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革新与战略策略调整

刘志明：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革新与战略策略调整

一、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革新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丰富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事关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的认识。

( 一) 关于社会主义的模式

金融危机后，左翼知识界和世界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模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得出了以下两个共识性的基本结论。

一是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特征。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是在比较正确地把握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民族实现形式之间关系的精辟论断，即“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比如，美共主席萨姆?韦伯( Sam Webb)就指出，列宁曾在多个场合强烈反对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想法。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会因不同国家而不尽相同。不幸的是，我们未能深入挖掘他的观点，一则因为苏联不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希特勒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二则因为我们过于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规律。因此，萨姆?韦伯强调: “没有普遍的模式，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能不顾该国历史、政治、经济、风俗和文化等特点。如果它有一种‘外来’的感觉，人们就会拒绝它。即便我们的构想反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特征( 如生产资料公有制) ，这些特征在建设新社会的具体过程中也将会被修正。无论成功与否，社会主义革命都提供了经验教训，但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吸收运用。”

从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的观点出发，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认为，可以得出这样三点不可动摇的结论: 第一，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世界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努力推动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第二，反对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2010 年10 月31 日，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中央工会第八十六届全国理事会扩大全会的闭幕式上就说: “古巴不抄袭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在更新古巴经济模式的进程中，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建设。”他强调古巴的做法是根据本国特点的“土生土长的产物”。在2010 年12月18 日的讲话中，他同样也说: “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根据各国的特点来进行。这一历史的教训我们已经很好地吸取。我们不会照抄任何国家，过去我们照抄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照抄照搬得不好，尽管我们并不是不了解别人的经验，我们学习别人的经验，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的经验。”查韦斯也声称“21 世纪社会主义”绝不是照搬曾经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主义，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这是崭新的、委内瑞拉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结合各自国情开创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左翼知识界和世界共产党人在分析与探索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时，更多地强调赋予社会主义民族性特征。比如，2008 年11 月21 ～23 日，巴西共产党主持召开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由巴西共产党起草的会议文件提出，主张不照搬任何模式

的共产党人要结合本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开创出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正是在此次会议文件精神的指导下，2009 年巴西共产党十二大提出把“建设具有巴西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作为现阶段巴西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巴西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 ( 1) 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这样的国家里，争得了政治权力的广大劳动人民将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它也是一个实现了广泛的政治自由、人民民主及法治的国家。( 2) 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其中包括了国家所有制、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以及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形式如合作制，甚至要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以及受新的政治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但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应逐步地占据优势地位。( 3) 思想文化上，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捍卫马克思主义，从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源泉，并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

二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要与时俱进，适时更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深刻指出: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面对金融危机造成的较大冲击，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也表示，要对古巴实行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以“更新社会主义”或“完善社会主义”。越共在深入反思金融危机对越南的深刻影响的同时，也正在逐步探索有利于“恢复增长、保持国家对发展的控制权、缩小贫富差距、发展国内市场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等的经济社会改革道路。

美共主席萨姆?韦伯也指出，那种认为面对新的发展和经验，马克思主义可以停滞不前的观点毫无意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构想应该具有当代性和动态性，应该植根于今天的各种情况”，同样，“新的社会主义生产( 和消费)模式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任务将是本着一种辩证和历史的精神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力求符合目前的现实、趋势和敏感性。这种批判性的姿态意味着修正和更新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战略和战术等等概念——使之更切现实”。在他看来，“绝对必要的”社会主义生产( 和消费) 的新模式必须节约自然资源并保护地球和生态系统，“应优先考虑可持续性而不是无限制的增长。不能狭隘地将社会主义生产集中在投入和产出上，也不应该用纯量化标准来衡量效率和确定经济目标”。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引发生态危机的同时，精心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即政治上追求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精神文明; 经济上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包括节制增长、平等分配财富、小规模技术与分散化生产、注重绿色工作道德、大力发展“供选择”项目等内容⑤。正是基于社会主义模式也应当与时俱进的认识，法国经济学家T．安德烈阿尼( Tony Andréani) 和政治社会学家R．埃雷阿( Rémi Herrera) 在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时这样说道: “现行的或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会远离乌托邦，尽管乌托邦是非常美好的。”

( 二)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基于金融危机后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新趋势，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描绘。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保罗?科克肖特，美国威克弗里斯特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阿林?科特尔，墨西哥首都自治大学教授海因茨?迪特里奇一致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如下关键特征: ( 1) 经济应该建立在对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和实践上。根据这一理论，消费品的价格由生产这一产品的劳动时间决定，按照劳动时间分配劳动报酬。坚持实行这一原则可以消灭经济剥削。( 2) 工业归国家所有，按照国家计划运营而不受利润驱动。并且预想企业的国有化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应该发生在废除工资制度之后。( 3)地方、国家、国家联盟各级决策民主化，特别是关于税收和国家费用的决策更要民主。这是防止私人剥削被国家剥削取代的关键。

卢森堡基金会克里斯托?卢夫特教授则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的五个标准: 第一，对旧的贫穷问题给出一个新的答案; 第二，发展一个可持续和负责任的自然资源利用模式; 第三，从为获取私人利润的剩余价值生产转向满足全世界人类生命需求( 身体、文化和精神) 的生产活动;第四，民主不只局限在政治领域，而且普及到其他社会关系中; 第五，对GDP 重新定义，人类进步的定性因素也应被包括在内。劳尔?卡斯特罗则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应当是“社会正义和平等”。他说: “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正义和平等，但是指权利平等和机遇平等，而不是收入平等。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归根到底，平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剥削形式，是不好好劳动的人、特别是懒汉剥削好好劳动的人。”

( 三)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基于国际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彻底破产和社会主义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出色表现等无可争辩的事实，劳尔?卡斯特罗认为，“计划和组织的协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不协调会发生资本主义特有的最危险的混乱，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的规律最终会建立某种秩序和平衡，但这是以牺牲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计划中，必须严格根据所拥有的收入多少来支配资金”，他还指出，“古巴经济的主要特征将是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萨姆?韦伯则认为，不可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简化成财产权/所有制关系和全盘社会化。虽然这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基础，但它们自身并不构成社会主义，而只是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可能性。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主动性和真实社会财产所有权意识、一个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跟经济法定所有权、代表与权力的结构和社会化一样，是社会主义力量的来源。没有前者，后者就会让社会主义胎死腹中，倘若没有后者，前者就是理想主义”。

二、关于复兴世界社会主义战略策略的重大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处于“关键”转折点的新特点新局面，历史地向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阵营提出了如何制定“改变世界的战略和策略”的新课题。围绕这一历史新课题以及“取得政权以改变世界”的时代新任务，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阵营在斗争策略、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等事关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重大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这种调整，与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被动防守性质的策略调整相比，更具有积极的“主动进攻”的性质。原因则如第十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通过的

《德里宣言》指出的: “今天的事态证明，我们需要发动一次进攻，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且是为了赢得新的权利。不仅是为了赢得少数几项权利，而且是为了拆除整个资本主义的大厦——冲击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的替代制度。”

( 一) 斗争策略上，不再迷信选举政治，强调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的结合

苏东剧变之后，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曾经大都希冀在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制度框架内，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因而议会斗争和争取选民“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工作重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正面临“革命新形势”到来的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正如美国左翼学者洛仁?戈尔德纳( Loren Goldner) 所说，“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一机遇，我们这一生就再也碰不到这样的机遇了”。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久洛?蒂尔默也这样说道: “自从1989—1990 年资本主义反革命以来，我们没有提到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应该提出来了! ”

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意识到，“需要进行理论和战略重构，抛弃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告别体制内认可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方式，从而建立当代阶级斗争的政治替代模式，推进一个更激进、更现实的社会主义战略”。他们普遍认为，要在金融危机后推进“更激进、更现实”的社会主义战略，就不能迷信选举政治，而应该着手调整斗争策略，努力实现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的有效结合。南非共产党甚至指出，金融危机后强调群众工作与议会工作的结合，并不意味着两者对共产党员来说同样重要。在这两项工作中，群众工作要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教会工人阶级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改变国家内部力量平衡的根本路径。

为了实现这种斗争策略的转变( 或者说调整) ，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一方面批评迷信议会斗争的策略，比如，宣称“将继续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就指出: “资本主义永远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永远不会在议会中给我们留有位置。我们应该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获得席位。”另一方面则大力强调议会外斗争尤其是群众工作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意义。南非共产党就指出，南非共产党的议会工作不是群众工作的替代品。南非共产党需要加强议会外的工作力度，以利于党员干部在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回击反革命纲领中发挥作用和使权力平衡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参政的共产党干部应该有意识地寻求各种支持，包括为社会组织进入议会创造必要条件。担任部长和国会议员的共产党人必须毫不犹豫地参加大规模群众运动，即使这些群众运动是反对政府或议会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第十一次国际会议也呼吁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各自国家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维护广大人民的权利，反对“任何改革都无法消除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2010 年5月14 ～16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第十九次研讨会也指出，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阵营“不要依赖议会，而要发展议会外的运动”，要积极动员和组织被剥削群众，为其指明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即使在议会斗争崇拜氛围浓厚的欧洲，共产党人也开始转而强调议会外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了。金融危机甫一爆发，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就强调说，应该开展群众运动，从劳动人民和受压迫者那里汲取力量，以挑战资本主义代理人的权力和做法，争取进步的替代方案，并指出，只有开展工会及劳工运动领导的群众活动，才能形成能够改变政府政策的广泛的人民运动⑨。希腊共产党更是深刻指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共产党的战略应该在以阶级为导向的工会运动中，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在以引导人民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计划生产和工人管

理为目标的人民联盟中积聚力量。所有这些都要求推翻现有的各种资产阶级政权。”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革命并不单从一个经济危机中产生，还要有“群众的精神”作为进一步的条件或者说主观条件，如果缺乏它或者说主观条件不具备，尤其是作为群众主体的工人阶级如果没有适时形成发动革命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即使真正的革命形势出现了，也不会利用好，很可能使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到来的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的社会主义革命流产或失败，甚至使革命仅仅成为一种“可能性”。基于历史一再揭示的这些宝贵经验，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特别强调从理论上做好准备，以迎接金融危机后革命新形势的到来，并把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提高民众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现斗争策略调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性工作。比如，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久洛?蒂尔默就指出，“我们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党员和党的活动分子要明白目前形势与革命道路的真正意义”。美共主席萨姆?韦伯也表示，“我们要向美国人民大力宣扬我们所倡导的现代、民主的21 世纪美国社会主义观”。他还相信，“在因特网的帮助下，能够了解我们观点的人数比以前多得多”。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里斯?哈曼( Chris Harman) 也认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责任所在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的这次混乱来传播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同时在统治阶级试图让人民大众为这次危机买单之时，力争成为各种反抗形式的中流砥柱”。日共前主席不破哲三也认为，要让人民从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阶段性地开展工作，提升民众的斗争觉悟⑤。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 领导人普拉昌达也说: “随着形势改变，我们正在尼泊尔竭尽全力推广我们的意识形态。”

( 二) 在党的建设上，强调建设“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努力保持党的“独立性”

国际金融危机后，基于当今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不可逆转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紧紧围绕“加强党的建设”这一“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在对以往尤其是苏联东欧剧变以来党建指导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入反思，以及认真总结和吸取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日益深刻体认到，党的政策、理论可以不断调整与革新，但共产党的“本色”不能淡化，更不能丢掉，否则党的建设就会丧失“根本”，最终会使党遭到极大削弱甚至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它们或特别强调建设“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或重新铸造“左翼”政党的鲜明形象。例如，国际共产主义者第十九次研讨会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危机给共产党带来新的历史契机的同时，强调共产党人必须抓住面前的机会，抛弃包括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任何因循守旧的思想，并指出，“现在存在着发展、巩固或建立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机会。这种政党正是在阶级斗争的火炉中积累经验，锻炼自己。阶级斗争为培养新一代干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虽然今天的大部分青年人和了解1989 年以来反共浪潮的那一代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当前这种规模和严重程度的危机，但是，会议依然表示相信“今天这一代人正在准备承担起他们在未来几十年的革命使命”。又如，金融危机后作出“向左转”决定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宣称: “我们主张，反对派不应成为政治光谱中的一道摆设，而必须肩负起重建、生根、关心社会、政治与文化斗争的重任。在这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危机中，我们必须通过社会与政治斗争，建立起一套有别于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绝对有必要作如下努力，即同各种资本主义反对党、共产党以及左翼运动组织加强协作，凝聚政治党派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劳动层面的民众力量，推进左翼对右翼的替代。”

保持党的“本色”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保持党的“特色”，这就要求党在参加执政联盟或国际运动中，都要注意保持党的独立性。金融危机后，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把保持党的独立性问题特别提出来了。比如，法共全国书记比费就表示要突出党的战斗性和政策的独立性，把反对新自由主义作为党的旗帜和主要任务，进一步突出法共的左翼色彩。又如，在2008 年底举行的南非共产党政策会议上，多数领导人强调要提升南非共产党在“非国大”领导的执政联盟中的地位，使南非共产党真正成为有决策权的政党，进一步表明南非共产党保持独立自主、突出共产党特色、尽快进入执政和决策核心舞台的意愿。法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丹尼尔?本赛德( Daniel Bensaid) 还这样论述党的独立性问题: “在参与各种广泛的国际运动的同时，捍卫每个政治派别独具自身历史与组织结构特色的传统和规划，本身并不矛盾。相反，这种做法是对联合各种不同力量的运动的完美补充，也是在各种派别之间实现团结和相互尊重的先决条件。那些设法在公开场合隐藏自己政治身份的派别，往往是最善变和最不可靠的。一位法国哲学家曾说过，在政治中没有清白的历史，‘总是从中间再次开始’。如果这些话确实有道理，那么我们必须在迎接新发展的同时，不忘过去的经验教训。”

此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强烈诉求，在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反人民的危机应对政策的斗争中，努力保持为工人和劳动人民利益代言的本性，进一步凸显了共产党的特色。-

( 三) 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强调克服宗派主义的影响，努力实现世界左翼大联合与全球反资本主义力量大团结

众所周知，“宗派主义”一直是世界共产党和左翼阵营实现联合与团结的重大障碍。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中存在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倾向，更是加剧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分化的倾向。国际金融危机后，虽然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政治分歧和流派不可能在一夜间消失，虽然“不可能完全抛弃历史而重新开始”，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右翼或中右翼政党的联合进攻，世界共产党和左翼阵营加强联合与协调，实现各种力量大团结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共主席格里菲斯指出: “当垄断资本家及其代言人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一系列的机构来进行全面磋商和采取行动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为了工人阶级及其家庭、全人类、我们生存在其中的星球的利益，也有义务这样做。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增进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亲密关系，加强组织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协调。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国际化是我们最大的潜力之一。”丹尼尔?本赛德在谈到金融危机后“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并避免重蹈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覆辙”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在不否认阶级斗争对于理解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起着核心作用的前提下，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界的主要任务应该着眼于研究社会矛盾、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的多元性，以及研究它们的联合。

实现世界左翼的大联合与大团结当然首先要求加强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密合作。澳大利亚共产党就指出，虽然共产党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领导力量和组织者，是进步的社会变革运动的领导者，但凭一党之力是无法取得社会主义斗争的胜利的。因此，澳大利亚共产党必须与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紧密合作，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开展有效的合作，积极引导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统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是保证未来实现人性、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形成一个革命政党的主要条件就是掌握革命的理论”，在各共产党刊物和组织的倡议下于2009 年12 月1 日创刊的《国际共产杂志》编委会特别指出，各国共产党之间应该加强各刊物在理论层面上的合作。该杂志

还把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团结，捍卫国际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尝试所取得的成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2010 年12 月3 ～5 日在南非茨瓦尼召开的第十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通过的《茨瓦尼宣言》也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高度重视思想领域的斗争，坚决反对反共主义、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战胜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并强调这一斗争对加强反帝阵线的团结和保证斗争的胜利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实现世界左翼的大联合与大团结也要求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和世界左翼力量的紧密合作。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谈到金融危机后俄共的战略策略时指出: “在当前形势下，社会主义运动仅仅依靠自身力量，还难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加强与反全球化运动的联合，显得十分必要。如果脱离当代反全球化运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复兴和重整旗鼓。”国际共产主义者第十九次研讨会也强调，共产党的每次斗争都必须有助于扩大阶级团结，建立联盟，打击分裂主义、种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黄色工会主义( yellowtrade unionism)。

国外许多共产党组织强调不同形式的左翼联合并频繁参与地区和国际性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向的资本国际化迅速发展。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适应各类政党形成地区性或国际性联盟的发展趋势，一些国家共产党重视对外联系和交往，通过相互出席党代会、党报节，举行多边会晤和召开国际会议等形式，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如何联合自强的应对方略。还有一些共产党呼吁，要加强共产党、社会党之间的双边特别是多边合作，形成一个包括社会党、绿党在内的左翼联合阵线。有些共产党组织在分裂多年之后开始出现弥合趋势，通过联合壮大了自身力量。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和媒体的不断发展，国外共产党的宣传方式、活动方式也在不断进步，有利于加快党的现代化和扩大党的影响。

需要指出，为了实现世界左翼大联合与全球反资本主义各种力量的大团结，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先后三次召开国际会议，围绕如何推动工人和人民争取劳工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斗争，如何加强工会运动及其阶级导向，如何加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如何与所有反抗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和运动紧密团结，如何更加卓有成效地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何共同声援那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如何共同致力于加强国际反帝国主义的群众组织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世界反帝阵线，将争取和平、进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斗争整合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来。另外，也不能不提及的是，欧洲左翼党二大提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新政策”，呼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欧洲左翼加强联合与协调，并与欧洲工会等其他社会运动联手在欧洲层面改变现状，努力实现左翼替代。

结语

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革新与战略策略调整既是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基于应对后危机时代世界不可阻挡的大变革大调整作出的理论和实践的回答，也是他们对苏联东欧剧变以来涉及世界社会主义复兴战略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的理论和实践的回答。我们相信，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探索新认识，以及他们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进程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策略调整的努力，对于推动后危机时代世界方兴未艾的大变革大调整向

有利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方向前进，对于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他们的这些回答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三点启示。

第一，虽然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并非一条固定的道路，也并非一种固定的模式。因此，可以预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上的新潮流。

第二，社会主义虽然要与时俱进，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色不能丢。金融危机后，共产党人和进步思想界为复兴世界社会主义所作的战略策略调整，再次告诉我们一个值得珍视的历史经验，即自从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从“左”的还是右的方面修正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都必定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共产党人和倾向进步的左翼学者唯有高扬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保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色，才有可能迎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盛之日。

第三，历史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也没有被资本主义终结，相反，历史正在重新呼唤社会主义，未来属于社会主义。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再度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基本矛盾，也彻底粉碎了苏联东欧剧变后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诸多美好与不可替代的种种谰言。世界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在世界开始重估资本主义生命力和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基于历史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呼唤，顺时顺势作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策略调整，一定能够打开社会主义在世界再度复兴的阀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世界社会主义即将穿过低潮的“隧道”，迎来自己充满光明前景和具有浴火重生意义的复兴。比如美国学者斯蒂芬?塞维罗就说，“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而属于它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俄共中央也认为，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到第二次生机的时刻到来了”。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甚至在长期流行“社会主义例外论”的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信度也开始明显增强。两个有力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是，金融危机后的拉斯马森民意调查显示，“20% 的受访者更偏爱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3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两种选择各占一半”。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修?伊格莱西亚斯认为，这一民调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某基本层面上，‘社会主义’是块金字招牌。它的总体理念是我们应当把社会置于资本、金钱之前”。第二个事实是，“社会主义”这个词在美国不再像过去一样令人恐惧，美国国内“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拥趸们“用社会主义作为恐吓战术的效果也不复当年了”。自从奥巴马执政以来，“社会主义”这个词事实上已经成为日常话题，根据监督美国媒体组织的统计，仅仅在2009 年6 月18 日的前一周，电视新闻中就提到143 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等词语，这还不包括“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