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_基于_场域_惯习_视角
在农村推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
——基于“场域—惯习”视角
马天驰聂家华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第19卷第1期2015年02月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Vol.19，No.1Feb.，2015
[收稿日期]2014-04-20；[修回日期]2014-10-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在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09YJA710045)。[作者简介]马天驰（1987-），男，山东临沂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研究生；聂家华（1966-），男，山
东沂源人，法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要]在“场域-惯习”视角下，农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活
动，也是一种惯习的培育和养成活动。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当前要顺利推进农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就要进一步优化或完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子场域，以化解问题，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农村场域的高度耦合，形成契合融洽的“场域-惯习”关系。
[关键词]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场域-惯习
[中图分类号]D 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5）01-0058-06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急速转型中的中国农村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由此给农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带来种种挑战。如何应对挑战，化解难题，有效推进农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将这一问题纳入“场域—惯习”的研究视角加以审视，认为在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型塑活动，也是一种惯习的培育和养成活动。如何应对现实中的种种挑战，型构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度耦合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场域，就成了在农村顺利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透过“场域-惯习”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农村政治、经济、
文化等客观环境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效地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一、“场域—惯习”视角下的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们党高度重视、常抓不懈的重大战略任务。对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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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4119/https://www.360docs.net/doc/bd5623198.html,ki.zgxb.2015.01.011
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我们这个以农村为主体的超大社会中，农村无疑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场域，农民以其数量上的优势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对象，没有农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无法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是在农村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对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问题的重要性，2009年以来，农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大都集中在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制约性因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的设计等。研究方法大都是基于对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证调研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或者通过对大量样本的调研数据统计分析，找出一般性的、可推广的结论；或者通过对个案的分析，归纳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个别学者还使用传播学相关理论开展研究。总体看，关于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必须寻求方法上的突破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只有这样，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动实践才能得到多角度、多侧面的精细呈现，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其本质意义和基本规律，也才能更精准的发现问题和提出对策。
“场域—惯习”理论就是一个值得借鉴和尝试的研究方法。作为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场域—惯习”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其具有的极强解释力，这一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各个学科得到广泛使用。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个由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惯习是每一个场域都有的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是“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布迪厄认为，惯习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是一种“主观性的社会结构”，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等特点。客观性的场域和主观性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一种通过“实践”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场域型塑着惯习，惯习则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在同一场域内部，惯习与场域基本是“吻合的关系”。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惯习，把在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
到彼场域去必然会造成“水土不服”，产生各种“不合拍”现象。
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是通过在农民中间进行持久、连续地宣传教育和普及推广，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为广大农民所了解和认知，逐渐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牢固政治信仰，逐渐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化于自身的主观性情系统和心智结构。同时，自觉地用这一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把内在信仰外化为农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具体行动。使其成为农民身上的一种持久的禀性系统。可以说，农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也就是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农村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取代旧惯习形成新惯习的过程。对执政党来说，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确立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过程。
特定的惯习都是在相应的场域中生成和存在的。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场域是中国农村。“当惯习遭遇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它感觉不到世间的阻力与重负、理所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世界。”[1-1]农村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和产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一理论回到产生它的农村社会时，应该是“如鱼得水”。“在它所居留的那个场域里，它感到轻松自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1-2]但是，场域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空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正逐步富裕，政治上正趋于民主，文化上正趋于文明，在这一系列转型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导致现实的农村场域存在种种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冲突的因素。因此，要顺利推进农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化解农村场域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合拍的问题，应对来自农村社会自身的种种挑战、破除推进农村社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因素，构筑有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场域。
二、农村场域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间的冲突与张力
农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所置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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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子场域构成的大场域。这一工作开展的顺利与否、效率怎样、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农村场域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否建立起契合、融洽的关系。但是，处于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不断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一）农村经济场域中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利因素。
任何场域都是由“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1-3]。农村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构成了农村经济场域。虽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和成就，但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利益分配、民生保障等方面。这些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的日益暴露，使农民的思想疑虑和困惑日益增多和加深，而且还逐渐弱化了农民对党的领导和党的相关政策、对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积极性。
农村分散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根基，集体劳动被分散的家户劳动取代，在原子化的农民中难以开展群众性的活动，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模效应和优势。分散生产割断了村民共同劳动的纽带，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很难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共同提高。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的市场化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契约冲击着传统农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和重义轻利的道德原则，既培养了农民的平等、自由和法制观念，也造成一些人私欲膨胀，不讲诚信，集体观念淡化。与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精神为主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给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挑战。同时，以经济为重心的价值取向，使农民更多地参与经济生产和市场活动，忽略思想觉悟的自我教育与提高，更多的物质追求替代了精神取向，农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缺乏内在动力。
（二）“乡政村治”政治场域中的多元矛盾对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
“乡政村治”是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或治理格局的集中概括。即所谓“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2]在乡政村治格局下的多元权力关系，比如镇村关系、村两委间的关系、村民和村两委的关系以及家族、乡村精英与村民、村委会的关系及其博弈构成了农村政治场域。场域内各行动者依据其占有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而分化“正式权力主体”“非正式权力主体”和“权力缺失群体”等不同类型的权力主体。主要有：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自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以乡镇政权为代表；村民自治组织；农村宗族势力和精英集团。各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博弈，形成不同的力量格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这样一个由各种力量交织的农村场域时，会遭遇到或冷或热的不同态度，遇到不同主体的推力或阻力，遇到出于不同目的正读或误读，遇到不同主体的挟持和利用。使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其艰巨性和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有些地方农村党组织涣散，党的组织建设还不完善，农村党员干部的结构不合理，党员队伍年龄老化，思想理论素质偏低。部分党员干部先进性缺失，自身示范力不够，破坏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农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理论教育观念淡薄，强调发展经济，忽视理论教育。
其二，乡镇和村级权力的缺位。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和村级政权的财力骤减，挫伤了村级组织的积极性。同时，农业税的取消，使二者发生关联和互动的经济纽带断裂，减少了乡镇政权与村级政权的联系和交流的机会。这就给国家通过组织传播、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组织断层，乡镇政权在向下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时，会出现有些村级政权的不配合或消极应付的现象。
其三，宗族和精英集团这两种力量在农村政治场域中展开与正式权力的博弈，对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诸多不利。首先，宗族势力和精英集团是小集团利益的代表，当其代表正式权力在村庄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时，难以摆脱狭隘的小集团利益的影响，无法准确把握和科学解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出于维护小集团利益的需要，有意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曲解、肢解和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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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为我所用，各取所需，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科学性，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传播的失真、失实和失效。其次，宗族势力与精英集团对村镇正式权力运作的干扰，弱化了乡镇和村级权力的社会协调和控制能力，极大地降低了正式权力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控制力和号召力。
（三）农村文化场域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相冲突的因素。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既有长足进步，也有明显不足。这一特殊的文化生态从两方面影响农村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一是随着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思想观念出现很大进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有利的思想观念基础。二是农村文化场域的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特点日益突出。宗法观念、小农意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宗教迷信等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在农村部分地区有所蔓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和冲击。
其一，宗法观念根深蒂固。宗法观念以血缘为纽带，以祭祀祖先、修族谱、唱族戏以及婚丧嫁娶中的族规、乡约等形式，融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中。以家族利益为重、狭隘的利益观是宗族意识的根本特征。这一传统的农民意识形态在农民内心深处，有时发挥着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强有力的作用，干扰了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其二，封建迷信思想影响。农村文化供给明显不足，精神文化生活贫瘠、单一，为封建迷信思想及其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诸如信奉宗教，相信天命、求神拜佛、算命祈福、驱鬼治妖、修建庙宇、大修祖坟等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有些地方有所抬头。对颂祖祭祀修庙等活动参与的积极性颇高，这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科学意识和文明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腐朽落后文化强力抵制、抗拒党在农民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
其三，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农民文化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对理论性、抽象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难以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在有限理性的支配下，他们对一些极具蒙蔽性和欺骗性的腐朽思想缺乏抵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相对落后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无法为农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宣传提供基本条件支撑。
（四）农村社会场域中的多重分化对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
农村空心化、农民分化、农民组织化构成了农村社会场域的新景观新面貌，农村社会场域中的多重分化对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挑战。
空心化是农村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突出变化。由于农村党员在农村村民中素质相对较高，具有向城市转移的比较优势，党员外出已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党员群体的流动使农村党员数量骤减，降低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号召力。同时，大量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农民大量转移到城市，使得农村人口素质不断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2013年，在26894万人农民工中，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留守妇女和老人们的文化程度低，学习、接受能力不强。这就直接增加了农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教育普及工作的实际难度，对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显示出的最显著特征，根据郭玉亮等人的研究，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现阶段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民雇工、农民个体工商业者、农民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管理者、农村社会管理者、知识型职业者等八个不同阶层[3]。职业农民数量在减少。农民代际差异越来越明显。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与其前辈农民相比，无论在文化程度、思维方式、人生观与价值观方面，还是在乡土观念、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方而都与父辈有很大差异。在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必须要充分考虑当代农民群体的新变化，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分化而导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区别对待，从不同农民基层的实际和现实利益出发，以解决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现实问题为核心，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的过程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农民的组织化是指农民为了实现和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联合起来形成各种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行动和过程。[4]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从20世纪90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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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农民的组织化趋势越来越突出，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新型组织大量涌现。农民组织化为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就是在当前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农民的组织化这一有利条件，充分挖掘这一平台的潜力和功能，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服务。
（五）农村大众传播场域中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约因素。
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构成的传统传播系统和由网络、数字媒体等新媒体构成的新传播系统构成了农村大众传播场域。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立足农村传播场域，借助各种各样的传媒载体向农民宣传、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情况看，农村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媒介和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广播、电视。受普及程度的影响，网络及新媒体的传播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宣传载体和方式陈旧单调。在传播的形式和方法上，没有与农村文化习俗、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灵活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有效传播。
三、优化场域与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有效推进农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改造农村场域结构，优化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形成契合、融洽的“场域—惯习”关系。
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体现的竞争、公开、公平等理念和精神，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致性。要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清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而代之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生存所必须的经济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培育市场主体，健全市场体系，加强宏观指导和对农业的保护，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体制，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全面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其次，在农村经济体制建设方面，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建立惠农型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健全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等，最终建立一个开放、公平、高效的农村市场经济制度。改变传统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大众化提供适宜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物质土壤。
第二，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平衡农村政治场域中各权力主体的力量以助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理论普及运动，需要强调国家政权的主导性。基层政权作为农村国家权力的执行者，一定要牢牢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领导权，严防宗族势力和农村精英等权力的抢位，以保证推进的方向和质量。坚持以县为单位，县委统筹协调，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乡镇党委、农村党支部相应成立工作机构，配备人员具体抓。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按照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把乡镇党委、村党支部打造成政治素质硬、理论素养好、组织能力较强、宣讲水平高的战斗团队。加强对村组干部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引导，确保党的理论与思想的领导地位，巩固农村政权的基础和根基；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仅要做学习的表率，还要做实践的表率，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良好的形象来增强农民群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
发挥农村精英和宗族势力在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积极作用，释放其正面效应。坚决杜绝农村精英和宗族势力在乡镇政权和村级政权建设中的非法参与；积极引导农村精英和宗族势力通过正规渠道和合法手续参与乡镇政权和村级政权建设，为乡镇和村级政权的良性运行提供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农村精英和宗族势力在农村权力场中的归位和正确定位，能够为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争取更大的群体资源和优势。
第三，净化农村思想文化环境，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条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农村文化场域的契合度决定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否在农村大众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的大众化。必须再造农村文化场域，构筑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吻合的、合拍的农村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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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扬弃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前，传统文化仍然保留在农民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我们要在扬弃和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二者在交流和相互影响中，在互相杂交、嫁接、移植中进行交汇和融合，使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统一和发展于农村之中，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农村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耦合。其二，坚决遏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净化农村文化环境，为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扫除文化羁绊。应该有方法有步骤地提高乡村文明程度，积极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破除陋习，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邪教等反动思想，我们要借助国家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坚决予以取缔，并将相关人员绳之于法。其三，逐步消解和消除宗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消极影响，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第四，要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农民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
农民长期生活于农村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场域中，其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等都有自身特点，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深入了解和全面细致地把握农民这些特点，从而制定和选择与农民自身特点相契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式方法，以增强大众化的实效性。
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深入了解群众需求，紧紧依靠和发动广大农民。努力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强对农民基本素质的培训。强化农民的组织建设与培育，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依托。充分考虑到农民自身的认知特点，贴近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树立典型，让农民切身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实际作用，鼓励农民用通俗化的语言宣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农民自己的语言。根据农民的知识背景、理解能力、认知水平，用其能够接受、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讲解理论。
第五，加强农村传播硬件和传播体系建设，为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条件保障。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拓宽宣传教育阵地，创新传播方式，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理论传播体系。在继续强化传统传播方式有效性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现代传播手段尤其是网络在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开发与利用。要发挥农村互联网的优势作用，及时向农民地传递、解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言简意赅的语言展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让马克思主义牢牢掌握现代传播媒介中的话语权。
充分发挥电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作用。积极开展电视公共服务长效体系建设，加强电视无线覆盖工作；在电视节目中开播理论节目专栏，请理论家讲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编写通俗读物，打造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宣传品牌，出版一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运用文艺载体宣传普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借助于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把理论内容形象化，书面语言口常化，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宣传春风化雨、寓教于乐、润物无声。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充分挖掘和发挥新媒体在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大众媒介、政府部门、文化教育机构等组织的正确引导，帮助农民群众鉴别新媒体信息的同时，提高他们过滤负面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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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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