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管理思想

朱元璋的管理思想

摘要：在中国历代开国之君中，朱元璋是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寒微，亦无多少文化修养，且曾因生计所迫而入沙门。元末，社会大乱，群豪并起，他因图“自全”而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然而朱元璋竟在十余年时间里，力挫群雄，赶跑元顺帝，成就了一代帝王之业，创建了明王朝。朱元璋同时也是一位政绩显著的封建帝王。其对安邦定国的思考与实践,构成了他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主要包括法治思想、民本思想、教化思想以及社会和谐思想。他着重从宏观上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矛盾积聚。

关键词：朱元璋治国思想滥杀社会控制教化改制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但同时也最具有争议的帝王之一，朱元璋的许多治国之策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重视民生

朱元璋起自社会底层，又亲身经历了元末战乱，对民间疾苦有深切体验，对元亡教训亦有清醒认识，故在争夺天下以至创建、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始终把“安民”、“恤民”作为重要策略思想。他在战争期间奉行“克城以武，戡乱以仁”的原则，以严明的纪律约束部队。每逢征战，他总要明令禁绝滥杀，勿贪子女玉帛。即使对元廷宗戚，他也不许将士妄杀。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徐达率军北伐。行前，朱元璋谕曰：“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德，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恶，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以副朕伐罪恶安民之意”。他统率的诸将领，亦多能注意这一点，如胡大海就曾说：“吾武人不知书，唯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正由于注重“安民”、“恤民”，朱元璋及其领导下的部队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拥护，尤其得到地方士绅的支持，“人心日附”，势力迅速壮大。这乃是他在十余年时间里即能成就帝业的重要原因之一。称帝之后，朱元璋在治国方面依然秉承了之一思想。

具体来看，朱元璋的“重民”“安民”、“恤民”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施民政

朱元璋认为“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舍弃仁义就无以治国。他说“仁义者养民之膏粮也,刑罚者惩民之药石也”、“为政者若舍仁义而专务刑罚,是以药石毒民,非善治也”。

明初,朱元璋告诫诸将:“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并说“人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

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对贪官污吏及豪强不法行为,朱元璋主张重典惩治,着力打击官吏贪赃和豪强作恶。

(2)惠民农桑

朱元璋极为关注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一是鼓励垦荒。他颁布了许多鼓励垦荒的法令条文,并用免租的方式来吸引人们进行垦荒,规定“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

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并以垦荒的多少作为对官吏的赏罚标准。二是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颁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规定“不种桑者输绢,不种麻者输布” ,并令“有司亲临督劝”。三是兴修水利。朱元璋在位期间,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水利建设工程。据洪武二十八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府县修建塘堰共40987处,浚河4162处,修陂渠堤岸5048处。

(3)减免税粮

为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朱元璋多次下令减免各地税粮。

当然，作为封建专制君主，朱元璋所维护的是当权者及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他的政权统治所赖以依存的基础是以贪剥暴虐为本质的封建官吏。这就决定了他的“重民”、“安民”、“恤民”思想绝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事实上，当时“有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农民税役仍很严重，以至出现“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的状况。这并不奇怪，因为政策原则与政治实践的严重背离本是中国王朝政治的特点之一。

二、改革政治与政体

至洪武九年（１３７６年）六月，经过６年的经验准备和思想准备之后，他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相等官职，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以“掌一省之政”，主要管民政和财政。布政使是皇朝派驻地方的使臣，朝廷的政策、法令和派给地方的多种任务，通过他们下达各府、州、县的地方官员。全国除南京为京师直辖外，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随着云南的平定，又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共为十三个布政使司。各布政使司的管辖范围与元朝行中书省相仿，但不包括各处的卫所。相较而言，布政使司的职权比元朝的行中书省大大缩小，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布政使司的长官是朝廷分派各地的使臣，凡事皆需秉承皇帝意旨，使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有效地避免了各地的擅权自专。

在承宣布政使司之外，各行省还设提刑按察使司，以按察使为长官，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又设立都指挥使司，以都指挥使为长官，管辖所属卫地，掌一方军政。都指挥使司与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同为朝廷设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合称“三司”。三司互不统属，在地方三司分立行使各自职权，均由皇帝直接指挥。凡遇重大政事均需由三司会议，上报给中央的部院。这样不仅削弱地方的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而且各地方机构职能专一，互相牵制，既加强了统治效能，又便于皇帝直接控制。对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政治机构，朱元璋也加以极大地简化。将元朝的路、府、州、县归并为府、县二级，除府、县外，个别保留州的建制，分府属州和直隶州，地位分别等同于县、府。这样，地方政权的层次简化减少，皇帝命令的逐级下达也就通畅起来。

接着，朱元璋又回过头来对中央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改革。由于洪武初期先后发生的李善长为代表的淮西集团把持朝廷事件和胡惟庸党案，朱元璋感觉到元朝丞相制度是君主专政的障碍，为此他说：“昔秦皇去封建，异三公，以天下诸国合为郡县，朝廷设上、次二胡，出纳君命，总理百僚。当时，设法制度，皆非先圣先贤之道。为此，设相之后，臣张君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人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君国者。”及至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因“谋危社稷”被处死，朱元璋对大臣们宣布道：“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仰之各司所事，更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塞蔽。”接着便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属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将各部尚书由原先的正三品升至正二品，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下属郎中、员外郎。六部职权加重，同时又分司政务，取代中书省成为全国最高行政管理机构。

丞相制度废除后，天下大事皆取决于朱元璋一人，日理万机，政务繁重。尽管他勤勉不怠，可仍感力不能支，遇到棘手之事时，又苦于无人商量，因而作为补充，于洪武十四（１３８１年）年又设四辅官，以四季为号，用来协理政事。四辅官的职责是为朱元璋讲座治道，与部院官共同处理某些重大事务：“刑官议狱，四辅及谏院复核奏行。有疑檄，四辅官封驳”；和谏院官一起审查各地荐举的人才，“凡郡县所举诸科贤才至京者，日引至端门庑下，令四辅官、谏院官与之议论，以观其才能。”但是，这些四辅官多是来自山野的老儒，没有政治经验，起不到协助的作用，对此做了一年尝试后，朱元璋又觉无益于事，便下令予以废除。不用四辅官，政务繁重的压力又至，于是仿效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名义上的职责是辅导太子，实际上则是“授餐大内，常待天子殿阁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内阁”之称自此而来。不过，内阁只起参谋顾问作用，至于决策权，则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后来，经过建文、永乐洪熙、宣德诸朝的发展，内阁制度初步完善成熟起来。

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又撤销大都督府，改设前、后、左、右、中所谓的五军都督府，以分散中央军事机构的权力。并规定五军都督府管兵籍，掌军政，但无调动军队之权，兵部掌军官控选和军令，但无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这样，军权也就完全掌握在了皇帝手中。

御史台本是中央的监察机构，但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而于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改置都察院，并赋予更大的职权，代表皇帝对行政和军事系统实行监督。都察院的长官为左、右都御史，负责“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百官偎葺贪冒，坏官纪者”、“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均可举发弹劾，遇有朝勤、考察，还可“同吏部司贤否陟黜。”朱元璋说：“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都察院为朕耳目。”

都察院的监察职能扩大，更进一步地限制了朝臣擅权、结党情况的发生，扩大和强化了皇权。都察院以都御使为正二品，时称“台职”，与部职并重，故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都御史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散于全国十三布政使司，每道设７～１１人，共１２０人，是负监视与纠举职责的官员。都察院与六部分权并立，又互相牵制，更进一步产生了良性之效，有力地维护了皇权。

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朱元璋又置大理寺，长官为大理寺卿，“掌审诚平反刑狱之政令”。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的狱讼，均需将案牍和囚徒移交大理寺复审，“凡狱具，未经本寺评允，请司勿得发遣”。它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组成了一个纠举、审理、复核的完整司法过程。这样，司法部门也被分散了权力，并互相牵制，利于皇帝操纵。

三、“愚民”与“教化”

朱元璋不仅在政治制度废除宰相，实行高度的君主集权统治，而且还在思想文化上借重儒学来维护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他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他又明确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钦定的《四书》、《五经》为内容，以程朱理学为标的，“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这就使得知识分子为谋求政治出路，不得不“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八股取士制度确实技高一筹，“特明巧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吾有法以柔天下，则无如复举制科”。这样，朱元璋便将儒家思想同君主专制统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收到了愚弄民众、钳制人们思想的效果。

此外朱元璋非常重视礼制在教化中的作用，主张以“礼”教民，用“礼”来约束百姓，规范百姓的行为，使人们树立等级尊卑观念。“礼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礼以辨贵贱，明等威。”他把“礼”放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有礼则治，无礼则乱。”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的，即“礼”可以使国家井然有序，可以使政权得以巩固。而从小的方面说，“礼”又可以“防欲”，即约束、限制人的欲望。所以朱元璋指出：“人之害莫大于欲，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朱元璋十分重视“礼”在教化中的作用，一方面制定礼制，将“礼”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进行大力宣传。“颁布中外，使各尊守。”礼制明确了人们的等级尊卑，它要求百姓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这对封建统治的巩固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虽然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巩固统治而实行的，不过客观上也有许多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从教化内容方面说，朱元璋沿袭了历史传统，即仍以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但同时，他又把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纳入到教化范畴，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不仅使教化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其效果也就更加明显。其二，从教化方式来看，朱元璋注重多途径、多手段的结合。在他的要求和指导下，明王朝确立了推行老人制度、行乡饮酒礼、旌表节义、发布教民榜文及官吏亲自劝教等多种教化方式。这种多途径、多手段相结合的教化方式无疑有利于社会风气在短期内的好转。其三，朱元璋把教化与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统治人才的地方，同时又是传播封建礼义道德、引导社会风气的场所。所以，他提出了“教化以学校为本”。的主张，不仅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制度，而且还在民间设置了以百姓子弟为教育对象的社学，其目的很明确；“庶可导民善俗也。”

对于明朝加强君主专制，我们应理性地看待，明朝是宋朝的延续。宋朝是文官制度的起步时期，已经有了民主政制的雏形。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造成的结果是权力相对分散，政令很难高效率的实行，我用通俗的话来说，皇帝下发一条命令，那些文官总喜欢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的大家都来说，即便最后得到实行也会大大延误，由此造成效率低下，国家机器处于半瘫痪状态。直接的反映就是军事的孱弱，受尽外族欺凌，最终灭亡。

而朱元璋建立的中央直属权力，大大解决了效率问题，使中央控制力空前强大。明朝初期的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当然外敌也非常强大。朱元璋总结了宋朝的教训，认为要对付强大的元朝，则必须建立起高效的中央直属权力机构。在这种高效的统治机制下，明朝初期的军队空前强大，比宋朝有本质性的改变。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回了大片失地，并最终消灭不可一世的元朝完成统一。

二、整顿吏治

朱元璋早年生活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不顾百姓疾苦，就十分痛恨。所以，他称帝后，总希望任用的地方官吏能够以廉治民，起到安定民心，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洪武初年任官吏，“不才者众，往往蹈胡元之弊”。他们“一到任后，既与吏员、皂隶为伍，害吾良民多矣”，“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甚至连代表皇帝监察百官的御史也公然枉法，“假御史之名，扬威胁众，恣肆贪淫”。这就使得朱元璋不得不“严立法禁”。现从下列四面述其治吏之术。

第一，严密法制，“刑用重典”。《大明律》较之《唐律》，本已显示出严于治吏的特点，但朱元璋仍认为其刑典过于轻简，故创制而成《御制大诰》及其《续编》、《三编》，于洪武十八、十九年先后颁行全国，作为惩治不法臣民、特别是贪官污吏的依据。而其刑律则较《明律》更为严酷，允许采用“法外之法”、“刑外之刑”，而且判刑极重，如收粮违限，依《大明律》处以杖刑即可，而依《大诰》则可凌迟处死。

第二，治吏以惩戒教育为主。朱元璋说：“曩为天下臣民不从教育者多，朕于机务之隙，特将臣民所犯条戒二诰，颁示中外，使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又明言：刑用重典只是为了教育百官和民众，“使知趋吉避凶之道”，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他以《大诰》为教材，“皆颁学官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对全社会进行法制教育。为防范皂隶吏卒残害百姓，他又特别对吏员家属进行劝谕，谓：“良心发于父母，嘉言起于妻子，善行询于兄弟。凡走卒、簿书之家，有此三戒，害民者鲜矣”。总之，朱元璋以“重典”为手段，“取决于一时，非以为则”，故又辅之以教育，而其目的都是要使全国臣民知法、畏法、守法，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

第三，凡贪官污吏，“视朕命如寻常者”，必严惩不贷。朱元璋下令，凡无视朝廷律法，犯有亲信“无籍之徒”；沉滞公文，拖延不理；巧立名目，科敛下民；克扣赈济，损公肥私；收粮违限或逾期，隐匿田赋；是非不分，冤枉下民；诽谤朝廷，妄彰君恶等罪行的官吏，均须予以严惩，概不能宽赦。

第四，鼓励民众赴京告奸。朱元璋试图借助民众的力量来惩治不法官吏，通过民众监督来迫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许民持诰赴京告奸，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民众拥有一定的制约官吏以至官府的权力，并给予这种权力以一定的法律保障。这显然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但是，朱元璋这样做的前提乃是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强调皇权对民众利益的庇护，其实质仍然是由君主制约臣民，而绝非民众自身权利的体现。

历代君主对安邦定国都有自己的思考,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尽管朱元璋本人并没有集中的论述与系统的归纳,但他对安邦定国的思考散见于其不同时期的治国实践与谕令当中,思想较为广泛而丰富。他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同时从维护本朝的统治需要出发,以长治久安为终极目的,构成了其社会治安思想体系。应该说，朱元璋的种种措施，一方面确实但到了安邦治国，稳固皇权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其过于极端的做法也造成了社会恐慌和其他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朱元璋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其功过是非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一直为史家所争论不休，究竟孰是孰非，恐怕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见解，因而，对朱元璋这位传奇帝王的争论也将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