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泰语系对汉语的影响

（台湾）张华克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藏语系的使用人数在十亿以上，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中部和东南部，包括了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其主要特点是有声调系统，而词序和虚词是本语系的主要语法方式，内中大多数语言中具有丰富的量词，能自由运用的单音节词根占绝大多数。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由语族中分支出了许多语支、语言，洋洋洒洒排列出三十几个，而汉语族部分却是毫无分支，由语族、语支到语言，只能看到一个单独的汉语，甚至找不到任何的相关亲属语言。

学过中文的人都能发现，汉语明显的可区分为文言与白话两种形式，文言代表古语，而白话与现代口语较接近。让我们再来深入了解一下文言与白话的定义。所谓文言，就是一种汉语的书面语。它最初是建立在口语的基础上的，大约在东汉以后逐渐脱离口语，而成为旧时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政府文书等方面所使用的主要书面语形式。文言的特性是词汇丰富、文句简练，「五四运动」以后，终于因为严重脱离口语，而被白话所取代。再来看一看白话的定义，白话也不尽然就是现代口语，它也是一种汉语的书面语，常与文言相对。白话的形成时期始于唐宋，主要是以北方话当基础，比较接近口语。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通俗小说、元代的戏曲、明清的小说，大都用白话写成，宋元以后，部分学术著作和政府文书也常用白话书写。现代的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政府文书等各方面都用白话来写，所以白话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基础。

：「文言在东汉以后逐渐脱离口语，是什么力量造成的？」一般的历史书不会问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在这里尝试寻求这方面的答案。可能的答案是：匈奴内附。在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四十八年）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汉朝的大敌匈奴分裂为两部，南匈奴王呼韩邪单于率众南下归附汉朝，屯居在朔方、五原、云中一带（今内蒙古自治区内）。我们之所以称匈奴内附是一件大事，不在它的政治意义上，而在民族学意义上。因为这一批人，到了中国以后，先迁移到西河美稷（今山西汾阳西北）。后来再迁移到邺（今河北临漳县邺镇），这时已经是东汉建安七年（公元二○二年）的事了。接着，西晋时期（公元四世纪）这批匈奴还在中国境内建立起前赵、北凉等匈奴国，历史上称作五胡十六国，导致中原汉族客家人大批南迁。但是这批匈奴在建国之后，也因汉化太深，逐渐与汉族同化，就不再称自己为匈奴了。

从上面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从东汉到西晋这三百年间，中国的中原汉族成分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汉族客家人大批南迁了，而新的汉族是由匈奴等五胡与旧的汉族混合而成的，难怪语言也跟着起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至今大家只愿意承认，文言在东汉以后逐渐脱离口语，却并不愿意承认，匈奴内附造成汉语的改变。最大的因素是由于，没有人知道当时匈奴说什么语言，所以也不知道匈奴语言中的哪一部份改变了汉语的成分，当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找不到答案的悬案了。

很多证据都能显示，匈奴的语言，与现代蒙古语相通之处甚多，只要多研究蒙古语，汉语受影响的迷团还是有希望破解的。

处置式

所谓的「把字句」与「将字句」，也就是一般语法学家所称的处置式，它的特点是宾语前加一个「把」或「将」字，而把动词放在句尾，像：「我把书卖了」、「我将书卖了」，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处置式，只是用「把」字的句子，称作「把字句」，而用「将」字的句子，称作「将字句」罢了。

从处置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有阿尔泰语言的影子。首先是动词的位置，阿尔泰语言习惯将动词放在句尾，像：「我把书卖了」，那个「卖」字，就是一个动词，阿尔泰语言

不会说：「我卖了书了」，因为阿尔泰语言习惯将动词那个「卖」字放在句尾。所谓阿尔泰语言，包含蒙古语、满语等，而处置式正具有这种特性。至于汉语习惯把动词放在句中，也就是宾语的前面，像：「我卖了书了」，动词是放在宾语「书」的前面。在汉语中出现了处置式这种语法结构，将动词放在句尾，是相当违反常态的，所以也经常引起语法学者的注意与研究。

如果单就一个动词的位置，就要断定为阿尔泰语言影响汉语的证据，任何人都会觉得相当牵强。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第二个证据，那就是「把」或「将」字，刚好对映到满语、蒙古语的宾格附加成分「be」及「ig」。满语会说：「我书be卖了」，蒙古语会说：「我书ig卖了」。再将「be」及「ig」前移，结果形成：「我把书卖了」、「我将书卖了」之类的句形，这都是采用胡语语法的结果。所以汉语处置式的「把」或「将」字位什么老在宾语前出现的迷团，也就迎刃而解了。「把」字及「将」字无疑都是相当好的翻译，因为「把」字有把握的意思、「将」字有率领的意思，都刚好弥补并符合了汉语主语、宾语之间必须有一个动词的限制。

语气词

就以语气词来说，白话最大的特征就是用「的、了、吗、啦」取代了文言中的「之、乎、者、也」。我们要向汉族中心主义者报告一个他们很不想听到的消息，就是这白话中的语气词「的、了、吗、啦」全部来自胡语。

「的」字，在胡语中是一个格助词「de」。无论满语、蒙语用到「de」的时机都相当一致，就是当名词及动词的目的格附加成分。

「了」字，在胡语中是两个词，一个是满语的动词后缀「re」，一个是蒙语的动词后缀「lo」。「吗」字，源自满语。满语疑问句后习惯加上语气词「na」，这个「na」字再与前面的动词字尾「m」音合并，自然形成「ma」，就是汉语「吗」字的来源。

「啦」字，源自蒙语。蒙语里表示意愿的动词后缀就是「lai」。

动态助词

说完了语气词，接着谈动态助词。所谓动态助词是汉语助词的一种，这种助词附着于动词或动词短语后面，表示行为动作的变化情势。例如「了」代表完成态，上面语气词中我们提过「了」字，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提了。「着」代表进行态，如「吃着饭」。「过」代表经历态，如「读过书」，下面我们说详细点。

「着」字，源自蒙语。蒙语里的动词原形就是在字尾有「ju」，与「着」字同音。动词，当然是描述动作的词汇，其原形自然就是进行态。此外，汉语「在」字实为「着」字的转换，像「吃着饭」也可以说成「在吃饭」、「在吃着饭」，「在」字不过是「着」字的前移而已。

「过」字，源自满语。满语里的动词过去式会在字尾加上「ge」，与「过」字同音，使用的语法也相同。如果大家去查满文字点，会发现满语动词过去式字尾是写成「he」的，并不是写成「ge」。

介词

「向」字，源自满语、蒙语，总之，是源自于胡语。「向」字，在胡语中是一个方位词的语缀「sh」。

「自」字，源自胡语时间、地点的语缀，满语的「ci」、蒙语的「c」。

「打」字，源自满语「deri」。满语「deri」与「ci」字的用法相同，是同义词，所以也有「从」字的意思。

「给」字，来源是蒙古语的宾格附加成分「ig」。

使役式

「让」字，来源是蒙古语的名词变格附加成分「er」，一般称为工具格或用格的部分。「er」与「让」字两者读音相近，从名词后缀前移，就形成了「让」这个字。像前面我们谈「个」字时，有一个例句「让我喝个水再走」的「让」字，语法上与蒙语的用格性质完全一样。「让」字照理说，应当是最容易让人发现汉语与蒙语关系的一个字，因为无论语音、语法，「让」字都是最容易叫人产生联想的。只是以前人心思里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才会对此视而不见。相信只要再深入一些，我们还会找出更多类似的成果的。

被动式

「被」字，源自满语。满语里的动词被动式会在字尾加上「bu」，以表示动词的动作反向，以致主语与宾语的位置互换，宾主易位，当然就表示出被动的意味了。「被」字在东汉以前的文言里就已经出现了，可见胡汉关系决不是从东汉以后才突然开始的。

系词

「是」字，这个字也与满语有关，在满语里写作「seme」，读音与「是」字很像。这里所谓的很像，在于口语时，「seme」读作「sem」，第二个元音弱化，而「m」又是闭唇鼻音，听起来真是与「是」字没什么差别的。

疑问代词

「什么」，与满语「seme」有关。当我们谈到「是」字时，不能不顺便提起这个疑问代词「什么」。「什么」不但发音上与满语「seme」相同，语意上也一样。我们前面说过，「seme」在满语里是当系词用的，它的作用是，把述语及宾语或当成宾语的一个子句，整个与主语连接起来，所以「seme」也是有代词的作用的。只是在满语里它不是真正真正的疑问代词，而在汉语里，「seme」的作用显然更具体了，变成了疑问代词。要注意的是，在汉语里带「么」的词不多，「怎么」、「这么」、「那么」、「要么」，而「么」字刚好是满语动词的字尾。副词

「好」字，源自于蒙语「ihe」，意思是「很」。古汉语形容「很」的副词是「颇」、「甚」、「极」等，并没有「好」字。「好」字来自于蒙语「ihe」的舌后音「he」，而且明显的借用汉语的「好」字，以致形成汉语中「好坏」、「好混蛋」之类，字面上有些自相矛盾的话。因为「好」字原意是「优秀」的意思，是属于正面评述的一个副词。但是当蒙语「ihe」「很」意思渗入「好」这个字以后，「好」字的语意负担加重，以致表现出上述这种模棱两可的语法现象。

「生」，与满语「seme」有关。「seme」在满语里是当系词用的，它的作用是，把述语及宾语或当成宾语的一个子句，整个与主语连接起来。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形容词，满语的格式是「形容词seme」，在满语中使用的频度很高。这个词相对应并转移到汉语里来，就形成「形容词生」或「生形容词」的形式，像「好生」、「生怕」、「生恐」等都是基于这个原则产生的构词，只是这里的「生」字，与一般「生」字的意思像「生冷」、「生长」不大一样，这里的「生」字只是一个满语系词，有语法的意义，却没有实值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动词，更不能算是系词，姑且只能算是一个副词而已。又像「怎生是好」这种句子，「生、是」其实是一个满语重复出现在汉语里，所以像「怎生好」、「怎是好」都是通顺的语句，并不一定需要用「怎生是好」来表达意思。而「怎生是好」不过就是像前面提过的「自从」、「打从」、「去来」、「是什么」等的情况相似，都是一再从胡语中借用同一个词缀，以便强烈表达某种更深一层语意的案例。

名词

「头」字，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的」字与「对」字，它在胡语中还是那个格助词「de」。因为「de」可以表示位置，所以汉语里许多带「头」字后缀的名词，都是由「de」字衍生出来的。例如：「街头」、「心头」、「上头」、「柳稍头」等都是。这些「头」字只代表一个位置，与汉语中所谓项上人头的「头」字本意并没有什么关系。

动词

「对」字，它还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的」字与「对」字，都是胡语中的「de」字。因为「de」可以当名词及动词的目的格附加成分。所以汉语里许多带「对」字前缀的动词，都是由「de」字衍生出来的。例如：「对抗」、「对唱」、「对答」、「对话」等都是。这些「对」字只表达动词的目的，所以「对抗」就是「抗」、「对唱」就是「唱」、「对答」就是「答」、「对话」就是「话」，「对」字只是一个语法字，与汉语中所谓「对错」的「对」字本意并没有什么关系。由于「对」字占据了一个语法位置，所以这类构词常要藉助于「与」字，来表达语法的目的与对象。像「对抗」就要说成「我与恶人对抗」，才能表达较清晰的意思。

代名词

「你」字，出自满语「sini」，意思是「你」的所有格。古时汉语称「你」为「汝」「尔」，什么时候变成「你」，为什么变「汝」为「你」？好像没人能说得出一个缘故来。现在我们来给个说法，就是满语「sini」在胡、汉民族交往密切的时候，逐步闯入了汉语的表达范围内，以致取代了「汝」「尔」的用法。如果大家觉得证据不是很充分，那么看一下「你」字的敬体「您」字，它在满语中怎么读，大家就会了然于胸，觉得是有些道理了。「您」字源自满语「siningge」，读音比「sini」多了一个「ng」的音，意思是「你的」，称「你的」意思类似称「陛下」。「您」字表示一种非直接称呼的敬称，音、义都无懈可击，让人不得不信服。从「你」到「您」，形成一个系列，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满语寄存于汉语的事实。

「他」字，源自于胡语「tere」。「他」字与「那」字，分据「tere」这个字的两端，意思也完全一样，都是指「他」。满语的「他」，除了「tere」以外，还有一个「i」，也是指「他」，与古汉语的「伊」同音。只是现代汉语已经不再采用「伊」字了，而满语还在用「i」字来称「他」。

「那」字既然已经占据了「tere」这个字的后半，所以「ere」只剩下前半段的「e」好做识别音。然而胡语所发的「e」音是舌后音，在一般汉语里并没有相等的音值，所以只好借用舌前音来勉强发出「e」音，形成了现在汉语「这」字的面貌。

「们」字，源自于蒙语「man」。「man」在蒙语里是「我」的复数，意思是「我们」。「们」字所加入的位置，透露出胡语的特征。因为通常阿尔泰语言对于后加语缀的使用比较频繁，无论格位、时、态、构词都以后加语缀为主，「们」字的生成，显然仍是秉持着这个原则进行的。相对于南方语言，则南方语言的构词偏向以前加语缀为主。例如「我们」在越南话里称为「chung toi」，「toi」是「我」，「chung」是「众」，与古汉语的「众」字同源，意思是「众我」，就是不会说成「toi chung我众」，因为这有违越南话的构词原则。元朝时「们」字的用法，不限于单纯用来指人，像「马们」、「头口们」都曾出现过。「们」字的出现，代表一种复数的观念，扩张了「我们」的狭窄范围，所以才会出现牲口也用「们」字的现象。

形容词

要说到形容词，它的变化应该上推到史前时代。根据中国古代传说推测，汉族在史前时代，

应该是南方的民族。所以汉语在基本构词、语序、语法及声调上，应与苗瑶语族的特点一致。它的声调应该有八个。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方法，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谓语居中、宾语在后。名词、代词、数量词组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前，形容词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之后。助动词在主要动词之前。构词的词根多为单音节，构词的附加成分多为前加成分。也就是说五千年前，这个民族在用形容词时，应该是放在名词的后面的。但因为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以致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形容词开始前移。形容词移到了原来动词的位置之上，形容词取得了动词性质，以致在语法上，汉语的形容词与动词几乎没有分别。这种改变，使汉语逐步与苗语分家。现在我们只有在诗词里面才可能看到形容词还放在名词的后面的例子，像：「花红柳绿」，平常口语绝对是用「红花、绿柳」。或是在南方方言会说成：「猪母」，而一般口语当然是说「母猪」。

确实，现代汉语习染胡语很深，无论语音、语法、语汇，都已经接近混合语的地步，离开本语系的共同来源始源语可能愈来愈远，以致连亲属语言都找不到。汉语的语言环境，数千年来，一直处于阿尔泰语系的包围之下，无法纯洁，这也是情势使然无可奈何的事，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及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而已。以致在以汉族势力为主导文化的语言分类上，汉语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不但没有受到一丝贬抑，反而被捧上了天，成为语系的主宰与标竿。简单归纳出的胡汉转换的语言规则如下，一、胡语中能直译为汉语的部分，即直译为汉语。其余无法直译的部分语法范畴，即形成汉语中相等意义的如语气词、动态助词、介词、使役式、被动式、系词、疑问代词、副词、名词、代名词、结构助词等形形色色的语法范畴。这条规则可以解释，何以胡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在汉语中可以发现的会那么有限，而且也能顺利解释出白话形成的原因。二、胡汉转换的语法范畴通常有前移现象，以顺应汉语的主、动、宾语序的基本架构。像处置式的「把」字，它就是从胡语中的宾格附加成分前移而形成的汉语介词。由于前移现象是一种大趋势，所以不同民族、不同时空环境，对前移语法范畴有不同的认知，造成互斥、互补、重迭、重复等各种组合。而更早在史前时代，汉语中的形容词即已前移，与动词混用，并造成汉语形容词不止具有动词性质，还须借着动词语缀、结构助词等来标记形容词的现象。三、不前移的语法范畴通常是可有可无的，不像已经前移的那么重要，但却是探索胡语残迹的重要线索。像处置式的句子：「狼把羊给吃掉了」，试着省去「把」字，「狼羊给吃掉了」，感觉起来好像是谁把狼与羊都给吃掉了似的，所以「把」字不好省去，一省去就会有语法上的问题出现。但「给」字是不前移的语法范畴，就是可有可无的词类，像：「狼把羊吃掉了」，还是很顺，根本没有什么语法问题。只是如果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密切关系的话，它的重要性并不下于已经前移的语法范畴。四、胡语无音调，古汉语音调多，影响之下现代汉语音调减少成为四声。

结语

综合前面的各项论点，我们可以对汉语有一个较新的描述。汉语在古代应属苗瑶语族的一个成员，它的声调应该超过四个，大概有八个。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方法，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谓语居中、宾语在后。名词、代词、数量词组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前，形容词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之后。助动词在主要动词之前。构词的词根多为单音节，构词的附加成分多为前加成分。也就是说，汉族在史前时代，应该是南方的民族。五千年前，这个民族因为人口增殖，携带着先进的农业技术，逐步北上开疆拓土，与北方游牧民族逐步融合，创造出夏商周三朝的高度文明。此时汉语受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声调缩减为四个。基本语序虽仍为主语在前、谓语居中、宾语在后，但已经有谓语在后的句法出现。更大的改变是，形容词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之前，形容词开始在使用上与动词几乎没有分别，再加上语法上的适度修正，借用胡语的动词语缀以稳固前位形容词的地位。这种改变，使汉语逐步与苗语分家，但由于构词的词根多为单音节，构词的附加成分多为前加成分。故此时的汉语与苗语的差异并不算极大，互相之间的关联仍多。

这种情形维持到了汉朝，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四十八年）南匈奴归附汉朝，胡人开始入主中国多年，逐步导致中原汉族客家人大批南迁，汉语就此大量掺入了胡人的语言，使汉语受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更形加深。唐宋时期的处置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开始出现的。这时的汉语基本语序已成为主、谓、宾语序及谓语在后的处置式语法两种句法并呈的状态。构词的改变更大，受胡语多音节语言的影响，单音节词根已居少数，口语中复音词大量增加，并居于主流，构词的附加成分也分为前加与后加两法并呈的状态。由胡语格助词转来的介词「在」、「的」，取代了古介词「于」、「之」。另外语气词、态词、副词等，也都形成了以胡语为主、古语为辅的态势，终于造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也就是今天我们习称的现代汉语。

因此现代汉语除了正在进行的欧化现象外，基本上它是一种南、北两大语系融合的产物，它的本体源自于南方，而它的应用却完成在北方。所以古代汉语的谱系位置应该分在苗瑶语族，而现代汉语只能算是一种混合语，它有八种混合的变体，就是北方、吴、湘、赣、客家、闽北、闽南、粤等八种变体方言。这些混合语，愈接近南方，声调愈多，复音词愈少，形容词也愈可能在名词之后，当然也愈接近苗语。而愈靠北方，声调愈少，复音词愈多，形容词也愈可能在名词之前，当然谓语也更可能殿后，换句话说，这种汉语已十分接近阿尔泰语。

这就是鉴别汉语谱系位置的困境。因为汉语方言愈接近南方愈像古汉语，而我们前面提过，古汉语是可以顺利归入苗瑶语族的。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地位上，南方汉语方言算是汉语末流，北方方言才是汉语主流。所谓现代汉语指的就是北京话，它是北方方言的代表。而我们上面已经一再分析过，北京话应该只能算是客家人与胡人交往时所产生的交际语，是一种混合语，它在谱系分类上好像没有适当的地位。在谱系分类法上，混合语算是一种目的语，目的语是不分类的，只有目的语的来源，称为源语的，才有适当的谱系分类地位。

如果我们宣称，一种十亿以上人口所说的语言，在语言分类上是没有地位的时候，或许，要感到难堪的不会是这十亿人，而是坚持采用这种语言分类方式的少数人了。所以现在是我们的语言学者，该正视汉语分类地位的时候了。而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探索，汉语八种方言，到底吸收了多少少数民族语言成分？不要以为只有北京话吸收了胡语成分，其实粤语也吸收了不少白族语言成分呢。这八种方言，到底算是「方言」还是「语言」或根本是「混合语」？如果算是方言，真正能代表汉语的，应该是哪个方言？适度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我们方能再进一步，选择出真正的汉语代表，与其它语族的语言进行评比，找到汉语真正应该站立的位置。那时的汉语，才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作者业编辑，本文刊于民国九十年九月《中国边政》第一五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