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点评中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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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2期 总第92期
新闻大学
JOURNALISM QUARTERLY 引 言
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确如最后呈现出来的新闻产品那样简单清晰？在各类新闻产品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生产过程？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通过对作为双方互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的新闻点评的解读，本文希望刻画出双方的互动关系图谱：
第一、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的相互介入的现状是怎样的？两种极端的态度可以作为评价的参照物：一方面，在大众传媒领域介入很深的“知道分子”成为众矢之的：“知道分子……俨然成为本专业的明星……电视媒介对民众生活的干预，使得在视听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近期媒体所津津乐道的知道分子”（周浩峰，2004：26）。他们在大众文化的蚕食下，成为媒体的常客，频繁游走在大众媒体和象牙塔之间。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大众文化的力量造就了一个“热情而粗鄙的时代”，“知识分子欢迎热情，但却无法接纳粗鄙，于是他们宣布‘退场’”（蔡翔，1994：p.84）。这显然保全了那些心怀理想主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颜面，尽管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面临退出公共生活的境地。本文认为，这两种态度大致可以代表当下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互动的两个极端状态，而大多数情况下，双方的互动联系徘徊在两极之间，晦暗不清。
第二、一旦专家学者们接近并介入大众传媒，这种介入是否正当？介入大众传媒的知识分子，他们接近公共生活的愿望能否得到实现？
布尔迪厄否认了这种可能性。他将矛头指向大众传媒，断言“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Bourdieu，2000：p.41）。他提出了“新闻场”的概念：“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2000：p.44）。布尔迪厄揭露了新闻场和学术场的规范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他认为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专家学者在囹圄中迷失。
新闻点评中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可能
叶慧珏
【摘 要】新闻点评是大众传媒呈现的新闻产品之一。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新闻点评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简单、可靠。本文认为，双方的关系中隐含了各种力量的抗衡，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互动模式。双方在这些模式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造就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新闻产品。本文试图描绘新闻生产背后的运作过程，并且分析不同模式的意志归属。据分析，在这些互动模式中，大部分是双方关系异化的表现。而产生异化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新闻场和学术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本文呼吁摈弃合谋的不正当状态，强调建立独立的知识分子评价体系、独立的新闻生产体系及富有专业精神的正当合作。
【关键词】大众传媒；专家学者；新闻点评；新闻场；异化
【中图分类号】 G206；G212；G21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叶慧珏（1983-）女，汉族，上海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致 谢] 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老师对本文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欣然接受访谈的4位媒体从业人员和3位专家学者。·新闻理论·（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不过，这种解释对新闻场充满悲观和敌视的态度，未必妥当。专家学者们需要进入公共生活，可一旦通过大众传媒这条途径，似乎势必掉入陷阱，成为不正当介入的牺牲品。本文则认为，一旦专家学者选择介入大众传媒，后者并非时刻都是控制者，事实上，关系图谱的形成取决于双方的活动力量。
一、 假设：隐秘的合谋关系
本文采用了深度访谈[1]和个案分析[2]结合的方法，试图从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的力量互相介入的角度，对已经存在的双方互动模式进行分类，并证明这样一个假设：在大众传媒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专家学者和大众传媒的相互介入隐含着各种力量抗衡。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的关系一旦趋向于合谋，就偏离了正当的轨道，不可避免地走向异化，即打破社会公众所认为的、社会道义所约束的、职业道德所规定的底线。与此同时，也有少部分专家学者和大众传媒“紧张的合作”关系，试图找到双方相互介入的正当方式。[3]
二、 描述：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的相互介入
新闻场既容易受到其他场域的影响，同时又便捷地影响其他场域（Bourdieu，2000：p.44）。迈克尔?苏德森引用Tuchman的话表示：“就像所有的公共文献(public documents)一样，新闻是被建构了的现实，拥有它自己内在的有效性（Tuchman，1976：p.97）”。（Schudson，1989：p.175）新闻场的敏感度最大，它利用自身特性占用公共资源，并且将产生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反弹到其他场域中去。
大众传媒上呈现的新闻点评，究竟体现了谁的意志？
本文概括并描述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产生互动的五类模式。可以发现，双方的相互介入方式随着各自的力量对比、主观态度以及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双方力量对比越悬殊，主观态度越敌视，相互介入的方式就越原始，双方的互动关系就表现得越明显。反之，双方力量对比越接近，主观态度越暧昧，相互介入的方式就越隐秘，趋向主动的合谋。越接近后者，双方关系异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互动模式之一：大众传媒操控专家学者[4]
“专家的身份基本可以决定其观点的可信度和权威度”，媒体从业者对专家学者的“身份”都非常看重。这种“唯身份论”，容易滋生异化关系。[5]
1、大众传媒的原始操控手段：运用“媒体暴力”
媒体记者拥有天赋“职”权，可以根据所谓的新闻价值标准，随意对专家学者的观点进行改头换面。这就是“媒体暴力”[6]的渊源，是大众传媒在新闻点评的生产中强行灌输自己意志的典型情况。
以一人之力对抗大众传媒，势单力薄。2006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的博客上名为“闹剧一场”的文章声明，四川成都某都市报称张说“一万本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完全是断章取义之举。原来，今年3月张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孔子代表着我们国家一种传统、高端的文化，须借助章子怡、姚明等大众文化代表得到更好地传播。而这份报纸的标题赫然写着：“北大教授说，孔子不如章子怡”。经过媒体“采编”后的观点，与原先的大相径庭。张教授表示，“和媒体一味断章取义相比，一位北大教授简直像一个弱者。”[7]大众传媒利用相对垄断的资源肆意行使权力，对采集的观点做“技术处理”，以迎合自己的报道方向。
此类情况不胜枚举，小则“断章取义”，大则“媒体暴力”。受众轻易地接受了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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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来的新闻产品，而“媒体暴力”在不经意间大行其道。在访谈中，大部分人表示不会刻意追究媒体责任：追究责任的成本太高，媒体责任追究机制又不健全，挽回不了已然存在的传播效应，也“没有人会傻到得罪媒体”。[8]于是，媒体成了“暴力”来源。
2、双方达成合谋的开始：大众传媒培养“发言人”
相比上述较为显明的操控手段，这一种显然隐蔽得多。提供这些新闻点评的，就是布尔迪厄笔下“快思手”的一种。[9]很多言论在发表以前就已经得到了共识——这些观点在主流文化中已经得到承认，在新闻场即时性要求的挤压下，专家学者乐于重复既定的观点。什么都没改变，但记者凭借这些工作就顺利完成了新闻报道，得到稿费和奖金，扮演“发言人”角色的专家学者则提升了知名度。[10]
这里，新闻点评乍看之下体现了主流文化的意志，但由于“专家库”的存在，最终的新闻点评体现的是大众传媒所认为的主流文化的意志，或者说，是庸俗化了的主流文化意志。
记者在采访时也总是倾向于寻找那些配合采访的专家，[11]这几乎就是业内定律。久而久之，记者们都拥有自己的“专家库”，一个新记者通常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来逐渐形成自己的“专家库”，这成了记者职业化的重要标志。[12]
而现在，记者个人的“专家库”已经慢慢演变成一种额外的官方荣誉。[13]专家学者们被聘为某个知名媒体的“特约专家”，就获得了新闻场的认可，拥有在新闻场的官方活动资格，他们和大众传媒的关系就愈加稳固了。这成为庸俗化意志产生的根源。
专家易被采访的程度会影响其在大众传媒上的出现频率。[14]记者通过频繁出现在媒体上的专家学者名字，可以判断他们对媒体的态度，于是，那些想要高效完成任务的记者就自然倾向于采访这群人，把他们吸纳到“专家库”中，他们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多。“良性”循环使得专家学者被培养成媒体的训练有素的“发言人”，他们很快掌握了新闻场的隐秘规律，随时准备接受采访，不用深思熟虑就能口若悬河，抛出一连串四平八稳、妇孺皆知的观点。新闻资源被无价值的观点粗暴占用了。
3、双方保持隐秘的合谋关系：专家学者成为“媒介符号”
大众传媒操控专家学者的极端手段，就是把专家学者的身份作为一种“媒介符号”。作为媒介符号存在的专家学者的“身份”，根本用不着思考，也不需要随时储备一些临场发挥的庸俗观点。他们存在于大众媒体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身份”本身。有了这种身份的庇护，大众传媒可以任意填充自己的意志，却不影响到新闻产品的权威性。而另一方面，专家学者意识到自己是“媒介符号”，由于某些私人原因而甘愿成为符号。
“记者和某个专家学者特别熟悉，所以经常借用他（她）的名头发表观点……记者直接署上名字就可以了。”[15]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一般来说，被使用身份的专家学者和记者之间势必存在超越工作关系的信任，在双方的默契配合下，已经成形的稿件正虚席以待，只等那些“身份”填入，便大功告成。[16]
而更加隐秘的规律是，文本中如果出现“业内人士”、“相关人士”，基本都是记者自己的观点，为的是使文章“立意深刻”。[17]而受众仅仅通过大众传媒最后呈现的新闻产品，是很难分辨其个中玄机的。
表面上看，以上三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操控新闻点评的生产过程，专家学者在其中做了“牵线木偶”。大众传媒不断筛选迎合新闻场生产规则的专家学者。大部分专家学者，频繁穿梭于新闻场和学术场之间，学会了生存之道，成了媒体喜爱的“好顾客”（Bourdieu，2000：p.38），而那些不愿意和媒体打成一片的人，就成了“失水之鱼”。[18]久而久之，专家学者被吸入强大的新闻场，他们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演变成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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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模式之二：专家学者诱导大众传媒[19]
新闻场有致命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其他场域的影响。一旦被采访者有其他动机，大众传媒就可能成为各方利益追逐的工具。在盲目的“身份膜拜”信条下，专家学者诱导大众传媒在新闻点评中贯彻他们的意志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1、专家学者诱导的初级阶段：主动上门要求发表观点
一些专家学者主动找媒体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这个时候，观点先行，事实在后，新闻点评的生产过程被倒置了。
记者会有这样的体会：一位好的专家学者，不仅可以作为采访对象，还有可能成为新闻线索。[20]一位从事节能研究的专家和新华社记者保持良好的相互信赖关系，一篇关于“节能社会不能落在数字上”的报道就是记者根据这位专家近期研究的一个课题产生的灵感。[21]大众传媒期待这种互动，这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新闻场受到其他场域的尊重和认可。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由于这种从观点到事实的生产过程是倒置的，因而新闻事实的选择就可能面临主观价值的取舍，最后呈现的不完全是事实的全貌，可能背离大众传媒新闻生产的基本原则。另外，新闻场和学术场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的互动，是基于双方需要意见的生产。一旦观点本身空洞乏味，这种互动的正当性就值得怀疑。
2、大众传媒陷入被动的合谋：专家学者成利益代言人
专家学者并非一定中立，他们可能有多重身份，和行业内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挂钩。而大众传媒的观点倾向就可能被这些利益代言人所诱导。
2006年年初，美国环保署对于PFOA提示致癌的检验报告使得杜邦公司再次因“特富龙”被推到风口浪尖。就在此时，《香港商报》引用了“上海有机氟材料专家江建安”的观点，认为“生产不粘锅涂层活性剂仍是PFOA最适合”，但同时“从国内外多个机构检测结果看，‘特富龙’均不含PFOA”。但事实上，这个被冠以“有机氟材料专家”模糊称谓的专家，[22]同时也是上海一家不沾锅生产厂商的技术顾问。大众传媒抹去了专家学者的利益身份，为的是让新闻点评看上去更具权威的“中立”价值。
在一些专业垄断性较高的行业领域中，这类情况的存在有着深厚的土壤。由于知识壁垒和供求不均的存在，双方力量的悬殊对比很难被打破。
3、双方保持隐秘的合谋关系：专家学者成记者“帮手”
这里，另一种“快思手”就出现了：“他们是好搭档，不会给你惹麻烦，闹出什么乱子，此外他们口若悬河，说话根本不费劲。”[23]和上文“发言人”式的专家学者不同的是，这些“快思手”拥有相当惊人的表达能力和丰富的储备，他们洞悉世事，并且非常乐于在媒体上露脸。在记者的眼中，他们是应急的帮手。
专家学者认为自己接受采访是“帮记者的忙”。[24]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更渴望拥有这样的“帮手”，“把稿件的立意从微观拉向宏观”[25]，能够在纷乱复杂的新闻事件当中看清事态发展的脉络，提供见解，为新手稚嫩的报道增光添彩。这时，“专家库”就成了媒体记者的“思想库”，专家学者们通过和记者保持的良好关系，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长期固定的“帮手”关系隐含着观点片面化的危险，大众传媒很容易成为专家学者的“传声筒”。
并非上述的“诱导”模式都是不正当的，但它们为双方的合谋设置了天然的温床。专家学者在和媒体的交往中熟悉媒体的运作规则，认识到它的影响力，就可能利用某些新闻场的“软肋”诱导新闻按照一定的意志生产。在“诱导”力量形成习惯之后，媒体快速生产的准则得以便捷地实现，双方“皆大欢喜”，大众传媒默许、甚至欢欣鼓舞地接受这种倒置关系的存在。于是，倒置关系最终也走向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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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模式之三：营销公关介入新闻生产
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二维互动。即使双方相互独立，第三方——主要是营销公关——的介入也会导致合谋和异化的产生。
2006年2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赫然出现这样的标题：有胆饮水机99％“有毒”。[26]文中写道：“浙江慈溪祈禧电器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方曙光披露，占国内市场份额超过99％的家用热胆饮水机‘有毒’……中国家电协会副秘书长王雷和中国医促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复兴对‘内胆有毒论’表示支持。”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事隔一天，李复兴澄清，表示自己的意思是家用的有胆饮水机有二次污染，并非“有毒”：“厂家……达到了宣传目的，却把我们专家装了进去。”[27]
这就是一场由商家策划的营销公关。研发出“无胆”饮水机的商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产品，在给媒体的新闻通稿中提到99％有胆饮水机“有毒”以及××专家表示支持。李复兴等专家的名头自然是用来作为最可靠的新闻来源，于是，记者不假思索，直接套用……一条爆炸性新闻就这样诞生了：事件＋点评，滴水不漏。就这样，营销公关主宰了新闻的生产过程。
消费安全传播事件中之所以经常会出现此类状况，它抓住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关系中的“软肋”，致使新闻成为追逐商业利益的工具。当然，没有谁是绝对“无辜”地沦为公关活动的宣传工具的，大众传媒一旦漠视新闻场独有的富有弹性和活力的进入壁垒，各种虎视眈眈的场外力量就会逐渐渗入，掌握新闻生产的过程，让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双方达成被动的合谋。
互动模式之四：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互不介入
互不介入这种极端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以归为四种：一是谨言慎行。二是对要点评的新闻事件或专业领域不清楚；三是“不方便说”，对将要产生的社会影响没有把握；四是对媒体采访有负面印象。[28]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一旦发生关系，就一定存在力量抗衡。一旦这种抗衡无法牵制其中任何一方，他们的关系就自然瓦解。
究竟是躲进象牙塔，还是通过大众传媒承担公共责任？这些拒绝介入大众传媒的专家学者们，似乎是拉塞尔?雅各比想要指责的对象：他们走不出学校……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还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Jacoby，1987：p.13）。但是，反观这些视大众传媒为“洪水猛兽”的专家学者，究竟是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还是当下的“公共话语”[29]无法让他们认同？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说，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面前逐渐分化，这种分化由大众传媒既定的“公共话语”（新闻场规则）决定，专家学者的自我选择和大众传媒的筛选构成了媒体镜像内的知识分子。能够掌握“公共话语”的专家学者逐渐和大众传媒合谋，那些无法认同这类“公共话语”的专家学者逐渐远离大众传媒，而在双方博弈中选择“退场”的专家学者，则永远无法向公众呈现他们的意志。
互动模式之五：一种特立独行的介入方式——“紧张的合作”
另一种“紧张的合作”状态并非主流，却可代表双方关系的较高境界：一些专家学者在学术领域不可替代，大众传媒对他们的依赖性很大；同时，他们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和社会声誉，不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或牺牲品。
2006年3月，李银河接受采访时向记者索取一小时500元的费用，在外界纷纷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的时候，当事记者却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李银河的不同之处，一般人想要还开不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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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而李银河认为：“作为个人，我没有接受采访的绝对义务……我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就应当无偿付出？为什么我的劳动应当是无偿的？”[30]
类似李银河的专家学者能够对媒体采访设置门槛，限时的收费采访也是对大众传媒新闻生产的无形约束。这种特立独行的介入方式，核心在于加强新闻内容生产的地位，这恰恰是上文所说的各种互动模式中被忽略的东西。矫枉必须过正，保持“紧张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双方回归自然角色，看清新闻生产中的根本要义。
如何才能保持这种状态？目前看来，依靠专家学者的主动性更加切实可靠。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做法是：记者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他就拒绝接受采访。[31]
当然，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发生分化，这种建立在个人品格基础上的净化方式并不具有普适性。本文认为，知识分子游走在两个极端之间，相对于自动远离大众媒体（或被大众媒体抛弃）、躲进象牙塔的专家学者，以及和大众传媒亲近从而趋向合谋的专家学者来说，这些和媒体保持“紧张的合作”关系的专家学者显然寻找到了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近似“黄金分割点”，并且在力量制衡中把握他们特有的分寸。
一篇新闻报道的点评，可能掺杂着若干不同的关系；一个专家学者，在不同的时间，可能是“媒介符号”、“新闻发言人”、“利益代言人”、“快思手”或者其他，这些排列组合不均匀地分布在上文所言的两个极端之间。
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排列组合是隐秘存在的。受众大多不参与新闻生产的过程，仅仅通过大众传媒呈现的新闻产品，他们无法知晓这些新闻究竟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由于掺杂着大众传媒的放大能力，这些隐秘的关系相比起一般的人际关系，将产生无法估量的效果。
三、 分析和判断：相互介入如何导致异化
“布尔迪厄对新闻场的分析体现了‘建构中的结构’和‘结构中的建构’的思想，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以及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活动都必须得到活动而非静止、真实而非概念的阐释。”（孙玮，2006：70）非异化的理想标准，在布尔迪厄看来就是“一个非常自主的场……除了与自己竞争的同行，生产者就没有别的顾客……人们在塔内互相评判，互相批评，甚至互相斗争，但相互都知根知底．明明白白”（Bourdieu，2000：p.72）。笔者认为，如果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都能坚守各自领域的专业主义，拥有一系列内化了的信条和行为准则，那么双方之间的互动就是正当的、非异化的。
近似黄金分割点的“紧张的合作”状态无疑是相对正当的互动模式。在这种关系中，职业利益与个人利益仍然可能存在，但二者始终因“紧张”而无法达成合谋。一旦职业利益和个人利益被限制，公共利益就能够有的放矢。但现实生活中，异化却成了常态。
1、职业利益的驱使：大众传媒需要专家学者共同生产新闻
最近十年来，双方的相互介入不断加深。而在五年前，这种趋势还未显端倪。当时的深入采访，以当事人和与事件相关的部门的采访为主。[32]
职业利益的驱使为“媒介符号”等提供了温床。新闻职业所要求的客观性原则使得新闻点评是记者“身份”不可代劳的事情，于是专家学者的“身份”成为新闻点评的主角。“无专家不成文”，记者趋之若鹜，如法炮制。从职业要求看，这是学术场的深入介入打破了政治因素对新闻场的垄断控制。[33]其次，“权威性”能让新闻产品的品质提升：专家学者的身份权威性比内容权威性更加重要。于是，“媒介符号”和“新闻发言人”应运而生。强调“抓人眼球”的新闻评判选择标准，使得“媒体暴力”大行其道，利益集团随意操控新闻生产。
这肇始于大众传媒的外环境，也来源于记者的思维惯性，而源头则是大众传媒快节奏的生产方式和深度报道所需时间之间、片面的新闻价值和新闻客观性原则之间的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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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利益的诉求：专家学者自身需要在大众传媒上亮相
专家学者愿意在大众传媒上表达自己的见解，通过公共话语表现自身的社会责任，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新闻专业主义[34]的驱使要求大众传媒独立于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从业者倾向于采用专家学者的意见作为新闻点评的来源。然而，记者无法保证专家学者拥有同样的理想。“某些犬儒主义者……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所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政变’。”（Bourdieu，2000：p.69）这些人所深谙的“规律”，实际上就是目前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在级别较高的大众媒体上发表观点，或者被中央级媒体的内参录用，可以作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列入整个学术评价机制。这比发表学术论文的效应大得多，而花费的成本也只不过是和记者谈话的一个小时而已。[35]大众传媒能给他们带来苦行僧般的学术研究无法轻易得到的荣誉，包括社会地位、同行肯定以及政府支持，即便受到少数同行的指摘（他们欣然把这种指摘看成妒忌），他们依然乐此不疲。
3、公共利益的光环：大量专家学者“身份”介入大众传媒
公共利益是双方相互介入关系保持某种程度的合法性的保障——尽管目前来看，公共利益或多或少受到了冷落。
受众从新闻媒体上接收信息（包括事实和观点），他们希望事实是真实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新闻点评需要专家学者出场，或者说需要专家学者的权威“身份”出场。这是一种公共需要，和大众传媒的职业利益动因一脉相承。
大众传媒需要不同种类的专家学者出场，因为那个造就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靠一手文章治理天下的科举制度也在一百年多前被废弃，“专业化会导致私人化或非政治化，使智能退出宽广的领域而局限于狭小的学科”（Jacoby，1987：p.129）。于是，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透过大众传媒说话，试图组合“狭小的学科”直至“宽广的领域”。这是大众传媒之所以要握有各行各业专家学者名单（即“专家库”）的原因——这份名单越细越好，直至覆盖所有能想到的专业领域及研究方向。
在受众的眼里，那些职业利益和个人利益被巨大的公共利益光环所遮盖。正是因为有了公共利益的存在，二者之间的介入变得光明正大。
4、异化的产生，根本上和两个场域的专业化程度不一有关
“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它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压力（Vollmer & Mills，1966）。”[36]学术场作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专家学者强调自己承担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这是激励他们和大众传媒合作、发表观点、引导受众的动力之一。然而，专家学者如果抵不住成名的诱惑，恐怕也会陷入大众传媒的囹圄，困在“他人的目光的囚禁之中”（Braudy，1986）。[37]
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专家学者，都是在一次次的相互介入中产生力量抗衡，这种抗衡也在相互介入的过程中不断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很大一部分将演变成合谋。最终，大众传媒呈现了作为“新媒体人”存在的专家学者，他们已经经过了新闻场的筛选，成了“好顾客”（Bourdieu，2000：p.38）。不得不承认，“好顾客”大量存在，“紧张的合作”却屈指可数。
结 论
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的关系掺杂着各种力量抗衡，其背后是各种利益的较量。异化并非偶然，而是由双方的根本矛盾决定的。
双方之间各种互动模式原本是不为受众所知的。指出大部分的异化现象，并非出于“小人之心”，双方关系是否异化，取决于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对各自专业主义的坚守程度。本文希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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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些分析，呼吁更加“专业主义”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应当摈弃合谋，追求独立的知识分子生产体系、独立的新闻生产体系以及富有专业精神的正当合作。（注：随文附录因本刊篇幅有限未能刊登，有意者请与作者联系。）
本文主要研究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的相互介入，二者的关系很难直接在新闻产品的文本中得到真切的体现，这也是本文一直
强调的一点。因此，直接与当事人——媒体从业者和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深度访谈成为本文取得一手资料的主要途径。受到时间、地点、人际关系等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本文的深度访谈对象、内容和部分观点并不具有推广性，这恰恰也是记者寻找专家学者采访时遇到的普遍问题。本文运用这些访谈记录进行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揭示现象和问题存在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既然存在，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2006年3月到5月，共有4位媒体从业者和3位专家学者接受笔者的访谈。这七份深度访谈的记录还未发表。本文有若干处直接引用被访者的原话，在各处注释中已有详细说明。
为了论证本文对二者关系的描述，本文选用了2006年1月到5月大众传媒上呈现的若干新闻报道，专家学者在这些报道中都扮演重
要角色。这些案例背后的操作细节，如没有特殊说明，则部分源于访谈对象或者本人的亲身经历，部分源于他们对同事、同行的口述。本文认为这些描述是值得信赖的。另外，所有的个案文本都源于大众传媒，在各处注释中已有详细说明。
关于假设的概念界定：
（1）专家学者。在拉塞尔?雅各比看来，知识分子是“那种不理会任何人的特立独行的人”，他们拥有“公共的世界——以及公共的语言、方言”（Jacoby，1987：p.207）。余英时看重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精神，他认为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余英时，1987：p.自序2）。但是，如果社会关怀仅仅“赤膊上阵，论说是非”，那就会被王小波扣上“中古遗风”的帽子，认为他们太重价值立场，而不重视科学和专业领域（王小波，2002：p.303）。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到了现代几乎都演化成了专家型学者，“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代人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又一轮的专家型学者（许纪霖，1997：自序2）”。鉴于次，本文用“专家学者”一词，避免“知识分子”概念的模糊性。
（2）大众传媒。“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专业刊物提供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的平台，但“专业刊物的读者相当有限”（Jacoby，1987：p.5）。本文认为，这种交流是内部的、半封闭的，倾向于俱乐部式的高层寒暄，对大众来说并不立竿见影。因此，本文考察的文本不包括这些专业刊物。本文选取的案例都是在大众传媒上呈现、传播、并有一定影响的“热点话题”，为了能够呈现典型的专家学者和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本文避免采用边缘话题。
（3）新闻点评。通常大众传媒呈现上的专家学者，大致承担三种不同的角色：一是当事人，即记者通过专访，针对某一个观点或者重大发现采访当事的专家学者，多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二是特约人，即专家学者通过专栏写作或者特约撰稿，和大众传媒之间建立固定的关系，定期为媒体供稿或出镜；三是新闻点评人，即对新闻事件发表观点、进行评论，其出现频率、周期和点评的篇幅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前两种角色在媒体上的呈现相对比较简单，即受众较易仅仅通过大众传媒呈现的产品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希望探讨专家学者和大众传媒之间微妙的关系，所以将主要文本集中在专家学者扮演的“新闻点评人”这一角色上。
本节中提到的三种情况，是按照大众传媒对专家学者操控由显到隐的顺序排列的。越是明显的操控方式，就越是初级手段；越是
隐秘的操控方式，就越趋向于主动的合谋，而双方的力量对比就越接近。
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一）》第7问。
概念来源于《新闻晚报》2006年5月12日A12版“采访手记”：记者徐哲《拒绝“媒体暴力”》。“个别媒体……把当事人的澄清
作‘技术处理’，即留下有利于自己报道的内容，其他一概不用。最后结果是，媒体成功‘引导’公众，群情激愤……整个采编过程，充满了粗暴、武断的痕迹……我们必须警惕、拒绝上述‘媒体暴力’。”
徐哲.“媒体断章取义，我像弱者”——北大教授博客澄清“孔子不如章子怡”说[N].新闻晚报, 2006 05 12(A12)
在分析访谈记录时，笔者发现，这三个原因普遍存在于接受采访的专家学者心中。当然也有特例：一旦一家媒体“断章取义”的
行为成为其他媒体与之竞争的法宝，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专家学者将有足够甚至过量的机会来澄清自己。不过，他们仍然只是传媒之间竞争的工具，仅此而已。
布尔迪厄的“快思手”概念，是质疑电视节目的时间限制内那些专家学者们是否能够真正思考，并说出一些真正的见解。“人们
是否可以在快速中思维？电视在赋予那些认为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的同时，是不是已经命定只配有一帮子fast-thinkers（快思手），一些比他们的影子思维还要快速的思想者？”（Bourdieu，2000：p.29）
本文认为，这个现象不仅出现在电视媒体。在本文的分类中，按照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的力量对比，将这种“快思手”分成两类。这里是第一类，另一类在第二节中将具体讲述，见注释23。
总结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二）》第7问。按照本文的理解，被访者所说的“新闻发言人”角色，是指那些面对大众媒
体，只会复述官方统一“口径”或者主流观点的专家学者，这些“套话”无论怎么用、用在哪里都没有问题。
无论是电视专栏还是报纸专版，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于电视，SMG新闻综合频道的法制节目《社会方圆》，经常邀请华师大的一位
女学者参与案例讨论；于报纸，《新闻晚报》的“国际周刊”，经常采访复旦大学几位固定的教授，他们的新闻点评隔一两周就会出现在报端。从中，可以推断出那些编辑记者和那些专家学者之间彼此相当熟识。
概括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四）》第2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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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组建了自己的“专家库”，涵盖经济、金融、国际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的知名专家，并且给予他们聘用证书。见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一）》第3问
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一）》第8问
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三）》第4问
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一）》第6问
“如果在稿件中见到诸如‘业内人士’之类的词，那么根据我的经验，通常就是记者自己发表的一些观点，用一些模糊的信息源来遮掩而已。”见：《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三）》第6问。
“有了这一群如鱼得水的‘好顾客’活动的天地，另一些人就成了失水之鱼。”（Bourdieu，2000：p.38）
本节中提到的三种情况，是按照专家学者诱导大众传媒由显到隐的顺序排列的。越是明显的诱导方式，就越是初级手段；越是隐秘的诱导方式，就越趋向于主动的合谋，而双方的力量对比就越接近。
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三）》第4问
附录：《专家学者访谈记录（二）》第12问
童越. PFOA致癌说不成立 杜邦称将继续使用“特富龙”[N].香港商报, 2006 0 216.
见注释9（Bourdieu，2000：p.38）
附录：《专家学者访谈记录（三）》第6问
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四）》第5问
家用饮水机99％“有毒”[N]. 新华每日电讯, 2006 02 22(1).
《抛出99%家用饮水机有毒论点商家承认商业炒作》[N]. 辽沈晚报., 2006 02 23.
概括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一）》第5问，《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三）》第3问，《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四）》第3问按照雅各比的观点，所谓公共话语，就是通过它要能够对公众能够产生影响。但是，现实生活中，并非大众传媒上呈现的就是公共话语。或者说，如今大众传媒无法呈现公共话语。笔者认为，这也是部分专家学者无法认同大众传媒的原因之一。
郭翔鹤. 李银河接受采访收费引争议 称和记者拿稿费同理[N]. 新闻晨报. 2006 03 26.
陈黛. 吴敬琏：凭什么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N].第一财经日报, 2006 01 13.
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二）》第1问
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三）》第4问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是指“在西方，新闻业已经形成了阐述这些专业特征和理念的一套话语，并且有相对独立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专业规范机制……新闻业是正在走向专业化的行业（Ettema, Whitney, & Wackman，1987；Tunstall，2001）”。转引自：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第5页
这个现象在中央级媒体中尤为突出。见附录：《媒体从业者访谈记录（一）》第10问。
同上
同上。这种变化，实际上和新闻从业者抵不住成名的诱惑是一样的，他们同样需要读者，需要得到受众的认同，尤其在学术评价机制倾向于“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领域”的时候。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第2版.
许纪霖.《许纪霖自选集》[C].广西：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第1版.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版.
Bourdieu，Pierre.《关于电视》[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版.
Jacoby，Russell.《最后的知识分子》[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蔡翔.“话语的失落”[J].文学自由谈，1994(3).
孙玮.“新闻场解密——读布尔迪厄<关于电视>》”[J].新闻记者，2006(5).
周浩峰.“当知识遭遇电视的速食文化——关注‘知道分子’的出现”[J].新闻知识，2004(8).
陆晔 潘忠党.《成名的想象》[M].上海：2003.
Schudson，Michael. 杨击 丁未 译[Z].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Mass Media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未发表.2005.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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