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道德修养是领导干部重要的人生必修课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抓住了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问题，道出了做人、做官、做事的根本。

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领导干部重要的人生必修课，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有崇道尚德这一深厚传统。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必须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尚德传统的民族，历来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力量，重视以德修身。战国时代的荀况说，执政者手中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仅凭权力并不能使天下自行安定，“安之者必将有道也”。在中国文化的价值排序中，义比利更具有道德优先性。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正是由于这种自觉、自律的道德要求，我国古代产生了一批良臣廉吏。后汉时期的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他的门生王密是当地的县令。为了报答杨震的举荐之恩，王密晚上以黄金十两相送，并说：“暮夜无人知。”杨震严词拒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人知者？”我们党更是非常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吸收和改造传统道德。毛泽东同志把“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并提，向广大党员提出了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道德要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把道德修养上升到“改造主观世界”的高度，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党性修养理论。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

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领导干部重要的人生必修课，是因为社会公众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比普通人更高。加强道德修养、以德修身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正人”必先“正己”。唯此，才能够以德服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越是领导干部，越要加强道德修养。领导活动是靠领导者自身的影响力，在被领导者自觉服从的前提下得以进行的。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在构成领导者影响力的诸要素中，领导者的道德修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干部的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大德是爱国爱民，公德是爱岗敬业，私德是品行高洁。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那就是造福于民。造福于民就要大公无私。因此，领导道德与一般道德规范既有共同点，又有所不同。一方面，领导道德比一般道德规范具有更高的要求，它既要建基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之上，同时又要高于社会基本道德体系。另一方面，领导道德又具有超前性的特点。社会一般成员的道德行为，更多地体现为道德规范的现实性要求，而领导道德则需要具有更高层次，具有体现道德发展较高要求的超前性特征。例如，其核心要求就是要有坚强的党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无私奉献、舍利求义等。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共产党人加强道德修养的榜样。焦裕禄同志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教育儿子不能“看白戏”，规定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很高的道德标杆。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修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严肃地指出：“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领导干部的道德榜样力量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领导干部的重要人生必修课，是因为当前“官德”建设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问题。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官之德”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常说，一个人最大的

敌人，往往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道德经》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更是如此。当官做领导，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在钱财、名利问题上犯错误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如果平时不注意慎独，不注意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不加强道德修养，不能够以“道德力量”用好权力这柄“双刃剑”，就难免会马失前蹄，走上难以“归来”之路。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承认领导者的个人利益，但领导者这一角色与其他社会角色相比，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组织、控制的地位，对于利益问题要有更高的境界。因此，领导者的道德是社会主体性道德。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却混淆了领导者道德与一般社会成员道德规范现实性的界限，借口尊重人性、“领导也是人”，在言行中无视官德的要求，不仅影响或降低了领导者的道德水准，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个别干部甚至认为，“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可以说，一些干部出问题，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当前，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也主要集中在德上。例如，一些落马的官员，个人能力十分突出，但在个人德行上却出了问题、栽了跟头，主要原因就是丧失了宗旨意识和党性原则，忘记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丢掉了做人的基本道德，有的思想昏谬，有的人格沦丧。还有一种情况，“为官发财应该两道”，但有些干部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古人云：“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宋代司马光早就看到，“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同时，改革是爬坡过坎，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革新有策，且行事有胆。如果仅以个人利益为重，认为改革是动了自己的“奶酪”，影响了自己的灰色收入和隐性福利，触动了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那么对他谈改革就等于对牛弹琴，甚至是与虎谋皮。现在看来，领导干部如果弄不清“义利之辨”，将会是十分危险的。可以说，失去了道德上的纯洁性，也就不能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抓作风建设，就是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当前，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领导干部的必修课，要求我们必须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加强建设“道德自我”，努力实现人性、德性、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要突出抓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传统中，“立德”被排在首位。春秋时代叔孙豹论“不朽”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阿玛蒂亚·森说得好：“良好商业行为的基本准则有点像氧气，只有当缺少它时，我们才对它感兴趣。”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无论人被认为多么自私，他的本性中显然还存在某些秉性，使他关心别人的际遇，视他人之幸福为自己之必需，尽管除了目睹别人之幸福所感到的愉悦之外一无所获。”重建道德，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每个国家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精神、思想、道德、文化要跟上来。在一定意义上，道德、价值观决定了基本的善恶标准，就像氧气，就像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样不可或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广大领导干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二是自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增强崇德向善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必须“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道德营养和强大的道德力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领导干部掌握公权，道德修养比一般人更重要，因此，在领导、管理和治理活动中要强调“以德修身”。春秋时期，有个宋国人挖出一块宝玉，把它献给重臣子罕。子罕却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你把玉给了我，咱们都丧失了宝。我不接受你的玉，正是想让我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宝”。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把“修身”视为外在政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作

为治国理政的起点。“修己”历来为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儒家认为，“为仁由己”。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甚至把官员能否“修己”作为救民治国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说得好：“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三是加强德性修养，养成体道行德的高尚道德人格。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重道贵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德性与人的内在觉悟紧密相关。列宁说：“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讲，“道德当身，不以物惑”。韩非子说：“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唐太宗在总结为政经验时也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朱熹明确指出：“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刘少奇同志把“慎独”作为一种修养方式。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40页）。控制欲望，培育高尚的人品和人格，既需要法律调控，更需要道德约束。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内圣外王”人格，其实就是指要以内在的道德修养去为社会做事。

方志敏同志的《清贫》一文，至今读来仍然让我们动容。“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是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邓小平同志在复出后说了一段话，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他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四是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好考德这一杠杆。加强道德修养，固然要靠党员干部个人的努力，但党组织的作用举足轻重。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德和才是党员干部素养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现在选干部，容易忽视的往往是德。因此，在把握德与才的关系时，要特别注重德，把德放在首位。用一贤人则群贤必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个杠杆，引导党员干部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干部的德具有内在性和隐蔽性，难以认识和评定，因而是干部考察中的一大难题。这就要求组织上考察时既要注重考察其政治表现，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品德表现，又要注重识别其交往、爱好、娱乐和消费等方面的情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如果说有才决定了能干事，那么有德则决定了为谁干事。在选人用人工作中，必须首重其德，把德行考察作为第一要务，做到德行优异者优先选用、德行平平者慎用、德行有亏者坚决不用。这就要求我们要探索考察干部德的有效办法，努力考准考实。我们深知，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必然会是“法治中国”，为官之义也在于明法。然而，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底线，而且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执法成本问题，因此，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在法律这一底线的基础上，还需要有一个道德境界的提升。“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守法尚德、抑恶扬善，多想事业少想名利，多想群众少想自己，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人生必修课，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筑牢道德防线、坚守道德底线、夯实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