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讲解

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

专业：法学

作者：贺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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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婚同居法律规制

【摘要】在现代生活中，非婚同居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特点。“同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时尚。社会上的同居人群不只局限于年轻男女，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也在不断加入这个行列。非婚同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在我国呈蔓延趋势。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制定一部专门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单行法律或法规，对非婚同居关系加以适当规制，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非婚、同居、规制

【目录】

一、非婚同居的概念与性质

二、我国非婚同居的发展

三、非婚同居的法律后果

四、国外对非婚同居法律规制之比较分析

五、我国对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

婚姻制度发展的历史是制度本身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法律制度的作用和价值在面对现实是总会有一些差距，而非婚同居正式这一差距的产物。随着社会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原先所固守的婚姻观念在不断的变化，非婚同居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增加并呈与日俱增的发展趋势,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自主选择其生活方式最便利和利益最大化的两性组合。非婚同居现象的普遍存在，隐含着社会的开放和公众舆论对非婚同居生活的认可，将非婚同居视为一种个人私生活选择权，保留给个人处理，是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表征。但是我国法律对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定几乎处于空白阶段，造成日益增多的非婚同居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引发了纠纷，破坏了社会秩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非婚同居的概念及性质

非婚同居并不是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正式以规范形式和制度语境确认和使用的一个概念，而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个词汇，是目前学术界普遍使用的一种提法。非婚同居，顾名思义，即非婚姻关系的双方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的事实状态。单就此表面含义而言，非婚同居所囊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诸如姘居、重婚等非法同居都属此类，然而，现代婚姻家庭法学领域的非婚同居则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较为狭义的概念。由此来构筑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的逻辑体系，即非婚同居应当是指无婚姻法律障碍的双方基于合意而建立的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生活模式，双方是否具有结婚目的在所不论。

二、非婚同居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虽然在我国没有十分确定的有关非婚同居的数据，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非婚同居现象开始由隐性的地下日趋显性化，甚至成为了个别人的公开行为。就社会现实来看，大学生、工作青年、离异或丧偶中、老年人均在非婚同居的现象呈不断增长之势。有学者预言“将来的非婚同居就会像结婚一样自然与平常”。可见，我国的非婚同居不是一个能够避而不谈的问题了。

我国非婚同居现象虽晚于欧美，但发展极其迅速，探究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性与婚姻的统一性被打破。从古以来，贞节是评判女性的普通社会标准，“失节事极大”是女性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参与社会，经济的独立，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不再依赖男子支持，婚姻已不再是女性获得性的合法途径，“性并不因披上了婚姻的外衣而变得神圣和崇高，也绝不因为缺乏婚姻的庇护而变得低贱和渺小。”

2、性与生育从统一趋向分离。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主要在于传宗接代。随着现代性科学的兴起，特别是医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避孕方法的普及和人工流产更加安全可靠、简便易行，性与生育分离开来成为可能。另外，女性生育一直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却从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和补偿。为此不婚不育的同居成为独立女性追寻的一种适宜的生活模式。

3、结婚年龄偏高也是导致非婚同居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婚姻法》规定，男性不得低于22周岁，女性不得低于20周岁。而实际情况则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身体发育越来越趋向早熟，到结婚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性等待期。每个城市都活跃着一大群未婚青年适应社会对非婚性行为的宽容，同居不失为理想选择。

4、结婚、生育要求的经济条件日趋提高。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同时结婚、生育问题也因年龄增长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经济积累，这使得现代都市青年、流动人口大多选择非婚同居这种生活方式。

三、非婚同居引发的法律后果

在我国，随着非婚同居人数的增加，随之出现的法律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凸显了设立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弱者利益难以保障。由于一些人选择非婚同居方式的目的是为避免承担婚姻的义务，因此同居关系当事人中的弱者，往往是女性或因意外事故导致生活困难的一方。女方在非婚同居关系中为共同生活所作的非经济贡献往往难以得到补偿；非婚同居关系中女方遭受男方的暴力和虐待的情况可能比婚姻更为严重，却没有针对性的法律予以保护；因意外事故陷入严重生活困境的同居一方可能被无情地抛弃，而无任何法律手段救济。

（二）对未成年子女产生不利影响。在非婚同居关系破裂时，当事人的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往往受到损害。众所周知，长期稳定的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而非婚同居具有不稳定性，它很难为子女创造和维系这种最佳的成长环境。

（三）对社会而言是潜在隐患。由于我国的非婚同居关系不受法律调整而完全游离于法律之外，同居当事人一旦发生纠纷，因损害赔偿和财产等问题得不到现行

法律的有效救济，就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恶性案件，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四、国外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和启示

非婚同居现象的盛行给传统的婚姻家庭甚至社会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许多国家不得不加强对非婚同居现象的研究，并开始承认甚至保护非婚同居。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等国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制度。

具体而言，在对待非婚同居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四种做法：

1、不承认非婚同居，也不对其进行调整与保护

这种做法主要是在非婚同居没有形成一定规模时常采用的，由于它是一种与传统婚姻家庭观念不符的行为，因此法律要么禁止它，要么无视它的存在。在今天，亚洲大多数国家也没有公开承认非婚同居。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不承认非婚同居，同居契约被视为是以“性交易”为代价的，违反了公共政策，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当前，美国大多数州已相继承认非婚同居，并给予其一定的保护，但仍有少数州根本就不承认非婚同居，它担心如果给予非婚同居者法律地位将会毁坏婚姻制度本身。

英国在1970年前，议会和法院都不承认非婚同居。但是，此后的司法审判开始调整同居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利益。

2、不承认非婚同居，但给予其一定的救济与保护。

这种做法主要是：法律没有对非婚同居的相关权利义务作出规定，而只是有审理个案的法院对非婚同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由于案件情况不同，而且法官自由裁量的不同，容易造成案件结果之间的矛盾，因此，现代大多数国家都不采用这种做法，如果不承认非婚同居，一般就不会调整非婚同居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美国曾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赋予非婚同居法律地位，而只是在个案中依据衡平救济原则对非婚同居给予救济。

英国在1972年之前还认为非婚同居是不道德的、违反公共政策的，不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议会和司法实践均不承认。但1972年的一个判例确定了一个原则，允许同居者占有对方的房子，议会也同意同居者在他方死后请求抚养费。但到了2002年，英国改变了过去的做法，公布了《民事伴侣法草案》，将对非婚同居进行法律上的调整。

3、承认非婚同居，并给予其与婚姻同样的保护

采取这种做法的国家认为，非婚同居与婚姻是并列的关系，法律对它们进行同等的保护，也因如此，非婚同居在这些国家中十分普遍。

在丹麦和瑞典，同居关系几乎已被法律视同婚姻。瑞典是个典型的福利制国家，它对非婚同居的伴侣采取了颇为实用主义的做法，家庭法对已婚者和非婚同居者同等对待，承认满足已婚配偶需要的立法也同样应当满足非婚同居伴侣的需要。

南斯拉夫宪法对于家庭的保护毫无区别地适用于婚姻外的家庭和传统的家庭。

美国的部分州现在已经把法律中所有的婚姻利益完全给予了同性同居者，马萨诸塞州甚至在2004年5月份立法承认同性恋者享有结婚的权利，加利福尼亚州也在2005年1月份颁行了给予同性同居者与已婚者相同权利的类似法律。

4、承认非婚同居，但给予其不同于婚姻的保护。

这种做法是赋予非婚同居法律地位，但其权利义务内容与婚姻不同，这是现代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也是今后法律调整的趋势。

美国学者霍·赫·克莱姆指出，“在非婚同居人数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法律给予种种目的而不得不这种结合是合法的。”

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审理的玛威案件开启了美国通过承认同居契约的效力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先河，这是法院对非婚同居的首次承认。法院在审理该案时指出，法院应当承认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非婚同居协议，除非该协议纯粹建立于娼妓卖淫关系之上，基于非婚同居关系而产生的明示或默示合同在加州是有效的，即使缺乏合同行为，法院也可以考虑其他的公平救济办法。

目前，美国大多数州都要求非婚同居者制定和强制实行非婚同居合同，合同的形式可以是口头或书面，可以是明示或默示，其救济手段主要是对当事人之间契约关系的保护。

1997年以来，美国已经有许多城市制定了“同居伴侣关系法令”，对非婚同居者给予有条件的保护。

在北欧、德国、法国、葡萄牙等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在立法上增加了这类非婚同居的规定，称之为“类似婚姻状况的结合”、“性伴侣关系”、“事实上的结合”、“非婚共同生活体”等，逐步对这种特别的关系作出规范，并将法律赋予婚姻的某些效力延伸适用于同居关系。

德国主要依据同居契约队同居关系进行调整，但它只承认明示契约，不承认默示契约，这意味着没有签署同居契约的非婚同居者，将不收到法律的承认，也不会得到法律的救济。

加拿大的立法将非婚同居伴侣视为“配偶”，绝大多数婚姻所产生的权利、责任、利益和负担被赋予同性或异性同居者，部分婚姻权利仍只保留在传统婚姻之内，

特别是对于是否将家庭财产法扩张适用于没有正式声明同意均分财产的非婚同居者，立法仍犹豫不决。

在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州和地区将非婚同居视为事实婚姻，并颁布了《事实婚姻关系法》或类似法律，为事实婚姻伴侣提供某种保护，事实婚姻伴侣享有有限的配偶抚养权，当事人一方由于照管未成年孩子或者因受双方关系的负面影响而不能独立谋生时，可以申请法院下达抚养令。

荷兰1998年以前规定同居者通过签署协议能够产生于家庭法规规定的同样后果。而其于1998年通过的《登记伴侣法》规定：除父母子女关系外，同居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与婚姻当事人基本相同，但是，婚姻财产法不适于同居，尽管可用作其签署同居协议时的参考。

法国政府在2000年1月颁布了《家庭伴侣法》调整非婚同居伴侣关系。该法规定同居伴侣可以登记为一种新型的家庭伴侣关系，允许同居伴侣享受异性夫妻所拥有的某些权益和责任。亚洲的菲律宾语1987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非婚同居，《菲律宾共和国家庭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非婚联合财产制”。日本近年来的判例或学说都把非婚同居看作是由于社会习俗、道德同法律不一致而产生的一种准婚姻关系，并且对此种准婚姻关系作出了一些规划。我国澳门新的《民法典》也明确了非婚同居关系，并把它称之为“事实婚”。

由上可见，在当代西方国家，无论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法律对非婚同居现象的调整已由限制、禁止转向维护和保护，从单一调整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转向全面调整这一社会关系上来。

五、我国对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

我国针对非婚同居的立法上经历了一个由承认主义，相对承认主义走向不承认主义最终又回归相对承认主义的一个变化过程。社会学家伯纳德提出：“未来社会婚姻的最大特点，正是让那些对婚姻关系具有不同要求的人，作出各自的选择。”将非婚同居关系视为契约关系是对当事人选择自由的尊重，规范非婚同居关系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对非法同居进行法律规制，是适应婚姻家庭发展的多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

（一）立法原则

1、实行区别对待原则。所谓区别对待原则，是指法律规制非婚同居现象时，应当将其与婚姻关系区别开来，使两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从法理的角度，虽然非婚同居和婚姻行为都具合同行为性质，其目的都在于创设共同生活的秩序，但二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婚姻行为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是由法律全面地加以确认和规范，具有预定性和强制性，进行婚姻状态的当事人别无选择地受其约束。因而行为人只有对婚姻行为的起始或终结有一定的意志自由，对该行为的后果则无意思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行为主要体现了国家意志。但非婚同居行为

并非如此，同居行为的内容完全。由当事人自己来安排，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由当事人自己确定。同居行为何时开始和终结、家务如何分配、生活开支怎么负担等，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如果当事人能够公平的开始和结束这种关系，法律将在所不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个人意志关系而非国家意志关系，当事人选择了同居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认可了该种生活方式与婚姻的区别。

2、采取保护及补偿原则。规制非婚同居现象应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无过错同居者一方的合法权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在遵循自由、公平原则重新分配当事人利益时，对共同生活期间做出较大贡献的一方，给予适当的补偿。

3、同居协议优先适用原则。非婚同居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自治行为,当事人依据自由意志创立和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在明示或默示的协议基础上,因此,尊重当事人意愿,将当事人之间的同居协议作为解决处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根据, 是法律规制非婚同居的一项基本原则。同居协议约定的范围既可在财产关系中,又可涉及一定的身份关系,如关于同居期间日常生活代理权的范围、同居生活费用的数额、一方在同居期间死亡而产生的财产归属等。非婚同居的本质是权利义务的交换关系, 义务的履行是权利实现的手段, 同居协议的目的不仅强调义务的履行和违约行为的惩罚, 而且也在于权利的保障实现。对于未涉及他人利益、社会公益和违反公序良俗的同居协议, 法律应予以充分尊重。承认同居契约, 强调主体的平等性, 排除强权和特权, 不仅在人身关系上有利于男女的实质平等, 而且在财产关系上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财产利益和保障交易安全。

（二）规制的内容

1、非婚同居双方的权利义务。第一，双方没有配偶身份，无论同居多长时间，是否有子女，只要没有登记结婚，就不发生配偶的亲属关系。第二，非婚同居不产生姻亲关系。第三，双方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第四，非婚同居当事人之间不发生继承关系，不得相互继承遗产。

2、非婚同居期间所得财产的性质及归属。第一，双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同居协议的，应当尊重他们对财产的权属及分配的约定；同居期间双方共同所得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原则分配。这里的“共同所得”是指共同劳动、经营或管理所得。第二，非婚同居期间的共同所得和生产经营权，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另一方提出异议的，该处分行为无效。第三，同居前一方自愿赠与对方的财物，按照民事赠与关系处理；同居后一方接受的遗赠归受遗赠人所有。第四，对于同居期间用于一方生产、生活所负债务应由一方偿还，用于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以同居期间所得财产清偿，不足部分由同居双方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关于非婚同居的解除及救助措施。同居关系作为男女结合的一种方式，在共同生活方面和婚姻关系不存在区别，因此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解除非婚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依诉讼程序解除；未起诉的，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除。其次在解除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女方在怀孕期和分娩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解除同居关系的请求；女方提出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解除同居

关系请求的，不在此限。二是一方为维持同居关系为另一方或子女付出较大代价，在同居关系解除时，从公平的角度，应当支持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的请求权。且当非婚同居关系的当事人间发生暴力、虐待、遗弃行为的，当事人有权请求非婚同居当事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进行劝阻和调解。公安机关对实施暴力、虐待、遗弃非婚同居关系成员的，应当予以制止，并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

结语：

非婚同居是现代人们自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当这种选择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没有损害社会的公序良俗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时，法律就应当对此种选择予以承认并加以适当地保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就算尽可能完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确保发生纠纷时有法可依，法律也不可能赋予非婚同居与婚姻同等的法律效力，让所有妇女、儿童等弱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做到尽善尽美。因此，笔者在此建议有关当事人，应当选择合法有效的婚姻方式，这样才能充分地保护自己以及家人的权益。如果一定要选择非婚同居的结合方式，那么双方在同居之前，必須考虑清楚同居的理由及利弊，订立“非婚同居协议”，以契约的方式约定同居期间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便在产生纠纷时有据可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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