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政治学简要笔记

第一部分民主与选举

第一章民主与选举的基本理论

将选举界定为：人们以投票的方式选择统治者的过程。统治者的范围，主要是指构成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机构的议会成员，有时也可以指最高行政长官；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可以包含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首长。这一定义所暗含的一个假设是：所有的政治社会都被分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所有政治关系中最为核心的政治关系。与其他政体相比，民主政体的内在特征在于，统治者由被统治者选举产生。

第一节民主、选举与投票

一、政体与民主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民主政体，是一种区别于直接民主的代议民主政体，即由被统治者选举产生统治者的政体。代议民主政体之所以在理论上是一种优良的政体，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绝对优良的政体，而是因为它在现代政治的规范要求与现实需要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平衡机制。在这种规范要求与现实需求之间的一种妥协性的结果就是：正当的统治只能是一种基于同意的统治，即统治者只能由被统治者选举产生，在被统治者同意的范围内，以被统治者同意的方式进行统治。这种同意的统治在制度上的安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统治行为必须要以体现群体意志并划分了群己界限的宪法为基础；统治者必须由被统治者依照宪法来定期进行挑选。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旦这种政体得以建立，现代政治中的公民，就同时具有两种身份：在用选举的方式挑选统治者时，公民是挑选仆人的主权行使者；在受到统治者的意志所约束时，公民其实是政府的臣民。

二、民主与选举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选举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衡量一个政体是否为代议民主政体的核心指标，或者说，选举是创建民主政体的基石（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理论家们才断定：没有自由的选举就没有真正的民主。

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选举就是代议民主政体的全部。正如美国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ｈｌ）所指出的那样，构成现实意义上的代议民主政体的制度包括：选举产生的官员；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表达意见的自由；公民有权接触多种信息来源；公民有权结成相对独立而自治的社团；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简而言之，民主的本质在于，统治者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代表被统治者实施统治，为了确保统治者的行为能够充分代表和体现被统治者的利益，选举只是其中的一种途径。其他的途径还包括：游说、请愿、民意调查、社会运动、政治结社和全民公投等。这些途径的重要意义是在选举之外为公民提供必要政治参与的机会，以弥补选举在功能上的不足之处。

在一些学者看来，为了保证代议民主政体的顺利运作，在达尔的六项指标之外，还应该加上两项：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时，民选产生的官员必须不屈从于来自非选举产生官员的淫威；政府组织必须独立自主。此外，还有学者强调，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表明，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中，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主实践而言，对于选举过程和选举官员的施加的某些宪法性约束，显然也是民主顺利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就此而言，当且仅当一个国家的全国性代表由全体选民通过自由意志的表达而定期选举产生时，这个国家才会被视为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与民主政体下的选举相比，非民主选举具有以下一些特征：投票权受到财产所有制、教育、性别或种族出身的限制；要么实行一人多选区投票制，要么各选区的规模相差悬殊；选民容易受到压力或恫吓的影响；或是只有单一的候选人或单一的政党可供选举。

我们可以初步形成的结论是：没有选举就没有代议民主，但是选举只构成了代议民主政体，

尤其是顺利运作的代议民主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选举是代议民主政体的核心要件，但并不是代议民主政体的全部。

三、选举与投票

如果说选举是代议民主的核心要件，那么投票就是选举的核心要件。选举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环节，就是被统治者用选票来对统治者的候选人做出最终选择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选民没有机会做出具有实质意义的投票行为，那么也就不可能存在自由的选举。与选举和代议民主的关系类似的是，投票也并不构成选举活动的全部。这是因为，为了保证被统治者在投票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地行使自己选举统治者的权利，还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这些基本的制度保障包括：为了使被统治者有机会进行挑选，就必须要有差额的候选人和相关候选人的信息；为了使被统治者真实表达自己的意志，就必须要保障投票的安全；为了使得选举的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要有选举的主持和管理机构；为了解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选举过程中的争议，还必须要有中立的仲裁机构对选举事务进行仲裁，等等。在现代政治中，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以代表的身份在行使统治权。有资格代表被统治者来行使统治权的主体，主要是指负责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议员，有时也包括领导着法律和政策执行的政府首脑。因此，衡量一个政体是否为代议民主政体，主要是看负责立法和政策制定事务的议员是否由投票选举产生，以及这些选举产生的议员是否享有实质性的最高决策地位。享有最高立法和决策地位的议员之外的官员是否由选举产生，并不构成一个政体是否为代议民主政体的标志。

第二节关于选举权的三种理论

一、作为一种权利的选举

二、作为一种义务的选举

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其成员的总体利益，但国家得以维护总体利益的前提，是国家的成员要承担起作为成员的义务。在民主政体下，选举和投票活动，就是民主国家成员的重要政治义务。

选举义务论的主张，典型地体现在社会连带主义的国家观中。

这种将选举视为一种义务的观点，实际上是将选举权视为一种特权，即只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享有的一种特权。连带主义的国家的选举义务论，实际上是将选举权看成是一种由公民身份所取得的一种履行公职的特权。这种观点在操作上的体现是，国家可能会为某些选举权的享有者设置某种特殊的资格，或者让某些群体享有额外的选举权，例如为保证国家的统一而为某些少数群体配置的额外的选举权。

三、作为一种权利和义务的选举

这种调和的主张典型地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国家观中。在功利主义的国家观中，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幸福。而国家的总体幸福又是个体幸福的总和。在个体层面上，由于每个人本人才是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程度的最佳判断者，没有人有资格去为他人做出是否幸福的判断。因此，个人应该享有利用选举来保证自身利益扩大的手段。在整体层面上，作为整体的国家幸福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为了在政治上保证整体利益的扩大，又必然要求每个个体都承担起投票的义务。因此，在选举之时，选民虽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票，但是由于这种投票直接影响到整体利益的大小，选民在对自己的利益做出判断而行使权利之时，也承担了扩大整体利益的义务。

在国际层面上，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是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１条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包括：第一，人人都有直接或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本国治理的权利。第二，人人都有参与本国公务的权利。第三，人民的意志应该成为政府权威的基础；这一意志应当以定期和真实的选举予以表现，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秘密投票或与此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而进行。

第三节选举研究的发展

１９４９年，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弗兰克·哈迪ＦｒａｎｋＨａｒｄｙ首次在英语中创造了“选举学”（Ｐｓｅｐｈｏｌｏｇｙ）这一术语。该术语在１９５２年首次出现在印刷物中。按照流行的用法，它被用来指对投票统计数字的分析和对选举结果的预测。但选举学这一术语恰当地涵盖了选举分析的所有命题，包括了法律结构、选举制度、个人行为、候选人选择、政党与舆论媒介和竞选运动、民意测验、选举结果的统计分析以及选举地理学。

一、传统的选举研究

二、选举行为研究

美国学者卡平（Ｆ．Ｓ．Ｃｈａｐｉｎ）于１９１２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所发表的“总统选举与大众投票的变异性”一文，标志着现代投票行为研究的开端。随着对投票行为研究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五种影响较大的研究途径。

第一种途径被称作是生态学研究途径或人文区位途径。这一途径的典型特征是，通过对某一选区内的所有人文环境，如人口、年龄、性别、族群、职业、教育等各种结构的统计，考察其与选民的投票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以找出是哪些因素在如何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在统计学上，这种方法常常被指责为容易犯“生态谬误”（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ｌｌａｃｙ），即利用总体的资料去错误地推断个体的性质。

第二种影响较大的途径是被称为哥伦比亚学派的社会学途径。这一途径的基本做法是，以选民的社会特质来解释选民的投票行为，强调选民所属的社会团体对选民个体的影响。具体而言，他们的具体研究重点包括：初级团体（家人和亲友等）和次级团体（政党和工会等）对个人投票行为的影响；社会及其团体因素（如种族、阶级、年龄、宗教、职业结构和都市化程度等）对选民个人投票行为的影响。在操作策略上，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一是选择具有不同社会特质的选区（如存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二是针对某一具体的选区，作长时段的时间序列分析，以发现投票行为的变迁模式②。其代表作是１９４４年由拉扎斯菲尔德（Ｐ．Ｅ．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贝尔森（Ｂ．Ｂｅｒｅｌｓｏｎ）和戈德特（Ｈ．Ｇａｕｄｅｔ）合著的《人民的选举》（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ｓＣｈｏｉｃｅ）一书。这一途径的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对团体对个人投票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在客观上反映出了一些社会的团结与分裂状况，而且指出了，至少在投票活动中，阶级、性别、种族、宗教和地区因素是社会内部的重要分界线。。但是，这一途径的问题在于，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选民个体的作用，甚至漠视了选民个体的利益所起的作用。而且，一些国家的投票统计结果也表明，在阶级结构因素与政党支持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松散

第三种途径是社会心理学途径或政党认同途径。这种途径并不否定选民的社会特质对投票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而是强调选民的态度取向在社会特质和投票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性作用。社会心理学途径的代表人物坎贝尔、加林和米勒于１９５４年共同出版的《选民的抉择》（ｔｈｅＶｏｔｅｒ ｓＤｅｃｉｄｅ）一书首次提出，政党认同（Ｐａｒ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候选人取向（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议题取向（Ｉｓｓ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这三项态度变量，是影响选民投票方向的最重要因素。此后，坎贝尔、康佛斯、米勒和斯托克司又于１９６０年共同出版了《美国选民》（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Ｖｏｔｅｒｓ）一书，正式提出了决定选民投票行为的“漏斗状的因果模型”（Ｆｕｎｎｅｌ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在这一模型中，政党认同是影响投票的一个长期存在且稳定的心理因素，短期因素如候选人形象、竞选政纲及竞争活动人偶发事件等，也会产生次要的影响。因此在解释选举结果时，必须同时考虑长期与短期因素的共同影响，以及一些复杂的交互作用。但是，这种途径在近年来所遇到的一个挑战是，相当一部分国家的投票结果表明，政党忠诚解盟（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Ｄ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现象的

普遍存在表明，政党认同度的下降，已经广泛存在。因此，应该如何对“漏斗状因果模型”加以调整，以适应新的研究需求，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第四种影响较大的途径是政治经济学途径或理性选择途径。这种途径的最大特点是，将投票行为研究的重点，从选民所属的团体，转向了选民个体，通过将选民假定为自利的理性行动者，以考察选民的偏好对投票行为的影响。从这种途径看，选民的投票行为，就是理性的选民建立政府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选民在面临一系列选项的背景下，根据自己的偏好而进行排序的理性选择过程。选民投票或不投票、选择某一政党或候选人的行为，都是基于自身的成本收益计算而做出的选择。安东尼·唐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Ｄｏｗｎｓ）在１９５７年出版的《民主的经济理论》，被认为是这一途径的开山之作

随着投票行为研究的深入发展，“主导性意识形态模式”（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ｏｄｅｌ）或“政治沟通模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模式看作是第五种主导性的研究途径。这种途径的基本假定是，无论是团体还是选民个人，在界定自己的地位和情景时，所依靠的都是通过教育、政府和媒体而呈现给他们的关于当前处境的信息。这三种因素，尤其是媒体，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强化先前的偏好。媒体在设定争论的议题、构造偏好和同情心等活动时，能够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将真实的情况以扭曲的方式传递给受众。其结果就是，当选民的偏好与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一致时，无论政党还是候选人，都是很难改变的。因此，选举的过程不但没有挑战和改变现有的权力资源结构，反而是强化选民对这种结构的认同和支持。基于这种认识，这种途径主要通过对选举信息的跟踪，通过对媒体报道的内容、曝光事件和信息加工模式的考察，来研究其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三、选举制度研究

第一部专著是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迪韦尔热（ＭａｕｒｉｃｅＤｕｖｅｒｇｅｒ）在１９５０年出版的《政党》一书，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迪韦尔热定律”。这一定律的基本内容是：“相对多数决制易于产生出两党制，比例代表制易于产生出多党制”。第二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是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道格拉斯·雷（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Ｒａｅ）于１９６７年推出的《选举法的政治后果》。在该书中，雷通过系统的比较，正式将当代世界的选举制度分为绝对多数决制、相对多数决制和比例代表制三种类型。。舒加特和瓦滕伯格共同推出的《混合选举制》一书，则汇集了对混合选举制度的全面研究成果。２００５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拉黑尔和迈克尔共同主编的《选举制度的政治学》，则标志着选举制度的研究，已经能够与当代政治科学的其他领域并驾齐驱了。

第二章选举发展简史

第一节古典时代的选举

一、部落时代的选举

二、古希腊时期的选举与投票

按照古典民主的标准，古希腊时期的选举，不仅不是民主的标志，反而是非民主政体的标志。雅典民主的成长，就是一个抽签代替选举的过程；雅典民主的衰败，就是一个选举代替抽签的过程。

三、古罗马时期的选举与投票

古罗马时期的选举制度在两个方面都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第一个方面是古罗马的投票规则。与古希腊时期的一人一票原则不同的是，古罗马奉行的是一种集团投票（ＢｌｏｃＶｏｔｅ）原则。在这种投票原则之下，计票分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为各集团内部按照多数原则决定赞成或反对；第二阶段则以集团为单位，再按照多数原则决定赞成或反对。第二个方面是作为表决机构的人民大会有三种表现形式。库里亚大会（ＣｏｍｉｔｉａＣｕｒｉａｔａ），以一个库里亚作为一个表决单位；百人团大会（ＣｏｍｉｔｉａＣｅｎｔｕｒｉａｔａ），

每个百人团为一个表决单位；特里布斯大会或部落大会（ＣｏｍｉｔｉａＴｒｉｂｕｔａ），每个部落为一个表决单位。而特里布斯大会又分为两种：包括所有人民的特里布斯大会（ＣｏｍｉｔｉａＰｏｐｕｌｉＴｒｉｂｕｔａ）和平民大会（ＣｏｎｃｉｌｉｕｍＰｌｅｂｉｓ）。

百人团大会划分投票权的标准实际上有两个：年龄和财产。这两个标准对于后来的选举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古罗马的政体在本质上是一种寡头政体。选举只是民众对精英掌握权力的一个确认过程。第二节中世纪的选举

中世纪的选举的最大特点是，与选举相联系的是一种特权，选举是因其拥有土地和特权而从事的一种特殊活动。

一、中世纪的地方选举

这一时期的选举还主要是一种城市内部的特权阶层和富有商人的政治游戏。

二、罗马教皇的选举

罗马教会于１１７９年颁布了一个对于教会选举和世俗选举都有重大影响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如果红衣主教在选举教皇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的候选人将当选为教皇。这一规定对于教会选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确认了绝对多数选票可以视为全体一致的选择；对于世俗选举的影响在于，它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社会所确立的简单多数的基础上，第一次确立了一种绝对多数的选票计算原则。

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

在从部落社会进入国家状态之后，欧洲大陆各国在国王的产生方式上，并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逐渐形成国王世袭的传统，而经常出现世袭和选举的交替。而且，即使是世袭的国王候选人，也必须在得到国内贵族的认同之后，才具有国王合法性。

四、等级议会的选举

在１３世纪前后，原来以教士为贵族为主体的国王咨询机构，开始逐步吸纳城市的代表参与，进而形成了一种在世界上独具特色的等级议会制度。国王的咨询机构中吸纳城市代表参与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财富的增长和国王的财政危机。这是因为，欧洲的城市在其独立之初要么是通过斗争，要么则通过向国王或教会购买特许状。无论是通过斗争还是通过购买特许状而获得独立的城市，都享有较大的独立性，国王只能向城市征收某些确定的捐税。而随着城市财富的增长和国王财政危机的扩大，国王们不得不向城市借钱，或者通过与城市协商而获得经济支持。

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世纪的选举主要在地方一级存在。我们可以把这种地方层面的选举分成两种类型：农村的选举，主要是由于古代的选举延续到了中世纪；城市的选举，主要是由于在教权和王权之间出现了某些真空地带，一些获得自由和独立地位的城市尝试过地方代议机构和城市首脑的选举。这些地方层面的选举尝试，不但为后来在国家层面上的改革提供了经验，而且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世界之中。教皇和皇帝的选举，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少数享有选举权的制度。这种制度所体现的基本原则虽然已经在民主时代被否定，但是，其制度原理却为一些国家在后来实行的国家元首的选举提供了某种启示。一些国家目前所采用的总统选举人团制度，就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中世纪的教皇和皇帝选举制度的启发。但是，在国家层面上，现代选举的主要源流，则来自选举产生的议员逐渐代替了以其他方式产生的议员，从而推动着中世纪的等级议会不断向现代议会转型。

第四节现代选举的发展

一、选举职位的扩展

选举职位的扩展，首先体现为由选举产生的议员比例不断提高，直至一国所有的国会议员都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在当代世界上，国会的议员是否由选举产生，已经成了判定一国

的政体是否为民主政体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般而言，适用选举的职位主要是指政治家的职位，即议会和最高行政首长，而受政治家领导的文官和体现中立原则的法官和军官则并不由选举产生。

二、选举权的普及

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曾经引用乔纳森·桑沙因提出的标准，认为判断１９世纪的民主政体的两个最低标准是：５０％的成年男性有权投票；一个负有责任的行政官。

自１９世纪之后，选举权的普及，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个方向是，享有选举权的主体，不断突破财产的限制，在成年男性公民中普及，直至所有的成年男性公民均享有选举权。第二个方向是，选举权不断突破性别、种族、年龄和受教育资格的限制，直至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选举权确定为一种基本人权的组织部分。在选举权的扩展方式上，也同样体现出两种策略。一种以１８４８年的法国和此后的丹麦和挪威等国为代表，采用了激进的方式，急剧扩展享有选举权的主体；另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通过修改法律而以一种渐进的方式逐步扩展选举权。

在享有选举权的主体不断扩大的同时，一些阻碍选举直接实现的制度性因素，如间接选举、选票价值不平等、选区代表性差异等，也逐步被废除。体现平等原则的“一人一票，同票同值”的原则，开始作为现代选举的一项基本原则而被各国宪法和选举法所确认。

三、选举制度的发展

这里所指的选举制度（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主要是指体现选民与代表间关系的基本制度安排。一位选举制度史的专家曾经这样概括选举制度发展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选举制度的发展模式，即从最初的抽签和间接选举，发展出某些以多数决制为特点的中间形态，再到比例代表制的遍地开花。

四、选举规则与技术的完善

在现代选举的发展过程中，首先是纸质选票逐渐替代了传统的投票工具。在不记名投票原则采用之后，各国为方便选民投票并保障选民的权益，不断地探索新的投票工具。电子投票和计票技术的发展，也为选举操作的简易化提供了更大的帮助。

第三章民主选举的原则与功能

自１９世纪以来，被当代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作为代议民主政体的选举原则主要包括三项，即普遍与平等原则、自由与公正原则、定期与直接选举原则。

第一节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

一、普遍与平等原则

民主选举的普遍与平等原则，主要针对的是选举权的配置而言。就字面意义而言，选举权的普遍原则是指，特定政体之下的所有人都应该享有选举权。一般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当个人的法律人格和选举权之间存在一种自发的联系时，这个国家就采纳了普选原则。在现代选举活动中，选举权的普遍原则是一种相对原则，其内涵一直处于不断变换之中。

选举权的普遍原则已经大大扩展，其基本的含义可以表示为，选民不分财产、职业、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居住期限的差异，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使在今天，选举权的普遍原则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原则。当代世界各国都为选举权的行使设置了消极条件，即法定年龄、国籍和精神状况三项。

选举权的平等原则要求，每位选民所行使的投票权都享有同等的价值。现代选举为体现选举权的平等原则而产生的制度性要求包括：（１）每位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不受任何歧视性条款所限制；（２）一人一票，废除复数投票权和按阶层设置投票方面的特权；（３）同票同值，即在一次投票活动中，每一选票的价值相当，都应该得到同等的计算；（４）平等划分选区，以使不同选区的选民的票值相当；（５）为保证选区间的平等，必须定期统计选民的数量并按照平等的原则适时调整选区的大小。

二、自由与公正原则

民主政体之下的选举，应该是选民意志自由表达的结果。自由选举的原则要求选民的选举活动必须是一种体现选民自由意志的选择活动。为了体现这种选择的自由，选民必须要具有提出和成为候选人的自由，选民的投票行为必须是选民自由意志的真实表达。为了保证选民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表达自由的要求，如言论和出版自由之外，选民还必须要享有结社的自由，以通过结社而提出和成为有影响力的候选人。在投票环节上，法律必须要保证投票场所的安全，使得选民不因投票和表达自由意志而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必须要满足不记名投票的要求，强制性地要求每位选民都要单独进入专门的秘密划票间秘密写票。投票箱和选票的设计，都必须要有密封设置。此外，为防止通过选票的计算而推测到选民的投票意向，还必须要建立起“洗票制度”，即将分散的票箱集中起来，将选票混合之后，再进行计票。最后，破坏选举和阻止选民自由意志表达的行为，必须要得到制裁

公正选举的原则要求，所有参与选举活动的主体，都应该得到公平对待，享有平等的机会。这一原则首先要求选举机构必须要中立，不受特定的候选人或选民集团的影响或操控。同时，所有的参选者都必须要适用同样的规则。除非是为了有利于最不利的人群，要尽量避免对不同的参选人群适用不同的规则。为了保证自由和公正原则的彻底贯彻，还必须要建立起选举仲裁制度，让所有的选举争讼都能够得到司法救济。此外，自由和公正原则还必须要通过公开操作予以保证，选举机构的运作、候选人的经费使用和竞选内容和选举结果必须要对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力量的监督。

三、定期与直接选举原则

只有通过定期的选举，才能够为潜在的统治精英提供定期上台执政的机会。定期选举的原则要求，选举必须要根据法律设定的期限定期进行。除非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统治者不得随意改变选举的期限和时间。

由于判定是否为民主政体的标准主要是国会的议员产生途径和最高行政首长的责任机制，直接选举的原则要求，选民要直接选举的是国家层面上的议员，而不能仅仅限于地方层面上的议员和行政首长。在现代政治中，选民直接选举地方议员和地方行政首长，只能作为地方自治而不是国家层面上民主与否的标尺。

第二节民主选举的功能

一、自下而上的功能

在自下而上的视角下，选举最重要的功能是它所起到的合法性功能。在政体层次上，只有通过自由选举而产生出的政体，才称得上是代议民主政体。在民主政体被当今世界断定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体的背景下，也就只有选举才能成为断定一个政体是否为正当政体的制度性标记。在政府层次上，选举的存在表明，统治者的产生是基于选民的同意，因而其统治行为的基础就不是一种外来的力量，而是选民的认可。在政党层次上，也只有在存在选举的政体之下，反对党才能够获得合法的身份，以“忠诚的反对派”的身份，行使忠于国家但是批评当局的职能。此外，选举还能为普通人还来合法的身份，因为只有享有选举权的主体，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因此，在民主政体下，选举类似于一种加冕礼，既是统治者的加冕礼，也是人民的加冕礼。

在操作层面上，选举的功能表现为对公职候选人和政策取向做出选择，以组织被国民所接受的政府。任何一种政体都需要组织政府，但是，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政府高级成员的产生才需要选民的选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人可能认为，民主选举的作用在于“选贤与能”。但是，就民主选举的实际后果而言，上述想法带有较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想法。在现代选举生态下，选举与贤能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而只在于创造一个可以被国民接受的政府。而这种选择的过程，也是一种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结合的产物。就选民的实际选择而言，单个选民的选择也并不一定是全面考虑政党、候选人和政策等综合因素，而有可能是以单方面

的因素为依据而做出选择。选民的实际选择范围的大小，也常常因为选举制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在代议民主政体下，选举还有着重要的授权和代表功能。选举意味着选民发出指令，候选人则接受指令而代表选民实施统治行为。与君主政体下的君主向上帝寻求指令所不同的是，民主政体下的统治者是向选民寻求指令。向选民寻求指令就意味着，统治者是代表被统治者而实施统治行为。在中世纪后期，选举所产生的授权和代表功能意味着，代表必须按照授权者的意图行事，代表自身应该没有任何独立意志。与此同时，代表的构成也必须要体现社会的构成，以使代表的构成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等级或阶级构成的缩影。随着选举政治的发展，代表需要基于自己的判断，并在政党主导下去体现代表功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强调代表的独立性和政党的中介功能的新型代表制度，也引出了新的问题。例如，在规范的意义上，被选出的统治者到底是完全遵守选举之时的承诺，还是选民的授权就意味着当选者有充分的自由去改变原来的承诺？在实践上，在法定框架内践行或改变承诺的程度，常常会因统治者的风格而有所差异。

最后，选举还为大众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和政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体现了某种民意的加工和筛选过程。因为，要赢得选举的政党和候选人，都必须要基于民意的表达而形成自己的政党方案。竞选的过程，就是各种政策和主张竞相取悦选民的过程。这一过程为选民所提供的，是大量的政治信息、政策方案和选择的机会。因此，竞选过程并不是一个只有政党和候选人才参与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党和候选人不断吸引选民参与政治的过程，选民随时可以有机会介入政策的辩论和修订环节。选民的投票，就是对众多的候选人和政策方案进行判断并做出挑选。

二、自上而下的功能

如果说自下而上的功能分析更为强调的是选举对于民主政体的维持的功能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功能所侧重的，实际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控制功能，即选民通过选举来约束和控制统治者的功能。与此相反，在自上而下的功能分析框架下，一些理论家强调得更多的则是，精英们如何通过选举来维持和强化自己的统治，同时通过选举来教育和驯化人民。

现代选举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处于竞争状态的精英们竞相动员选民支持的历史；现实的选举过程，也只不过是一种精英们寻求选民认同的过程。选举之所以能够起到维持和强化精英统治的功能，是因为选举能够为精英们的统治带来三个方面的正效果。

第一是维持稳定。现代的统治精英们之所以要逐步放开选举权，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对暴力反抗行为的担心。而通过投票来对民众的参与实施控制，其成本显然要低于用武器来对民众的暴力反抗实施控制。在选举过程中，由于选民在心理上很难反抗自己的选择行为，选民做出的选择无论是指向执政的精英还是在野的精英，在客观上都已经将强制性的反抗消弭于自己的选票之中。

第二是选举会为精英们的统治带来有效性。一个经过选民投票产生的政府，可以充分地声称是代表选民来实施统治。而一个经过选民同意而产生的政府，由于在选举过程中已经确定了大致的政策方向，在其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也就无需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来确保人民的遵从。与此同时，一个经过自由选举而产生出的政府，在征税和征募兵员之时，也很少遇到强大的阻力。

第三是选举提升了精英们的统治权威。由于选举是一个大众参与的过程，选举过程中所培育出来的参与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会转化为对当局的认同。选举在吸引大众参与的同时所传递的信息是，大众只能选举而不能统治。投票之时是大众在选择精英，选举之后就是精英在控制大众。

三、选举的双向功能

选举的双向功能是指，选举同时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产生影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选举

的过程中会相互产生影响。

首先，选举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起着政治教育的功能。对于统治者而言，只有在存在选举的情况下，才有着巨大的动机去倾听普通人的声音。由于政治精英们能否上台最终取决于选民的选票。在赢得更多选票的动机驱使下，精英们必须要对普通的呼声做出回应。而民意调查的结果、竞选活动回应状况和最终的投票结果，都是提供给精英们的生动课堂，在客观上要求精英们更多地回应民众的需求，修正自己的行为。对于政治精英而言，选举无异于一部政治状况的“晴雨表”和“警报器”，对精英们的行为起着预警和反馈的功能。与此同时，选举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选民的过程。只有在选举的过程中，选民才有机会学习投票程序与技术，更多地了解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的力量分布、政党执政的得失和政策方案的具体内容。因此，选举的过程同时也是普通人了解政治知识和学习技能的过程，普通的选民正是通过这一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才逐渐被培育为政治人。

其次，选举的过程也是一个政党和选民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为了赢得选民的选票，政党必须在选举之前对选民的基本需求展开调查，并基于自己的调查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纲领。在竞选的过程中，政党必须要根据选民的回应状况而调整或修正自己的政策纲领，推出能够为选民所接纳的候选人。选举结束之后，获胜政党还必须要通过兑现政策承诺而赢得选民的信心，以能够在下一次竞争中保持执政地位；而落选的政党则必须继续检讨自己的政策纲领和竞选策略，以争取在下轮竞争中赢得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政党也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回应选民的需求。在当代世界，任何一个政党都有既定的意识形态和现成的党员队伍。由于普通选民对于政治和政策知之甚少，选民对政党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党的政策纲领引导之下的回应。而竞选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党以自己的政策纲领为基础，利用现代传媒和沟通技术而塑造选民偏好的过程。选举的结果虽然并不一定带来某一具体政党的获胜，但是无形之中却强化了选民的政党认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选举虽然会带来政权在政党之间的转换，但是并不会带来重大的力量调整。因为“领袖仍然是领袖，政策也仍然是原来的政策”，只不过精英们的具体职务和组合方式发生了某种变化，政策术语和重点也有可能因此而发生某种变化。

第三节选举的局限性与负面效应

一、民主政体的局限性

代议民主一方面对人民直接行使权力构成了某种约束，同时也有可能导致代表远离人民。这是因为，在古典民主理论看来，只有人民直接参与权力的行使，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真谛。一旦人民将权力委托给代表行使，代表就有可能脱离人民的束缚而成为人民的主人。民主政体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民主国家并不必然比其他的政府组织形式在经济上更有效率。民主国家下的增长、储蓄及投资的积聚率也并不一定比非民主制度更快些。在转型阶段，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将更大。其次，民主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未必更有效率。如果仅仅因为必须跟更多行动者商议的话，它们的决策甚至可能比它们所取代的旧体制更缓慢。第三，民主国家比它所取代的专制体制不见得更有秩序，更意见一致，更稳固，更易于治理。最后，民主国家将有比它所取代的专制政体更开放的社会和政体，但未必有更开放的经济。民主政体的这些局限性表明，民主政体也并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政体。人们在享用民主政体的成果之时，必须要做好承担民主成本的准备。

二、选举本身的局限性

选举之所以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有些选举可能并不完全满足现代民主选举所要求的三项原则。在普遍与平等原则、自由与公正原则和定期与直接选举的原则没有全面满足的情况下，选举本身并不能作为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工具。第二个原因是，选举只构成现代民主的一个方面。即使在某一政体之下的选举能够全面满足民主选举所要求的三项原则，也不能成为民主政体的充分条件。这是因为，除选举之外，现代民

主还要求行政首长对议会和选民承担责任、政权机关之间职能的合理划分和相互制衡、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少数的保护与尊重等一系列的制度性条件。

当代世界上的一道重要景观就是“选举权威主义”或“非自由民主政体”的兴起。拉里·戴蒙德曾经观察到，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而且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还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还尊重少数一方的权利；还对执政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选举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还对任意地逮捕和滥施暴力加以有效的防范；还不实行新闻审查，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而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它们缺少那些在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对于这些有选举而没有全面体现民主的政体，民主理论家们曾经以“选举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或“选举权威主义”等名称来予以概括。最后，选举的结果也并不一定能够充分做到“选贤与能”。应该说，通过候选人挑选、竞选过程中的比较和选民的最终选择等环节，选举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把恶棍扔出去”的效果。但是，由于选举是一种大众的挑选过程。在赢得大众支持的众多因素中，候选人的形象和辩论的技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在客观上就为那些形象良好、善于演说和沟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三、选举运作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在批评选举的文献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选举与金钱的关系方面。金钱确实在现代选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只要对选举发展史稍做观察就会发现"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选举所耗费的金钱在超速增加金钱的增加不但带来国民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还极其容易导致金钱左右政治而形成“金权政治”，各国政府为了限制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了大量的法律来规范选举经费的收支"另一方面还通过各种途径以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来尽量减少社会力量利用金钱来左右选举，但是迄今为止都仍然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有效约束选举活动中金钱泛滥的现象。与此同时"随着金钱在选举过程中的重要性的提升，候选人越倚重金钱时"就极其容易引出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从而对政权本身造成严重的腐蚀。

选举有可能背离民主的第二个因素是选举过程常常伴随着欺诈、谩骂和操纵等反道德行为。在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一些为了赢得选举的政党和候选人，则从来没有停止过通过滥划选区、伪造选民登记表、制造流言、污蔑或丑化竞争对手、制造虚假民调等不道德的手段来抬高自己、打击对手。在法律和监督制度不完善的地方，这些不道德手段又极易混淆视听，将选举变成一种恶人游戏，导致选举与民主的背离。

选举有时也会成为社会动荡和分裂的导火索。在现代选举的发展史上，欧美国家的选举权的开放，在相当程度上出于政治稳定的需求，即通过选举来换取政治稳定。按照李普塞特的说法，选举是一种“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阶级斗争”。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中，完全采用多数原则而实行的选举，也曾经在那些宗教和民族构成较为复杂的国家引出过动荡。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中，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

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在民主成为一

种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下，选举是一项难以替代的制度安排。但是，民主政体也是一种有限制的政体，而且，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选举并不一定就会直接带来稳定的民主。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认识到，一方面必须要为民主选举付出成本，另一方面必须要寻找有效的途径来尽量避免选举的负效应。

四、尚待验证的社会经济功能

第一个处于热议之中的假设是，民主选举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尚待检验的假设是，民主选举对政府规模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具体的影响。

第三个尚待检验的假设是，民主选举是否有利于公民权利的扩大和民众对精英的约束。

第二部分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ｅｌｅｃ ｔｏ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常常因人而

异。一些学者认为，在广泛意义上，选举制度包括与选举行为和后果有关的所有规则。而大部分学者都是在狭窄意义上来使用的，主要是指在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将选民的偏好转化为选票，并进而将选票转化为议席的制度结构或规则体系。而且，这种用法主要指向的是一国议会的选举。

第四章多数决制

多数决制的典型形态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和绝对多数决制。这两种选举制度具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每个选区只产生一名代表；二是以多数决的原则决定候选人的胜负。

第一节相对多数决制及其变异型态

一、复数选区相对多数决制

复数选区相对多数决制（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ｍｅｍｂ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ｙｓｔｅｍ，简称ＭＭＤ），即在相对多数决的原则下，每个选区可产生两名以上的代表。在这种制度下，根据选民每次投票可选择的候选人数量的多少，又可以分为三种具体类型，即全额连记法（ＢｌｏｃｋＶｏｔｅ）、限制连记法（ＬｉｍｉｔｅｄＶｏｔｅ）和单记名非让渡投票制（ＳｉｎｇｌｅＮ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Ｖｏｔｅ）。这三种选举制度的共同特征是，每个选区的应选代表名额为两名以上，且采用相对多数决原则确定胜负。

1、全额连记法

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选民在每次投票时，可以选择的候选人数量，等于该选区应选的代表数量。这种选举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掌握多数选票的政党或派系，容易垄断选举结果，使得只占少数的一方完全没有代表。

“政党全额连记法”。在这种制度下，选民将与代表名额等量的选票投给各党所列出的候选人。最后是赢得最多选票的政党拿走该选区的所有议席。

“累积性投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选民持有选票数量也等于应选职位的数量。但是，与全额连记法不同的是，在累积性投票制下，选民并不是给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每人平均投一票，而是可以把选票平均分配给每一位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也可以将选票集中投给一位或几位候选人。

2、限制连记法

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选民在每次投票时，可以选择的候选人数量，少于该选区应选的代表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