吃着橘子和花生，悠然自得。”同狄更斯一样，赛珍珠以满怀同情的笔调描写受苦受难的普通劳动人民，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身上有着和美国人民一样的人性。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正反映了赛珍珠独特的写作视角。赛珍珠文艺观的第二个层面是实用主义批评倾向。她的创作视角投向的是她关注的普通大众。在《中国小说》一文中，赛珍珠宣称：“像中国小说家那样，我受的教育就是要为这些人写作。如果他们有一百万人读他们的杂志，我愿意我的小说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而不想在有少数人读的杂志上发表。他们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醒的法官，因为他们的感官未受破坏，他们的感情是自由的。”在《镜与灯》一书中，美国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指出，如果批评倾向于读者这个文学要素，就会产生一种实用主义批评，“它把艺术作品只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完成某件事情的工具，并倾向于根据是否成功地达到某种

目的而判断其价值”。赛珍珠之所以于1938年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和当时评奖的尺度倾向于实用性而非艺术性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的。

从赛珍珠的文艺观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游走于两种互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方法与视角。她的作品之所以当时受人关注，但一直未能成为经典文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作为文化边缘人的尴尬地位，这也成为一道她难以逾越的文化之槛。

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的异乡人（stranger）概念。在齐美尔看来，“异乡人并非过去所述及的那种意义，即，异乡人就是今天来明天走的那种人。可以说，异乡人是潜在的流浪者：尽管他没有继续前进，还没有克服来去的自由。他被固定在一个特定空间群体内，或者在一个它的界限与空间大致相近的群体内。但他在群体内的地位是被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他将一些不可能从群体本身滋生的质素引进了这个群体”。异乡人固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但他在这种特定空间中的位置却又非常特殊，因为他来自一个相异的空间，而且还向这个新的空间带来了其中原先没有的特质。第一个正式提出边缘人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则写道，“他和两种文化生活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人群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他决不愿意很快地与他的过去与传统割裂，即便他被允许这么做，由于种族偏见的缘故，他也不能很快地被他正努力在其中寻求一个社会位置的新社会接受。他是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边缘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决不会完全渗透与融合在一起”。而在当代学者萨义德的眼中，流亡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放逐者和边缘人，这意味着流亡的人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我创新性的，因为不能亦步亦趋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文化边缘和边缘人在文学史上也有多种不同称呼，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台湾的寻根文学等等。从西方文论史上来看，文化边缘概念的形成与凸显与后现代思想密切相关，实质上是对现代主义二元对立思想方式的反拨。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盛行的今天，边缘或他者的身份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的优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的尴尬。它之所以具有文化的优越，是因为边缘是一个特殊的地带。在这个地带里，文化上的种种对立二元之间或多元之间相互对话、交流，不断出现新的气象、新的话语和新的潜质。在这个文化边缘地带，有着丰富的文化景观和崭新文化的视角。文化边缘人的形象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体现了作家创作观念的变革和创作立场的转变，他们更多地关注生活中的小人物和边缘人物，这一切都体现了文学人物创作空间的无限广阔性。同时，对文化边缘人来说，边缘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是从外围的、外在的、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视角去观察社会、体味人生、描写世界。他们通常奉献于两种（或更多）不同的世界，同时拥有两种（或更多）不同的价值观。可以说，文化边缘人虽然身处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但他们同时也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乃至多种异质文化之间的桥梁。因为拥有了更为宽阔的视角和更大的潜质，他们的思想和判断往往更趋向客观和公平，往往能对文化误解和种族主义起到一种消解作用。

文化边缘人游走于两个文化群体之间，但并不完全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缺少足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对于对方的文化容易站在对立面去思考问题，甚至对异质文化提出批评，从而使得文化边缘人的地位比较尴尬。他们总是处在文化冲突的尴尬地带，很难完全为双方接受。如果真要他们去作选择的话，他们不一定知道选择哪一种文化。赛珍珠就是这样一个难以确定自己文化身份的文化边缘人。塞格尔斯指出，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由三个要素构成：表面特征（附着于文化的表层因素，包括语言、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性等）、心理构成（主体的自我文化认同）和文化形象（外在环境对主体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的概念很难界定，因为它远比国家身份的概念宽泛，对赛珍珠这样的文化边缘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也相对更难以融入某一群体的文化之中。在中国，因为在种族和外貌上与中国人的差异，赛珍珠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边缘人人格的流落中国的异乡人，中国人因赛珍珠的美国出身和相貌拒绝认同她的文化身份。回到美国后，这种状况并未有根本改变。因为在

中国的生活已经对赛珍珠产生了几乎是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她是美国人，具有美国人的外貌特征，但是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以及她对中国难以释怀的感情，使她在美国人眼中也成了一个异乡人。她的边缘人人格依然如故，因此很难真正融入美国文化。最后的结果就是“身处中国却非其一员，身为美国人却依然不是它的一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赛珍珠本人是一个文化边缘人，而这种人格也反映在了她笔下的人物形象中。赛珍珠把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融和在了一起，她同时带有两种异质的烙印，可又不特定地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她经常说，自己独特的中美文化背景为她提供了双重视角，使她能够运用两种文化各自的特点来解读和理解它们。例如，从赛珍珠的小说《东风：西风》中的桂兰的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化边缘人的形象：“他（婴儿）将要创造自己的世界。他既不纯粹属于西方，也不纯粹属于东方，他不会被双方接受，因为没有人理解他。可我认为，如果他拥有他父母的力量，他就会理解两个世界，并且克服这个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赛珍珠是一个角色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但亦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并领先于时代的文化边缘人。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赛珍珠的研究经历了初始、低落、发展等几个时期，对赛珍珠的评价也有抑有扬，几经反复。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当前的文化转型时期，东西方文化将被重新评估和定位，赛珍珠的文化思想和作品以及她与东西方文化的特殊关系，将日益彰显出重要性及现实意义。赛珍珠始终能够站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无论对待中国的儒家传统，还是对西方的现代理念，她均能以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形成自己的“文化和合主义”的中西文化观。对拥有双重视角的她来说，中国和美国同时都既是他者又是自我，也就是说，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赛珍珠显然具有从外部向内部观察的角度。她看到的，都是中国和美国的他者形象。虽然她的文化身份难以界定，但可贵的是，赛珍珠并没有拘泥在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上，她追求的恰恰是两种异质文化间的和谐相处以及这些文化间的互补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