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红十字会研究
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学研究, 2018, 6(3), 43-53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8 in Hans. https://www.360docs.net/doc/654556928.html,/journal/oj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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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peng Wang
Marxist College,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Zunyi Guizhou
Received: Jul. 13rd, 2018; accepted: Jul. 25th, 2018; published: Jul. 30th, 2018
Abstract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is the largest charity society in Tianjin which was founded by famous figures of both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of 1911 Revolu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it practiced the selfless dedication of the World Red Cross Society to save lives and injuries actively. It participated in a wide range of relief activities for ref-ugees caused by war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d relief activities for the needed people in Tianjin in ordinary years. The activities of the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y the state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The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together with other social charitable group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modern Tianjin society.
Keywords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War Aid, Famine Relief, Praise
民国时期天津红十字会研究
王纪鹏
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遵义
收稿日期：2018年7月13日；录用日期：2018年7月25日；发布日期：2018年7月30日
摘要
天津红十字会是辛亥革命时期应时应势由中外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天津最大的慈善社团。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后积极践行世界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的无私奉献精神，积极参加了对战争、自然
王纪鹏
灾害造成的难民的广泛的救助活动及平常年份对天津困难人民的救济活动。天津红十字会活动得到了政府、民众的广泛认同与赞扬。天津红十字会同其它社会慈善社团一起对推动近代天津社会的现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天津红十字会，战争救助，灾荒救助，赞扬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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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红十字会是民国时期天津社会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团体，它在20世纪初期的天津社会变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天津社会公益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红十字会的发展体现了中西慈善文化的融合，并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化。因此，深化对天津红十字会的研究在当下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天津红十字会成立的背景
2.1. 中国早期红十字会的宣传与实践
红十字会社团是个舶来品，它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产物。在中国真正引起人们开始注意红十字会活动的时间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红十字会随军赴中国辽东战场进行战地救治伤兵。他们不仅救助本国士兵，而且还救治受伤的中国士兵及居民。他们的活动使中国人对红十字会的国际主义救助有了深刻的认识。
1904年春，日俄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日俄双方都派出了本国红十字救护队参与对伤兵的救治活动。
为了救护战区的中国同胞，1904年3月10日，中、英、美、德、法五国人士数十人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商讨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29日，由吕海寰、盛宣怀、杨士琦、庞元济、沈敦和等知名人士联合签署了《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向全国各省发出，请求各界支持该会开展救护工作。
通电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各省督抚大员的积极响应。当时在天津、奉天两处，清政府命令官方出面设立救济机构并驰往战地救护。截至12月，红十字会在交战区赈济当地难民达到2500人。红十字会除了在灾区发放赈济粮、赈济款，棉衣棉裤进行冬赈以外，还在灾区实施了春赈，他们将耕牛、种籽等散放给广大战区的人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至日俄战争结束时，“各地先后被救济的难民总数达到了467,000多人，其中受赈20多万”[1]。红十字会全体同仁奔赴战区救护伤兵难民的活动，宣传了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红十字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赞扬。
2.2. 天津红十字会成立的背景及其经过
随着人们对红十字会认识的加深，天津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较早地发出了组建红十字会的呼声。作为当时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大公报》刊文指出，成立红十字会“为最文明之举动，亦为紧要之事体”
[2]。该报还认为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是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中国如果不加入世界红十字会就是自摈于文
明国之外，会为各国所歧视。此文把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当成融入世界文明，关乎国家声誉的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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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在天津，红十字会的组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后，为救济难民而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曾在天津设立了临时办事处，扩大了红十字善会在天津的影响。1910年，天津海军学堂毕业生秦丽南，被清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防疫工作，因其成绩显著，被推荐为大清红十字会会员，因此他也成为天津最早的红十字会会员。关于红十字的所有宣传以及类似于红十字会的组织在战争救护中的实践及其影响，为天津红十字会地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的爆发，将天津红十字会的成立提上了议事日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派出重兵南下镇压，革命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天津有识之士联合天津各界发起红十字会同谋前线进行救济的倡议，并很快向天津各界发出了成立红十字会的公启。14日下午，天津各界同仁在河北第一蒙养院开红十字会发起会，到会者达三百多人，大家公举白雅雨为临时会长，胡伯寅、刘子良、曾栋臣、仲子凤等为临时干事员，他们分别承担向各界进行募集善款的任务。25下午，白雅雨、赵善卿等在法租界新学书院宫保堂召开了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大会。中外男女人士有一千多人到会，这充分体现出近代以来关于成立红十字会的宣传已在人们心目当中有了一定的影响，也充分的反映出中外人士对红十字会成立地期待与关注。在成立大会上，徐华清被推举为正会长，孙实甫、女医局局长金韵梅被举为副会长，并选定了干事部、庶务部、会计部、书记部各干事。此外，还有男女热心志士自认看护者多人。红十字会正式成立了。
天津红十字会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性慈善组织，它包含了中外众多热心慈善的知名人士。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后，21日召开第二次职员会。会上孙实甫副会长通过演说，向大家介绍了红十字会的性质，会议还选举出中、外董事长宁星普、赫牧师及中、西董事李子香、孙子文、严范孙、张伯苓、赵聘卿、赫嘉立、魏德谟、雷鸣远等。这次会议，确定该会的名称为天津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成立后，很快就获得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批准，并借用吴楚公所为红十字会事务所办公地点。天津红十字会的成立在天津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从天津红十字会在以后慈善救济活动中的表现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3. 天津红十字会救助活动考察
红十字会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应时而成立。天津红十字会除了进行战场救治伤兵、平民之外，对天津及其他地区的自然灾害也积极参与，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扬。
3.1. 天津红十字会对战争的救助活动
红十字会成立后进行了积极的募捐并积极组织医疗队赴战争最前线对南北交战双方受伤士兵及平民进行救治。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二次革命中，天津红十字会也赴战场进行积极施救。关于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时期天津红十字会的救助活动，已经写过文章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1922年4月底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天津红十字会为出发战地救护进行了积极地劝募救助资金活动，与各大慈善家共同向各巡阅使、各督军广泛发出公函进行劝募。
红十字会在募款的同时还派出了红十字会医队赴静海、马厂、唐官屯、青县、唐山、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救助伤兵难民。期间，天津红十字会还积极协助静海、青县两县人民办理妇孺救济会，救济灾难中的妇女。红十字会关心战区的伤兵，继续派遣队员前往各地救护，轻者就地施治，重者抬送会中，审查其伤痕，测量其病症或施手术或敷药品。该会自五月一日组织临时医院以来，截至二十三日医治伤兵难民，计直奉伤兵共一百四十余名，受伤难民十余名，贫民有病住诊者五十余名，共合二百余人，大半医愈，其余均在诊治中[3]。红分会医队治疗热心，院中医士救治奔走诊视，忙碌不停。刘襄孙、刘道平、李公忱等自晨至夕，刻无暇，昼夜间仍察视伤兵数次[4]。刘襄孙、李公忱等因天气炎热，所在住院伤兵及兵民，除细心治疗外，还极为注意院内的清洁与卫生，他们每日亲到各病室，督率夫役泼洒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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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水消减毒菌，以防疫疠而助健康[5]。红十字会医院治愈伤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该会拯救伤兵入院时，他们无不痛苦呻吟，面无人色，经诊治后，轻伤者即已就痊回籍，即伤重者也已大有起色，精神即觉愉快，面貌宜少愁容，该院中约有二三十人，记者至该病院中慰问，见有阅报者，有看圣书者，有聚集阔谈唱诗歌者，种种娱乐状况，于前不啻有霄壤之判”[6]。红十字会临时医院，对所医治住院伤兵，均随愈随即行遣送回籍。
天津红十字会对所有战地兵士，未能掩埋者，均代为掩埋。对在天津红十字会医院中伤死亡士兵，即标木栈，掩埋石碑埋于义地，并通知其家属具领。为帮助受难人民渡过难关，天津红十字会还在灾区散放钱物。
直皖、直奉两次战争，天津红十字会出发救济，由于院长、医官、医士等热心毅力，加上社会慈善人士的慷慨捐助，二次治愈兵民，不下数千人。
1924年9，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为了募集医队出发款项，天津红十字会函达总统、国务院各部总长、各省军民长官、各军队首领及红十字总会募捐，共襄善举。同时，天津红十字会组织两队出发山海关、喜峰口，并设临时医院于滦州，进行救护伤兵。天津红十字会还借妥教育会地址为临时医院，进行收容伤兵伤民并布置妥当，举定了正副院长，对送来的伤兵，换药治疗[7]。
战争期间，由前线运来伤兵特别多，天津各伤兵收容所都住满。10月15日到16日，天津红十字会医院收容伤兵八百多人。该院能供给伤兵医药饮食，日达五六百元。
1925年11月，奉军与国民军接战，天津战事激烈，所有战地各村村民，有力者纷纷来津避难，因地狭人稠，皆露宿风餐，其贫寒之户不能离家者，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惊恐万状，行动不能自由，以致不能得食，避匿荒野，惨不忍闻，天津各慈善团体积极组织妇孺救济会救济受灾妇孺，设收容所，救济伤兵及其他难民。
战争爆发后，天津红十字会即组织临时救济二队连日出发救护。11月16日出发东北乡一带，带回难民约有五百人，除沿途投亲外，尚有二百七十余名，由红会移交第一台及各处收容所寄养。同日，红会携带馒首四百斤及药疗器械等又出发北路北仓、张家沟、汉沟一带带回妇孺难民八百余名移交八善堂联合会第一台收容所。18日出发孟庄、新侯庄一带，带回妇孺约三百余人均交第一台收容所。晚又由战地用大车载来灾民妇孺数十名，送往大舞台戏园安插。临时医院杨禹闻等还组织救济队，出发杨柳青一带对灾民进行救助[8]。
22日，红会救护队，由队长李国麟，队员王树芝、温洁明等带领服役，携有馒头数百斤，于21日早出发东北乡接收难民[9]。23日，天津红十字会救济第一队由杨柳青白塔寺等处救出灾民二百余人，到津后即送收容所安置，其受伤者送往该会医院治疗。奉军溃败后，红十字会救护队长刘道平，率领医士看护，并夫役十数名，携带药囊担架床多件，赴河北大胡同估衣街、天后宫一带沿途就地救护伤民伤兵。
1926年，津浦路天津以南发生战事后，该会第一救济队正司令陶席三率领救护、医药、运输、掩埋四队共计队长队员六十余人前往救护。为适应战时需要，他们又组三队，出发灾区拯救，第一队驻于武清梅厂一带，队员张绍周、吴廷佐带夫役二十余名，并携带馒头等物赴太平庄、高玉院、新庄等村散放，拯救难民。因难民过多，该会王绩臣、刘道平、刘襄孙等人又组成二三两队分别出发。第二队队员王树芝等带领夫役十余名，并携带食物多种赴蔡村、马庄、韩庄等村散放；第三队队员王焕亭、牛凤楼带领夫役十余名并携带药品材料及馒头等赴南上村、砖厂等村散放[10]。27日，李国麟赴河西务设立十处收容所，收容难民六百余名，并大车来津购大宗玉面运回收容所，供难民食用。该会还在宝坻县七区内设立收容所，武清城内成立收容所[11]。慈善社团做到了尸体处理与灾民防疫并举，对灾民实施免费治疗。
天津红十字分会在杨村梅厂设立临时第一救护队治疗所，成绩颇佳，前后共医伤兵村民二百余名。甚轻者则留所疗养，重者则派员转送该会医院，以资治疗[12]。天津红十字会临时医院开办以来，医治伤兵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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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计五百余名。
1928年2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徐州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进行北伐。阎锡山在津浦路与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接仗，奉系军队败退。6月3日，张作霖退出了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彻底覆灭。
战争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因津浦路沧州一带人民受战事影响，无衣无食者较多，异常困苦。该会派员“带赈粮二百吨，使用该会专车，派有专员，前往灾区散放，以济穷黎”[13]。鉴于四乡难民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红十字会设立了难民留养所三十余处。收容妇孺六千余口。6月16日，红十字会又组织救济队三队出发杨柳青镇、淀北二十四村，分头解救被难妇女七百余口，又往南北仓等村接来妇孺一百余口，分别送往河北昆纬路留养所、东宣讲所留养所及华林茶园留养所。12、13两日组织救济第五队出发城厢四马路各处救出伤难民十余名，抬往该会治疗[14]。6月21日，红十字会又从淀北一带接来难民八十余车，19日，又派办事员三名，带大车十八辆，赴该处接运。
据7月19日报道，“天津红十字会因津南静海、大城、沧县、青县、交河、献县、盐山一带灾情奇重，亟待赈济，红十字会购粮四百石连同北平战地政务委员会所拨赈款两万元及红粮四千石，由海路前往各县村庄实施赈济。分运静海八百石、大城四百石、沧县、青县、交河、献县、盐山各县共三千二百石”[15]。9月底10月初，天津红十字会收容伤兵三十余名，借江苏会馆收容医治，后续收二百余名伤兵，逐日分别治疗，并对重者实施手术。
1933年华北地区发生战争，5月23日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及红十字会、红卍字会等闻讯后即派员饬往该处视察协商救济办法并散放玉米面及救急药水等。24日慈善会、红卍字会、社会局等代表再度前往视察，决议拨玉米一万斤，芦席千余张，委托红十字会，查明待放。难民的疾病、生产由红卍字会残废院诊治。红十字会员赵聘卿和雍剑秋又商议借得附近张世臣地四十余亩，搭盖席棚让难民居住，并对贫困难民一一发给玉面。并委托红卍字会、红十字会派员长川驻在该处，会同当地人士随时照料[16]。据29日的报道，逃津难民达三万多，分别麋集于东局子、唐家口二处，每日难民饮食均系各慈善团体分配担任办理救济工作。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红卍字会、红十字会地方协会、崇善东社等各慈善团体搭建难民窝铺六百座。慈善会28日分函本市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市商会、华商公会请竭力募捐救款以应亟需。红卍字会、红十字会29日派遣红十字会救护队、红卍字会汽车队及救济队分别出发滦东、平北一带实行救护难民。他们将难民运抵来津分别安插到各收容所。红十字会第三救护队李筱廷、王焕廷等赴武清县梅厂、陈庄子各处接来被难妇孺五百余名，除送往该会大王庄第四、五两收容所安插外，其余送归东局子收容所。天津红十字会对分娩之妇人专门设立难民保产处以资救护。
5月30日慈善会员赵聘卿、王晓岩、李少田、张浙洲及社会局张正文等同赴东局子督促搭席棚及锅灶，并指挥照料难民饮食。市公安局应慈善会之请，派遣消防队员多名前往东局子视察，以保护难民安全。
华北发生战事后，天津市政府组织了河北省天津市各界合办救济华北战区灾民委员会，以救济华北战区为宗旨，会址设于河北省政府内，会员由河北省天津市各界人士组成。他们得到北平救济委员会五十万元，分发河北各省被灾区，并拟请本市各善团如红卍字会、红十字会等机关函商会同派专员前往战区散放，并到各县进行查放。
日本占领天津后，成立了日伪统治政府。日伪政府统治天津期间对天津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但是为了维持天津社会的稳定，他们沿袭了天津慈善传统。这个时期，慈善社团组织活动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的慈善组织在日本占领天津后解散，有的领导者、组织者退出了日伪政府组织的慈善救济活动，有的逃离了这个殖民统治的城市而远走他乡。成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津红十字会作为天津最大的慈善组织自“七七事变”天津市沦陷后，因物资损失巨大，更“因在沦陷区域，故无法活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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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天津红十字会对自然灾害的救助活动
京畿水灾与善后救济。1917年，全国遭受水灾的省份达到了12个，而且大部分地区灾情极为严重，其中受灾最重的是直隶地区。在天津，“英、法、德、日各租界平日为商埠繁盛之场，至今一片汪洋，四望无际，令人见之触目伤心。其殷商富户营业损失不知几千百万”[18]。老西开一带，水势滔滔，一片汪洋，高埠水深五六尺，洼下深约丈余，房屋坍塌，水齐门楣，惨苦万状。灾民攀援拥挤于土堤之上。
中天仙燕市高家大门四座坟、营门外卞家坟地、掩骨会等处人民房屋均被水围，冲塌房间颇多，灾民无居无食，只身避难于坟墓之巅顶。这次大水淹没村庄不计其数，造成了哀鸿遍野，众口嗷嗷的巨灾。这次水灾“从七月起至第二年四月，天津被淹达十个月之久”[19]。纵观此次水灾，造成财产之损失，破坏性之大，在直隶地区少有，正如舆论媒体所言，此次水灾为“五十年所未有”[20]。
水灾发生后，天津红十字会立即召开会议，商议救济办法。首先，天津红十字会及时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报告天津水灾寻求救助，红十字总会会长沈敦和在红十字会拨洋千元。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派出了查放员蔡吉逢携救灾物资到天津进行赈济救灾。在天津红十字会号召下，湖南红十字分会、常德分会、湖南督军、天津同乐会正乐育化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津红十字分会书画慈善会等团体以捐钱捐物等不同形式向红十字会助赈。
其次，天津红十字会联合各机关开会筹办赈济。8月7日，天津红十字会并派出会员协同各职员携带救灾物资到天津各被灾之处赶放急赈，并协同巡警用小船救出被困灾民，男子送到救养院，女子送往北马路女子家庭传习所后院住宿。红十字会为收容灾民还在英租界孙仲英宅及西南隅溥仁医院设立了两处事务分所，又在宜兴埠设立临时妇孺留养院一处连同女子工艺传习所留养了大量的灾民。仅仅10月7日一天，“红十字会急备救生船七十余支，并馒首食物等分赴各灾区，极力拯救。全活被水包围不能逃奔之灾民总计一万三千余人”[21]。天津各慈善社团不仅在津埠查灾救灾赈灾而且还前往天津本埠之外受灾严重的地区赈济难民。天津红十字会派出了吴班侯赴静海县属东南大小泊村散放面粉对灾民进行救济。
杨敬轩、赵世昌、吴克勤等协同政界携带巨款并洋、面若干，11日早协同乘坐小轮赴东光县一带查放赈抚。会计刘兰轩及赈员赵宜之、叶汉卿协同上海红十字会办赈员蔡吉逢办理文安各赈，携带棉衣饼干粮款药物赴文安查放。赵善卿请路局备车五辆，装上海红十字总会运来面粉两千六百袋，派查放员杨敬轩运往直属沧县散放。卞月庭以文安、徐水两县灾情较重，派查放员杨慧南押运红粮两千石，棉衣一千件，药品两箱往文安县交上海红十字总会蔡吉逢散放灾区，并请警厅警士二名携带枪弹随船押运，以资保护而免疏虞。12月23日，天津红十字分会会员随同上海红十字总会会员蔡吉逢携带棉衣三千套并款资若干赴徐水县赈恤灾黎[22]。上海济生社佘桂生与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孙仲英携带衣粮于1月4日车赴正定县一带调查灾区施放赈济。
1919年夏秋之交，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旱情。“天津，天久不雨，河涸田坼。武清，由春至七月旱”[23]。“京兆地区和直隶省在内的畿辅之地，几乎全境皆旱，大片庄稼仅收一分至三分，有的尽皆枯死”[24]。各地难民纷纷避逃来津，出关者已经有数万人。后因关外禁止输送，以致难民流离于津埠，安身无地，度日无资，其数不可胜计。直隶附近的灾民前往天津至9月15日止共有二十万人之多，其中转往奉天、营口、大连以及各处者约有十八万之多，存在天津方面有二万人[25]。
为了宣传灾情及募款，天津红十字会协同西洋红十字会、耶稣教、妇女青年会、商务总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津各报刊机关、天津各界联合会等约三十余团体，计万余人的游行大会[26]。义赈会大游行，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宣传力度，引起了中外人士更多的共鸣与关怀。游行后到该会送款者络绎不绝。
红十字会作为重要的慈善社团除了在天津本地积极组织救济难民外，还到其他受灾县区，如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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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晋县、临城等地将各灾区情形详细调查，并将调查表呈报上海红十字总会以俟查放赈济提供参考。
红十字会医院自开办以来，成绩卓著。据统计一周之内治疗患者之额数，男子一百三十三人，妇人一百零四人，男孩七十七人，女孩三十一人，共三百四十五人[27]。
本时段天津红十字会除了对国内救灾外还积极参加了对日本大地震的救助活动。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8.3级大地震。这次大地震共死伤数十万人，灾情极为惨重。得知日本地震的消息，天津红十字会，5日上午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议决致电驻京日本芳泽公使，请特电日政府慰问日本人民；致函日本驻津领事馆慰问日本商民；致函日本东京赤十字总会社慰问；定于六日在会所开全体职员大会，议商救济办法；致函天津总商会、教育会、各慈善团体、各机关一致对日本奇灾拨救；赶印捐启，本会会员筹款；急购白米运赴横滨、东京灾区；公推孙子文、朱祝颐二人即日赴北京与红十字总会接洽；电复北京红十字总会报告该会商定办法；医组救护队出发事，俟得需要确息，再商酌办法[28]。由庚日莊得之、医校长牛惠霖率领的天津红十字会医队由上海出发日本灾区救助，该会由男女医士五名，会计一名，男女看护生十二名，队役四名组成，携带药品器具九十余件。到神户后，该会医院多备兵车救济难民中之患病者[29]。
日本关中大地震的消息后传到中国后，天津红十字会主要负责人赵幼梅“立即召集天津红十字会各董事，举行紧急会议，议决对日本人民予以救济”[30]。部分人对救济日本采取反对态度，天津红十字会向群众列举了1917年京畿大水灾期间，日本红十字会和国内的慈善团体向津埠捐款救灾的事迹，让群众知道人道主义是不分国界、救灾恤邻，人人有责的道理。“当时，天津红十字会干事长马千里兼任校长、邓颖超任教的达仁学校，为学生出了《抵制日货和救济日本灾民两事的感言》的作文和演讲题；引导学生区分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的界限，提高了学生的认识水平，从而使该校很快地完成了每人赶制一件赈衣的任务”。天津红十字会与各界联合会配合，制作棉衣一千套，送往日本灾区。
3.3. 抗战胜利后天津红十字会对天津社会的救助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了天津并加强了对社会救济的监管，慈善社团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了改组，政府对社团的政令性指导也进一步加强。中国红十字会遵照行政院通过的《复原期管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办法》，在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重要分支机构的天津红十字会奉总会命令也进行了改组。1946年5月，中国红十字总会北平办事处成立，6月间，颁布了各种法规，北平办事处主任舒敏杰到天津主持恢复天津红十字会的工作。天津市社会局根据社会部颁布的民间团体组织章程，也在派员筹措红十字会改组事宜。在经过与天津市社会局的几次交涉后，天津红十字会开始按照自己的法规进行改组。
1946年10月20日，天津红十字会在河北三官庙大街一一四号原址内召开会员大会并选理事[31]。出席大会的会员有71人，邓庆澜主持红会的重新改选工作，为将红十字会的工作扩大与发展，分会以后推进会务均依照“博爱人类，造福社会”八字为目标进行。大会公推舒敏杰为当然理事，刘道平、邓庆澜、孟子清、陈锡三、刘韻波、范雅林、李海寰、王冠华、王翰臣、王西铭等十五人为理事[17]。在当晚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选举舒敏杰、邓庆澜、刘国庆、范士斌、刘恩治为常务理事，公推邓庆澜兼任会长，刘国庆、范士斌为副会长，舒敏杰兼总干事，刘恩治兼副总干事。为了利于工作的进行，天津红十字会又聘请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为名誉会长、副市长张子奇、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副署长顾德明、社会知名人士雍涛、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为副会长。
新恢复的红十字会从1947年1月开始了征集会员和捐募款物的活动。为了宣传红会配合征集会员的活动，“红十字会大量印刷了《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征集会员筹募基金细则》和其他宣传品并发起了征集会员的竞赛活动”[32]。当时规定会员具有以下权利：享受医疗机构的健康检查、卫生指导、预防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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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优先住院和免费治疗、参加红会诸如旅行、观看电影、参加相关的生产技能训练等各项活动。同时红会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缴纳会费、参加红十字会服务社会的工作。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期间，天津的各行业都受到了摧残，人民日益贫穷，加上国民党在1946年又发动了内战，为了支付战争经费，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人民无心也无力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
该时期，虽然红十字会成立后募捐得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它还是积极发扬了慈善救济的职能，具体表现为：
1) 开展了防疫工作。1947年夏天，红十字会为天津市各监狱的囚犯及慈善堂所拨发了除虫粉液，积
极开展了消灭臭虫、消灭蚊蝇等预防传染病的工作。为了广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天津红十字会“于4月16日筹办救济训练班，招考志愿学员二十名，并请外科医师二人，授以各种技能。第二期训练于6月1日开始。该会又为适应环境需要，于5月1日起组织巡逻医队、医疗救护队三队，先后出发距津西北三十公里之杨村附近前线救护双方受伤士兵计一百六十三人。他们还深入到本市第五、九、十一各区贫民区域、窝铺、难民收容所、及地方法院监狱、天津看守所等处，为贫民、难民、囚犯等用DDT免费消毒并诊治患者，受惠人数三千三百八十五人”[33]。6月份在天津市开展的夏季预防霍乱中，“红十字会还与天津市卫生局合作参加天津市夏令防疫工作，经商定由该会巡逻医疗救护队担任本市第八、九、十一区，三区各学校防疫注射，10日该队李子荣等七名医务人员，携带疫苗及应用消毒药品前往本市西车站崇仁、万慈两小学校注射”[34]。本市第二区三经路东北逃津难民休息站以及附近道旁所住难胞不下千余人，或麋集帐篷内，或露宿街头，疫疠堪虞。黄卍字会为预防传染保持健康起见函请红十字会派员到站消毒以重整洁，红十字会(为难民休息站消毒)慨允，并于十六日下午派巡逻医疗救护队多人带大量消毒注射药品普遍消毒及接种注射[35]。巡回医疗队还深入部分学校、工厂及难民收容所给17,000人注射了霍乱疫苗。
2) 开办红十字会诊疗所。红十字会原来开办的平民医院在日伪统治时期内停止了工作，人走楼空。
国民党接管天津，红十字会恢复后为了津埠人民看病的方便，他们积极着手恢复诊所，“该会又将坐落本市九区三官庙大街十号会房前半部房屋收拾完竣，聘请医师三人、药剂师两人、医护员四人，于6月1日成立。诊疗所内设内科、外科、耳、鼻、眼、喉咙各科开诊为市民服务”[33]。红十字会诊所医疗价格极其低廉。红会还开展了对贫困人民的免费诊治。
3) 发放救济物资。1948年10月初，联合国天津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委托天津红十字会诊疗
所办理儿童奶站。红十字会对津埠九区的贫苦儿童进行了调查，38天共发放奶粉909磅，并陆续发放到1949年1月。“在发放奶粉的基础上，天津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会又委托红十字会诊疗所办理儿童膳食站。经调查，待赈的贫困儿童共有400名。自1948年11月21日至1949年1月2日，每天上下午各供应200人到诊疗所喝粥一餐。后因燃煤供应中断，遂按每日定量将实物发放给贫苦儿童享用。1948年底，诊所又承担了被国民党军队占住的两所学校儿童膳食站的1000余名贫困儿童的膳食发放工作”[36]。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军管会派人到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接洽，让其暂时保留原有机构，并在红十字会诊疗所内设立第九伤兵收容所，临时收容国民党伤兵人员。军管会在医药及医护人员方面还给诊所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自1月18日至2月5日，经收容所医治后遣送回原籍的161人，送训的204人，转院的45人，逃跑的35人，死亡的17人，总计462人”[37]。红十字会还继续承担了儿童救济物资的发放工作。1月20日，根据联合国天津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的指示，红十字会诊疗所将奶站、膳食站、粥厂所剩的奶粉755磅及豆、菜等物资分别发放给原受救济的贫困儿童。1949年初，因天津发现了天花，红十字会响应政府号召，承担了八、九两区各机关团体及市民的种痘任务，从3月14日到4月10日先后接种了13,891人。
王纪鹏4. 对天津红十字会救助活动的评价
天津红十字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国际红十字会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为宗旨。红十字会成员就积极募集捐款，奔赴受灾现场，努力开展对伤病员、难民的救护。
红十字会在对难民的救灾中，注重难民救济同灾民教养紧密的结合起来。例如1917年在京津水灾救济中，“红十字分会在龙亭设立妇孺留养院收纳灾民，其中男女小孩三百余名。该院执事日日教以课程、体操、习字，诲之不倦”[38]。京畿水灾，上海红十字会特派员蔡吉逢携款到津散放急冬春工各赈，赈务结束后，剩有余赈洋四千六百数十元，交由分会开设留养灾民习工场一所，公举宋则久、吴绍棠为工厂董事。同时于被灾等地设立留养习工场多处。红十字会还召集本埠贫民授以技艺，俾得自食其力，5月10日河北中国红十字会天津贫民工厂开幕。红十字会贫民工厂考验生徒，该厂总理吴绍棠亲自试验，正取十八名，备取九名。对这种教养兼施的措施，当时的媒体《大公报》给予了很高的评论。“近闻我国红十字会以放赈余款在津筹设一贫民工厂，将无数饥饿余生纳而置诸劳动界中，俾得自食其力，其为社会谋幸福也甚大。诚使筹赈诸君子，踵而行之，不让红十字会以专美于前，则次日代赈之贫民，皆足为谋食之苦工，虽有天灾人祸，亦可无虞矣”[39]。
在自然灾害救济中天津红十字会注重灾后卫生防疫工作。1917年京畿发生水灾时，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援聘善医士设施医处开幕施诊，经该会诊治之病，不取分文。
天津红十字会非常注重灾民的遣散与善后工作。1917年京津地区发生水灾时，天津红十字分会将城北宜兴埠临时妇孺留养院灾民四百余名，由董事王仰周会同红十字会副理事长孙子文筹议，时值融和，所有灾民按照户口发给恤赏，以便解散，并令合摄一影而作纪念[40]。3月10日，红十字会职员会同警察官及绅董对返乡难民按大口四元，小口二元发给赈款，灾民等临行时无不感激鸿德[41]。为防止有些难民将被施救衣物典当，红会在赈衣上印有红十字标记并致函各国领事署及特别第一第二管理局函请求配合工作，以确保救济的功效。上海红十字会办赈员蔡吉逢3月25日接沪会来电告知由于京畿灾重，难民孔多。近届春荒代赈尤亟，冬赈结束，乞速返沪商榷春赈办法，赶速进行，以期救人救彻[42]。
天津各慈善救济团体的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对慈善社团的感激。1917年天津红十字会在京畿水灾救济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拯救难民灾民无数。被救济地方给天津红十字会送匾额数方：杨柳青镇送来一方曰“恩同挾纊”；河北西窑洼后五百村送来一方曰“万家生佛”；宜兴埠并淀北二十四村送来一方曰“德被群生”；胜芳镇送来一方文曰“惠我灾氓”；西乡三十一村送来文曰“实惠灾黎”；海河各村送来两方，一方文曰“救济一方”，一方文曰“胞与为怀”，又送旗二面，一文曰“慈祥愷悌”，一文曰“饥溺犹已”；慈善机关原不介意于兹名面，一时颂扬者如此雍雍济济，亦足徵该会之款不虚糜，民沾实惠矣[43]。被救灾民还借助媒体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如杨柳青镇在二次被水后得到了上海红十字会的救助，事后他们借助《大公报》表达了对救灾人员的谢意。西乡两岸三十一村村伍代表灾民也通过《大公报》发出了鸣谢红会函。
政府对于天津慈善社团在本次水灾救济中的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冯国璋大总统1918年4月6日奖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匾额一方，文曰“量閎胞與”[44]。总之，本次水灾发生后，各慈善社团积极行动起来，配合了官方对灾区实施了积极地救助，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津埠人民渡过这次灾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本次社会救灾中，全国很多地方都向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社会各阶层在大灾面前，对人类的同情心充分展现了出来，这在中国救灾史上也是值得称道的。
5. 结语
纵观民国时期的天津红十字会，从它的成立到消亡经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天津红十字会从成立之初就践行着红十字会救死扶伤，造福人类，无私奉献的宗旨。红十字会是一个舶来品，但是随着人们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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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深化，它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特别是作为通商大埠的天津，因为得风气之先，人们更容易接受先进的思想理念而且尽快付诸实施。天津红十字会成立以后，就广泛吸收社会上有名望的中外人士参加，这为天津红十字会的捐款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而且这些社会人士也充分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为红十字会募集捐款，为红十字会救死扶伤救济奔走。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在各种灾害及战争发生时，天津红十字会总是积极地投入到救济伤病难民的活动中，特别是面对天津内外发生的自然灾害，天津红十字会积极配合政府对灾民进行救助，还和各种慈善社团不遗余力的进行密切合作。
正是由于天津红十字会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得它的募集捐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各省督抚大员都在不同的时期向天津红十字会捐献大量款项，或委托天津红十字会代为散放钱财衣物等帮助苦难中的人民渡过难关。天津红十字会积极贯彻救灾扶贫的实践。他们不但救济灾民，而且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难民，对他们开展职业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以便将来可以独立生活，对那些青少年儿童则在救济过程中，注重对他们的教育，给他们提供读书的机会，在达到一定的条件下，将他们送入工厂做工，或者送往高一级的学校继续深造，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贫穷落后的面貌。这和那些单纯进行一定经济救助的团体相比，应该说是一大进步。民国在大陆存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天津红十字会在日本占领天津之前表现的较为活跃，它也成为当时天津众多慈善社团中影响力最大的慈善社团。日本占领天津以后，鉴于人们的爱国之情，天津红十字会的组织者、领导者退出了天津慈善界，表示了他们的爱国之情。这点还是值得称赞的。
总之，在民国风云激荡的将近四十年中，红十字会会员竭尽全力的参加了战场伤员、难民救护，参加了由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难民的救助。他们的行动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对人们灾后重建及对生命的呵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英勇事迹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的认可与赞扬，成为天津慈善界的一张靓丽名片。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间层’的慈善组织因缺乏必要的资源、空间和合法性而无立锥之地。与新政权的成立相伴随的是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新政权又用自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当时存在的民间组织进行判断和选择，不少中国人创办的民间组织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外国教会办的慈善事业是‘侵略工具’、‘伪善’”[37]。慈善团体失去了存在的政治、思想、经济及社会因素，民间慈善事业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走向淘汰灭绝。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天津红十字会也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思想观念的变迁，学术思想的发展，红十字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研究。红十字会也再次成立，并得到国家的支持。他们在社会救助中也发挥了越老越重要的作用。
基金项目
遵义医学院博士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天津红十字会研究》(F-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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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具文化研究
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具文化研究隋唐是我国家具史上一个大变革时期，上承秦汉，下启宋元，融会国内各民族文化，大胆吸收外来文化，出现不少新型家具，特别是高型家具继续得到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古典家具的内容。隋唐时期，家具以雍容华贵为美，有刻意追求繁缛修饰的倾向。至五代时，家具风格改为崇尚简洁，为宋代家具的风格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五代的家具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坐具类家具的品种增多和桌的出现。椅子在中原地区逐渐流行，当时称为“倚子”。几、案的高度与坐具的高度有关，坐具高了，几、案也势必加高，这样就引起大多数家具向高型发展，而高型家具的发展又会对住室高度、器物尺寸、器物造型、装饰产生一系列影响。二是家具种类增多，以致可按使用功能分类。如坐卧类家具有凳、椅、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几、案、桌等；贮藏类家具有柜、箱、笥等，架具类家具有衣架、巾架等，其他还有屏风等。 五代时，家具造型向简练方向发展，许多家具在结构上借鉴了中国建筑大木构架的做法，形成框架式结构；构件采用圆形断面，线条流畅明快；腿与面之间加有牙子和矛头。 一、家具类型 隋唐家具仍分七大类，即坐具、卧具、承具、凭具、庋具、屏具和架具。
1三彩陶塌（西安唐墓） 2独坐小榻（墩煌） 3四出头官帽椅（敦煌） 4圈椅（杨耀据唐《宫中图》复原） 5三彩钱柜（西安唐墓） 6椅（西安唐墓壁画） 7圈椅（唐《纨扇仕女图》） 8纨扇仕女图（月样杌子） 9方凳（卫贤《高士图》） 10长桌及长凳（墓高窟第473窟壁画） 11屏风、案、桌、扶手椅（五代王齐翰《勘书图》） 12方桌（墓高窟第85窟壁画） 13住宅内的床（墓高窟第217窟壁画） 14桌、靠背椅、凹形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1）坐具 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的时代，继续发展的坐具和新出现的坐具主要是为了适应垂足，如凳类、筌蹄、胡床、榻以及椅类等。 凳类坐具如四腿八挓小凳，见于敦煌壁画。敦煌唐代壁画嫁娶图还绘有宽体条形坐凳，供多人同坐。还有一种圆凳，圆形坐面，下有凳腿，为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彩陶说明唱俑所坐。这时新出现一种平面呈半圆形称为“月样杌子”的垂足坐具。 唐《宫中图》中的壸门大案与月样杌子 筌蹄用竹藤编制，圆形，在南北朝时已出现在佛教活动中，隋唐流行于上层家庭。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持镜俑就坐在这样的筌蹄上，作腰鼓状，上下端及腰部都有绳状纹。 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坐于筌蹄上的三彩俑 胡床即马扎，在隋唐继续流行。众多出土模型和壁画显示，隋唐的独坐式小榻多为壸门式。还有一种可坐多人的长榻，唐代称“长连床”。
红十字活动方案
红十字会活动日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爱在交院； 二、活动宗旨：通过开展红十字会活动日相关活动，充分调动 三、活动目的：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会日，在这特殊的日子 四、相关活动： 1.通过广播站、海报等形式对红十字会进行宣传：增强同 学们对红十字会发展历史，红会知识的了解与认识； 2.组织同学们捐款捐物：5月12日是四川汶川地区地震一 周年纪念日，灾区人民的生活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在红 十字会活动日期间我院红十字会将组织同学们为灾区 人民捐款捐物，为灾区人民奉献我院学生的一份爱心; 3.组织义务献血活动：红十字会活动日期间，我院红十字 会将组织广大师生进行义务献血活动，并广泛宣传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有义务为社 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4.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救护知识培训：帮助同学们掌握急救 知识，已达到自救和救助他人的目的； 5.开展横幅签字活动：此次纪念世界红十字日的活动同时 也为“五四”青年节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此次签名活动 以激励学院广大青年学生都能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积极 参与，奉献爱心；救死扶伤； 五、相关活动时间安排： 1.2009年5月7日—2009年5月8日：广播站对红十字会 进行宣传； 2.2009年5月7日—2009年5月8日：利用海报对红十 字会进行宣传（在各公寓楼内宣传）； 3.2009年5月7日—2009年5月8日：组织开展捐款捐 物活动(在活动开展前通过广播站对本次活动进行宣传)； 4.2009年5月6日—2009年5月8日：组织开展义务献 血活动； 5.2009年5月6日：各班组织开展红十字会救助知识培训 活动； 6.2009年5月7日：组织开展横幅签名活动； 六、活动地点： 1.捐款捐物活动地点：十二层楼前；
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研究综述
2012年第3期(总第10期)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No.3，2012Total No.10 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研究综述 韩淑红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 要］外来词研究中历史分期问题既不同于汉语史的断代分期，也不同于历史学的朝代更替分割， 但又与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全面梳理学界对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的研究，分析外来词历史分期的多样性及不同依据所在，提出两汉时期是汉语外来词引进的第一时期，对其进行断代整体性研究是推动外来词系统历时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两汉［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2）03－0053－05 ［收稿日期］2012－03－11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两汉外来词研究”(20121009) ［作者简介］韩淑红，吉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汉语词汇史，汉英对比研究。 汉语不仅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在外来词问题上，汉语与其他语言在界定上有着不同的一点：汉语中源自其他少数民族的词语也是外来词的一部分。因此，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同民族交流的历史关系更为密切，汉语中出现明确的外来词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学界对外来词的研究日益关注，研究成果也是林林总总，但对于外来词的历史分期大多是散见于其他问题的论述中，专门深入探讨的较少。本文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求为汉语外来词的断代系统研究奠定基础，并提出两汉时期在外来词历史上的整体性看法。 一、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代表学说 随着汉语史的深入研究，学者关于其分期以往多以语法特点为主要参数，近年来又有应参照词汇发展特征进行分期的呼声。正因为目前学界对汉语史的分期仍有争议，所以分期界限多派观点并存，此不赘述。同时，这种争议势必影响汉语词汇史的断代问题，而外来词作为词汇研究中 的一般词汇，近些年的研究红红火火，但关注近现代，尤其是新时期外来词现象的研究更多，对其做深入的断代研究尚在初始阶段，关于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分期也是众说纷纭，目前已有研究成果中主要有以下观点。 1.二分说 对汉语外来词的引进一分为二的说法，一般重在研究现代汉语的相关问题，对历史上古代汉语中的外来词一视同仁。李行健、余志鸿（2005：217）提出“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可以从远古时期说起，只要有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就可能把有关的词语借过来，历史上也曾称外来词为‘胡语’ ”。袁彩云（2006）认为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时间开始于汉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大量外来概念和词语进入汉语的第一个高潮时期。王汉生（2009）认为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历史在汉朝和魏晋时期开始，更多的外来词是近代和现代吸收进来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外来词大量涌现。二分学说划分的观点多认为古代外来词始于汉或汉魏，对以后
大众阅读的现状及对策
大众阅读的现状及对策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礼仪之邦，灿烂的中华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最值得骄傲的民族瑰宝。如此灿烂的文化，没有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文化传承的方式——书籍。文化典籍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得力的助手。在另一方面，书籍也造就了中华民族一个美好的品格，那就是读书。在中国实施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先不论利弊如何，起码它告诉我们，古代的统治者将诗书策论作为选拔优秀的为官从政者的首要素质。李九玲的“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或是颜真卿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又或是苏东坡的“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古代这些文人墨客，更是将读书当做人生头等大事，就算是觥筹交错期间，也将读书的成果以另一种形式展现——行酒令。而在华夏大地之外，我们眼中蓝发碧眼的异族人同样热爱阅读，一个爱书的人，他必定不致于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良好的老师，一个可爱的伴侣，一个温情的安慰者——巴罗。由此可见，阅读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席位。 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是指阅读主体（读者）与文本（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整个宇宙）互相影响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实践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一种体现。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基本手段和重要途径。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然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国民阅读率不断下降，前所未有的阅读危机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1]。在这其中，争议最大的，最受人们关注的，莫过于大众阅读。 大众阅读，又称社会阅读，全民阅读，指的是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学习的氛围，鼓励国民借助各种阅读平台积极阅读。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并非简单的书本阅读，它是一种阅读理念的创新，是学习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此外，社会阅读也是指除在校学生外，全社会每一位有阅读能力的成员在工作之余都来读书、看报的一种阅读行为。为适应我国建立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最简单、最快捷、最有影响力、见效最快的方式就是推广社会阅读[1]。 在当今社会，大众阅读的理念是享受阅读权利，保障阅读快乐。从某个方面看来，大众阅读拥有一个十分美好的前景，能够营造全社会学习的积极氛围，促进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但实际上，目前大众阅读中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
红十字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红十字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红十字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和象征。它所奉行的人道主义宗旨是人类共同的思想，它所倡导的和平、平等和博爱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下面是给大家整理的红十字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仅供参考。 红十字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篇一】 同志们： 新年伊始，我们在这里召开全省红十字会20**年工作会议，借此机会我代表省红十字会向与会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省红十字会专兼职工作者、广大会员和志愿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向所有关心、支持我省红十字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代表省红十字会对20**年全省红十字会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并就今年的工作重点谈几点意见： 20**年工作回顾 20**年，在总会的指导与支持下，全省各级红十字会高举旗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始终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所赋予的神圣职责，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组织与能力建设的提高，推动红十字事业深入发展 随着管理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各级红十字会普遍重视加强自身建设，配备得力的领导班子，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增强红十字会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各级红十字会工作呈现蓬勃生机的局面。一是双鸭山、七台河、黑河市红十字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干部任用原则，选拔了有爱心、有责任心、有事业心的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配备了专职副会长，完善了体制，强化了机关的内部建设。哈尔滨、七台河、齐齐哈尔、黑河、牡丹江、双鸭山市红十字会改善了办公条件，搬进新居，配备电脑等办公设施。二是省及哈尔滨、佳木斯、黑河、鹤岗等地红十字会分别举办红十字会专兼职干部、志愿工作者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培训班8期，培训专兼职干部及志愿工作者700人次。三是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市红十字会把目标管理责任制纳入红十字会工作的全过程。哈尔滨市红十字会还在机关深入开展强素质、求创新、讲和谐、做表率的主题实践活动，推动学习型、创新型、和谐型、服务型、节约型的机关建设。四是志愿服务工作逐步完善。佳
春秋战国的家具文化研究
春秋战国的家具文化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的家具，以楚式漆木家具为典型代表，成为我国漆木家具体系的主要源头。楚式家具品类繁多：各式的楚国俎、精美绝伦的楚式漆案漆几、具有特色的楚式小座屏、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床……楚式家具有绚丽无比的色彩，浪漫神奇的图案，以龙凤云鸟纹主题，充满着浓厚的巫术观念。楚式家具作为一种工艺美术的早期形式，其简练的造型对后世家具影响深远。其分类主要有： 1.案 案是春秋战国时的新兴家具，尤其漆案非常流行。在大量出土文物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青铜生活用具，在冶铸工艺和加工艺术上都有不少的发明和创造，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不受或少受内地传统模式的影响与限制。 （1）牛虎铜案 此案为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长约76厘米，高约43厘米，重30公斤左右，由二牛一虎组成。它是一种古代祭祀器物，用于祭祀时放置祭品，相当于现在的供桌，案以站立的大牛的四脚为足，牛背呈椭圆形凹状作案面，粗壮的牛头及朝天的双角为一端；牛尾直立一猛虎，虎口紧咬牛尾，前肢紧抓牛臀，构成图案另一端。此虎的设置可以使全案两端保持力的平衡；在牛腹下横站着一头悠然自得的小牛犊，此小牛的设置使全案重心下移，增加稳定。它利用对比、烘托、反衬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态心理、动作刻画的惟妙惟肖，老牛驯良无私、小牛单纯可爱、猛虎凶恶残暴。真可谓构图简洁、凝重、独特、造型完美、构思新颖、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统一，成功地体现了艺术审美和实用功能的完全结合，使我们有无可挑剔之感。其次，此案在青铜制作工艺上应用了范模铸造法。此方法是滇国青铜工艺中最常见的一种，比起失蜡法，更能体现古代滇国人民的聪明和智慧，真可谓制作工艺精美，艺术水平高超。
源于日语的汉语外来词研究_熊文华
[收稿日期]2006-08-28 [作者简介]熊文华(1953-),男,湖北黄陂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宋小梅(1969-),女,四川盐亭人,柳州职业技 术学院讲师。 源于日语的汉语外来词研究 熊文华,宋小梅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摘 要:从语言文字上说,早期汉语传入日本,从语音、文字、词汇等各方面对日语系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日式汉语回归中国,与本国语言相互融合。中日语言上的相互影响,是语言接触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模式。语言的相互影响反映了以社会经济为背景的文化的相互交流。其动因和起点是文化上的需要,过程则充满着渗透、交融和互动。 关键词:日源外来词;汉语;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13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084(2006)04-0071-06 一、日语借词的特殊性 数千年前,人类社会就已不再是老子所怀念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封闭系统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彼此在交换物质产品的同时,也不断吸收自己所无且于己有用的文化。而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的语言,负载着各文化因素,成为人们互相了解的桥梁。文化的吸收和交流,首先就反映在语言成分的吸取上。这就形成了一种语言中的外来词。 外来词是语言融合的产物.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吸取。在现代汉语词汇里,有不少词是从别的民族语言中吸收来的。这些吸收来的词,积累成了汉民族语言词汇中的外来语词汇。仅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就收录了一万余条,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外语词更是大量涌入,其中相当一部分已进入汉语词汇系统,构成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是—个不容忽视的子集合。 汉语外来词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借词,即将别种语言的词直接引入。意义和书写形式基本不变,仅在语音上加以改造纳入汉语的词;二是译词,即只是吸取外来概念,即词义,而使用汉语的造词材料和造词方法形成的词。无论何种情况,它们都服从汉语词的内部结构规律,是取得了汉语词的资格的,从而成为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 像下面这种情形,则不能算是汉语外来词: 对于寻求old girl (大女孩)的绝对数,我已经绝望了,更不消说她们的人口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地理分布。再说,OG 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学的问题。 这段文字中的old girl 和OG 都没有取得汉语资格,尽管它们出现在汉语书面语中,却仍然只是英语词。现代汉语借词又有两种情形:一是从书写形式上借取的,二是从语音形式上借取的。外来词中不少来源于日语,我们称之为日源外来词,其大部分是源自日语中的汉字词,可称为日源汉字词。日语借词是用现代汉语语音直读其汉字,其它外语借词则用现代汉语语音来对音的。不过,这两种借词有一个共同点,即音节上都汉语化了。 中国人和日本人,由于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的关系,有过极其频繁的交往和接触。早在隋唐时期(日本飞鸟、奈良时代),中国文化大量流入日本,日语几乎整个地借用汉语词汇和它的书写符号———汉字。这就使日语在语素、构词法乃至词的结构上往往符合汉语的造词规律,为我国清朝末叶从日语大量借入新的名词术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又由于日本人使用汉字,尽管日本人在公元794～1192年间(平安时代)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假名,但汉字的使用仍是大量的。日语中法定使用的就有1954个汉字。而汉字是表 第6卷 第4期 2006年12月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L I U ZHOU VOC ATI O NAL &TECHN I CA l COLLEGE Vol .6No .4Dec .2006
弘扬红十字会精神素质育人新路
弘扬红十字会精神探索素质育人新路 张标(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江苏太仓215411) 摘要：本文以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红十会为例，探讨并分析了高校红十会发展中的不足与应对举措。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Red Cross of Chien-shi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the example,the discussion on and analysis of the University red cros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高校红十字会德育 Key words:University Red Cross in moral education 作者简介:张标(1980—)，男，江苏太仓人，本科，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副处长，研究方向学生思想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11）-11-0089-01 红十字运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对大力加强大学道德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高等学校可以把开展红十字工作，作为学校强化大学生思想教育、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和载体。 一、高校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发展 1、高校红十字会的性质、功能。 根据《关于加强学校红十字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高校红十字会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共同参加的中国红十字会基层组织。高校红十字会需要积极组织师生，学习、宣传人道主义宗旨和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知识，在校内外广泛开展体现红十字精神的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尊师爱幼、助人为乐等活动，积极发挥卫生救护培训等职能。高等学校应该将红十字会精神做为学生德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元素。 2、高校红十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发展。 随着公民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红十字事业社会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的高校已将红十字工作纳入到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高校红十会能够针对大学生年龄、生理、心理的特点，有计划地开展急救知识与技能、艾滋病预防、远离毒品与烟草、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等有红十字特色的卫生健康和安全知识培训，正形成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人人参加红十字会活动的良好局面。 二、高校红十字会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素质教育的影响 1、高校红十字会引导大学生树立起志愿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 社会的进步需要公益服务和志愿精神，高校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活动，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多元性的特征。高校大学生通过“服务社区”、“关爱老人”、“支教‘民工子弟学校’”等志愿服务活动，各尽所能、各尽所长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如：我院红十字会下设的“关爱留守儿童组织”，结对支援“李灵希望小学”的建设，同学们除了发动身边同学参加援建活动外，还用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及奉献精神感化了企业共同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中，塑造出了当代大学生高尚的社会价值观。 2、高校红十字会的生命教育升华了大学生对生命的尊重与珍爱。 生命教育是立足生命存在、关注生命体验、呼唤生命活力、提升生命质量的教育，是红十字会“人道”精神的体现和弘扬。在大学生身边不乏有生命遭遇巨大的创伤，而大学生的“献血”、“献骨髓”等行为。2010年1月，我院机电工程系罗同学身患“白血病”，同学们排队捐献“血小板”，是同学用大爱延长、加深了生命的长度与深度。学校在倡导“人道”行为中，更好地培育了学生的生存感受力和生命情感。 3、高校红十字会的健康安全教育提升了大学生的救护能力。 近年来社会突发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屡有发生，这对高校组织紧急救护和救助能力的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救护、健康教育 方面，红十会有其特殊的优势。在我院已将12月定为“健康安全教育月”，共有四大板块内容：1、“防艾”系列宣传教育，主要有展板宣传、“防艾”签名、“防艾”知识讲座、观看“防艾”宣传片等；2、开展“现场紧急救护培训”，学习“心肺复苏”互救技能；3、开展“守护花季”生理健康教育，学会自我保护；4、通过禁烟、控烟活动，引导学生戒烟、控烟。 4、高校红十字的扶危济困进一步彰显了大学生的大爱教育。 在人民有难时，在国家需要时，大学生的扶危济困意识则显得迅疾而强烈。在2008年南方的冰雪灾害中，在令人震惊的“5·12”汶川大地震中，或是西南大旱发生时，高校红十字会的旗帜就是口号，大学生们应声而起，开展了网络舆情引导、爱心募捐；有些大学生还参加了抢险物资搬运、伤病员护理和转移以及突击抢险等多项工作。 三、高校红十字会发展中的不足与应对举措 1、高校在红十字会投入上存在不足。 目前，高校将红十字会机构与其他部门放在一起合属办公，不设专职人员，没有专门的经费和场地。从根本上，高校红十字会开展活动完全依托于团委、学工部的工作需要，进而限制了红十字会的层次化、系统性发展。学校领导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红十字会对“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理念的促进作用，对学生素质发展的提升作用，务实地发挥学校红十字会长的领导意识。 2、志愿服务工作缺乏红十字特色。高校红十字会志愿服务与其它志愿服务团体在服务的内容、形式、方法，甚至人员等均与其他机构的志愿服务有所重叠，缺乏红十字特色。高校红十字会应该在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卫生救护等领域，突出红十字会的优势和特点。。 3、高校红十字会缺乏应急体系。大学生由于心理、生理等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多数高校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应急体系。究其根源，卫生救护培训尚未走入规范化的轨道，受训人数和持证人数在高校师生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受训人员在突发事件中作用发挥情况等均不明确。 高校红十字会积极践行着人道主义精神，倡导着博爱和奉献意识，也在不断培养大学生的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了大学生知识、能力、情感的和谐发展，全面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１］何兰萍、纪元，社团工作视角下的高校红十字会工作调查，［Ｊ］社会工作，２００９年第９期下 ［２］张雪松，论红十字会工作在大学生德育中的重要作用，［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０９年４月下 ［３］祁立佳，高校红十字会对大学生德育教育影响初探，［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第２７卷（第６期） 政治 思政探讨 89 --
秦汉时期的家具文化研究
《秦汉时期的家具文化研究》 历史背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在继承战国漆饰的基础上，漆木家具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装饰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 生活方式：们起居仍是席地跽坐(跪坐)或盘膝坐，垂足坐始见萌生尚未普及。常用家具有几、案、箱、柜、床、榻、屏风、笥（放衣服的小家具）、奁（放梳妆用品的器具）、胡床（坐具，又称交床，绳床）等。 这一时期家具的主要特点是：①大多数家具均较低矮。②始见由低矮型向高型演进的端倪。西汉时,由印度传入(榻登)。《释名》注：“榻登,施之大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既在床前设榻登上床，说明床的高度有所增高。又据《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胡床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坐时垂足。由席地坐演进为垂足坐是家具史上一大变革。③出现软垫。西京杂记中记述，汉时天子的玉几上冬天加有丝绵织物，大臣的木几上则加用橐（毛毡缝制的口袋）。这是最早出现的软垫。④制作家具的材料较为广泛，除木材外，还有金属、竹、玻璃、玉石等。 家具装饰：沿用传统的漆绘、油彩、针划、贴金银箔、镶银或铜箍等外，还发展了戗金（针划填金）、堆漆（用稠厚的漆堆成花纹）等工艺。漆饰后，有的还配以鎏金铜饰件，益显华贵。此外，各种珠宝、玻璃也常作为家具的装饰材料。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早期铜框架漆屏风，就装有长方形浅蓝玻璃。据《西京杂记》记载，“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案)、(侧)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这些都是精美的家具。《盐铁论·散不足》称“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足见珍贵。 秦朝版图
汉朝版图 中华民族瑰宝——漆器工艺，在秦汉时期为宫廷御用，主要以屏风、家具、饰品、餐桌为主。明清时期这一传统工艺传入民间，因其为天然生漆（又名大漆），漆面乌泽润亮，具有耐酸碱、抗高温.防腐、绿色环保等优点,工艺经数十道工序，一件作品少则三五个月，多则一年以上才能完成。 漆器屏风漆器屏风
社区,红十字会工作总结
社区,红十字会工作总结 篇一：红十字会红十字日活动总结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扩大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力，提升红十字品牌形象，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红十字爱心行动推动三项红十字博爱工程的有效开展，改善易受损人群的境况，促进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长征社区红十字会按照青山区红十字会的要求展了《红十字会法》及会务知识等宣传活动。现将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统筹安排。 长征社区红十字会为使宣传纪念活动有序进行，于5月7日组织召开了活动筹备会议，并制定了长征社区红十字会活动实施方案。 二、深入宣传《红十字会法》及配套法规。 5月8日上午，长征社区红十字会在金世纪商业街开展了宣传活动。在宣传活动中，长征社区红十字会放置了有关普及卫生救护培训知识和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展板，开设了初级卫生救护培训、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预防艾滋病等知识咨询，吸引了不少师生驻足观看和咨询相关知识内容。通过长征社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认真解说和宣传，向群众广泛宣传《红十字会法》《献血法》《红十字会标志使用办法》等。发放印有《红十字会法》及红十字会性质宗旨、任务、无偿献血及血液知识、艾滋病防治知识等宣传资料。
三、进一步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制作“关注艾滋，你我同参与”、“抗击艾滋，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为主题的艾滋病知识宣传展板，印刷艾滋病防治知识及政府的相关政策及措施的宣传资料500份。引起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部分师生在观看展板内容后，还进行了摘抄，有的师生现场咨询参加宣传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宣传员。 长征社区 20xx年6月4日 篇二：红十字会年度工作总结及计划 xx年，县红十字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州红十字会的指导和支持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按照安排部署，结合本单位实际，克服困难、扎实工作，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现将情况总结如下： 一、xx年工作情况 （一）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工作力度。一是联合县妇联、团委、卫生局、妇幼院、疾控中心等单位，以××商场为中心场地，把防灾减灾、纪念5·12活动和开展爱心募捐紧密结合，以《红十字会法》、《献血法》、艾滋病预防、防灾减灾等知识为主要宣传内容，精心组织“5.8”世界红十字纪念日、“6.14”世界献血日、“9.12”世界急救日等宣传活动。期间：悬挂横幅标语2条、黑板报3期，宣传展板2块。向18个会员单位、13个乡镇发放《我们的世界、大家的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 中国红十字会以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 中国红十字会始建于1904年，建会后一直从事救护伤兵、救助难民和赈济灾民活动，并积极参加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中国红十字会在政府的关怀下，于1950年8月进行改组。1952年恢复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合法席位。在协助政府履行日内瓦公约，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事业进入了持续、快速发展时期。各级各地红十字会迅速恢复和建立。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有31个省级分会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分会，7万多个基层组织，近2000万会员。在人道领域里的工作不断开展，并得到了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备灾救灾网络已初具规模，中国红十字会在开展自然灾害的救H力工作中，募集了价值20多亿元人民币的救灾款物，为保障受灾群众的健康、保护受灾群众的生命作出了贡献。1982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协助政府倡导和推进公民无偿献血事业。中国红十字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许多国家红十字会有着良好关系与合作，也积极援助姊妹国家红十字会。1985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曾三次担任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领导委员会成员，并担任副主席。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使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有了法律保障。 2004年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是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聘请国家主席胡锦涛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选举彭佩云继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事业2005—2009年发展规划》。 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红十字会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突出抓好备灾救灾、卫生救护知识培训、社会服务、传播国际人道法及红十字运动基础知识、推动无偿献血和红十字青少年道德教育、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预防艾滋病等主要工作；加强人才培养、向社会宣传和多渠道筹集资金等工作，配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 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国务院领导联系。其机关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执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指导地方红十字会分会开展全国性活动，推动中国红十字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三）开展人道领域内的社区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组织开展群众性初级卫生救护训练，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助工作。 （四）开展与国际红十字组织和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宣传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并依照有关规定开展工作。 （五）开展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规定推动无偿献血工作，建设和管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七）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加强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的交往与合作，协助政府开展对台工作，开展两岸红十字组织的交流、合作。 （八）完成政府交办和委托的其它工作。
红十字会发展规划
中共柯坪县启浪乡中心学校党支部文件 启学党发〔2015〕2号 ━━━━━━━━━━━━━━━━━━━━━━━━━━━━━━━━━━━━━━关于《启浪乡中心学校红十字会2015—2020年发展规划工作》通知 学校各办公室： 现将《启浪乡中心学校红十字会2015—2020年发展规划工作》印发给你们，请学校教职工积极配合，落实活动顺利开展。 启浪乡中心学校红十字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主题词：红十字会通知 抄送： 本学校各办公室存档2份 ━━━━━━━━━━━━━━━━━━━━━━━━━━━━━━━━━━━━━━启浪乡中心学校党建办公室 2015年5月20日
启浪乡中心学校红十字会2015-2020年 发展规划 红十字事业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五年是启浪乡中心学校红十字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实现学校红十字事业跨越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背景 红十字会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最近，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说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学校红十字会应当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不断发挥红十字会在开展人道救助、反映民生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独特优势，不断拓展工作领域，不断丰富工作内容，不断创新工作手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启浪乡中心学校红十字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中国传统家具赏析作业
中国传统家具赏析 学院、系艺术设计系 专业名称环境艺术设计 年级 2009 级室内2 班 学生姓名刘箬溪 指导教师马素英 2011年 6月25日
中国传统家具赏析 摘要： 中国传统绘画中描绘了大量家具图像,这些图像不仅为研究家具史带来了便利,还为一些在断代上有争议的重要绘画解开迷团带来了重要佐证;中国传统家具上装饰有不同的绘画,这些绘画对于家具的美化和意蕴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二者关系值得深入研究。论文第一部分为中国传统家具和绘画的关系概论,探讨了两大艺术的概念和联系。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研究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家具。在总论中探讨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家具基本造型、装饰和透视问题,在专题研究中选择了前人尚未深入涉及的五个方面进行研究:①汉代绘画中的特色家具;②中国最早的椅子图像辨析;③敦煌壁画在中国传统家具嬗变研究中的独特价值;④家具与《韩熙载夜宴图》断代新解;⑤《清明上河图》与宋代市井家具。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研究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绘画。在总论中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绘画类型、发展历程和不同绘画之间的关系,在专题研究中选择了五个有代表性的方面进行研究:①战国楚地家具上的漆画;②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绢、纸画;③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石画”;④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瓷画; ⑤中国传统家具上的“雕画”。第六部分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具上绘画的现代制造技术,其中重点以中国传统家具上“雕画”为例探讨了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和CNC(数控机床)技术在“雕画”现代制造中的运用。第七部分对论文作了总结,并对课题的继续研究提出了建议。以上研究填补了家具和绘画研究的一些空白,而且对于当代家具汲取绘画因素,绘画研究借助家具佐证以及使用现代制造技术深化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绘画装饰皆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家具；中国传统绘画；“雕画”；现代制造技术
社区红十字会工作总结2017
社区红十字会工作总结2017 篇一：社区红十字会工作总结2017 为纪念第69个“世界红十字日”大力弘扬红十字精神，广泛传播红十字理念，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和参与红十字事业，进一步提升红十字会的社会知晓度和公信力。今年围绕“处处为人人;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为如题，开展了以下的活动，现总结如下： 徐州市红十字会、徐州广播电视台、云龙区红会于5月10日星期二上午9点在我社区广场举办红十字救护培训进万家暨民富园社区邻里节活动。活动现场有急救知识有奖竞答、有奖互动、急救演练和精彩的文艺节目。 活动现场利用站内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卫生保健咨询服务，免费测量血压，租借轮椅车，并进行遗体捐献登记、无偿献血宣传等服务工作。现场救护培训，增强社区居民救护意识。 社区救护队伍救护技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他们在社区以居民日常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和救护技能为重点，开展救护技能培训，使红十字救护知识向社区延伸，扩大社区居民的救护知识知晓率，提高广大居民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推出红十字社会公益项目，做好贫困残疾人以及以特困家庭中的肿瘤病患者、精神病患者、重病老人、遭遇到意外的受害者等对象的“千万人帮万家”活动。 我社区为两位视力残疾人员发放盲人手表，为2户残疾人家庭发放鸣笛电水壶，居民对社区表示由衷的感谢。 红会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在区党委、区政府的领导和区红会的指导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区红会工作要求还有差距。我们一定努力向其他社区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总结经验，把红十字会工作做得更好。 篇二：社区红十字会工作总结2017 我会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红十字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街镇和社区红十字会的共同努力下，发挥红十字人道、博爱和奉献精神，以基层红会为依托，不断拓展红十字服务领域，构筑红十字服务平台，开展了多种形式符合红十字服务宗
《新华外来词词典》编后略记
摘要文章回忆了《汉语外来词词典》的编纂过程，认识到编纂词典是一项继承和发展的事业，也是一种特殊的研究。而笔者最新主编的《新华外来词词典》在百科型、知识型、研究型方面有所创新，并将字母词作为特殊的成员收录。在编纂该词典过程中尤其体会到确定日语来源外来词的不易与艰辛。 关键词外来词词典辞书创新日语来源外来词字母词 一、缘起 大约是在2000年，笔者还在日本任教的时候，一次回国休假，在学长李行健先生为我召集的聚会上，商务印书馆的周洪波先生向我提出，是否可以由我主持编写规划中的《新华外来词词典》。因笔者参加过多部词典的编纂，又主编过《成语用法大词典》（大连出版社，1998）等工具书，尝够滋味，考虑到辞书编纂“不是人干的活儿”，其艰辛劳苦和劳心伤神，无法言说。又考虑到自己参与1984年版《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本乃盛情难却的客串；自己的主业在语法，于外来词，笔者仅为半路出家，学养有限，深有自知之明。考虑到这些，当时就婉拒了这份信任。回到日本以后，思绪起伏，天人交战，看到国内很少有人对外来词进行深度研究，更看到外来词词典涉及百科百语，难有人立志于此类词典的编纂，觉得自己有一份历史责任，应该接过高名凯、刘正?畔壬?放下的棒，接力下去，为这份事业略尽绵薄。思虑再三，终于在第二年改变了主意，承诺下本词典的编纂。 二、回忆与承续 辞书编纂与论文写作不同，论文只需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辞书是全面或多面的。一个人不可能全知万能，因此，辞书历来就是传承的，同一部辞书，可以一版一版地传承，不同辞书也可以承续前出，而致后出转精。现在这部《新华外来词词典》也不应例外。 外来词词典本来就不多。而由刘正?拧⒏呙?凯、麦永乾和笔者合作编写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是当代唯一一部比较全面、有分量的外来词词典，是经历了二十一年的努力、两次集体编写（1960―1968，1978―1982）才得以成书的。 回想起当初笔者参与编写这部词典时，高名凯先生已经去世，早期他只能用一张张卡片编写词典。1978年开始的重新编写，剩下的只有刘、麦二人。而我，则是一名被邀请进来的半路初学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每周我们三人都会在南锣鼓巷的刘宅会面一至两次，讨论词条和体例。每次去时，我都看见刘先生端坐在窄小的陋室里，在西文打字机前一边翻阅外语词典，一边打着词条。从早至晚，除了赴大学上课开会，他几乎都在打字机前工作。这是一间由他自己加盖的不足9平米的小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单人床，沿墙一排装满中外辞书的书架，每天晚上他就独自睡在那里。他把高名凯先生生前和他一起搜集的词条以及他在高先生去世后自己独自搜集的西语外来词，重新编写了一遍，增加了对源词的进一步溯源。进一步溯源是个新项，许多借词词典都未涉及。即使是日本的外来语辞典，也只是个别词条才有些有限溯源。那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国外资料奇缺，日语的外来语辞典几乎一册也没有，无法参考，汉语的借词类词典该是何种模式，完全凭高先生最初的设计以及刘先生继后的修改。当时麦永乾先生为编写日语来源词专程从广州来到北京，并没有带太多资料，当然更没有当时水平最高的20多卷本的《日语国语大辞典》。即使有，那也只能是第一版（1972―1976）的，没有标明书证时间，很难根据这些辞典确定汉语中来自日语的外来词。因此，日语来源词的确定，的确是一件很困难和很艰巨的研究工作。据现在的研究，其所收日源词中有不少误收，并非来自日语，但这也不能否定麦先生当时的努力。 “只有更加广泛地搜集自古刘正?畔壬?在该词典序言中这样描写决定开始编纂时的考虑： 以来为数众多的汉语外来词，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参考各家对汉语外来词词源的探讨进行比较研究，虚心请教各学科、各语种的专家，并竭尽绵薄对前人尚未研究过的汉语外来词进行探索和考证，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奢望。我们自审学识浅陋，而这项工
中国式大众时代阅读练习及答案
中国式大众时代阅读练习及答案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中国式大众时代阅读练习及答案》的内容，具体内容：大众其实从来没有变，"大时代"中的中国人，无论坚信哪一种理论和思想观念，显然排斥孤立、冷漠。以下是我给你带来的，希望能帮到你。《中国式大众时代》阅读材料... 大众其实从来没有变，"大时代"中的中国人，无论坚信哪一种理论和思想观念，显然排斥孤立、冷漠。以下是我给你带来的，希望能帮到你。《中国式大众时代》阅读材料 中国式大众时代 石勇 170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敏锐地捕捉到，"大众"出现在了历史的地平线上，欧美将进入大众所主导的时代。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同样是法国人的勒庞发现，大众的理性能力非常值得怀疑。又过了半个世纪，在1930年代，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发现了"大众灾难"的秘密——纳粹德国不过是大众集体非理性的合乎逻辑的结果。① "大众"这一概念，隐含着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我们说到以宏大叙事、激昂理想为特征的"大时代"和以个体、群体的小情趣、小偏好为特征的"小时代"，恰恰和"大众"、"现代社会"这两个概念息息相关——它们都是公共领域裂变①的结果。② 从英国工业革命时算起，包括以上的时间片段，无疑都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命题宏大、高远，其间，伴
随着残酷的战争。在时代议题中，个人和小群体的趣味偏好无容身之地。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中国从1911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大时代"，无人可以抗拒。因为不跟随、参与、介入，个人将找不到意义，将有被抛弃感。在"大时代"可以找到的自我面前，"小时代"的那种渺小的自我几乎不堪一击。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革命面前，一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富家子弟，一些学生，就会感到个人的那些小情调是多么可笑。革命所对应的"大时代"，使他们没有任何犹豫地迅速埋掉他们过去的自我。然而按照勒庞、弗洛伊德、加塞特等人的说法，大众身上燃烧着的那些非理性的激情，极容易成为玩宏大叙事、政治修辞的领袖人物改变政治结构的能量。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大众眼中，个人趣味、偏好渺小得不值一提。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时代"终于开始退场，尽管那些并未实现的政治、社会、文化理想仍然是宏大命题，但物质主义、技术、市场、媒介对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它们所构筑的公共领域，以及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已经可以让人们有条件在漠视社会问题的时候好好地玩一下了。到今天，无论是当一个"狗粉"，成为明星的"脑残粉"，看韩剧，还是一帮人玩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全仰赖于技术、物质、市场和媒介的支撑。有了点钱，有了偶像，有了商品道具，"小时代"的大众才有玩的。而玩这些，对于大多数人的心理结构来说，无疑比关心国家大事更快活。④ 大众其实从来没有变，几百年来都是那些人，他们所追逐的东西在他们心理上的功能也从来没有变，无论它是国家、民族、钱，还是明星，都是精神寄生或心理谋生的对象。但公共领域的构成机制变了，大众在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