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最新-高一语文孔孟1 精品
●备课资料
1.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汝！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元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
［译文］孔子来到卫国的匡地，卫人重重把他包围起来，但是孔子却弹奏音乐、唱歌不绝。子路进来见他，问他说：“老师为什么会这样的快乐？”孔子说：“过来，让我告诉你！我憎恶我的遭遇可以说是很久了，但是仍然免不了，这是我的命运；我追求通达的命运也很久了，但始终得不着，这是时机不巧的缘故。生在尧舜的时代，天下就没有不幸的人，这并非由于这些人有才智才得到机会，而是由于尧舜的时代清明。生在桀、纣的时代，天下就没有得意的人，这并非由于这些人的才智不足，而是由于桀、纣的时代纷乱。在水中游泳不害怕蛟龙的，这是渔夫类人的勇猛，在陆地上行走不躲避猛虎，这是猎人的勇敢。刀子横在自己的面前，对待死像是对待活着一样，这是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的勇敢。知道处于逆境是命运决定，知道通达会有机会，面对大难而不害怕，这是圣人的勇敢。子路，沉住气地对待这事吧，我的命运是受制于天的，幸与不幸是有定数的）
2.词语积累
（1）注音有误的一项是( )
A.曾皙(xī) 浴乎沂(yí) 舞雩(yú) 庖(páo)厨
B.马厩(jiù) 饿殍(piǎo) 老羸（léi）沟壑（hè）
C.谲（jué）诈桴（fú）筏经筵（yán）商鞅（yānɡ）
D.赠仪（yí）篡（chuàn）位热忱（chén）
贵戚（qī）
答案：D
(2)判断解释有误的一项( )
A.形影相随．（跟随）毫不讳忌．（忌讳）斩钉截．铁（砍断）
B.礼尚．往来（崇尚）不为已．甚（太）改弦更张．（拉弓弦）
C.草菅．民命（茅草）无的．放失（箭靶的中心）一针见．血（看见）
D.百家争鸣．（发表意见）截然
．．相对（界限分明）融会贯通．（懂得）
答案：D
3.关于作者
黄仁宇（1918~2000），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抗日战争爆
发后，辍学从军。1954年赴美留学。1964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6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70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68~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授。他的著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最大。他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人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黑格尔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
黑格尔对于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很蔑视的，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到孔子时，指出孔子没有“思辨哲学”，《论语》中只有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因而不值得一顾。我们读到这些议论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从德国注重思想体系和黑格尔辩证哲学出发，黑格尔的责备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对中国哲学还是知之甚少的。中国哲学的主流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学的问题（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常识道德”）自然是备受哲人们关注的。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家大多不依靠“思辨”“论理”去推导，而是靠感情的打动和突发的感悟。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自然不能入黑格尔的法眼，因为，西方哲学即使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运用研究自然的方法，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的理智思辨。因此，缺少理性、缺少思辨的中国伦理哲学就很难被西方哲学家认同。我想中国伦理哲学可称为感情哲学。
也许哲学界很难认同这个词，哲学就其本义来说就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与感情是不相容的。实际西方哲学家也承认“感情哲学”这个概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哲学的分类的时候说，如果“按照促使哲学家作哲学思考的主动欲望来分，这样就分出来由爱好幸福而产生的感情哲学”，与之并立的还有“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4.儒学的情感品格
儒家的出发点与罗素所说是相近的，其“论证”（许多情况下是不“论”不“证”）方式在西方可能是不多的。如果西方某个思想家在推销其观点时采取了中国儒家式的论证方式，那么会被归为宗教或文学范畴的。
群体意识与个体自我意识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的阶段。它们与人类的文明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到了春秋时期之末，儒家创始者孔子把这两个意识结合起来（既强调个人的独立意识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主张关注群体，如“克己复礼”“爱人”等），建立了孔子的“仁学观”。孔子的思想基础源于对生命更高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出于理智而是根源于情感的，徐复观称之为“忧患意识”（见其所著《中国人性论史》）。这是由于人作为生物体的脆弱和外界、特别是大自然无比强大及其不可预测性而导致的。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和规范，就其本质上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但其内涵不是从逻辑思辨中推导出来的，也不是如宗教哲学所说是神的开示的结果，更不是有权者武断定义、而后又强制推行的。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绝大多数都有丰富的感情内涵（宰我问“三年丧”礼，
并主张一年就可以了。孔子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也就是从感情上启发他正确地理解“孝”与“丧礼”的规定）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也指出“仁”动态的心理特质。他说“仁”有两大特质，第一就是“觉”，他用“悱恻之感”“不安之感”来形容“仁”的感觉，因此这种“感觉”中是挟带着强烈的感情因素的。
李泽厚也强调儒学的“情感原则”。早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内容提要”中就说道：“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在1998年出版的《论语今读》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意见。他说：“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在最近出版的《己卯五论》中，李泽厚又提出儒家的基本观念，如礼、乐、忠、诚、敬、畏、庄、信等都源于情感。
我们如果追溯儒家创始人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上述是大体不错的。孔子讲到“礼”“乐”时就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物质形式，那么在于什么呢？孔子认为在于仁心俱足、在于敬畏和真诚，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感情的真挚。他谈到“仁”时也不热中于外在的规范（只对颜回这样类似自己的、感情到位的弟子才讲一点规范——“克己复礼”），而强调感情的到位。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飘然而至的“仁”到底是什么？孔子最直截了当的回答就是“爱人”，
因此可以说“仁”的内涵就是“爱”，就是对他人倾注更多的关切。这不是感情又是什么？可以说它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孔子其他一些关于“仁”的论述（确切点应该叫“述说”，因为其中没有什么“论”），都是在述说如何培养、引发和规范“爱人”这种情感。使之合乎中庸之道。
至于孟子更是这样。他是感情充沛的人。在说理论事时无不以感情夺人。他比孔子更热衷建立范畴，在谈论儒家的伦理范畴时，其内涵也都是感情性的，很少有思辨色彩。例如他认为“仁”“义”“礼”“智”，这些被后世看做儒家基本范畴的观念都是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所谓的什么“之心”，也就是某某“之情”。这些感情是仁、义、礼、智的发端，所以这些观念也离不开感情。从儒家创始人对他们所倡导哲学及其基本概念的阐释，可见把他们的哲学看做感情的哲学是离事实不远的。上面我们引证的牟、李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判断大体上也是符合实际的。
一种思想意识的推行与传播大体上也有四种方式。一是思辨和论辩，以说服人的形式出现；二是依靠神明开示、借用对神的信仰推行；三是为当权统治者所首肯，用政治力量推行；四是这种思想意识近乎人情，用情感的渲染去打动受众。在汉武帝以前儒家思想的传播基本上是靠第四种方式宣传鼓动，为自己获得了“显学”的地位。在此期间对儒学传播贡献最大的当属孟子。孟子除了是个思想家外，他还更是个宣传家。他在传播儒学（孟子的“儒学”与孔子的“儒学”还是
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学”的话，那么孟子思想核心就是“仁政学”）、在与其他学派辩论、在说服诸侯采纳他的意见的时候，他都是用充满了感情的话语去打动人的。战国时期有两位大儒，一是孟子、一是荀子。应该说荀子比孟子更善于说理，其著作带有思辨色彩，从本质上来说荀学也更符合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然而荀子在儒家中一直没有取得正统地位，除了“性恶”之说易于为人误解外，也与其理论性太强和很少作感情的渲染有关。而孟子的成功、以及生前身后的际遇，与《孟子》一书的文学化与其理论直接诉诸人的感情密切相关。如孟子讲“大丈夫”的品格，讲“舍生取义”的追求，讲“仁政”的理想，讲“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向往，以及批驳杨朱、墨翟、许行的学说都是感情充沛的文字，非常具有震撼性，而其中讲的道理很少，甚至不讲道理。
当儒学取得了正统地位以后，统治者和儒生们感到只用“感情”、用感动力、感染力来推销自己的学说是大大不够了，因为这时候儒学已经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了，统治者不是用它来感化民众，而是要用它来威慑老百姓了。于是，在汉代出现了融合阴阳五行学说、强调天人合一的董仲舒。董氏把儒学神学化（孔子本是不讲“怪力乱神”的）、宗教化，把孔子神化为通天教主，神道设教，以愚弄老百姓。这是儒学第一次大变。
到了宋代，儒生们不满意汉唐以来古文学派繁琐饾饤的经学。他们在发展儒学理论时受到佛家思辨方法的影响，把儒家创始者们基于感情的伦理观念抽象化、理性化。“仁义礼智信”等在原始儒家看来
是极为鲜活、极富感情的基本观念都看做是“天理”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理一分殊”。他们要通过逻辑论证这些观念的正确，用讲道理（当然也讲得不彻底，许多情况下，还是命令式的）的方式推行儒学，逐渐使儒学概念远离了情感，也就是说远离了儒家学说中最有生命力的人情，从而也使它失去了感染力，变得僵化，面目可憎。这就是后世说的理学。这是儒学第二次大变。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原始儒学的精神丧失殆尽，特别是原始儒家倡导的基本观念中的情感性受到致命的挑战。实际上，真正能和原始儒学接轨的不是后世形形色色的儒学家或经学家，而是富于感情的文学家、诗人，这大约是人们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