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唐宋变革_论的由来与发展_下_李华瑞

2010年9月河北学刊Sep．，2010

第30卷第5期Hebei Academic Journal Vol．30No．5“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

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关键词］唐宋；变革；近世；分期；文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5－0067－11［收稿日期］2010－06－08

三、对“唐宋变革”论

（宋代近世说）的质疑和修正

（一）日本学者的宋代中世说

与内藤湖南学说的京都学派观点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主张唐宋变革是延续古代社会的唐代向宋代中世封建社会的转化。据谷川道雄介绍：“战后，由于思想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又重新脱颖而出。1946年，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会是战前设在东京的学会。当时虽然各个大学都有与历史有关的学会，但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不能满足于那种类似讲坛上课的活动，他们越过学校，也越过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之别而走到一起，成立了上述研究会。那时发行的杂志虽然名为《历史学研究》，但对社会史、民众史也显示出了极大关心。”“新生的历史学研究会急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形态的发展史。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围绕着奴隶制、封建农奴制、近代资本制的社会结构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哪个时代这一问题而展开了讨论。”“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1948）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首先，六朝时代大土地经营的主要耕作者为奴隶，而唐代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使用的主要是小作人。其次，由于均田农民以徭役为首的租赋过重，所以可以将其等同于奴隶。基于这种观点，前田认为应该把到唐末为止划为古代，宋代以后划为中世。以前田的论文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学研究会（也称历研派）的时代区分论，其特点是，对内藤湖南所倡导的唐宋变革给予承认，但却把它理解为是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变革。前田论文在实证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理论在以后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中之一为西岛定生的理论。西岛把秦汉时代划为奴隶制的时代，并认为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六朝隋唐。”［1］这一说其后为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学者所承袭。概括地讲，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①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

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②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③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④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户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宋代中世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其一，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其二，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①。

（二）中国唐史学者的回应

中国唐史学者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二是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

在日本，学者沿袭内藤湖南之说，习称贵族，谷川道雄曾解释，他们这里所说的贵族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门阀士族。

1980年代以前，在中国学者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少数学者主张，士族在唐代始终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隋唐之际的政权是士族政权；其二，多数学者认为，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弱。“魏晋以来的大族豪强地主，由于日益腐朽和农民斗争的打击，已趋衰弱。”“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衰落。”“从南朝开始，士族地主势力已逐渐衰落。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根本的区别。”

1980年代以后，在国内学者中主要存在四种观点：其一，唐代士族仍有很强的势力；其二，唐代士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势力已经衰微，但其影响在社会方面或意识形态方面仍有威力；其三，唐代士庶已经合流，不存在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的人；其四，反对用“士族”与“庶族”来划分唐代地主阶级［2］（P799—825）。

对于唐宋变革的时间与阶级关系变动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可推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演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演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演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3］

（三）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吗？

对于日本学术界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观点较早提出质疑和商榷意见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1963年，全汉升邀请台、港和海外八位学者在台湾宋史座谈会上讨论宋代的经济地位，刘子健指出：“宋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古，因为它已超过了欧洲中古的发展。那么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近代的社会呢？说宋代的中国还属于中古时期，这是不正确的。普通因为贸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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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西洋史的分期，不仔细去分析实际的史实，才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毛病。相反的，内藤虎次郎和其他许多学者主张说，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了。证据不少：例如商业的发达，阶级区分远不像唐代以前那样严格，那样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因印刷术发达而知识流于四方，讲唱文学，通俗戏曲和小说，都应运而兴，等等方面，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接近。这些说法是比较正确的，如果我们用‘近代’这名词来别于中古，但不包括‘工业革命’，而用‘现代’这名词来指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社会。可是我觉得这说法这一类分期法，还是不太清楚。这是机械的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的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的、直接了当的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

“英国经济史家R．H．Tawney说，宋代以后的中国，不是中古式，而是新传统式的启发。这话启发我这样一个建议。从宋代起，中国走入了新传统时期。中国历史的浩劫延续性，是世界史上所没有的。所以要用‘传统’这两个字。但是‘新传统’怎样讲呢？这名词可以有四层意义。（甲）旧传统有改变，但一般说来，还很强。（乙）从旧传统之中推演出新生的改变。（丙）这新旧交织的文化自己又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到二十世纪都还存在。（丁）这新传统主义，用英文来说，Neo－tradionalism，它本身也不是硬化的、死板的，而是继续沿着这新旧交织的方式与途径在渐渐改变。另一方面它也是拒绝和反对突变、急遽的变、极端的变和希望根本推翻传统的变。此外，在人类整个历史上，它的意义是远超欧洲中古，达到农业社会的最高峰。可是因为许多原因，这最高峰的光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本身不但自己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社会，而且在不得不走向工业化的时代，一定会遭逢到比其他社会更艰巨、更复杂，和需要更长时期才能解决的痛苦。”［4］（P78—82）

近年，“唐宋变革”的讨论在大陆唐宋史学界更是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葛兆光说，与宋学概念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宋代近世说”与“唐宋变革”论。现在，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我觉得如果能够明确内藤湖南当时提出“宋代近世说”的来源与背景，对我们把握宋学的概念是很有帮助的。据我了解，“宋代近世说”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内藤湖南的近世概念受到了同时代的日本近世史研究尤其是内田银藏和原胜郎之都曾明确提出了宋代的问题和意义，包括封建与郡县、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宰相等等，他们的论述也影响了内藤湖南。再者，“近世说”的提法与内藤湖南对当时中国的态度关系很大，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与当时对熊希龄内阁的期待关系很大。从这三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内藤的“近世”（Kinsei）概念，背后是欧洲以民族国家形成为标志，结束了中世纪（medieval）的“近代”（Modern Are），又有日本自己的历史标尺，还有对现实中国的政治思考，那么在中国史中用这个概念去分期是否妥当？譬如，我们要问一下，宋代中国有没有发生类似欧洲民族国家成熟这样的转型？如果一定要用“近世”来理解中国史，那么，到底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呢，还是作为特例处理［5］？

毋庸讳言，“唐宋变革”论是按西方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又按西方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西方的近代化是人类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必须指出，当西方近代化成功并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模式以后，世界各国因模仿学习或被迫而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与在西方近代化之前世界各国各自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不能混淆的。也就是说，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是多元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确立霸权地位的三百年前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的。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或宋代近世化都是按西方模式来诠释中国历史。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一生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作等身。他对1840年后中国近代化的三点认识对于我们反思“唐宋变革”论的近世说也许会有所帮助。①他把中国近代看作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自欧人东渐，中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技术改变以及伴随而来的制度、社会与思想的变迁，费氏称此大变化为“近代化”。②他把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主要看成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因为此一过程即因西方的刺激而引起，以后中国并观察、学习了西方的经验，因而中国的近代化乃不同于西方。③他认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次要因素为帝国主义；如比较中、日近代史，两国最初虽都受外力侵略，然日本反应快而致强，中国反应慢而变弱，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因素（如文化的自傲、人口的剧增、蛮人的统治）的重要性［6］。综合费正清的三点认识，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说明中国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是在1840年以后受西方经济文化冲击下才开始的，而且中国近代化因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仍保留者十分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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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照，也还有几许仿佛，现今的西方仍然感到中国与他们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比附于西方文明卵翼之下。

（四）欧美“唐宋变革”论的新阐释

英美学者对于日本“唐宋变革”论的认识不尽相同。英国学者崔瑞德说：“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另外，他写作时近代西方科学才刚刚开始应用于中国的过去。他的观点已被后来的学者作了许多修正和提高。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切性质方面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我们知道‘贵族’是一个比内藤想象的复杂得多的社会阶层，他简略地谈到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实现的，它们的最后结果要到十一世纪才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内藤勾划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7］（P10）美国学术界起初也受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影响，到1970年代，美国宋史学者研究的重点转向士大夫和学术文化思想，受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精英与分层理论的影响，他们以唐宋时代士人的变化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唐宋变革，进而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包弼德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而这种大的时代变化发生在北南宋之际①。

包弼德指出，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其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因此它会阻碍人们理解宋代对于中国史的历史重要性。自1980年代以来，研究“中叶史”的史学家的著作总起来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

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8］。

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转型》一书中指出，“作为一个描述社会成分的术语”，“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9］（第2章，《士的转型》）。

士的转型

唐代北宋南宋精英的身份属性：门阀（出身）学者—官员（政事）文人（文化）社会成分：世家大族文官家族地方精英

根据罗祎楠的研究，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观的修正有两个来源：其一，美国学者之所以要证明宋代官僚贵族阶层的流动性恐怕是和西方有关精英论研究的背景有关。西方对所谓精英的社会学研究是19世纪末伴随着社会分层理论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其产生之初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在帕雷托及其后来的社会学家所构造的社会模型中，一般的社会群体可分为两个主要集团：一是精英集团；一是普通大众集团。精英集团最重要的特点是需要不断设法吸收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而精英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流动性的阶层。这就是所谓“精英循环”理论模式［10］（P13）。实际上，柯睿格在研究中国宋代官僚贵族问题时，是以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这一理论模型进行诠释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在柯睿格的论著中找到精英与精英循环这样的提法，但仍可看出，美国学者从一开始就关注宋代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性问题，这应当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影响。

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启示了他后来的学者赫若贝。赫若贝改变了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父系直系上的狭隘，而充分考虑了婚姻关系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对于官僚贵族地位的影响。由此论证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财政机构甚至整个政府是被所谓的“职业精英”阶层控制着的。这一阶层凭借最适当的利用科举与荫补，凭借婚姻关系以及凭借可以控制官僚升迁的党派关系来维持其地位。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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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也成为他后来提出的一个完整的唐宋变革模式的一部分。这就是郝若贝唐宋变革问题讨论模式的来源之一。

1982年，郝若贝发表了《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一文，这可以说是美国“唐宋变革”论的奠基之作。郝若贝指出，在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这一时段的前五百年内，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人口和农业的变动显著，乃至被有的学者形容为一次经济上的革命。“在区域发展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开拓期、快速发展期、系统性衰落期和平衡期，不同的人口绝对和相对密度，以及这些密度升降的不同速度，与该地区内的公共行政、经济专门化、地方社会结构等性质密切相关。从750年到1550年，中国各大区域之间相对地位的主要变化应该归因于灾难（瘟疫、唐末动乱、1194年黄河改道引发的洪灾、蒙古的入侵等）、政治决策（如定都在洛阳、长安、开封、杭州、南京或者北京）、运输和联络方式的改进（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唐末宋初的新稻种，12、13世纪南方低地沼泽的广泛开垦圩田）等。区域相对优势的变化和整体上财富及人口的增长，不仅导致了区域内发展进程的变化，而且对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产生了综合性影响。帝国内部人口稠密地区的增多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职权的地方化，具体表现在省的出现和县独立性的增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却趋于停滞，如果不是倒退的话。这些政治经济面貌的变迁还致使一个过去垄断着国家高级职位的半世袭性职业官僚缙绅的消亡，及其在宋代被多种多样的地方缙绅家族所取代。”

“从中唐到晚明，在构成中华帝国社会的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历史发展以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进行着。伴随着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的，是另一个地区的人口衰减；许多地区人们生活发生了飞速变化，而在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可能几个世纪都大致维持原样。有些地方经济增长了，但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也有的地方，物质发展放慢了，而政府机构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却完成了。这些变化之间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也塑造了随后晚期中华帝国的特质。”［11］

第二个来源是1974年，刘子健出版了其最为著名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集中讨论了南北宋之间的身的关注成为主题。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在研究社会、思想等方面，而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士人群体进行的。此外，他首次将南宋与北宋作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唐宋变革的划分线在南北宋之间。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他的观念和日本学者的根本不同，他认为不应将宋代作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出现。而相反，他更认为，应将宋代作为中国官僚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这奠定了后来的Hartwell唐宋变革理论模式中的唐—北宋—南宋的时段划分格局。

韩明士的《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在绪论中开宗明义，表明他的研究是对郝若贝关于中国帝制中后期社会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共分八章讨论科举与士的起家、婚姻模式的变化、精英们的家族策略开始从全国转向地方，地方防务、社会救济以及宗教生活等事例说明精英地方化，地方政府职能的权威的衰落等。最后总结其主题是精英的延续性问题，地方性对精英生活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及他们对此的自我意识，精英与国家的分离。他说：“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个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得到好评，倍受赞赏。而且成为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12］。

尽管欧美学者对日本“唐宋变革”论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对于中国古代史许多问题持不同见解的西方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比较一致即公认自晚唐至宋末，中国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继发生于北宋的洛阳、开封和南宋长江三角洲一带，南宋时期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大概享有当时全球范围最高水平的生活。宋代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还由于印刷术的传播使宋代农村社会的详细情况和数字资料大大多于以往的朝代，可以对宋进行以前的朝代不可能做的分析研究。中国的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宋朝的显著发展使英国的伊懋可和美国的郝若贝称宋代为经济革命时期，法国学者白乐日和中国学者束世澂则把宋代视为资本主义早期。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的模式》详细研究了13世纪中国农业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农作物的品种及引进和改良、灌溉体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农业革命，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大运河犹如一道商业通道，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并由此在交通运输、金融、信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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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的侧重研究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倾向，直接研究生产力水平，展示中国历史动态的发展；第二，作为欧洲学者仍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在地主庄园里发展起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与欧洲早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封邑内的农业发展模式比较接近，在8至12世纪达到最高水平，移民、自耕农和总人口的增多、依附农的减少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技术相对滞后，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投人多，但收获却不能成比例地上升，以致收获物只够劳动人口食用，庄园被迫分割为小块，出租给无地农民，抱残守缺，无力进行规模经营，到14世纪时，经济陷入一种高水平的平衡圈，几乎无法通过内部力量产生变化。伊懋可认为西方国家的贡献在于19世纪中期迫使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从而使中国经济有可能沿着几个世纪前已中止的道路发展下去。”［13］（P306—313）

世纪之交，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国内宋史学界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近几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如余英时在讲述写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动机之一即是为了从正面回应美国学者的观点，他指出：“近年美国研究宋史的学人曾提出一种见解，即南北宋之际中国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士大夫阶层心态的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务和朝廷中央的政策，转为关心所居州县的地方利益”；“由于作者的观点在美国宋史研究的小圈子中逐渐受到重视。我才特别提出‘后王安石时代’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虽略有变异，但王安石时代重建秩序的精神在南宋已由理学家集体承担了下来。”［14］（《附录》）台湾学者黄宽重也指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延续性。显示宋代的士人或家族，不管以什么方式结盟，他们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族。然而，一旦因政治环境转变，这些政治人物在中央的发展受挫，或届年退休时，回到家乡，成为地方耆老。他们与地方士人结合，以文会友结成社团，郊游玩赏，既排遣岁月，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15］（《结论》）包伟民在《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所以要‘居庙堂之髙，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如果以为以儒生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国家‘分道扬镳’，转向‘地方化’，实在是本人所难以想象的。”［12］

台湾学者柳立言引述学术界的讨论时指出：“另一个方法，是把研究向上延伸，将唐宋与汉魏晋南北朝比较，一方面突显唐宋变革的特点，另方面可能发现有不少的连续。例如风靡一时由Robert Hartwell 启发并由Robert Hymes发扬光大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说法，就可以找到从汉末开始的源流。刘增贵指出，汉代的豪族（旧豪强和新官吏的宗族组织）把持地方，后来受到中央的打击与妥协，部分成功转型为注重儒术（以经学取官）与教化的士族，‘常出现一个豪族不但是世学之家，也是官吏、地主兼商人’。他们在地方上协助政府推动政令、建设地方，开启了‘官绅合治’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末，部分解释了为何地方官员人数不多，经费有限，却仍然能够管理愈来愈多的人口和从事地方建设，因为官员始终可以依靠地方士绅的合作。刘增贵又看到后汉‘清议’内容的窄化，指出‘汉末的变乱使大群体意识逐渐消失，魏晋以下，士人退缩于地域与家族观念之中’。故此，所谓南宋精英的地方化，有一部分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徘徊于仕进与退隐之间的传统，也可说是对个人和家族都较为有利的选择，恐怕是历朝常有，并非南宋独有的现象。另一部分则可能是宋代较新颖的，就是当统治阶级是较为封闭时，社会资源（如商业财富、婚姻关系和教育知识等）不易转化为政治资本，所以晚唐出现‘陪门财’，庶族以‘物质财’（经济资源）交换士族的‘地位财’（门户名望），但入宋以后，统治阶级因科举取仕而开放，社会资源很易转化为政治资本，甚至决定了后者的多寡。清代的沈垚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所以，精英在地方厚植根基，无宁就是争取社会资源来获得政治资本。科举制度对各种资源竞争和分配的影响，不容少觑。”［16］

四、日本“唐宋变革”论

对中国宋史研究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对中国宋史研究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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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然而，这个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假说”，从其问世直到改革开放前，却在中国遭到冷遇，竟很少有人过问，对中国的唐宋史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①。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宋变革”一说向来不被中国老一辈历史学家所认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确很少有人谈论“唐宋变革”，但这并不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不了解内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学说。但后来的事实却是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长期对“唐宋变革”论保持沉默。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经过长期探索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唐宋历史的更精确、更完备的论点，即唐中叶变革说［17］。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恐怕还有更多的原因。

首先，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说，虽然提出甚早，但如前所示对国际学术界（包括日本）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他的弟子宫崎市定等人从1940年代到1950年代展开全面论证之后。“内藤说之受到重视，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形势的配合。”［18］其次，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之际，史学界学者大都把关注点投向能使民族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和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上。翻检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论著，不论是数量还是涉及的讨论问题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限的讨论又多集中在以抗侮图强的史实上，因而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宋与辽夏金和战等成为讨论的重点，在20世纪宋史研究开创者的论著中几乎不涉及分期问题。换言之，中国学者从现实问题考察宋代历史史实是着眼于民族救亡，邓广铭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19］（《自序》）而内藤湖南从现实问题的考察而提出中国近世说，与其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有助于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解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②。由此可见，两国研究宋史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迥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以中国的宋史论者自然不会对中国近世说感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未能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其原因很简单，即在长时间内中国处在与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际大背景下，当时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建立，更遑论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所以，唐宋变革论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回应，乃是人为的政治对立使然。

另外，有学者总结20世纪唐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历程时说：“20世纪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先由社会史论战引出唐朝社会性质的讨论；再由唯物史观的初学引出封建土地制度的讨论；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引出唐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整合研究，这一历程也大致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特点。”［2］（P308）20世纪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亦可作如是观。这也是“唐宋变革”说没有得到国内宋史研究者回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改革开放后至世纪末“唐宋变革”论对中国宋史研究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日本、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学术交流逐渐步入正轨，“唐宋变革”论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国内宋史研究影响依然很有限③。为什么和者寡呢？这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宋史学者还主要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影响分不开，如关履权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即白乐日）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宋代仍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20］（P7）。王曾瑜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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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这里主要指中国大陆地区。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概观研究”一节，较全面的介

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作的讨论论著。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亦未见大陆地区论著索引中有唐宋变革的条目。196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开始关注唐宋变革，如高明士《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的论战》（《大陆杂志》第52卷第2期，1976年）；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

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122页。又见《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9—243页。近期，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对这种观点有不赞同的回应，参见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中译本（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375页。

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21］（P1）先师漆侠先生说：“最先提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是说曾风靡一时，可是近世说的含义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欧洲诸国自产业革命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自中世纪走上近代，有了近世说。如果同欧洲近代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宋代与之差距甚大，很难具有近世的含义。”因此“认为这个时期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衍化”，具体地说，“它是从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22］。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唐宋变革”论不会受到重视。即使是隋唐史研究者在回应、反驳“唐宋变革”论时，也是从封建社会分期的理论加以阐发［3］。

必须指出，国内宋史学者虽然不同意或者说不回应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宋代社会性质的定性，但是由于宫崎市定等人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其讨论的问题和范畴实际上与中国学者讨论封建社会经济的问题和范畴很相近，如佃户身份、土地所有制、主客户制、货币、城市等，所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在中日两国宋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有较多的互动。而且，日本学者的优秀成果也多被中国学者所吸纳。

（三）世纪之交以来“唐宋变革”论对中国宋史研究的影响

“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那么，为何在世纪之交“唐宋变革”说又成为热点话题呢？笔者以为，这首先与世纪之交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分不开。改革开放以前，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估计偏低，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划等号。

1980年代以后，中国宋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其成就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已从落后跃居前列。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得到新的评价，如漆侠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23］。邓广铭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24］。这种评价仍然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角度而言，只不过是纠正了这种范式下的不同认识。随着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国际上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①，使得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以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②、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着各类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论著中。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又重新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热点话题的一个背景。

其次，大陆研究宋史的理论范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础上一直没有新的发展，虽然19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史坛占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如前揭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和骨干都秉持这个理论，理论危机被暂时掩盖了。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前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刻意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热点话题的又一个大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说对中国宋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面介绍“唐宋变革”说的观点和理论，中国宋史学界第一个较全面介绍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是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和思考》，其后有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张广达《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的不同特点。另外，专门研究内藤湖南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论著和译著也相继出版，主要有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及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的《内藤湖南的世界》等。二是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中国大陆宋史青年学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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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尤以美国加州学派为突出，如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

捧的对象。以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三是在日、美“唐宋变革”论的冲击下，出现泛化的唐宋变革研究倾向，亦即把所有唐宋时期出现的历史变化现象都冠之以唐宋变革。这可从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栏目所收集到的七十余篇论文管窥一斑。以致于有学者专门撰写文章以明确“唐宋变革”说的定义［16］。四是重申中国学者自南宋以来迄今关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主张。

五、扬弃与继承

从以上简要叙述可以归纳几点认识：

1.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两条主线索各自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

2.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变革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中国学术界认识唐宋之际社会变动甚早，更不乏真知灼见，但始终没有从范式的角度特别关注唐宋的社会变革，即便有也是从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出发把宋代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加以认识。从某种程度讲，“唐宋变革”一词也是沿用日本学术界的说法。

3.日本学术界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州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

4.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从假说到形成理论体系的模式，无疑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必须强调它只是一种理论，“唐宋变革”论仅仅预设和解释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走向，并不能说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它与实际走向有多大层面的吻合，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检验。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对“唐宋变革”论“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否定，本身就说明日本“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所以，要得出接近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实际发展道路的史观，还有待于学术界用更缜密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更广泛的视角去揭示。

5.尽管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并不能完全揭示唐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但它在方法论上所展现的意义对我们今后探讨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这种启迪意义即在于讨论“唐宋变革”具有严格的科学界定。柳立言在这方面的意见值得重视：“当‘唐宋变革’的时代观由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时，它有着特定的含意。‘变革’不是指一般的改变，而是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变，可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唐宋变革’不是单指唐和宋两代发生了一些转变，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根本或革命性的转变，它把唐宋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唐宋变革期’不是指整个唐宋两代，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始于八世纪的中唐，终于十世纪的宋初，它一方面结束了一个旧的文化型态，另方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型态。换句话说，就是唐代的历史一直在变，但从中唐八世纪开始，陆续发生了一些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后在宋初十世纪固定下来，所产生的后果，是结束了中唐以前的旧文化型态，开启了宋初以后的新文化型态。京都学派把那个旧的文化型态称为中古，把新的文化型态称为近世，因为后者符合西方近世的一些特征。界定近世，只是针对历史发展的某些重要特征，不是全部。我们不要枉费力气，去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目前的研究已发现，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变革起点和终点，而学人为了把它们塞进‘唐宋’两朝，便把唐宋变革期一再延长，从原来的中唐到宋初，一延至中唐到北宋中叶，再延至中唐到南宋初，甚至出现了‘唐宋变革—宋元明过渡—明清变革’这种一直在变（‘变革—变—变革’）的说法，将来说不定要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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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重复的时间点坐落在那里，再加以分析。在寻找各个领域的变革期时，需选择较重要的问题，清楚界定主要的概念和论点、作全面性的探讨和深入的分析。……谈唐宋变革而不理会其中的史观（中古文化型态→近世文化型态），已是夺其魂魄，再不针对其中的史实（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简直是尸骨无全，徒具空名。我们固然可以不谈‘变革’，只谈‘转变’，但历史不断在变，唐宋两代有着六百六十二年，不用说都知道有各种转变，所以只说‘唐宋转变’或‘唐宋演变’，其实跟说‘唐宋两代’并无多大分别。问题不在有没有变，而在变的重要性和对后世的影响。”［16］

6.中国学术界虽然没有像日本学术界对“唐宋变革”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是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尤值得重视。南宋初期郑樵所言“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25］（卷25，《氏族略》），是从自身所处时代敏锐的观察到当时与隋唐社会的不同。明代陈邦瞻在指出唐宋巨大变革后同样关怀的是：“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26］（《序》）而近代思想家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27］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28］（《宋代之金石家》）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宋辽金史》总论说：“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在其大著《中国转向内在》中也提出，“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12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这些先贤的论述有三点启示：第一，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虽然与日本学术界的宋代近世说在时间概念上有相似处，但是与日本学术界将中国近世的发展比附西方文明进程有本质的不同。第二，自宋代以降，从明代到晚清，宋代文化模式影响着或者说主导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但是宋代文化模式是怎样影响的，这种走向又是如何行进的，这无疑为今后讨论唐宋变革提出了艰巨而重大的课题。第三，终把握“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29］（P156、160）。当然，我们也赞成张广达总结内藤湖南治学方法时所说的：“内藤说的启发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连续提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内在精神的演变和趋向作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无待赘言，比较中外的差异，‘局外人（outsider）的视角’有其优势或长处，比较中外，也有助于了解自我。但是，比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国自身发展脉络的前后差异。因此，在异说纷陈的今天，更须要借鉴内藤的经验，博采众说，作出独断。”［18］只有将中外方法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庶几才可使唐宋变革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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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Reform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ory（the lower）

LI Hua－rui

（School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048，China）

Abstract：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at the turn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re are two lines to un-derstand these changes．One is from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other is from Japanese scholars．In the per-spective of paradigm，Japanese scholars have their own dividing line standards，reform scope and time，reform tendency and influence，thus making their own theoretical system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namely，a special view of history，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method-ology．Chinese scholars have not put forward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paradigm，but they self－examine

the reform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rom their own times，which should be valued more．

Key Words：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reform；recent times；dividing line；cultural pattern

［责任编辑、校对：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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