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 ——[出自《外国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战争的评论》]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
入侵的进程
入侵的具体措施
方案制定
合同作战
以军各军兵种的使用
装甲部队
步兵
炮兵
直升机
海军
空军
以色列军事行动上的几个特点
特种的和新式的武器弹药
夜战
后勤支援
对平民的管理
地面部队
反坦克武器
城市作战
兵力的节约
运用停火手段
技术带来的好处
入侵的进程
在拟定1982年入侵计划时，以色列军事指挥部必须解决过去历次军事行动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并未能改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本军事态势，更未能影响其政治态度。根本原因是以军的军事行动范围受到了种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另一个原因与此也有关系，即同巴解组织的斗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斗争。因此，1982年入侵计划在政治上的战略目标是：摧毁巴解组织，除掉这个中东冲突中的主要角色。以色列军事指挥部必须提出一个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它有时间进行精心的策划，以军前总参谋长埃坦说，考虑这一计划用了8个月，而前国防部长沙龙则声称，他为此花了3年时间。这样，以军就享有一个独特的有利条件：它能够既有总体作战方案，又有为每一个进攻目标和路线专门制定的具体计划。每一支参战部队，每一个武器系统，都为所分配任务专门作了准备[作者注：考蒂斯曼：“他们有七年时间研究怎样进攻一个居绝对劣势的敌人，有八个月时间精心推敲进攻方案和各种应变计划”——《第六次阿以冲突》]。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投入的力量多达12万人、1600辆坦克、1600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和600门火炮。
以色列军事指挥部有充裕时间研究以往同巴解组织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军队(尤其是叙利亚军队)作战的经验并对自己的战术作相应的修改。1978年9月，以军最初在大部分地区使用步兵是在坦克支援下徒步进攻，缓慢推进(东路以军单用坦克部队发动攻势，结果有22辆触雷，进展甚微)。巴解游击队抗住了以色列步兵的攻击，但却难以对付开战后第五天进入战场的以色列快速装甲纵队。1981年，由于以军地面部队没有出动，巴解组织的炮兵得以留在作战区域内。以军的遮断炮火也未能破除巴解游击队的后勤补给和机动能力。
以军在1979至1981年间对巴解游击队的阵地以袭扰方式进行过多次“实力侦察”或“火力侦察”。侦察结果已用于审订其战略计划。以军通过这些侦察，一方面检验了各支巴解游
击队的反应能力并从反应的速度和协调程度推测各防区巴解游击队的指挥水平[作者注：考蒂斯曼：“自于地形的限制，阿方在战术上的灵活余地很有限，而以方对敌人会怎样行动都了如指掌。”——《第六次阿以冲突》]。这样就发现了巴解游击队在阵地构筑、战术运用和兵力部署等方面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对具体的登陆地点进行了勘察和准备(例如：迫使巴解游击队撤出某个阵地)。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过去三年中曾遭以军袭击的沿海和内陆各处，后来在1982年战争中都是以军直升机降或两栖登陆的地点。
显然从一开始贝鲁特就是以军的最终目标。他们很可能准备了不少应急方案来对付战略上或战术上的意外或迟延(进入贝卡谷地和进军贝鲁特的路线就是其中两例)。但是，这些方案大概都仍以贝鲁特为其基本目标。现在我们对战争的进程作一回顾，以便考察以军总的战略企图、各个战区的作战计划、所采用的战术及其基本军事思想。
1982年6月4日，以军空袭贝鲁特及其以南几处目标。次日，以空军对哈斯拜亚和纳巴提亚地区及从蒂尔到贝鲁特以南的纳迈赫约25英里走廊内的大量目标进行了48次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以军还空袭了中部舒夫山区的阵地，并使用武装直升机攻击了达穆尔市。6月6日上午11时，以色列装甲部队在纳库拉地区越过以、黎边界。这是以色列西路军的前锋，沿海岸公路直取拉希迪亚难民营和蒂尔市。其中一股穿越联合国驻黎临时部队防区，企图从东面攻打蒂尔。与此同时，以军在俯瞰蒂尔的希马利堡难民营实施直升机机降，并在拉希迪亚和蒂尔以北实施两栖登陆。最初，以军在拉希迪亚和希马利-巴斯-蒂尔一带曾遭到一些挫折。经过对进攻部队进行调整并增派援兵之后，攻势得以继续。
在中部地区，一支以军从塔依卜出发，途经联合国驻黎部队防区的康塔拉，抵达利塔尼河上的卡卡依亚大桥。在对方轻微抵抗之下强行过桥，尔后兵分三路：一路进攻波弗特城堡，另一路包围纳巴提亚，第三路掉头西向，经多依尔和齐夫塔直指海滨。同时，以军还在波弗特和巴解组织在安萨尔的简易机场实施了直升机机降。在东部地区，第三支以军从戈兰高地的赫尔蒙山出发，进攻哈斯拜亚并向北运动。头一天，以军进展甚微，尤其是其中一股以军企图通过哈达利桥时，为守桥的联合国驻黎部队所阻。在战争爆发的当天，以色列军在卡斯米亚，萨克沙基和扎哈拉尼各主要的交叉路口实施了两栖登陆，当晚以色列装甲部队在西顿以北的阿瓦利河河口上陆。至午夜时分，以军已在沿海公路各段以及纳巴提亚地区展开。蒂尔及其周围的难民营和纳巴提亚镇已被包围。西顿和哈斯拜亚虽已遭到进攻，但尚未被围困。在地面部队尚未到达之前，以空军和海军已在轰炸和炮击诸如西顿以东的马杰杜齐、达穆尔和位于贝卡南端的迈什加拉等目标。
地面入侵发生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军边巩固阵地，边向新目标推进。在西部，拉希迪亚陷落，在蒂尔和希马利只剩下孤立的抵抗据点。沿海岸线往北，以军部队从南面的扎哈拉尼和加齐赫，东面的马杰杜齐，北面和东北面的阿布拉和阿瓦利共三个方向向西顿合围。在中部地区，以军先后攻占纳巴提亚和波弗特堡，尔后兵分两路继续北上：一路经舍巴和杰巴向西顿方向，另一路经阿拉伯萨利姆，埃乞叶和贾犹进攻杰津。在东部，以军占领了哈斯拜亚，但推进甚微，因为已经抵近叙利亚部队的防线。同一天，以军在吉也和达穆尔以南的萨迪亚特登陆，以机轰炸了贝鲁特市南部，那迈赫、哈尔达和达穆尔。
入侵第三天，即6月8日，以色列军在中部战场取得重大突破。以军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并紧缩对西顿和达穆尔的包围，一方面以军装甲部队在舒夫山区击溃叙利亚军，进逼贝特丁、巴鲁克和艾因扎塔。这一战果，为以军沿海岸挺进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因为它增加了战略纵深，打开了通向达穆尔、哈尔达和贝鲁特的另一条道路，并消除了叙军从舒夫山区包抄以军的威胁。
叙利亚和以色列部队之间进行了第一场主要战斗之后第二天，6月9日战争进入下一阶段。在西部，以军占领了达穆尔(高地除外)，尔后在对方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下，穿越那迈赫，进至哈尔达以南的多哈。在东部，以，叙军之间爆发了坦克战和空战，叙利亚萨姆-6导弹
群被摧毁。以后两天，尽管以色列调集了大批部队，战线并无重大变化。以军突击队和装甲部队多次企图在哈尔达登陆，未果。在山区，以军受阻于卡布查姆。直到6月11日，以军装甲部队才突破了叙军在拉查亚-瓦迪和卡隆湖地区的防线。叙军在拉查亚附近的猛烈反击以及在索赫摩周围的顽强抵抗，迫使以军将进攻矛头转向利塔尼河西岸和卡隆湖。由于以军在拉查亚、卡法尔库克和扬塔的直升机机降部队和从巴鲁克山下的阿米格附近进入贝卡谷地的机降装甲部队给予支援，才使叙利亚军后退12英里到阿米格-卡迈德罗斯-杰宁和扬塔一线。
6月11日，叙以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下一个目标便是包围贝鲁特。6月12日，以军直升机机降部队在拜苏尔着陆，随即向巴卜达推进。此时，以军地面部队绕过哈尔达，从东面攻击该镇。以军进抵并攻占巴卜达、哈戴斯和苏威法特后，哈尔达便失去了军事价值，巴解游击队乃于6月14日撤离。战争的最后阶段(指在贝鲁特长期被围之前)始于6月22日，以军进攻布汉姆敦并迫使叙军撤至远离贝鲁特的地方。经过一番有装甲和直升机机降部队参加的激烈战斗之后，布汉姆敦于6月24日被占。接着，25日和20日，叙利亚、巴勒斯坦部队撤出阿莱地区。
以上的日程表明，以色列军总的方案显然是尽快进抵贝鲁特，同时占领黎巴嫩山区，以防备叙军反攻。至于以军的最初方案中是否明确要和叙军作战，现在仍有争论。但从以色列高级军官发表的言论来看，以军确实有此计划。总体方案包括两个阶段(假定与叙军作战是原方案的一部份)：第一阶段，兵分两路穿越黎巴嫩沿海和中部地区，使用直升机降和两栖登陆部队在地面部队进攻之前实施蛙跳作战，以便隔离，迷惑直至包围消灭巴解游击队；第二阶段，消灭驻守在贝卡谷地、舒夫山区和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沿线的叙利亚部队。这里比较棘手的是，同舒夫山区及贝卡谷地南端的叙军一旦接触，可能会使以、叙军之间的战斗过早打响。因此，以军暂缓东部的攻势，直到迫切需要在舒夫地区快速推进时，才在6月8日开始了以、叙两军之间的战斗。有一种说法是，驻杰津的叙军本拟不战而退，后来援兵来到，使叙、以之间打了一场计划外的战斗。
总体作战方案的各个阶段都要求以军充分利用其技术和质量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也要有同样巨大的数量优势。各种电子和武器系统在入侵中得到了使用和检验，从而大大增加部队的威力。自从1973年以后，以军扩大了直升机降、两栖作战和装甲部队的使用范围，空军和炮兵遂行遮拦及密切支援地面作战的水平也有提高，因此，和1973年以前视为经典的空、坦协同作战相比，以军可以制定更多样、更复杂的作战方案，以围困和攻击更多目标。以空军先摧毁叙利亚的地对空导弹，然后密切协同地面部队对付叙军装甲部队，这也表明以色列陆、空军之间的协同比过去有所提高。
对每一战区的战斗情况作更深入的分析，便能更详细地看出以色列的计划及战术。在西部，以色列装甲部队由于缺乏步兵支援，很快就在蒂尔地区陷入困境，并受到损失。由于作战部队相互交叉，空军和炮兵支援也不充分。后来重组了参战部队，使用步兵徒步进攻，并且更多地进行了炮兵和空军火力准备，以军才得以继续推进。以军决不因居民区而减缓前进速度。以后为支持远在北方的战斗部队必须扫清沿海公路上的一切障碍，但眼前以军在碰到任何孤立的抵抗据点时，还要千方百计寻路绕行。这种情况在纳巴提亚，西顿和达穆尔均先后出现过。为了加快前进速度，彻底包围巴解游击队，以军在卡斯米亚、萨克沙基和扎哈拉尼实施了两栖登陆，同时地面部队从纳巴提亚地区向海岸急进。
以色列使用的战术在西顿之战看得很清楚。头一批抵达该市的是在市区北面从海上登陆的以军，他们一部南下与在该市北面入口处直升机降部队会合，另一部进入丘陵地区，配合另一支直升机降分队，攻占巴解游击队原先为阻止以军登陆而构筑的阵地，继而夺取俯瞰西顿市的阿布拉。在扎哈拉尼登岸的以军(在此之前曾试图两次登陆)北进至西顿市南口，分出一部绕过市区，攻占居高临下的马格多什。6月7日，以军在西顿以东丘陵地带的米赫米赫、
希拉利也和克法尔法鲁斯等地实施直升机降，同时地面部队从纳巴提亚方向分三路开抵西顿，从而完成了对该市的合围。在西顿战斗中，以色列装甲部队曾得到炮兵、空军、机械化部队和步兵的大规模支援。加以巴解游击队的地区指挥部及作战部队对以军登陆反应迟缓；巴解在西顿周围未能集中部署足够的兵力和反坦克武器；由于以军在丘陵地带多处实施机降作战，巴解守卫部队很快陷于包围之中，军心涣散；巴解游击队的炮兵被迅逮摧毁或陷于瘫痪；巴解地区指挥部悄然撤走更瓦解了西顿市内的抵抗。以上这些因素合起来，使以色列装甲部队的任务大为减轻，他们不必对付装备精良、部署得当的、有组织的顽强抵抗，相反，却可以一路横冲直撞，粉碎小股敌军的零星抵抗，进入西顿市并且轻易地把该市分割包围。
萨迪亚特和达穆尔的战斗也是如此，只是规模较小。在地面以军入侵的头两天里，使用飞机和炮舰轰击了这些城镇。尔后实施了海上登陆，同时地面部队绕过西顿北进。萨迪亚特地区的防守力量薄弱，但在达穆尔却不得不在北面那迈赫再次实施两栖登陆，在东部丘陵地实施直升机降。达穆尔陷落，以军装甲部队又不得不在山区寻路前进，以便包抄顽强抵抗的哈尔达。以军在哈尔达也使用了协同作战的战术，但未获成功。6月9日从海上在哈尔达登陆的第一支以军被迫退到多哈。其后，以军多次企图在密集的空军和地面火力掩护下，继续登陆或沿海滨公路推进，但均未成功。以色列充分发挥了空军、炮兵，海军、坦克炮及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作用。然后再用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混合纵队发动进攻，但均被猛烈的反坦克火力击退。在后来进攻贝鲁特的战斗中，以军也使用了同样的战术，也未成功。在哈尔达之战期间和其后，以军曾企图在空，海军和地面强大火力掩护下在奥扎(位于贝鲁特南口)登陆。以军的计划是暂时置哈尔达于不顾，先对机场和贝鲁特南郊及难民营实行穿插分割。假使这个方案奏效，以军地面部队就能从山上直冲而下，与登陆部队汇合，从以下三路进入西贝鲁特：沿海岸直取贝鲁特角和马士拉；沿公路进攻体育场和马士拉；从机场路向赛马场推进。这几条进攻路线将巴解组织在法克哈尼和萨布拉-夏蒂拉的总部同海岸地区以及伯杰-巴拉吉奈赫和希雅赫隔绝。占领了东、西马土拉轴线之后，就将把整个贝鲁特西区同巴解游击队的主要集结地域分开。
舒夫山区的突破相对来讲比较顺手，因为巴解组织在那里没有部署军队，而撤退中的叙军又无险可守。叙、以间的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贝卡谷地，交战双方都投入了主力部队。以军的战术是用装甲纵队发动进攻，主要依靠坦克。叙军的萨姆导弹被毁之后，以色列空军即为地面部队提供密切支援。以、叙间先后发生数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叙军在装甲部队前沿部署了突击队，成功地进行了伏击。在艾因扎塔，以军遭到重创，被迫后撤，尔后，在机械化步兵和徒步步兵支援下，重新发起进攻。在卡隆湖附近也发生了坦克战。以军在坦克火炮射程以及空军和直升机支援方面的优势起了决定作用。然而，以色列装甲部队的任务并不轻松。当叙军装甲部队在拉恰亚-瓦迪附近发动反攻时，以色列一个装甲营曾损失多辆坦克。此外，叙军直升机使用反坦克导弹攻击以色列坦克，也颇有效。
入侵的具体措施
方案制定
以色列军事指挥部曾花费大量时间核查驻黎巴嫩的巴叙部队实力，以便确定最合适的作战方式及进攻路线。通过侦察和情报分析，以军掌握了对方各支部队的弱点、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状况。确定了主要目标是攻占贝鲁特和打击叙军之后，以军事指挥部便开始计算，为实现快速推进和摧毁敌军部队这个双重目标，需要多少时间和兵力。
现在难以弄清的是，以色列人在战略上，准备了哪些应急方案。换句话说：假若以军地面部队的进攻在例如西顿等处受阻，或者舒夫山区仍被叙军据守，以色列军方是否会宁取速度而不顾交通线的安全？假如西顿在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内未能攻克，以军是否会把主攻方向改为经由舒夫山区？或者假如无法占领舒夫山区，以军是否会在叙军炮火之下坚守狭长的海岸地带？如果这两种方案风险太大，是否有可能改变原方案的排列次序，而把逐走贝卡和舒
夫地区的叙军放在优先地位？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以军的军事处境就将和1976年黎巴嫩战争时叙军的处境相似。当时，驻杰津、巴鲁克和索法尔的叙军也是由东向西、进攻沿海地带和舒夫山区的巴勒斯坦-左翼穆斯林联合部队的。以色列估计到叙军的实力，有可能首先对叙军阵地进攻。这样必定为第二阶段进攻巴解控制地区的战斗带来消极后果，因为这使巴解组织得以有更多时间来估量形势和调整部署。
在拟订每一战区或每次战斗的方案时，必须决定对付各种各样的目标要使用多少和什么样的兵力，例如类似波弗特堡的加固阵地；类似蒂尔和西顿的居民点；还有巴解的装甲部队、炮兵或步兵阵地，以及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步兵或防空阵地。进攻方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进攻路线和日程；进攻部队的到达、部署和机动方式(经由陆上、海上或空中)；以及拟使用的武器系统。第一方面与目标的重要程度、实力以及它在整个作战计划中的位置有关。第二方面关系到采取何种最佳方式，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发挥可资利用的手段来排除障碍。第三方面是选择适于对付预定目标的武器和弹药，此时要记住，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有选择余地的。(例如对付萨姆导弹发射架，常规炸弹，只要投得准，效果和制导炸弹或导弹是一样的。)[作者注：这里，关于阿方武器系统的技术情报起了重大作用，有人认为这是以色列空军获得惊人成功的重要原因。——见《耶路撒冷邮报》1982年12月12-18日。] 这就要提出一个问题，以军在使用人力、弹药、物资，以及如此大量地采用两栖登陆和机降作战方面，是否过于浪费了？有人认为，由于以色列人越来越依赖技术和数量，以军的战术创新精神和单兵的素质有所下降。而且，尽管以军在无须使用复杂武器的场合下使用了较简单的武器，尽管由于武器命中率的提高而节约了弹耗，[作者注：古德曼说，1982年的炮弹消耗只有1978年3月的三倍——见《耶路撒冷邮报》1982年7月4-10日。]以军仍然要依赖密集火力为其地面部队开辟通路。当然，大力发扬火力，采用特殊的或是诸兵种协同的作战方法和使用制导武器，带来一个无可辩驳的有利条件，即让巴解部队和指挥部在措手不及，惊慌失措之余，直到被围或被俘还一直弄不清以军的军事目的或来不及采取对策。巴解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承认，直到战争爆发后第四天，他才意识到以军的最终目标是攻占贝鲁特。
最后要指出的是，以方显然既制订了各种应急方案，又在原定的计划里留有很大的灵活余地。在蒂尔，纳巴提亚和杰津地区作战的以军部队呈扇形展开，从多条路线接近攻击目标。这部分的是由于战场上的情况要求从卡斯米亚-扎哈拉尼地区拨一些部队南下蒂尔，从纳巴提亚或杰津地区拨一些部队去参加西顿之战。以上分兵与会合，有的是按预定计划进行的，也有的是按照当时需要作的地区间的调动。另外，北进贝卡谷地，在利塔尼河西岸行动和从巴鲁克山向下，以及经由山区向贝鲁特进攻等，都不是按原作战方案行动的。按照原计划，贝鲁特应从南面攻取，而切断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的任务，应由通过舒夫山区的进攻部队在更北处完成。
合同作战
以军在战争的大部分阶段和地区均充分使用诸兵种合同作战。最常见的形式是两栖登陆和直升机机降。有时，这两种形式和炮兵、空军支援下的地面部队互相配合。以军在蒂尔和阿瓦利的战斗中都使用了两栖登陆和直升机机降部队，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从海上登陆，地面部队也同时抵达，合围守军。在波弗特堡，以军装甲部队和徒步步兵同直升机机降部队配合，在空军密切支援下围攻城堡。有时，直升机机降或两栖登陆部队在地面部队到达前登陆，然后或是坚守阵地，或是向前推进，同时等待装甲车辆上陆。(这些车辆一般是装甲车或装甲人员输送车，因为以色列的坦克过于沉重，无法用直升机运载。)总的来说，以军的诸兵种合同作战水平较过去有明显提高，虽然他们有时也因遇到象在哈尔达那样的坚决抵抗而陷于困境。1967年和1968年在卡拉米的战斗中，以军也曾用直升机在敌后空降伞兵，但没有碰到守军有组织的抵抗，也没有同装甲部队和步兵作如此密切的协同行动。
以军诸兵种合同作战的主要弱点，可能是对机械化步兵和空军密切支援的作用看法不一。以军内部对机械化步兵与“常规”步兵的作用问题，颇多争论。在大多需要步兵参加的战斗中(不管是原先计划中的，还是象在哈尔达和艾因扎塔因战斗失利而临时调动的)，协同坦克对付敌军步兵和反坦克武器的，不是乘坐装甲人员输送车或步兵战斗车的机械化步兵，而是徒步步兵。事实证明，M-113型装甲人员输送车在这种场合下生存率很低(巴解游击队的14.5到20或23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可以有效地穿透其装甲。)例如塔勒将军就曾强调，在进攻中需要的是步兵，而不是装甲人员输送车。
有关直升机机降和两栖登陆作战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军的登陆舰艇和运兵直升机数量不足，因此为了避免登陆部队得不到补给和支援，不能进行更多的登陆作战。以军充分利用了现有装备，但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坦克登陆舰一次总共可输送一个营的兵力。如果登陆的不是单一的坦克部队而是一支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的混编部队，那么在第二波运到之前，由于实力太弱，他们很难击退敌军的坚决反攻。如果登陆的是一支单一的坦克部队，那么他们在装备反坦克武器的敌军步兵面前，处境将更困难，在黎巴嫩南部的地形条件下尤其如此。在实际战斗中，以军从未使用其全部登陆舰艇一次登陆一支营规模的部队：它每一波只登陆一个混编连，然后使用武装直升机和空军来保护这支弱小的先头部队。如果不是由于巴解游击队的准备太差，反应太慢，以军在阿瓦利和扎哈拉尼的桥头堡尽管有空军掩护，仍可能会被对方击退。
假如以军拥有数量更多的登陆舰艇，它会在整个海岸线登陆大部队以控制全线，还是会加强首批登陆部队，然后在同地面部队接近到足以保证会合的情况下，再进行新的尝试呢？前一种设想的明显优点是，早在巴解游击队发现以军企图并向贝鲁特周围派出援兵之前，以军就能控制通向贝鲁特的各条道路。缺点是，将需要大量增加后勤供应，而且一旦地面部队不能尽快与滩头部队会合，必将产生严重后果。第二种设想是加强首批滩头阵地，似较为可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更快地解决局部战斗；腾出登陆舰艇和登陆部队在较短的时间内调到其它地点去执行任务。据悉，以色列海军已经定购了几艘新的登陆舰艇。
以军各军兵种的使用
装甲部队
以色列充分使用了装甲力量。它拥有3700辆坦克，包括1135辆M-60式，1100辆“百人队长”式，650辆M-48式，300辆“战车”式(也可能是600辆)，400辆T-54/T-55式和150辆T-62改进型。在这次入侵战争中，以军总计使用了1600辆，其中包括M-60式、M-48式，“百人队长”式和“战车”式。以军坦克在战术和战役使用上的特点是：(一)坦克配以不同比例的装甲人员输送车，构成地面部队的前锋，前进速度快，甘冒被对方反坦克火力杀伤的危险；(二)在拉希迪亚和蒂尔地区，是步兵协同坦克作战；在波弗特堡和布汉姆敦等地战斗中，以及艾因扎塔之战的后一阶段，是坦克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在所有其他地区，坦克只要能攻占预定的目标，即使遭到少许损失也在所不惜；(三)与空军和炮兵的支援火力配合很密切。目前没有坦克和直升机之间协同作战的确切材料，只是某些西方消息声称，叙利亚被击毁的装甲车辆中，60%是由“眼镜蛇”和“防卫者”式攻击直升机摧毁的。以色列宣布，总共击毁800辆坦克和装甲人员输送车。60%就是480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四)1973年以前，以军一直重视装甲部队的机动性能，包括速度和行驶距离。1973年以后，由于反坦克防御有所发展，原先的性能在现代战场上已不适用。以军转而强调装甲部队的“战术”机动性能，即坦克在战场上实施机动并保存自己的能力，这就要求改进装甲、火炮、瞄准装置和乘员防护。
坦克在市区作战中几乎无能为力。在西顿和蒂尔，以色列的坦克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但贝鲁特的战斗表明，若无步兵为其扫清道路，坦克只能盲目作战，无法前进，从贝鲁特博物馆附近的战斗看，坦克也不能为步兵提供充分的火力支援。只是在进攻贝鲁特机场以及后
来在机场北面开阔的沙丘地带战斗中，坦克才得以在对方火力范围之外，用火炮攻击目标。在这几次战斗中，以军坦克均有徒步步兵伴随。结论是：1973年以军虽曾在苏伊士和库塔腊有过短暂的巷战经历，但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在城市环境中，坦克是多么笨拙和脆弱。
以色列装甲部队在对付敌步兵方面，也显得无能为力。装甲力量主要用于突破，接着必须用步兵清除各个抵抗据点，否则坦克就会遭到敌军侧面火力袭扰。当以军装甲部队与叙军坦克遭遇时，曾请求空军为之扫清道路。以军在舒夫山区运用这一战术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在贝卡和艾因扎塔。以色列装甲部队不得不和叙利亚装甲部队直接交火。在各次主要战斗中，以军坦克都寻求通过正面交锋打败叙军装甲部队，因为以军比叙军的坦克行程远，火炮精度高，拥有更优越的火控系绕、测距仪和夜视装备，故而占了便宜。以军坦克较少实施机动，尤其是很少象传说中1967年以军装甲部队采取的“迂回进攻”[作者注：据说以军当时采取了利德-哈特上尉提出的迂回进攻战术，即对敌军阵地进行破坏、制造混乱、瓦解士气，而尽量减少战斗，基本上是靠机动，因此，若战场狭小，或要采取正面交锋的战术，自然就不能再采取这种做法。]。然而，(尽管有人持异议)，看来摧毁了叙军T-72坦克的很可能是以空军使用的制导武器，而不是以色列装甲部队，甚至也不是装备“陶”式导弹的反坦克直升机。在这次战争中，虽也有可能使用了红外寻的或激光制导专打坦克顶盖的子母弹，但它们大概仍处千研制阶段。
在技术方面，战斗实践表明：装甲的改进提高了坦克的生存能力和乘员的防护水平。已知“战车”式坦克装备了间隙式装甲板和自动灭火装置。另外，由于把发动机装置在车体前方并在舱外加了装甲板，坦克乘员和搭载步兵的防护得到了加强。坦克乘员还因配备了经过改进的头盔和防弹服，而进一步加强了防护。M-60坦克(其装甲厚度不如“战车”式、“百人队长”式或M-48式)和“百人队长”式坦克在炮塔、车体正面及上方安装了附加装甲板。第三种可能是甲板内装有防爆系统，其原理是许多小包炸药在装甲板被敌方炮弹击中的瞬间引爆，以便在敌弹对车体造成重大损害之前将弹炸毁。有的坦克和M-113型装甲人员输送车在炮塔上还加装了60毫米迫击炮以及烟幕弹发射器。以军坦克的火炮和附属装备可使以色列炮手在叙利亚坦克未及开火前就先向其发射1-2发炮弹，即便在最远距离，也只要发射2-3发炮弹就足以击中敌坦克。此外，以军还使用自行设计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在对叙军装甲部队的战斗中证明颇为有效。以色列人考虑到坦克的重量和体积因素，把“战车”式和“百人队长”式集中在西部战场，把M-48和M-60式用于道路狭窄曲折的中部战场，在贝卡，则“战车”式和M-60式两种坦克同时使用。“战车”式是第一次在实战中与敌装甲部队遭遇。以军勤务部门对被毁的装甲车辆也保持了很高的回收和修复率。
为了吸取教训指导今后，以军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叙利亚的T-72坦克对付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能力目前仍不清楚；在现代战场上坦克机动性受到一定限制，需要加强装甲防护，因之发动机的马力也要加大；随着叙利亚坦克装甲的加强，以色列坦克火炮的威力也必须提高。“战车”式可以应付眼前的需要，但到八十年代末，将需要一种新的主战坦克，尤其是因为“百人队长”式和M-48式坦克的使用寿命届时均将告终。他们很可能采用一种经过彻底改造的“战车”式坦克，装备120毫米火炮，先进的装甲(采用正在研制中的新型装甲或者是用特殊的金属陶瓷合金的间隙式装甲板，外加灭火，抗爆装置)，以及马力大得多的发动机。
步兵
以色列步兵在支援装甲部队、进攻敌军步兵以及城镇巷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坦克在开进中通常在前，但要清除象艾因希维赫、拉希迪亚和希马利难民营等一类抵抗据点时，要同徒步步兵一起来进行。当装甲部队完全无法向前推进时，步兵就徒步向前清除障碍，尔后装甲部队再继续开进[作者注：但是对付装甲部队不用步兵，步兵的反坦克火箭和导弹主要用于对付敌军步兵和工事。]。在居民区的战斗，只能由步兵，而且往往在没有坦克支援
的情况下进行。步兵战斗实践表明，装甲人员输送车主要是用于把步兵运往战场，而并不适合进行战斗。以军拥有5000辆装甲人员输送车，4000辆步兵战车或侦察车，其中1600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和步兵战斗车参加了1982年战争。机械化步兵配合坦克纵队战斗，但在敌火力下步兵不能在前，甚至同坦克并行也不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装甲人员输送车被击中，车上士兵的伤亡率很高。装甲人员输送车上的12.7毫米机关枪或“火神”式6管高射炮，虽然在远距离上，在敌军抵抗轻微的情况下，其火力很有用，但尚不足以对付敌人的反坦克武器。以军可能为M-113型装甲人员输送车装上以色列新设计的60毫米反坦克炮，以赋予它反坦克能力，提高它在对付装甲部队时的生存率。以色列步兵基本上不习惯于城市战斗[作者注：以军最初企图从南面进入西顿，结果遭到重大伤亡，便是以色列指导思想混乱的一个例证。]。虽然有的部队曾在黎巴嫩南部的基亚姆镇受过专门训练，步兵的武器装备很好，特别是配备了不少便携式的反坦克火箭发射器(RPG-7式和以色列设计的B-300式或“哨兵”式)、枪榴弹和7.62毫米班用机枪，然而，步兵不能也不愿独立进行巷战。步兵同坦克乘员一样广泛使用避弹衣后，伤亡大为减少。这种避弹衣对防弹片特别有效。专为步兵和装甲乘员设计的盔帽也降低了头部受伤的死亡率。
特种步兵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军突击队和直升机降伞兵在分割巴解游击队和为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等战斗中十分得力。机械化步兵还配合坦克部队执行登陆任务。在1967年和1973年两次战斗中，步兵部队处于次要地位。那时，装甲部队前进很远，步兵才来清剿零星抵抗之敌，或者独立执行非常有限的战斗任务。两相比较，在1982年战斗中，步兵发挥了更加直接的作用。这表明，在未来城市战斗中，或者是对付顽强的步、坦协同部队时，以军装甲部队都需要步兵的支援。因此，对未来战争中的防护问题，也应给予认真的考虐。为避免因步兵部队更多参加激烈战斗而必然带来的人员伤亡，可以组织一种由机降步兵、装甲兵和炮兵混合编成的、高度机动灵活的部队，它能以最小的代价，绕过敌人，孤立敌据点。然而，以军比较重视坦克的作用，因此可能不会很快发展这一战法。
炮兵
根据1973年战争的经验，以色列炮兵有了很大的改进。经过改组后，更加注意和装甲兵、步兵的有效协同。装备了更多的自动推进火炮、更好的弹药(包括榴霰弹、杀伤弹，可能还有“灵巧”武器)，改进了火力控制、瞄准、目标捕捉、情报收集手段，并且加强了战斗部队的协同，以取得更好的战斗效果。到1982年，以军拥有1590门大炮和多管火箭炮，其中半数可以机动，除900门迫击炮外，整个炮兵部队联成一个通信网，各战斗部队和指挥部都可以联络和指挥炮火。另外，使用雷达确定敌军炮位[作者注：炮位判定雷达对火箭不那么有效，因为火箭的弹道较低。]、计算机控制火力，用遥控飞行器进行实时情报搜集[作者注：实时情报指通过照相或电子手段收集情报，并即时传送到控制或观察指挥所，后者可以根据当时敌军的部署指挥自己的部队，而普通的侦察则至少要推迟几小时，此时战场上的局势就已经不同了。]，这些都意味着炮兵射击的精度能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可以减少弹耗。
1982年的战争中，以军动用了大约600门大炮和火箭炮。在围攻贝鲁特的战斗中，在支援装甲部队对付敌步兵甚至装甲部队方面，在压制敌军反坦克和高炮阵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说以色列已有火炮反雷达设备。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以色列已拥有好几种有效的空对地武器同样可以发挥这一作用，因此它似乎不会再去研制这种设备。在这方面以色列很可能集中力量研制一种装有反坦克自动寻的弹头的火箭或炮弹。以军炮兵今后的大部分研制力量大概会集中于改进和更新现有弹药，增加自行火炮，发展电子及计算机通信、情报和火控系统。
直升机
1982年，以色列空军拥有163架直升机，包括12架AH-1GIS“眼镜蛇”式和30架500md
“防卫者”式攻击直升机。运输和多用途直升机最大限度可运输3个伞兵营或混合运输人员、物资、车辆和火炮。过去，直升机主要有三个用途：作为运输机(但不是作为突击运输机)，把登陆作战人员运到敌后去，作为供应和撤退伤员的工具；作为运输突击队攻击小组的工具。以空军缺少通用的或适合于反坦克的突击运输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这两方面的缺点到1982年已经得到克服，但直升机的型号和数量仍不足，因此以军还不能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攻坚直升机降部队。
在1982年战争中，以军把直升机用于提供骚扰或掩护火力；用作普通运输机和突击运输机把伞兵运到推进中的地面部队前方；以及用于执行撤退伤员的任务。有几次，特别是在西顿和达穆尔市以东的战斗中，直升机还运送了轻装甲车。在同叙军的战斗中，用直升机在前黎巴嫩山脉机降了部队，分割在工事里顽抗的叙军部队。直升机也曾被用来对付坦克，但大概不是作为主角。直升机在运输、供应和搬运伤员方面一直很有效，但在攻击或突击中的作用则有争论。有些以色列和美国人士认为，直升机用途既广，生存能力也强。另一些更权威的人士则认为，直升机易为步兵武器击中，而且经过战斗检验后，看来应用范围有限，需要研究改进。
以色列空军大概会同各国直升机的发展趋势一样，增加并改进反坦克直升机，购买到更适于作突击运输用的直升机。目前，以色列直升机的性能，特别是同阿拉伯国家的直升机相比，情况是好的。但仍存在着一些弱点，而且不久就会越来越严重：“眼镜蛇”式直升机正由新的攻击直升机所取代；“防卫者”式直升机的安全只能靠它的机动性而不能靠它的装甲。面对阿方现代化的攻击直升机和密集的高射炮火，以军的这些直升机在八十年代将不断失去作用和生存能力。尤有甚者，以军攻击直升机的武器装备不久也将甚或已经失去效用，特别是在对付T-72坦克和萨姆-8、萨姆-9等低空防空武器方面。目前以军使用的“陶”式反坦克导弹对T-72坦克装甲的穿透能力很有限。如果直升机必须与对方地面防御阵地保持较远距离，机上装备的7.62、12.7和20毫米火炮也将失去作用。解决的办法之一可以是采用“发射后就不用管”的反坦克导弹和其他远距离发射的武器，但在这些武器和新型攻击直升机研制成功，能够同时提供更好的装甲、武器和机动性以前，以色列空军只能不断改装武器，提高对付敌人侦察和火力的防护能力，改进电子设备和导航系统，来延长现有飞机的使用年限。以色列空军不缺乏能载15至20人和外挂武器的中型突击直升机。因此，以空军可能主要待西方充分研制成功之后，购买新型攻击直升机以及现代化的大、中型突击直升机。在组织上也无疑将有相应的变化，比如反坦克直升机可能划归陆军，直升机降部队将予扩充，重新装备，以适应作战理论的新发展。
海军
以海军1982年拥有2艘轻型导弹巡航舰、22艘导弹快艇、30艘较小的巡逻艇、3艘潜艇和9艘登陆艇(另外3艘机械化登陆艇可能已退出现役)。在这次战争中，以军动用了大部分海军部队：近10艘导弹巡逻艇经常在执行任务，全部登陆艇都曾出动。过去，海军处于十分次要的地位，其任务主要限于在以色列海岸巡逻。1967年和1973年战争中，以色列海军担负了防备阿方海上进攻的任务，还进行了一些攻击阿方舰只和港口的战斗。除此以外，唯一的重要贡献是：1969-1970年埃、以消耗战中对埃及，以及1970-1974年和1979-1981年期间，海军突击队对巴解游击队阵地进行的几次袭击。多数是在直升机和飞机的偶尔支援下，由海军突击队实施登陆。也有几次是由攻击舰艇负责对海岸目标进行轰击，偶尔也使用导弹攻击巴解游击队的特定设施。另外一项任务是封锁黎巴嫩海岸，运载突击队员或蛙人潜入蒂尔和西顿港，用炸药炸沉敌舰。使用登陆艇的记载只有一次，即1969年9月9日运送一支装甲部队在埃及海岸登陆。1969年11月16日到1970年2月6日期间，埃及突击队袭击和炸毁了5艘以色列坦克登陆艇。
1982年，以色列海军用不着同阿方舰只交战，因此，除了轰击沿海的一些特定目标外，
导弹的用处也就不多。这样，海军的任务有三：封锁海岸线，切断巴解游击队的供应和防止游击队逃逸；轰击沿海目标；以及运送以军部队登陆。第一个任务比较好办，特别是因为没有阿方舰只来试图打破封锁，巴解游击队也不具备反舰导弹或有足够射程的岸炮；第二个任务对以海军来说是一个新任务。1978年3月，以色列船只曾对沿海岸向蒂尔推进的地面部队提供一些火力支援，并对蒂尔及其困围难民营进行了轰击，以破坏巴解指挥体系和切断援军。然后，1982年以色列海军的火力支援规模要大得多，海军船只既要支援地面部队，还要继续向前，轰击步兵尚未进抵的其他目标。在执行这项任务中，海军较空军有两个优点：船只滞留时间较长，而飞机必须飞返基地加油和补充弹药，船只可向同一个或者几个不同的目标发射大量的轻型弹药。这本来是炮兵的任务，但在尚未进入可以准确射击的射程以前，炮艇能够对巴解游击队目标和交通线进行遮断和骚扰射击，还能在敌人料想不到的角度上进攻。炮艇用的是76毫米火炮，也可装备多管火箭发射器。
第三个任务是用登陆艇运送登陆部队。有时，例如在阿瓦利滩头，海军突击队首先在夜间占领登陆区；有时，例如在扎拉尼和哈尔达战斗中，登陆艇在昼间由导弹艇和飞机掩护开进。尽管有这样的火力掩护，加上登陆艇自己还有40和20毫米火炮，但第一次在扎拉尼的登陆还是失败了，在哈尔达、乌扎和贝鲁特的拉姆利特贝达的几次登陆也都被击退(在哈尔达的第一次登陆实际上已获成功，但登陆部队后来又被迫突破巴解游击队的包围向南撤退)。
今后以色列海军可能将加强反舰能力和续航能力。以海军阿尔莫将军说过，以色列造船厂将再建造几艘较大的登陆艇，这意味着每波将运送更多的部队登陆，或一次要建立更多的滩头阵地。海军登陆能力扩大之后，就要加强火力支援，并同直升机和飞机的支援密切结合。除现有的两艘支援舰外，以色列海军可能至少还要购买一艘支援舰，否则两栖作战部队就总要依赖同地面部队的迅速会合，依靠海军及直升机为之供应和撤运伤员。然而，以色列的基本目标在于扩大影响和投送战略兵力的能力，因此他们必将优先重视攻击舰艇的导航和使用性能和发展舰用导弹。要改进反舰导弹，(“加布里埃尔”型导弹已改装成空对地导弹)，要改进用于点防御的垂直发射“巴拉克”型或“方阵”型反潜兵器(虽则“阿里亚”轻巡航舰上的直升机舱已经拆除)，还要购买新潜艇。
空军
以空军由于一向能夺取战略上的、战场上的空中优势，在三军中名声最响。1982年以色列空军拥有670余架作战飞机，其中有40架F-15“鹰”式战斗机、75架F-16战斗机、150架F-4“鬼怪”式战斗机、180架“幼狮”式战斗轰炸机、30架“鹰”式战斗机和200架A-4“天鹰”式攻击机。以空军活动频繁，战争高潮时每天最多可达100-200架次，共400个编队，(有的情报估计，整个战争期间共出动1200架次)。以色列空军在1982年的战斗任务与以前几次战争有显著的不同。过去，以色列飞机主要是集中力量摧毁敌空军和防空系统，对地面攻击的任务只占一半或更少。而且，对地面攻击的目标大多是敌军暴露的未设防的地面部队，而不是实施近距离支援、突贯轰炸和遮断轰炸。以色列空军大规模空中优势和俯冲轰炸所造成的心理效果对敌人军事部署的影响，可能同它在物质上的破坏所造成的影响一样大。1967年和1973年战争中，在地面上一路突贯，取得实际战果的，是地面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
1982年，以色列空军对它的任务重新调整和审定后，大大提高了支援地面部队的能力。著有成效的遮断轰炸迅速封锁了巴解游击队的交通线，有助于阻止巴解游击队的撤退和重新集结。当然，假如没有直升机降或地面部队的支援配合，不管多少遮断轰炸和炮击，也不能完全分割巴解游击队。实施突贯轰炸有利于进攻部队突破敌军防线，特别是叙军在舒夫山区和在贝卡谷地的部分阵地。以色列空军还执行近距离支援任务，以协助海军登陆和因敌军顽抗而受阻的地面部队。这时，地面部队撤出，空军投入战斗。以色列空军也执行反坦克任务，用的是普通炸弹或导弹(但不清楚除了空对地导弹外，是否还用过其他特殊的反坦克武器)。
以色列空军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摧毁叙利亚的萨姆导弹和派来保护导弹的飞机。他们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对此众说纷纭，相互矛盾，有的是有意捏造。以色列空军假使已经掌握了萨姆-6导弹和雷达的详细技术情报，那就可以制定具体的攻击计划，详细到包括每一最小的细节。以军可能同时采取多种电子干扰措施：如以色列制造的遥控飞行器、战斗机、波音E-707和E-2C“鹰眼”式预警机都有电子对抗能力。以空军指挥部有若干种选择：可以用遥控飞行器作为假目标，以暴露或干扰叙军雷达，同时飞机低空进入投放普通炸弹或在高空发射“灵巧”炸弹和导弹；也可以使用F-15战斗机、波音E-707和E-2C预警机进行电子干扰，假如果真发射了导弹，就用遥控飞行器作为假目标，随后再由飞机一面大量施放铂条干扰雷达，一面进攻叙利亚飞机。有人指出，使用空中或地面炮火，都可以摧毁萨姆导弹连。使用火炮(包括火箭炮)和投放子母弹可以压制敌人的高炮，但要组织一次空地联合行动，涉及火炮(包括观察弹着的遥控飞行器)、进行电子干扰的遥控飞行器、E-2C预警机、E-707以及战斗机，将带来不必要的、复杂而又冒险的协同问题，而且浪费兵力。很难弄清飞机使用的是普通炸弹还是导弹。但掩护萨姆-6导弹的高射炮对使用普通炸弹的低飞飞机可以是一大威胁，而要首先消灭这些高炮就会失去奇袭的效果。以色列一位人士还谈到，有的萨姆导弹阵地施放了烟幕。根据以上这些情况，再加上以军想要检验一下1973年开始研制的用来对付萨姆导弹的制导武器，看来以空军用以对付叙军雷达和导弹发射架的是导弹，很可能是由遥控飞行器照射的激光制导导弹。还可能用了“灵巧”炸弹，但电视制导的炸弹和导弹可能还没有使用。
最后，尽管以色列在战术、机载预警与指挥，以及空对空导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以色列取得了绝对的空中优势，尽管以色列的战术和技术水平有了全面提高，它在对地攻击方面仍存在着弱点。广泛使用普通炸弹、火箭和集束炸弹对打击巴解游击队阵地固然有显著作用，但还未能实施有效的突贯轰炸。在哈尔达及其机场开阔地的战斗中，象这样的轰炸并没有突破巴解阵地，最后还是地面部队经过艰苦战斗，付出了代价之后才得以攻占。在居民区，以军对军事目标的空袭效果要小得多[作者注：据一名巴解游击队营级指挥员说，他的部队(共300人)在贝鲁特之战只有三人阵亡，20人受伤。]，这再次表明，空袭对地面部队的效果，大部分是心理上的。火炮和飞机的近距离支援水平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因而缩小了地面部队与被攻的目标之间的距离，但这种支援仍嫌不足。部分原因是空军指挥部分配任务不当，部分原因是空军在这样近的距离上支援装甲部队对付敌人的顽强抵抗，尚缺乏经验。
以色列空军装备有多种用途飞机，并在发起进攻时把全部作战飞机都投入战斗。据此推测，以色列各型飞机的任务似乎不会有多大变化。只要飞机的效用和生存能力还高，他们就尽量加以使用。所以陈旧的A-4型战斗机、F-4型战斗机和“幼狮”式战斗轰炸机主要用于地面进攻，而F-16和F-15型飞机则用以取得制空权。F-4型和“幼狮”式飞机也能进行空中格斗，可能也参加了一部分重要的空战，但这不是它们的主要任务。F-16型飞机也具有对地攻击能力，所以也遂行了一些对地攻击任务，主要是对付叙利亚的萨姆导弹。因此，以色列空军八十年代的变化可能将集中于发展和改进飞机的设备和提高空战能力，其中包括改进雷达、电子、航空电子设备以提高操纵的灵活性，防止红外和雷达探测的设备；电子干扰措施和抗电子干扰措施；对敌机的远距离探测能力；以及同时在远、中、近距离内截击几个目标的能力。对雷达和空对空导弹的改进将提高俯视俯射能力和全方位攻击能力。采用先进的，具有更好制导能力和更远发射距离的空地导弹，将能更有效，更安全地攻击地面目标。其他方面可能有新发展的有反坦克地雷或炮弹，还有激光制导，这种武器可以由空军同地面部队配合使用，为空中或地面发射的反坦克寻的武器提供引导。飞机本身的主要变化将是增加新的型号(以色列设计的“维”式或F-18“野蜂”式战斗机)，更多的F-16和F-15型飞机将替换过时的A-4飞机，进而再替换F-4和“幼狮”式飞机。
以色列军事行动上的几个特点
特种的和新式的武器弹药
以色列本国制造和从国外购买了种类繁多的武器系统、弹药和军事装备，大部分都在1982年战争中使用过。然而，叙以之间的作战规模有限，还无法充分检验这些产品，只是在战术、军事理论和性能表现方面得到了一些启发，还谈不上是教训。而且也很难说究竟使用了哪些武器系统。大部分“特种”武器是以色列空军使用的，包括以色列设计的“蜻蜓”式空空导弹和“大蟒”式(“蜻蜓”3型)导弹，美国设计的“响尾蛇”式AIM-9L空空导弹，“卢兹”-1型空地“灵巧”炸弹，“小牛”空地导弹，“百舌鸟”空地导弹，以及各种穿甲弹、油气炸弹和子母弹。海军曾用“加布里埃尔”导弹攻击一些沿海目标，但没有机会试用其“巴拉克”式点防御系统。空军和炮兵都使用了具有实时情报、摄影、电子侦察和电子对抗能力的遥控飞行器。炮兵也使用了经过改进，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弹药，包括子母弹、杀伤弹，但还没有专门的自动寻的反坦克弹。以色列制造的火箭炮也曾使用，包括改装后的苏式火箭炮和以色列设计的160和200毫米火箭炮，但是，有人说他们已经拥有反雷达或红外寻的反坦克能力，看来不大可能。显而易见，以军所用的武器弹药虽比阿方优越，但基本上只是西方武器技术的改装或延伸。以色列根据自己需要而改装或研制武器系统方面确有成就，这样说不是为了贬低以色列，而是为了把事实和传闻分开。应当强调指出，以军在1982年战争中的成就主要在于优越的组织和训练，而不是乞灵于什么“超级武器”。以军在八十年代的重点将不是发展武器系统本身，而将集中力量改进或研制全新的弹药和军械，使坦克、舰只和飞机继续保持优势，这就能使目前这些武器系统的使用寿命延续到九十年代，届时可望出现技术上的突破在装甲、发动机、设计、航空电子设备和电子技术方面有新的进展，从而将能生产出完全新型的坦克、舰只和飞机。
夜战
以军除了突击队外，夜战能力相当薄弱。但1982年战争中的夜战却非常多，特别是头几天取得基本突破时更是如此。这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叙军在艾因扎塔伏击以色列装甲兵部队就是一例。在阿瓦利的夜间登陆也是如此，当时以军没有空中支援，在天亮前一直处于危险境地。以色列主要的夜间行动是由炮兵和海军实施骚扰性炮击，及由空军进行假轰炸，以在停火期间保持心理上的压力。
后勤支援
后勤供应主要由卡车运送部队所需的大量弹药和粮食，因此保障沿海公路的安全至为重要。假如各沿海城市不能迅速攻克，那么要绕过这些城市来供应前进中的部队，代价必然很大，很可能因此影响部队的向北推进。装甲车辆的抢修工作效率也相当高。及时用汽车和直升机撤运伤员到野战医院或以色列本土的工作特别出色。由于后勤支援得力，坦克和火炮保持了很高的使用率，减少了伤亡。
对平民的管理
以军没有管理和扣留大批平民的计划，更没有向他们提供给养的计划。当蒂尔和西顿市的居民被赶到海滩上的时候，饮水、食物和医药供应都很匮乏。以色列1967年6月战后把保证居民基本需要的问题留给约旦河西岸地方当局处理的经验，在经过大规模破坏、混乱的黎巴嫩南部是根本行不通的。市区作战一贯是以军的基本弱点，再加上管理大批被俘居民的问题，使以军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阻碍。
地面部队
随着地面部队、直升机和空军支援地面部队任务的增加，以军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地面部队指挥部。第一步是建立一个只作为行政机关的“地面部队指挥部”。许多人反对这种做法说这样就会“把许多军官从野战指挥岗位上抽出来坐办公室”。成立这个新指挥部以后，各地面部队仍隶属于总参谋长。
反坦克武器
以军的主要反坦克武器是坦克炮和飞机。武装直升机可能摧毁了一些坦克，但其反坦克的作用看来微乎其微。使用反坦克制导武器的主要是飞机，它们装备有普通的和改装后的“小牛”空地导弹(改装后的导弹是指把弹头去掉或倒装后的导弹，它能使敌军坦克手失去战斗力，而不损坏坦克，可由以军地面部队回收)。以色列步兵拥有大量反坦克火箭和反坦克导弹，但很少用来对付装甲，大多用以对付敌军步兵和工事。阿拉伯人则广泛使用这类武器对付装甲部队，效果相当显著，其中RPG-7型火箭筒显然值得大大发展。以色列的防空任务主要由空军的截击机完成，加上一些缴获叙利亚的直升机和高射炮。阿方的高射炮受到以军设置的假目标和干扰的影响，以及子母弹和炮火的压制，很快就失去了作用。
城市作战
以军对城市作战很不适应。1967年在耶路撒冷，1973年在库塔腊和苏伊士的经验，对以军的打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以军可以说没有什么打法，因为它过去的战术是干脆绕过城市，迫使其投降或者是用装甲部队闯过城市。如果遭到挫折，不是派步兵上去(如在库塔腊)，就是停止进攻(如在苏伊士)，要不然就是调动飞机和火炮去排除抵抗力量(如在蒂尔和西顿市)。在耶路撒冷之战中，以军阵亡了200人。战斗实际上是在城外丘陵地区进行的，最后以军派了一个营到约旦防线的后方去才结束了战斗。
兵力的节约
由于在黎巴嫩的阿方部队数量处于劣势，其他战线又处于平静状态，所以以军能够调集大批军队参加入侵。1973年以来，以色列的常备军扩充到了目前的175,000人，又征召了70,000名后备役，这大大地有利于这次战争。这样就从两个意义上实现了兵力的节约：一、同时兼顾多个目标和多条路线，就是充分利用现有兵力；二、反过来，用同一支进攻部队攻占一系列目标，然后交后续部队加以巩固。
运用停火手段
象过去几次战争一样，以军对“停火”一词有自己的解释。利用战争的间歇，可以增援部队，加强阵地，蚕食地盘，可以通过出动飞机和进行假轰炸，在心理上骚扰敌军，还可以部署新的进攻。往往如此：以军一旦做好了向前推进的准备，就破坏停火。以军包围贝鲁特就是在6月11日同叙利亚和6月12日同巴解组织实行停火之后发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军的一贯做法，如同1973年10月22-23日在苏伊士运河西岸扩充桥头堡的情况一样。这也可能反映了以色列政治军事领导集团内部“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歧。激进派经常煽动舆论，制造借口，以发动新的进攻。
技术带来的好处
足以影响以色列武装部队及军事理论今后发展的是技术。技术不仅可以针对敌兵器杀伤改善防护，而且可以抵销和破坏这些兵器。首先，更好的电子侦察和通信系统可以带来更迅速而又协调的反应能力。有了实时摄影和电子情报搜集，加上广泛采用电子对抗和反对抗措施，以色列对目标就能了解得更充分，同时又能使对方耳目失灵。这样，武器系统就又可以更准确有效地发扬火力。不论阿方武器和电子系统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进步，以色列人以其卓越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手段，以及良好的组织和训练，总会保持领先一步。在现代战场环境下，假如一种电子武器能迷盲并消灭敌人最先进的武器系统，那么这个水平更高的武器系统就能成倍地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其效果是指数递增式的。这样，一支人数较少的部队也能够以极小的代价战胜人数较多的敌人。
以色列1973年以后的战略思想
第一阶段
一、防御战略
二、威慑政策失灵
三、加强战备
1.设置非军事区
2.把重点放在扩军上
3.技术上的改进
4.工程构筑
5.领土防御
第二阶段
一、逐步改变
二、威慑力量增强
三、重新推行借故开战政策
四、防御措施
结语
以色列的战略思想自1973年十月战争以来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为第一阶段，从八十年代起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致力于重整以色列国防军，重点放在加强以色列的防御态势上，即增强对付首次突击，随后实施反击的能力上。第二阶段则侧重于先发制人的方针。
第一阶段
一、防御战略
1967年以前，以色列战略尽管是防御性的，但其军事方针是实施预防性的或先发制人的打击，把战争转移至敌国领土上去进行。1967年6月以后，以色列改变了这个方针，因为它认为新的边界使它具有了战略纵深。这个论点的基础是“防御优越”论，即防御者占据有利条件，进攻者必须拥有比防御者多许多倍的士兵和资源。
伊加尔·阿龙[译者注：伊加尔·阿龙(1918-1980)以色列政治家，曾任以政府劳工部长，副总理兼文教部长，以提出过《阿隆计划》闻名。]强调，以色列只有得到安全的边界才能采取“可以使以色列小小的常规陆军制止入侵，直至本国大部分后备军动员起来这样一种防御态势。这种安全地带将保证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反击。
拉宾[译者注：伊茨哈克·拉宾(1922-)1973年10月任以色列政府劳工部长，1974年6月至1977年6月任总理。]也认为只要以色列仍部署在1967年以后的战线上，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就意义不大。以色列军界也持有同样的想法。古尔在会见以色列国防军机关报《军管画报》记者时说“六天战争以后，以色列得到了更加令人安慰的、离人口中心也更远的陆疆，因此它增加了顶住敌人首先打击这样的选择。赎罪日战争后，我们政府和总参谋部都持有同样的观点。”现任参谋长拉菲尔·艾坦中将是个声望很高、无疑以进攻思想著称的伞兵军官，他在担任北方军区司令时同意古尔[译者注：莫尔德海·古尔(1930-)1974年4月至1978年4月任以色列总参谋长。]的意见。他说：“没有必要把以色列被迫打一场防御战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要军队做好了准备，并且随时可以对付眼前的进攻，那么一旦敌人转入防御就更容易将其歼灭。”
可是有人争议说，以色列不拥有单靠防御而能取胜的资源。阿拉伯人在人力和物力上更为雄厚，他们比以色列更能经受得起这样一场战争。而且，如果以色列放弃进攻，那么阿拉伯人就会把用于保护各地区使之免受可能的进攻的资源转用到进攻上来。此外，以色列需要一场速决的胜利，以便抢在超级大国干予之前。
以色列认为防御只不过是下一次中东战争的第一阶段。以色列设想下次冲突中要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在本地区以外的大国进入之前就将敌方部队摧毁；(2)在领土上获得成果，以便谈判时占有更有利的地位；(3)摧毁对方军队和国家基础设施，以此瓦解其战斗意志及能力。
二、威慑政策失灵
第一阶段中，以色列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顶住阿方首次打击的方针，还由于它认识到自己的威慑力量已然失灵。阿方把1973年战争看成是一次胜利，他们在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外，尽管美国在1973年实施了空运，但由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今后美国以类似的方式来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以色列威慑力量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不大可能了。
而且，阿拉伯人深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援，因而可能不大计较军事上的成败，这就使以色列的威慑力量失去了某些价值，而阿方进行反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却增加了。拉宾说；“由于阿方不再担心军事上的失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军事方针，以便在建设以色列国防军时把目标定在决定性地征服敌人上，而不是威慑它。”以色列宣称在未来冲突中将不再集中力量仅只击败阿拉伯国家军队，面是要设法摧毁对方的经济设施，试图以此来加强它的威慑力量。佩雷斯[译者注：西蒙·佩雷斯(1924-)1974年至1978年任以色列国防部长。]说：“我们还应该说明白，决定开战的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把它的一些资源耗费在保护后方上。”鉴于以色列曾在1973年对叙利亚的经济目标进行过轰炸和从海上实施炮击，以色列这一威胁是可信的。
三、加强战备
以色列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增强它从阿方首次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能力，以防止1973年战争头几天事态的重演。这些措施是：设置非军事区；扩大武装部队；采取新式防御武器系统并重新采取领土防御方针。
1.设置非军事区
1967-1973年，以色列兵力部署上的一个重大弱点是缺乏地面的报警空间。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关注再次遭受突袭的问题。为了纠正这种情况，以色列设想采取一种措施，使以色列在面临攻击时能得到警报，以便动员它的后备力量。以色列认为，在以色列国防军和阿拉伯部队之间设立非军事区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非军事区给了以色列一定的报警空间，而且给违反非军事区协定的行为增添了一种政治上的负担。
非军事区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可以把机动性的进攻武器系统和进攻战术同防御战略重新协调起来。1967年以后的战略思想中关于西奈防御体系应起何种恰当作用的问题是含混不清的。在防御战略与进攻战术之间缺乏协调，这是1973年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一个弱点。因此，非军事区的贡献不仅在于它增长了报警时间，而且还弥补了战略防御态势与以色列偏爱机动战术这两者之间的空隙。
2.把重点放在扩军上
以色列决定尽快建立一支比1973年以前大得多的军队。实际上，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就向美国提出了一份洋洋大观的购货单。之所以把重点放在扩军上，是有许多原因的：第一，以色列想要一支规模更大、火力更强的军队，以免再度遭到突然袭击时造成崩溃。小国对于战略突袭的恐惧感要比大国强烈。它必须在要害枢纽的外围就制止住敌人。因此，事关紧要的不是军事潜力，而是马上能用的军事实力。
第二，如上所述，由于以色列的威慑力量削弱了，因此阿拉伯人采取军事上主动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了。威慑力量的减弱，在作战上意味着需要用更多的兵力防守边界沿线，需要有更多的部队去担任警戒。这就要求有一支规模大的军队。
第三，十月战争突出地表明疏忽了火力能力，这是以色列强调机动性造成的结果。所以不得不用增强以色列国防军的火力去对付阿方数量上的优势。
第四，以色列希望建立一支数量很大，足以使它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实施反攻的部队。它指望能积聚起足够的军事威力，在超级大国干予之前击败阿拉伯军队。
第五，以色列估计在下一轮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人将投入更多的军队。毗邻的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预计会扩大，而且将有更远的阿拉伯国家派来的大量特遣部队同他们会师。
第六，以色列预料下一次军事对抗中消耗率会比1973年高。以色列是根据武器杀伤力和射击精度的提高以及预料对方军队的规模将增大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因此，它想储存足够的武器，一直能用到战争结束也不需要美国进行空运。1973年美国的空运是以色列政治上受束缚的一个缩影，任何空运都将表明以色列的依赖性，这显然有损于以色列的利益。
实际上，在第一阶段中，整个军队规模扩大了。通过严格执行服役条令和重新征召以前免役的几类人，增加了大约5万名男女士兵。另外，原来限于男兵的部门也对女兵开放，以色列国防军还打算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缩短二线部队与一线部队在这方面的差距。
拉宾政府在武器购置计划和大量扩充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做得十分成功。至1977年6月，以色列已补足了它在物资上的全部损失。而且坦克部队还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炮兵增加了一倍，装甲人员输送车增加了八倍，飞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于是，提高以色列武器的质量成了当务之急。
3.技术上的改进
武器系统的改进也加强了防御能力。新技术的采用增强了火力的效果，因而对战场的活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象精确制导武器那样的武器能迟滞进犯的敌人，造成比过去更大的伤亡率。以色列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自己，例如它提出了一种利用机动反坦克部队的防御思想。以色列对于设置临时障碍(例如快速设置的地雷场)和用面积武器阻止来犯部队突入的可能性颇为注意。
4.工程构筑
1973年之后，以色列完成了一项旨在提高顶住阿方首次打击的能力的广泛的工程构筑任务。佩雷斯把以色列边界的工程构筑列为他任期内国防部的三大目标之一。工程构筑集中在戈兰高地、约旦河谷、黎巴嫩边界和西奈一线。只要有可能，工程构筑就同领土防御的基本设施结合起来。
5.领土防御
以色列军事思想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把重点重新放在领土防御上，领土防御在1967-1973年期间曾被忽略。所谓领土防御就是沿敌军可能来犯路线设立一系列筑有工事的定居点，以制止或迟滞敌人，直至以色列国防军完成预备役的动员和集中部队实施反攻。这个体系提供了人为的战略纵深，使以色列国防军能将战争转移至敌国领土上去进行。有了防御纵深，第一等人力就可以解脱出来，象少年、妇女和老人这样一些不能从事战斗的人力将由此而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十月战争期间，戈兰高地的定居点不得不撤离，因此有人争论说，现代战争具有火力强、速度快的特点，这样的定居点不是什么战略上的财富，而是军事上的一种负担。而纵深防御论的支持者声称，1973年防御工事配系没有经受住考验，是因为各定居点对叙利亚军队的进攻简直毫无准备。阿龙是个激烈主张实施纵深防御的人，他说：“没有构筑工事和没有用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定居点，可能成为负担。但是，定居点如果有了训练有素的居民就会非常有效地制止敌人的前进。”
十月战争以后，总参谋部经过热烈讨论，终于在1974年7月制定了修正的领土防御思想。这个计划要求每个定居点做好准备，能抗击大量坦克、炮兵、步兵和突击队的突击。定居点要构筑工事(组成相连的据点网)并配备坦克、反坦克炮和导弹、无座力炮、迫击炮以及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包括超过17-18岁预备役年龄的男子以及妇女在内的人力——必要时可由定居点外的部队予以补充——都要进行定期训练，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而且还要进行演习，以确保发生紧急情况时能迅速动员和部署。
现将第一阶段作一归纳：1977年十月战争以后，以色列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仍保持防御的战略态势。但是，它企图主要靠政治手段来减少阿拉伯人发动突然进攻的机会，并且希望能减慢向全面战争的过渡。除此之外，为了加强防御态势，以色列在指导思想和技
术方面都有了变化。
第二阶段
一、逐步改变
第一阶段里，以色列的战略思想基本上还是朦胧的，第二阶段则不同，已经明确地提出沙龙思想。沙龙在特拉维夫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战略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上所作的演讲是脱离第一阶段战略思想的一个明显标志。
以色列改变其基本上是防御的态势的过程完全是循序渐进的。贝京政府没有立即实行根本的改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贝京圈内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处于反对党的地位，而且又是政府中的新手，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职守，然后再提出强硬派观点。
第二，西方对新政府表示了巨大的关注，使贝京宁可注重政策的连续性而不去搞什么变革。
第三，七十年代后期，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主要关心的问题仍然是增加和消化采购到的大量军事装备。
第四，自萨达特1977年抵达耶路撒冷至1979年3月缔结和平条约为止，以色列制定政策的高层人士几乎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同萨达特的谈判上。只是在条约签字以后以色列才认识到它实际上又回到1967年的边界。以色列觉察到，即便西奈沙漠有很大一部分将实行非军事化，它实际上已经失去战略纵深。
第五，以色列终于明白，它的东部边界实际上已逐步丧失战略纵深，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各国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正在逐渐抵消以色列由于控制朱迪亚、萨马里亚和戈兰高地而享有的有利条件。沙龙说：
应该认识到，由于部队不象过去那样以步兵为主，而是高度机动化、装甲化和机械化了，由于阿拉伯人的武器系统的射程和情报手段能覆盖以色列全境，我们在当前边界面临的防御问题与我们在1967年战线上碰到过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
第六，以色列军事思想的变化同沙龙对战略思想的影响有关系。如上所述，他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地位虽然早已上升，到了1980年才具有意义。
但是，贝京上台时以色列国防军已有精良的装备，物资的储备量也足够战争之用，而不需要美国的空运，或者说能经得住武器交货的暂时中断或美国的其它制裁措施。
在此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就已经拥有在远离本土基地很远的地方作战的较强能力，恩德培救援行动就是明证。在贝京领导下，更加重视向外派遣兵，尤其是从海上和空中派遣兵力。以色列放弃防御态势，转而采取借故开战的政策。
二、威慑力量增强
七十年代结束时，以色列的武器库已经非常可观。以色列的武器数量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比一的比例，而在武器的质量和人力方面，以色列继续保持优先地位。军事分析家判断，1973年暴露出来的弱点，以色列已经大部分都克服了，以军已经改造成第一流的战争机器。以军还取得了若干蔚为壮观的成就，例如，1976年的恩德培救援行动[译者注：指1976年7月4日夜，以色列突击队经过3200公里远距离飞行至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104名人质事件。]和1981年6月炸毁伊拉克核反应堆[译者注：指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在3小时内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事件。]。以色列于1978年3月和1982年6月在黎巴嫩实施了两次地面袭击行动。
此外，埃及正处于用美国武器装备改装部队的过程中，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美国的武器生产能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埃及人的武器补给计划要延续好几年。改装过程中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是埃及人保养尖端武器系统的技术能力有限。
因此，埃及由于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而承担的条约义务，它的倾向美国的方针，它的
向西方购置武器计划——所有这些都在一段时期内和很大程度上难于同以色列的军事对抗中采取主动行动。这就使以色列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种局面加强了以色列在东部战线的威慑力量。
三、重新推行借故开战政策
沙龙担任国防部长后，重新采取1967年以来就放弃了的借故开战政策。
由于阿拉伯各国军队在继续执行大规模的武器购置计划，以色列武器数量与阿拉伯人拥有的武器数量之比将下降。在缺乏战略纵深和在边界面对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以色列担心能否成功地顶住阿方的首次打击并随之转入决定性的反攻，因此，必须事先粉碎阿方的这种进攻。
贝京的前任成功地完成了大规模的武器采购计划，这就为以色列转而采取借故开战的方针提供了方便条件。七十年代末，以色列国防机构觉得以色列在军事上已经从十月战争中复苏过来，而且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打一仗了。此外，以色列军队装备精良，使以色列领导人有了比以前更大的行动自由。当以色列武器库堆满时，以色列政府可能会较少顾及美国对它的行动的反应。
沙龙认为有下列这些意外事件需要以色列作出反应：
1.任何违反1979年以埃和平条约中关于西奈非军事化条文或1974年以埃和平条约中关于戈兰高地非军事化条文的行为；
2.伊拉克部队大量进入叙利亚南部或约旦，或者叙利亚部队大量进入约旦；
3.沿约旦河部署萨姆导弹系统；
4.叙利亚部队由黎巴嫩驻扎的一线向南移动；
5.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出现核武器或拥有生产核装置的能力。
以色列战略思想的一个新因素是，它决心阻碍阿拉伯人在核研制工作上的进展。根据这个理由，以色列于1981年炸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以色列提出所谓开战理由体系，也就是放弃了所谓的“安全边界”政策。所谓“安全边界”就是“不用先发制人的打击就能防守住的边界”。设想在这样的边界内以色列将具有一定的战略纵深，由于有了这样的边界就可以采取先顶住阿方进攻，尔后实施反攻的战略。如今以色列则认为不管在哪个方向，它的国土都缺乏战略纵深。安全的边界是值得向往的，可是目前的边界线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此不得不把先发制人的打击重新纳入以色列的军事指导思想中去。
四、防御措施
虽然防御的战略态势已经放弃，但防御措施并没有被忽视。以色列改进了它的预警系统和情报活动。
领土防御也有了加强。由于缺乏战略纵深，因此为了改善处境，以色列的领土防御方针势在必行。加强领土防御的计划始于第一阶段，以后又根据贝京政府对未来边界的设想扩大到新的地区。
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认为朱迪亚和萨马利亚的犹太人定居点与约旦河沿岸的定居点具有同样的安全保障作用。最重要的是，犹太人定居点要把西岸阿拉伯居民分成了若干地区，使它们在领土上不能联成一片，从而有助于防止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发展。在埃及边界沿线的加沙地带内的定居点，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这些定居点是在埃及和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区之间打进的一个楔子。
所有定居点都被纳入领土防御体系，许多迁入的居民脱离原来的后备役部队而成了领土防御部署的一部分，他们所属的部队有良好的装备。每个定居点也都构筑了一些工事。参谋长艾坦和国防部长沙龙都十分重视领土防御，它给了继续恢复这一防御思想以额外的推动力。
结语
我们把1973年以来以色列战略思想的演变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以色列感到它政治上孤立，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从而减少了它的行动自由，而且以色列需要时间来重建军队和恢复信心。以色列失去了一些威慑力量，但感到它的边界仍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结合进行某种军事安排和政治安排可以加强这种安全。
以色列继续采用防御战略，把决定性的进攻推迟至阿方进行首次打击之后。这种态势要求有一支防御武器更好，工事构筑更强的规模更大的军队。防御战略因有了领土防御而得到加强。
在第二阶段，影响战略思想的条件中有许多已经发生变化。贝京新政府上台。该政府在军事上与第一阶段不同，以色列已拥有一支力量大大增强、装备大为改善的战斗部队。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已有发展，以色列失去了战略纵深，阿拉伯人的武器库变得更有威胁性。因此，1981年贝京政府放弃了防御战略而采取以开战理由体系为基础的军事指导思想。
从“加利利和平行动”得出的几点结论
此次战争，以色列拥有的有利条件和军事优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战争。1982年以色列投入战场的部队是其有史以来最好的部队，不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目标明确，而且象以往一样，指挥得力。在后勤方面，迄今还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超过它。以色列在以往战争中的薄弱环节，如后勤指挥与控制、炮兵与工兵——现已转变为突出的优点。这表明以色列汲取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教训。参谋长艾坦极其重视以军纪律。他镇定自若，指挥有方。
此次战争又是一次西方技术与东方技术的斗争。现在西方的技术也包括以色列的许多先进技术，以及以色列改进的美国技术。较量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1973年，在战争的头3天以色列有50架飞机被防空导弹击落，在整个战争中共损失100多架飞机。1982年，以色列空军摧毁了叙利亚在黎巴嫩境内的所有防空导弹，而以军飞机却无一损毁。在装甲兵战斗中，尽管叙军占有便于防守的有利地形，但损失比以军多9倍。
这次战争中，叙军首次使用了苏制新式T-72型坦克。人们曾认为这种坦克能抵挡迄今使用的任何一种反坦克炮弹或反坦克导弹的攻击，然而以军在战斗中摧毁了9辆T-72型坦克。这种坦克与它的前身T-62型坦克不同，一经击中立即爆炸，坦克乘员来不及逃生。现在，苏联T-72型坦克的年产量为3千辆，在东德部署了1千多辆。
以色列堪与T-72型坦克匹敌的新式“战车”型坦克，首次用于实战。此种坦克在设计方面的革新反映出以色列汲取了坦克战的教训。为保护坦克乘员而安装的安全装置十分有效，在以色列部队中称之为“保险公司”。它成功地经受了战争考验，其生存力出乎许多专家的预料。
与1973年“赎罪日”战争相比，以军炮兵在此次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以军火炮由于命中精度高、杀伤破坏力大，保障了以军装甲部队在易守难攻的不利地形上快速实施进攻。不仅各种支援武器比过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且诸军兵种之间协同作战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
以色列仍然保持了搜集军事情报的能力，虽然还有个问题尚未弄清，即为什么巴解组织储备的武器装备超过以色列原先估计的10倍？这个问题以色列总理也亲自提出过。
在战场上，以军是根据实时情报作战的。提供战场情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提供的情报必须是实时的。及时提供情报对战场指挥官迅速定下决心是非常有利的。显然，近年来以色列工业界研制的无人驾驶侦察机非常有效，对成功地提供战场情报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次战争中，以军最有利的条件是拿握了绝对的空中优势。根据以色列在1973年战争中的教训，叙利亚人认为集中使用防空导弹会使以色列的空军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根据这一理论部署了导弹。6月9日，摧毁贝卡谷地的导弹使这一理论彻底破产，叙利亚指挥部震
惊之余，不顾后果，把空军投入战场，结果空军也遭到惨重的损失。
以色列的空战胜利是促使叙利亚政府谋求立即停火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6月11日(星期五)以色列宣布单方面停火后，叙利亚立即响应。毫无疑问，空战的发展情况使叙利亚决心不把战火扩大到戈兰高地，并避免它在贝鲁特地区再受损失。
以色列空军在1973年战争中遭受惨重损失后，尤其在遭受叙利亚防空导弹的攻击后，叙以空军都分别进行了多次讨论。叙利亚的看法是，密集部署防空导弹能对付以色列的空中优势；而以军中有些人对是否能找到有效手段对付防空导弹却持怀疑态度。
但是，1973年战争时期担任以色列空军司令的本尼·皮利德少将却持不同的见解。他投入大量财力物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以色列的新任空军司令大卫·艾夫利少将(1973年战争中任空军副司令)及其参谋人员坚信，经过周密准备用新方法攻击导弹基地肯定会获取全胜。
但是，在估计贝卡谷地空战的战果时，不应忽略的是，这场对抗不仅仅是飞机和导弹的对抗，也是两个复杂的技术系统的对抗，即最先进的空中控制装备和电子通信装备的对抗。这两个系统都经受了实战检验，用于摧毁导弹，也用于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空战。作战的控制和指挥和各种因素的协调一致十分复杂。因此，尽管拥有先进的装备，但人的因素仍是决定性因素。
以色列空军成功地阻止了叙利亚援军，叙军第3装甲师的一个旅在一个峡谷内受到重创。然而，以空军司令部认为，尽管以色列的美制飞机是第一流的，但不能得出苏联装备差的结论。以色列认为，错误不在苏联的装备方面，而在叙军的指挥方面。叙军指挥不力，飞行员训练水平低。
叙军在地面作战中打得不错，其指挥部在战斗的各个阶段都能控制它的部队。叙军士兵英勇顽强，炮兵打得也很漂亮，即使迫不得已撤退时也是井然有序的。他们非常有效地组织了坦克与反坦克突击部队之间的协同。叙军的弱点是大部队在实施机动时过于呆板。
巴解组织战士作战勇猛顽强，12岁以上的少年，号称“火箭弹童子军”，因为他们躲在建筑物和种植园后面向以军车辆发射火箭推进弹往往取得非常可观的战果，他们给以军造成许多困难。他们以旅、营为建制单位，但在战场上以小分队为单位行动。
黎巴嫩战争证明了以色列的战备水平
自从1981年夏季第二届贝京政府成立以来，以色列军事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将影响阿以战争，进而影响中东命运，所以有必要引起注意。这种变化是事态发展(特别是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后)和人员更迭(如沙龙入主以色列国防部)的结果。沙龙力主先发制人的攻击，如破坏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和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军事力量。
对以色列的军事思想有突出影响和对未来事态有决定作用的，是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不应忘记，西奈半岛约为以色列国土的两倍半(约61,000平方公里)。撤出西奈半岛以后，以色列失去了战略纵深。在此之前，如果在该地区南线发生战争，战区将远离其居民中心。西奈半岛构成一个缓冲区，以色列可以借此屏障在其边界之外进行运动战。撤出西奈半岛还严重地影响到以色列的情报能力。此后，以色列将难以窥探埃及的“后院”和东南方向的沙特阿拉伯。同样，其空军“预警”系统也受到影响。从那个方向来袭的敌机将更难发现，而且可能贻误战机。以前设在西奈半岛的“预警”等设施，现在不能不设在靠近以色列的居民中心。与此同时，邻国的“预警”系统也向以色列靠近。
撤出西奈半岛削弱了以色列进行战略机动的能力。以色列由于在沙姆沙伊赫有空海军基地，因而可在紧急情况下向红海和非洲沿海进行战略跃进。这种作战模式已见于从沙姆沙伊赫到恩德培，前往搭救法航飞机人质的远程跃进。从海军的观点来看，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以后，它的两个海上战场失去了一个。在红海上，以色列只剩下一个埃拉特港，而且在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