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

近几百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发”的道路，一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这些正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现代化”的“立脚基石”。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理论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要早早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发生才好。因而历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盲点”和“断裂”。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半左右的农耕面积）、还是人口上（相差三亿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显的。这些恐怕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但它在人文和经济地理方面还有什么意义？又和以后的历史有着什么关系？对此，我们还有不少问题应当思考。一中国的版图，在秦汉之际已是相当辽阔，特别是内地省份，与今天似也不惶多让。因此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土地开发也早就弗远无届，走上了一条迅速开发和“均平发展”的道路。实际的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到明代末年（从以后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就是一个重要的史实。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进入人口密集型的精耕农业，另一方面，它的土地开发，走的却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农业），再开发一片的道路（这和人们潜意识中美国式短时间内迅速“撒向全国”是不一样的）。这一个过程，至少从汉到清，就走了很长时间（由是我们也可把汉代和清代的历史重新衔接起来）。<1>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近代经济地理的变化。借助于人口分布图，可以明显看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基本经济区”）。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上述省份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据史书记载，直到明代后期，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仍属“地广人稀”、“旷莽之墟”，<2>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这一切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变。在民国年间新的耕地统计中，绝大多数都是前代开垦的（民国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将近一半。原属落后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为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输出地区，同时获得显著发展的还有广东，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地。举例来说，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1393年，2.4％），到清代则发展到全国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东部与西部的比重，由明代的2∶1，改变为清代的1∶1。中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也由百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3> 这可以被称为国土的“全域性开发”，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耕地的基础，相比之下，明代则差得很远（且不谈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 [!--empirenews.page--]进而言之，没有清人的努力，当十九世纪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固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对比明、清两代的疆域图），二十世纪的对日抗战，也将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由此可见历史的发生，自有它的规律，并不凭依人们的喜怒爱憎，它也由此而取得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二清代中国的成就又不限于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也许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早期历史里，粮食是一项最重要的产品。因为没有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古代文明就无从建立、发展和繁荣。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各地区粮食都供给有余，其主要问题是如何寻求和扩大产品的销路。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只是到近几百年才发生变化。到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人们必须考虑，在耕地不再增加、投入也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如何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进一步发展生产。为此，如何安排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生产，就更为严重和有了新的含义，它已不再可以任意为之，而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都在原有的粮食生产之外，发展了新的优势产品。例如在清代四川，蚕桑的发展，使它成为全国几大产区之一，每岁获利不下数百万金；棉花棉布，在与湖北输入品竞争的同时，可以销往云南、贵州，或千里以外；隆昌、容昌麻布，贩至京师，遍及各省；红花则远销江南，烟草可销售湖广、河南，它们的收益都远远超过了粮食种植。四川就这样提高了它的生产阶梯，能够在长时间内

养育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4> 四川盆地的发展已显示出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它还不够典型。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还属广东。古云“东粤自来多谷”，一向作为中国稻谷主产区的广东，到了清代，却变成了稻谷的大量输入地区。据说康熙雍正年间，广东一岁所产米石，仅支半年有余，即丰收而乞粜于广西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民国年间，每年输入粮食平均为一千二百多万担。<5>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遂走上了一条主要致力于蚕桑、塘鱼、果品、甘蔗等生产以至“民富而米少”的道路。例如，在南海县九江乡，明末清初已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力农本务无几。其乡地如棋盘，周回三十里，黑脉者堤，方格者池塘，池塘养鱼，堤以树桑。所产鱼苗，贩往两粤郡邑以至豫章、楚、闽，并从外地购回米谷。据称九江利赖多藉鱼苗，次蚕桑，次禾稻，次园眼，次芋。粮食生产只能位于鱼、桑之后，占据一个次要的位置。但是这样一个地位也不能长久保持。乾嘉以后，民多改业桑鱼，无田可植，几乎全部地土都改为基塘，不再生产稻谷。道光年间，九江乡落为南海冠，男女二十余万，日需谷二千余石。正合人均日食一升之数，说明其所需米谷几乎全部需从外输入。综计一年所需，可达70－80万石之多！<6> 与九江为邻的顺德县龙山，乡田原倍于塘，乾嘉之际以田入歉薄，皆弃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顷，民舍外皆塘。每岁鱼价以数万计；而蚕凡八熟，所售丝价，每一墟期辄以万计。龙山人口，嘉庆初年通计不下十余万人，其口食尽仰给于他乡。咸、同之时，全乡只剩有民田数十亩。与之相邻的顺德县龙江乡，道光年间也是旧有稻田，今皆变为基塘；乡无耕稼，而四方谷米云集，<7>全部依赖外来谷米。 [!--empirenews.page--]与九江隔江相望的鹤山县坡山、维敦等地，亦几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而鱼利最饶，常舟载而鬻诸省会。<8> 综计上述以九江为中心的基塘区人口，在道光年间当不下50－60万人，每年需输入的米谷，约为200万石。这当是一个很大的数值。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九江四周不过是桑基鱼塘区的一小部分，在清代，这一区域还包括西起西江西岸，高明、鹤山的沿江地带，东经南海，以至顺德整个南部地区，南到新会、香山北部，这样一个宽广的地区。根据现代卫星象片等量测，在1980年左右，珠江三角洲上桑基鱼塘的总面积为1172平方公里，<9>约占三角洲总面积的10％，总耕地面积的22％。应当指出，这一数字与清代所达到的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我国著名的传统产品蚕丝生产中，粤丝从清末以来便占有三分之一的产量，其绝大部分即为三角洲所产。珠江三角洲以小得多的面积能与长江三角洲的蚕丝产量相抗衡，足以说明其产量之丰富与产区之集中。在鱼、桑之外，还存在大片的果品种植和果基鱼塘，象顺德陈村周围四十里及从南海平洲东接番禺大石，又至增城沙贝“蔽亏百里”的荔枝、龙眼产区，番禺、增城、东莞“连岗接阜”、“动以千顷计”的甘蔗产区，以及香山、新会等地数十里相连的柑、桔，和成围成顷的蒲葵产区，无疑也是不种或很少种植稻谷的。在顺德县，据光绪年间估计，已是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10> 综上所述，我们[1][2][3][4]下一页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1）粮食生产在珠江三角洲已不占主业的地位，而只是农村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不少地方已经不种或很少种植粮食作物；2）与之同步发生的，是养蚕、饲鱼以及各种果木和经济作物栽培，已成为该地的主业和经济的重心，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农业的唯一出产。这里我们尚未计入农村经济中传统工业的部分。<11> 广东珠江三角洲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变，它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我们应从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来作考察。在宋代，广东及其毗邻地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都是盛产稻米的地方，并有不少剩余可以运销其他省区。如广西生齿不蕃，需谷不多，故谷贱莫甚，只得销往广东等地。<12>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广西等地区的经济将如何发展？看来其可能的途径，一是找到米谷销路，从而扩大其生产；另一个就是抓住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明清时期广东经济的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历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粤、桂、湘、赣诸地的米谷就在互相争夺市场，互相冲击，各自生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这可能也是我国中南地区很长时期发展迟滞的一个原因。不过，他们现在面对的已不仅是如何扩大产品销路，而是如何使经济

进入一个新阶梯的问题了。不错，无论是江西、湖南还是广西，在米谷这一主产作物之外，并不是没有其他可以获利的生产，我们往往在各地都能看到这类记载，他们势必也曾程度不等地开展过这样一些经营，或说在较低的水平上调整了自己的生产结构。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优势突出，和感受到问题的尖锐，并像历史事实表明的那样，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 [!--empirenews.page--]当面临上述各方面压力时，广东珠江三角洲既拥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和广阔的发展可能，自然就要放弃米谷，而去从事收益较高的其他经营。大量将稻田改为鱼塘、蚕桑、果木、甘蔗、蒲葵等现象，就是这样发生的。珠江三角洲从粮食开始，逐步退出若干生产经营，使农业逐步向较高层次，向经济上更能获益和几乎独具优势的品类发展，从而实现了农业结构的转变，并终于使它成为一个“繁盛甲于中国”的省份。<13>这，就是近几百年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研究地区经济，不能不把它放在一个较大的区域环境和较长的历史背景之中，否则就难以充分了解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确切含义。清代广东的上述转变，是否由于本省生产能力不足以应付本地的需求，从而“被迫”做出的一个反应？这种看法也不一定正确。事实上，追求本省粮食自给，在广东并不是不能做到，但这样就会丧失了结构调整的良机，导致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一些地方粮食的自给，也未必能始终保证。<14>在人地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珠江三角洲农业的这一发展，不仅对其自身，也给周围地区带来益处。它扩大了对粮食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从而使广西等地的生产优势得以发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广西从历代统计人口不到200万人，昔日“土旷人稀多弃地”的状态，到清代发展到近千万人口；并到清代后期，仍汲汲于谋求米谷输出的扩大。<15>另一方面，在从广西输入米谷、木、牛等产品的同时，广东也供给广西果品、糖、盐、铁器、陶瓷和各种纺织品。这样就建立起一种区域间各自发挥优势的经济交流关系。<16> 广东及其毗邻地区的发展，已具有不仅局限于小区域内的更大意义。当时实现了经济较高发展的地区，除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外，还有江南长江三角洲，以及华东、华北、华中棉区中心地带等一些地方。地方虽然不多，但意义十分重大。三如果说清代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可以作为新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那么，另一种模式的典型就非江南长江三角洲莫属了。在清代中国，一方面，以农家手工为主的传统工业走上了一条广泛而分散的发展道路，以满足当时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工业需求；另一方面，在江南长江三角洲出现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以工业产值为主要收入的“传统工业区”。可惜，这一事实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多把眼光集中到了江南地区的其他问题，而忽略了它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基本含义。从地区发展的角度观察，近几千年，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先是在西部关中一带，然后逐渐向东、向南移动。这样一些地区被称为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它们大体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即粮产丰富，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并能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部分。在很长时期里中央政府都设立在这种区域之内，古代史上那些国都东迁、西迁的故事，可以说都与基本经济区的演变密切相关。但在宋代以后，中央政府与基本经济区开始分立，南方的经济地位也开始超过北方，并逐渐取得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在这中间处于关键位置的，恰是江南长江三角洲。到明代以后，处于全盛期的江南开始显现出与旧有基本经济区的不同发展形式，并导致出一系列的后果。 [!--empirenews.page--]丰富的粮产，曾是江南成为基本经济区的一个主要原因。北宋以后，据称京师漕粟多出东南，而江浙居其大半，南宋时更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17>从此江南就成为中国稻谷的主产区之一。但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否就依靠着粮食生产呢？不，并不是的，因为正在明清时期江南发展到全盛之时，其粮食生产的地位开始下降，并从外地成百成千万石地输入粮食。因此可以肯定，在早期的一个发展阶段之后，粮食生产并没有在江南的发展中起到带动的作用。在江南经济中起到这种带动作用的，不是粮食，而是其他产业，特别是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它所带来的影响，也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引发了全国经济面貌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中国棉花生产，早期只存在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离中

国经济的中心地带相当辽远，对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也不发生影响。以后棉花在中国广泛传布，直至今日成为世界第一大棉产国，大约是自宋代开始，“关、陕、闽、广，首得其利”；<18>到宋代末年，开始传入江南松江一带。从此，江南棉花种植就与棉纺织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能“兢相作为，转货他郡”，<19>带有较强的商品性质。这种商品性是棉业从始即具有的一大特点，它贯穿和影响了棉业的整个历史。到明代，夙以“佳禾一穰江淮为之康”著称的松江地区的粮食生产，就逐步为棉作所取代。棉花种植不但在长江南岸（如嘉定县、太仓州等地）大为扩展，也伸展到北岸。明代末年，今日中国的三大棉区（华东、华中和华北棉区）的雏形，已初步形成。<20>其中江南棉区更是“鹤立鸡群”，独居首位。这样江南就成为首屈一指的棉布产区，销路几乎遍及各省。如嘉定棉布，贩至杭、歙、清、济，远及蓟、辽、山、陕；上海标布，俱走秦、晋、京、边，另一部分中机布，则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松江府更以俗务纺织，“为天下第一”，绫布二物，“衣被天下”。<21>当时，华北、华中以及西南的棉纺织业还比较落后，华南闽、广等地虽善纺织，但多局限于本地市场，因此唯有江南一枝独秀，面对各地的巨大需求，颇有应接不暇之势。明代江南棉业的特殊地位，显示出明代中国棉业的发展尚不充分，以及当时的经济重心太过偏于东南。这种局面迟早要发生改变。明清鼎革之后，中国棉业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由于本地纺织业的发展，已不像过去那样依赖江南的棉织品，江北山东等地的棉花也不再输往江南；除山东外，江南棉业丢掉的还有湖广、江西、两广等市场；<22>并形成了棉纺织品山东销东北、湖北销西南，以及广东销广西的新局面。但不久之后，江南的贸易之手又伸到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以至东北等地。由于其后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江南棉业仍保有极广大的市场，其地位虽不及明代，但仍居全国第一的位置。为满足各地的需要，清代江苏棉区扩展到上一页[1][2][3][4]下一页包括松江府、太仓州、苏州和常州二府沿江地带，以及通州和海门大部在内的广大地区。在南起金山，西至江阴，北到如皋，东濒大海的地区之内，据记载，大约十分之七的耕地都种植了棉花。如果考虑到当地棉稻轮作，“七分棉花三分稻”的习惯，<23>这就可以说是一个几近于单一种植的棉产区。其面积，据民国初年测算约为九百万亩，约占全国棉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24> [!--empirenews.page--]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据估计每年大约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如果以一匹土布值银二钱计算，江南棉布的总收入将达到二千万两白银。这样一种地区的存在，在当时中国还只独此一家。在整个江南地区，同等面积棉花与稻谷的收益相比，是相差不多的。如果我们只看农田生产的收入，就难以理解农民何以会改粮为棉，也会因广东珠江三角洲具有土地利用的较高水平，而产生江南较之不如之感。但是若注意到江南农作只是一种原料生产，是为当地的农家手工业生产服务的，江南经济的重心是在“工”而不在“农”，便会得出不同的想法和结论。而这一点，正是江南与以往各“基本经济区”的最大不同之处。也可以说，如若没有棉业的发展，江南的先进地位也许早就难以保持。为什么说江南经济的重心在“工”而不在“农”？又为什么说江南地区已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这不仅是因为江南棉区农民收入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卖布所得（即工业产品价值）；如果将其收入中农业部分与工业部分加以区别和比较，也会得出相应的结论。据纪载，明末动乱以前棉花每担值银一两六七钱，每斤约合一分七厘；棉布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至二钱以下，再以三斤棉花织一匹布计，就可得出每匹布中工业和农业收入的比重∶它们在明末分别为一钱二分和五分左右，即总收入中工业部分约占百分之七十，农业部分占百分之三十，前者约为后者的二点四倍。清代康熙二十三年以后，花价布价趋于稳定。是年上白好花每担值银一两三四钱，棉布恢复到每匹一钱四分到二钱上下的水平。总收入中工业部分大约达到农业的三倍。乾隆三十年，常熟县沙头里大布细者每匹二百六十文左右，同一时期邻邑昭文棉价每担不出三千，<25>总收入中工业部分约为农业的一点九倍。再从农民整体经济生活来看，江南许多诸如“竭终岁之耕，不足供二三月费”，“寒暑不

辍，纱布为务”，“男子耕获所入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已罄（俗有六十日财主之称），其衣食全赖女红”的纪载，<26>都可表明，江南棉区农民的一大半收入是依靠棉纺织等手工业劳动所得；如上所述，其工业收入约为农业部分的二倍以上。棉作区以外，在江南地区的西南部即苏州、常州地区还有大面积的稻作地带，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事实上，他们在“地利”之外，也是要依靠“力作之利”的。<27>例如其中大部分州县都程度不等地纺棉织布，最著名的有无锡、金匮和苏州附郭三县；其丝织业更是历史悠久，名声素著，主要集中在苏州、吴江、震泽等地；太仓、镇洋、靖江、金坛等地则是著名的麻织品产地。在纺织业以外，江南传统工业还包括很多的内容。江苏地方志中，“物产”之内往往列有“工作之属”一项，这在其他省区是相当罕见的。例如，常州府酒作以无锡最擅名，窑作则属宜兴，无锡砖瓦盛行于数百里内外，金匮铁器最佳。苏州府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精工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纫刺绣，工巧百出。<28>此外较著名的还有酿酒、织席、土木、营建、造船、造纸及刻书等等，不胜枚举。江南传统工业的这一发展，在过去也并非无人察觉。如明末徐光启曾指出∶松江府“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所徭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苏州）、杭（杭州）、常（常州）、镇（镇江）之币帛枲苎，嘉（嘉兴）、湖（湖州府）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若求诸亩之收，则必不可办。”<29> [!--empirenews.page--]明清时期还有一些人也指出，太湖沿岸，人浮于田，“以是仰贸易工作为生”；大江以南，民习耕种，“且能手艺营生”；今人口众多，东南地窄，“则弃农，业工商”；农人皆不专仰食于田，“谋生之方不出一途”；所出百货非地产，“以其出于力也”。<30>都对江南传统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指陈。综上所述，清代十八世纪中叶，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部分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里，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贴切。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我们称这一地区为“传统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区等同看待。它的出现，在地域上不能离开江南长江三角洲，在时间上也离不开清代。换句话说，如果忽略了清代江南，就可能“失去”了这样一个发展的类型，从而无法完整地刻画出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整个序列。另一方面，到明代中叶，“苏湖熟天下足”已逐渐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江南由原来的稻米输出区，一变而为输入地区。<31>这成为江南与以前基本经济区的又一个重大不同。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新的经济格局开始形成。到清代，在江南大量输出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同时，长江中上游、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大量粮食及其他初级产品输往江南。仅以长江水路而言，十八世纪初叶每年运往东南沿海的食米，据估计约在1600—2700万石之间；十九世纪中叶，按时人冯桂芬的观察，每年数达3000—4000万石之多。<32>这样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区（如江苏），就能以其产品与粮食的优势产区（如长江中上游省份），进行跨省区的互相交换。同时或稍后，相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珠江流域（通过珠江水系），以及华北与华南之间（通过运河和沿海航运等）。到十八世纪，这种跨区域比较优势互换的格局终于形成。这，是以前历朝都没有过的。它可以在不增加耕地、肥料甚至任何投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布局的调整，进一步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收入。这是在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之外，清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成就。尤应指出，这一经济格局与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有着切近的接续关系。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近百年出现的机器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巨大发展，也未使之发生大的改变；而且，不管这种交流是否曾被人为割断，一旦“放开”，类似的局面就会再现和复兴。进而言之，正是它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构成了中国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33>和现代发展的真正基础。注释： 1.与许倬云教授的谈话，1987年9月，美国匹兹堡；另见许倬云∶《汉代的农业》。 2.见张瀚∶《松窗梦语》卷1、卷4，谢肇浙∶《五杂俎》卷4，于慎行∶《毂山笔麈》卷11、12。 3.以上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2∶3、1994∶3。 4.参见高

王凌∶“关于清代四川农业的发展”，《平准学刊》，第一辑，1985。 5.广东巡抚杨文乾奏，见雍正5年2月乙丑谕，《世宗实录》卷53；《朱批谕旨》，雍正8年4月20日鄂尔泰奏；《广东经济概况》，1935年；吴传钧∶《中国经济地理》等。 [!--empirenews.page--]6.《广东新语》卷22，顺治《九江乡志》卷2，《九江儒林乡志》卷3、卷4。 7.嘉庆《龙山乡志》卷4，民国《龙山乡志》；道光《龙江志略》卷1。 8.道光《鹤山县志》卷2。 9.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1982年修订版，页256。 10.民国《顺德县续志》卷1。 11.著名者如粤纱，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大良麻布，通贸江浙，岁取数千金；新会麻布远销江、浙、汉口、四川等地，……见《广东新语》卷15，罗天尺∶《五山志林》卷7，道光《新会县志》卷2等。 12.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叶适∶《水心上一页[1][2][3][4]下一页文集》卷1。 13.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页472。 14.例如到光绪年间，新会“匀计每口得田不足一亩，一亩之入岁以谷三百斤为率，是每口仅得半年之食”，《新会县乡土志》卷9。 15.《清史稿·韩良辅传》；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甲表82、86等；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 16.以上参见高王凌∶“传统模式的突破──清代广东经济的发展”，《清史研究》1993∶3。 17.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绍熙《吴郡志》卷第50《杂志》。 18.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2《治国平天下之要·治国用·贡赋之常》。 19.陶宗仪∶《辍耕录》卷24。 20.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21.万历《嘉定县志》卷6《物产》；叶梦珠∶《阅世编》卷7；正德《松江府志》卷4《风俗》。

22.褚华∶《木棉谱》；叶梦珠∶《阅世编》卷7。 23.光绪《罗店镇志》卷1《风俗》。 24.参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棉花表1。 25.见叶梦珠∶《阅世编》卷7；乾隆《沙头里志》卷2；郑光祖∶《一斑录杂述》6《棉花价》。

26.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1《风俗》；光绪《南汇县志》卷20《风俗》，参前志。 27.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 28.康熙《常州府志》卷之10《物产》；乾隆《金匮县志》卷11《物产》；乾隆《元和县志》卷10《风俗》；乾隆《吴县志》卷之23《物产》。 29.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 30.见张海珊∶“积谷会议”，《皇朝经世文编》卷39；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7；包世臣∶《庚辰杂著》，《齐民四术》卷2；雍正《常昭合志》卷4《风俗》；嘉靖《常熟县志》卷4《食货志》。以上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的江苏经济”（《清史研究集》第8集，1997）。 31.见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译本序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3；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0。 32.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页14，台北，1981。 33.参见高王凌∶“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