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与《羽林郎》在主人公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异同

《陌上桑》和《羽林郎》在主人公性格与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异同乐府民歌出自社会下层群众之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这些作品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两汉时期许多文人仿照乐府民歌的体制形式进行诗歌创作，形成了一股风气，作品也日益增多。

“相和歌辞”中的《陌上桑》，既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面目，又刻画了一个敢于反抗的坚贞、美丽、机智的女性形象。辛延年的《羽林郎》，描写了官宦的家奴冯子都，倚仗主人的权势，“调笑”一酒家女子的事，借以讽刺和揭露东汉社会中像冯子都那样的人物。

两篇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有许多相似之处，最明显之处就在于作者都极力从她们所着的衣物、所梳的发式和所戴的器物分别向读者展现了罗敷的惊人美貌和胡姬的年轻俏丽。在面对使君和官宦家奴的无耻调戏时，两位女主人公又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坚决的反抗。在反抗过程中又都展现了她们不卑不亢、机智勇敢、不畏强暴、坚贞智慧的伟大人格魅力。另一方面“罗敷自有夫”和“女子重前夫”的回答又都表现了两位女性对爱情的忠贞。

但在罗敷巧对使君和胡姬誓死回绝冯子都的场面中我们又可以看出两位女主人公在性格上的差异。罗敷是典型的汉人女子，有着柔弱乖巧的性格。而胡姬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后代，自然沿袭了族人直率大胆的性格。因此在面对恶人的调笑时，罗敷更多采用的是委婉迂回的方式，用有夫、夸夫这种形式来拒绝，表现出她的机智和无奈。而胡姬则是态度强硬的严辞拒绝，头脑清醒，意志坚定，直接控诉豪奴调戏妇女的无耻行径，展现了胡人女子的刚烈品性。

此外，两篇作品无论从立意、结构、形象，还是描写手法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都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写反抗强暴，都运用了巧妙的斗争艺术；在整体风格上都体现了诙谐风趣，结尾同样都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作品叙事上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先是体现在罗敷和胡姬瑰丽的形象塑造上。《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惊人美貌，作者没有作正面描绘，而是从她生活的环境、所用的器物、所梳的发式及所着的衣物等方面落墨。诗中还运用别开生面的烘托手法，通过旁观者见到罗敷时的神态举止来表现罗敷的美：“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各类人都因罗敷而神魂颠倒，可见其美的倾国倾城。不直接写美的形象，而去写美的效果，引导读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去“再创造”一个罗敷。《羽林郎》中则极写胡姬的美貌俏丽。年轻的胡姬独自守垆卖酒，在明媚春光的映衬下益显艳丽动人。而胡姬的服饰和打扮更多体现的是民族特色。“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夸张手法的运用更是凸显胡姬的美貌。作者从胡姬的年龄、环境、服装、首饰、发髻诸方面运用白描、夸张、骈丽、借代等多种表现手法正面着力铺陈、烘托胡姬的美貌艳丽。总之写女子之美，《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虚处着笔；《羽林郎》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实外铺排。

然后体现在两人智斗恶势力的方式上。《陌上桑》中罗敷用第三人称向使君盛夸自己的夫婿，说他官居要职、才貌出众，“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击，充分显示了罗敷的智慧，令仗势欺人的使君目瞪口呆、自惭形秽。《羽林郎》中则用第一人称手法，让女主人公直接控诉豪奴调戏妇女的无耻行径。称豪奴为“金吾子”，显然是语含讽意的“敬称”。胡姬面对倚权仗势的豪奴调戏，既不怯懦，也不急躁，而是有理有节，以柔克刚。尤其是结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态度坚决而辞气和婉，语含嘲讽而不失礼貌。罗敷反污辱是以盛夸、夸夫来压倒对方（事实上并不一定有这样一位“夫”的存在）；胡姬反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可谓“绵里藏针”、

“以柔克刚”，具有更强的讽刺意味。

无论是《陌上桑》亦或是《羽林郎》，都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中智慧女性不畏权势，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成功击退无耻恶徒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身上坚强独立、不畏男权的精神闪光点，这也是千百年来这两篇优秀作品始终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