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重农抑商思想发展浅析

【摘要】“重农抑商”就是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重农”，强调农业是根本，要以农业立国；另一方面是“抑商”，认为商业是投机取巧，不是正业，它的发展会损害农业的发展，要限制商业的发展。

【关键词】重农抑商；先秦时期

一、原始社会时期的重农思想

在距今一万年前，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们对野生自然资源的需求竞争日趋激烈，造成狩猎劳动生产效率的下降。同时，通过观察，人们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逐渐掌握了植物的生长规律和栽培方法，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逐渐超过狩猎劳动的收益，再加上参与人数的增加，种植规模的扩大，生产技术的提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这样，人类就在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自发形成了朴素的“重农”经济思想。因此，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与农业有关的先民被后世子民歌功颂德，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三皇”之说。有关三皇时代经济生活的传说是：伏羲氏开始懂得驯养牲畜，神农氏开始稼穑，即从事农业生产，有巢氏开始随着农耕的出现筑巢定居。

据考古发现，距今七八千年以前，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在北方创造了仰韶文化的原始先民们已经发明了农业，种植了蔬菜和粟，比仰韶文化时代更早一些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人工种植的稻谷，证明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种植水稻的国家。而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原始的渔业、家畜饲养业和种植业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重农”思想从原始社会后期就开始了。

二、夏、商、西周和春秋早期的重农思想

夏朝产生的夏历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历法，《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它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考古发现在夏代已经有谷、稻、麦、菽、瓜等多种农产品。夏实行“五十而贡”的税收制度，各部落都要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央政府纳税。后世的井田制度在夏代也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大规模推广而已。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商汤曾派亳人帮助葛人种地。在商代，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开始使用木耒等农具，二人或多人共同耕种，相互协作。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卜辞是商代占卜的记录，其中“求雨”、“求晴”、“求年”、“求禾”等关心农业生产丰歉的占卜现象屡见不鲜。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主要的农作物如黍、稷、粟、麦（大麦）、来（小麦）、秕、稻、菽（大豆）等，都见于卜辞。郑州商城遗址发现有水稻，可见当时的中原地区也种有水稻。商代的奴隶主贵族都嗜酒成风，酿酒的主要原料是黍、稷等谷物，这也是当时农业较为发展的旁证。畜牧业方面，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

周民族最初就是个农业民族，《周礼》之中记载“以九职任万民”，其中的第一项就是“曰三农”，农业成为最重要的职业。周初，“文王卑服，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周王亲自参加农业生产，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为周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周人隆重祭祀。周公旦在《尚书·无逸》中总结商亡的原因是：“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为了维护周王朝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历代商王贪图享乐，不知稼穑之艰难，最后导致亡国的覆辙，他要求周的奴隶主贵族必须重视农业生产。西周还实行井田制，每个男性主要劳动力授田百亩（相当于现在31亩多），每隔3年耕作者之间更换一次分配的田地。当时已经普遍采用熟荒耕作

制，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

三、战国时期抑商思想的出现

“重农”和“抑商”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对于“重农”，人们的理解都比较一致和明确。“重农”就是把农业看作是财富的源泉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应当对农业生产的发展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关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重农思想中讲的“农”并非指种植业，而是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不仅包括种植业，还包括一定量的家庭饲养业、家庭纺织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国历史上讲的“重农”实质上就是“重”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于“抑商”，许多人把它理解为不加区分地轻视、打击甚至禁绝一切商业活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对“抑商”的理解，至少应该把握住以下两点：第一，抑商不是废商。尽管抑商主张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并且长期居主导地位，但从来没有人真正推行过废除一切商业的政策。从思想上看，可能除了道家的一些人物主张废除商业以外，绝大多数古代思想家对商业的社会功能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商鞅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刀阔斧地推行抑商政策的人，但他承认“农辟地，商致物”。荀子也明确肯定商业的作用，他说“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第二，抑商政策的打击对象是私商而不是官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很早就已有了专门的商业活动，但直到战国以前，社会上并没有出现过轻商、抑商的主张。轻商、抑商作为一种政策主张发展起来是战国时期的事，这是因为在春秋以前，商业活动基本上是由官府垄断的，而从春秋后期起，中国产生了私人商业。这种不受官府控制的私人商业资本的出现，给中国古代社会植入了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抑商政策只是为限制私人商业的发展而提出来的。在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重农”势必要求“抑商”，“抑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重农”与“抑商”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完整意义上的重农抑商思想。

法家是这个时期最早比较完整地提出“抑商”思想的一个思想派别，其代表人物是李悝、商鞍和韩非。三人跨越两个世纪，经过先秦法家李悝、商鞍，直到韩非才最终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概念转变为基本政策，使之观念化，制度化，并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政策。

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推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等重农措施，使魏国变得富强起来。李悝不仅重农，而且还是轻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十分明显，李悝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危害农业会导致“国贫民侈”。虽然李悝这里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针对手工业而言的，并未提到商业，然而由于手工业一般都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为了卖。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势必包含着“禁技巧”产品的销售，包含着对商业的歧视和限制了。所以，李悝是重农、轻工商、贱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

商鞅是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鼻祖，是把“抑商”和“重农”同时定为基本经济政策的第一人。商鞅实行鼓励农业生产的“粟爵粟任”政策。商鞅认为，求利是人的本姓，“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了，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官爵是名利的集中体现，是人们追逐名利最集中的目标。实行“粟爵粟任”，百姓只有为国家多贡献粮食，才能取得官爵，这就能够刺激人们务农的积极性。百姓为了名利，为了官爵，就会尽力于农事。同时他还推行了一系列比较严厉的抑商措施。他在《变法令》中规定“大小侈力本业，耕作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祭”。《商君书·壹言》篇又说到“治国能传民力而壹务者强，能事本禁末者富。”所谓“谬力本业”与“事本”，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事末利”指的是从事工商业，至于“禁末”，就是要对工商业加以限制。商鞅还主张“农战”，他认为只有坚持农战才能兴

国安邦。同时他还认为农是战的物质保证，战是为农长足发展创造条件，而抑末则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也是为了更利于战，离开农战，也就无所谓重本。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变法思想，以农为“本”，工商为“末”，主张重本抑末。他说“仓凛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纂组锦绣，刻划为末作者富。”他主张“富国以农。”“夫明主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国家的富强要依靠农业，因为作为财富主要标志的粮食是从农业生产出来的，所以统治者必须重视发展农业而抑止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他要求“困末作”，他把“末作”的内涵确定为工商之民，而且同辩士、侠士、学士、近臣等并列，把从事工商业者称为“五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