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诗词文

清代的诗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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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清代的诗、词、文

第一节清代的诗

清诗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而且流派很多，诗话如林，呈现出唐宋以后诗歌创作的复兴局面。

清代诗歌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

一、清初期（顺治、康熙两个朝代）

清初诗人，就其生活道路，政治态度和诗歌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反清的明末遗民和降清的明末遗民。

1、反清的明末遗民

这些人入清后不同清朝统治者合作，积极投入抗清斗争，他们的诗歌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杜濬、归庄、阎尔梅、钱澄之、申涵光、吴嘉纪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顾炎武、屈大均、吴嘉纪。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参加过复社，入清不仕，积极投入抗清的武装斗争。抗清失败后他十谒明陵，遍游华北，到处奔走，不忘兴复。有《日知露》、《亭林诗文集》。顾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又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他的诗歌剧作重视地时间了他的这些主张，大都写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内容，或托物寄兴，或借景抒情，或吊古伤今，都充满着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感。诗风沉浑悲壮、苍凉劲健，诗如其人。他的诗对清代诗歌，尤其是清初和晚清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品选《精卫》诗中作者以精卫自喻：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表示一定要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来从事恢复故国的事业，对于那些“有成窠”的燕雀，即那些降清的士大夫，表示了无比的轻蔑。

2、清代的明末遗民

这些人虽也是明末遗民，但他们或者降清，或者参加清朝科举，或被清同志者聘请出山。又都为清政府服务了。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施闰章、宋琬、毛奇龄、朱彝尊、陈维菘、姜宸英、彭孙遹、王士祯号称大家。而以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官至侍郎，在南明福王政权中任礼部尚书。清兵攻陷南京，他率领文官投降，任礼部侍郎，不久辞归。以后又和抗清活动有联系。写过一些怀念故国，悔恨平生的诗。

钱诗名很大，被推为一代宗师，著有《投笔集》。他与吴伟业、龚鼎孳

并称“江左三大家”。他论诗及对明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也反对“公安派”的空疏、“竟陵派”的狭窄。主张写诗要“有本”，做到既有性情又有学问。他是宗宋派的领袖，对清代诗歌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在其影响下，崇尚宋、元，一时成为风气。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江南太安人。在“江左三大家”中，实首屈一指。他写诗学唐人格调，是当时尊唐派领袖。

他的诗社会内容丰富，大豆是追怀往事，感慨平生，字里行间渗透了兴亡之感、家国之恨。他也有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痛苦，描绘了农村的破败景象。他长与歌行：《圆圆曲》、《永和宫词》、《鸳湖行》、《楚西行》是其代表作。《圆圆曲》以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悲欢离合故事为线索，展现明末清初的广阔历史画面，寄托了诗人的兴亡之感。篇中对吴三桂为个人私利而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交易的贩卖行为的批判，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吴伟业的诗歌将李商隐色泽浓丽的笔法和白居易铺排的特点结合起来，形成自己沉郁苍凉、气势磅礴，语言华丽，格律严谨，开阖自如，声色并妙的风格。其缺点是情绪低沉，用典过多。

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他是神韵派诗人的代表。论诗以神韵为宗，创作力求超脱，认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诗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古人作诗，只取灵感到来的那一瞬间所获得的“超妙”来构成意境，不像古人只在篇章结构上下工夫。其实，他说的“神韵”是要求诗歌有一种淡远的境界和含蓄的语言。

处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王士祯未能引导诗人面对现实，只着眼于形式，追求虚无缥缈的“神韵”，只能使诗人脱离现实，削弱诗歌的现实性与战斗性。

王士祯的诗缺少现实内容（深刻的社会内容），摹山范水，咏古吟物是他最喜欢写的题材。但其诗在艺术上也确有可取之处，特别是近体小诗，写得融情于景，意味悠长。如《真州绝句》：

红干多是钓人居，柳陷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写渔村夕照，红日西斜，江边一切都抹上红色，树荫下一片叫卖鲈鱼之声，生机盎然。

二、清中期

清代中叶，在残酷政治压迫和文化专制下，大批知识分子钻进故纸堆里，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所代表的进步文风发生了转变，诗歌开始离开现实主义道理，向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方向发展。就诗歌创作的成就而言，清中叶不如清初。

清中叶诗歌流派，大体上沿着清初尊唐、宗宋的路子，发现了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其中影响最发的是沈德潜、翁方钢、袁枚。他们各代表一流派。郑燮诗无所依傍，自成一派，也很有特色。

1、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归愚诗文集》、《说诗晬（zu ì）语》，另外还编选了《古诗源》、《唐体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等诗集，体现了其诗论。沈是继王士祯后，的诗坛大家，根据他的老师叶燮在《原诗》中提出的理论，创“格调说”。

他作诗重格调，首先强调诗歌要为封建政治和社会教化服务。他说：“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格，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从这种封建的功利主义出发，他提倡“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其次，强调学习古人的法度和格律，要长久地沉浸在古诗之中，“充养既久，变换自生，可以换却凡骨也。”他说：“诗不学古，谓之野体。”他主张在广泛学习古人诗法的基础上，掌握古人的声律和模拟古人的格调。“格调说”仍是一种拟古主义的诗歌主张。翁方钢（1733—1818）字正之，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乾隆时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诗文之外，精通金石考据之学，著有《复初斋诗文集》。

翁论诗既不满于“神韵说”，也不满于“格调说”。认为“神韵说”肤浅空疏，“格调说”则过于食古不化，所以另辟“肌理说”，以补前二者之弊。“学者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言志集序》）。

“诗必砰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延晖阁集序》）。

2．袁枚（1716—1797）：字子才，好简斋，又称随园先生，浙江钱塘人。乾隆时进士，做过江宁等县知县，中年以后辞官，筑随园于江宁小白上上，过着闲适的生活。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新齐谐》，袁枚是性灵派的代表，他论诗标举性灵。：“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作诗不可无我。”“诗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即是主张：①张写诗必须表现诗人自己的个性才情和亲身感受②主张写诗要创新，事物在发展，诗歌也应随之变化。“味欲其鲜，趣欲其真”，把真实的感受同诗人的个性，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性灵说”真谛。“性灵说”反对模拟古人，认为“诗有工拙，而无古今”，讽刺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古董店”。他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不过是是教的一个方面，并不代表孔子诗教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唯一准则，他主张用“兴观群怨”来代替。

袁枚的诗空灵、流利、新巧，确是从作者心灵中来，也表现了诗人的个性。如《马嵬驿》。

分析《马嵬驿》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家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3．郑燮：在袁枚之前，独立于拟古主义诗风之外的郑燮，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诗人。（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出身贫寒，乾隆元年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救济灾民，得罪上司，托病辞归，晚年在扬州卖画为生。有《郑板桥集》。他是绘画史上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以画竹闻名。他的画随意挥洒，笔情纵逸。此外，他还擅长书法，熔铸篆、隶、行、楷于一炉，看上去歪歪斜斜，大大小小，而极富意趣。郑燮为诗人率意写真，也很有个人特色。

郑的诗歌主张：①诗歌创作要“自树其帜”，“直抒血性”。此观点与袁枚相近，但比袁枚更注意诗歌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他认为诗歌要“歌咏百姓之勤苦”，他品评王维、赵子昂，说没“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他赞扬杜甫，认为“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戎之苦，宛然在目。”②反对拟古，认为“作文必欲法前古”。如“婢学夫人徒自苦”。

第二节清代词

宋代以后，元明词家寥落，有成就的不多。到了清代，作家辈出，填词一时蔚然成风，所以有人把清代视作词的中兴期。

一、清初期

清初词人最著名的是被称作清初三大家的陈维菘、朱彝尊、纳兰性德，他们分别代表着清初词坛三种不同流派和风格。

1、陈维菘（160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他是明末著名复社文人陈贞慧之子，少负才名。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试，由诸生受翰林院检讨。他诗文渊博，才气纵横，诗文俱佳，骈文称一代名手，而一词成就最大。著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其《迦陵词》共有1629首词，创作之富，为清代词人之冠。

陈维菘是阳羡（宜兴汉代称阳羡）派的领袖。他的词，师法苏轼、辛弃疾、受辛词影响尤深。当时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所以《迦陵词》序中说他的词：“或驴背清霜，孤蓬夜雨；或河渠送别，千里还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谈

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如《贺新郎·纤夫词》。

分析《贺新郎·纤夫词》

上片写朝廷征发纤夫（櫂（zhào）船郎）），使乡下鸡犬不宁的景象，和被抓者受虐待的情景，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的愤慨和对人民的同情；下片描写一个被捉去拉纤的“丁男”，与他的“草间病妇”，诀别时的悲惨情景，临别叮咛之语，字字血泪，令人不忍卒读。

陈词风格豪放，气魄雄伟，取景壮观，语言率直俊爽。古代豪放派词人作壮谱，多用长调，陈词切能在小令中慷慨高歌，抒其号炮买之情，意到笔随，毫无拘束。被称为清代豪放派的领袖。但陈词数量多，有些词难免显得粗糙，而且往往一发无余，含蓄不够。

2、朱彝尊（1629——1709），字锡畅，号竹姹（chá），浙江秀水人。

他是浙西词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极力推荐宋代词家姜夔、张炎，提倡“字琢句炼，归于醇雅”。要求词具有古雅峭拔的格调，疏淡清远的意境，和谐而严谨的音律。他的词构思精巧，描写细腻，风格清远而醇雅。如《桂殿秋》：“思往事，渡红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风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但朱认为“词则宜于宴嬉逸升，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的词大都内容空虚，意境不高。可他又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宣寄情焉耳”（《陈纬红盐词序》）。所以，他自己的词作，无论记游、怀古、咏物、言情，大都有所寄托。

朱有些词过于雕琢字句，讲求声律，不免有堆砌釜凿之痕，失去自然朗畅的本色。

3、纳兰性德（1654—1685）少数民族词人，字容若，号楞枷山人，满州正黄旗人。父亲纳兰明珠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刑、兵、吏部尚书，累加太子太傅，晋太子太师。声威显赫，劝倾朝野。性格自幼聪明好学，22岁中进士，又善骑射，任一等皇侍卫，一直跟在康熙帝左右。31岁病故，著有《通志堂集》，词集名《饮水集》。

性德词或写离愁别恨、羁旅凄凉；或写塞外风光、鞭马劳顿；或写朋友情谊；或写怀古幽思；或写伉俪情深，题材范围多为家庭生活、身边琐事、儿女私情，很少直接写社会重大题材。他的词情调哀怨感伤，从留下的300多首词看，几乎首首言愁，篇篇写恨，读来令人愁肠百结，如《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丈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写于随康熙帝赴关外途中，表达了羁旅之情，思乡之苦。

《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描写作者远行在外的孤寂无聊和深沉的思乡之情。

此外，像“睡也无聊，醉也无聊。”（《采桑子》）；“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临江仙》）；“西风鸣络纬，不禁愁人睡”（《菩萨蛮》）这种描愁写恨的句子，在纳兰词中比比皆是。对人生的感伤，对生活的厌倦，百无聊赖，遇事成愁的心情和意绪，构成他词的基本思想倾向。这同他生于华屋、长与权门、少年得志、仕途似锦的身世是很不协调的，仍可探索出其中的原委。

纳兰词受李璟、李煜的影响，词风与之相近。陈维菘说：“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词评》）在艺术上，纳兰词最大的特点是感情真挚、个性鲜明。在写法上统用白描，不事雕饰。另外，他的词语言清新自然，淡雅质朴，能兼采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风格。

二、清中叶

1、“张惠言与常州派”

清中叶词坛几乎全被阳羡、浙西两词派所占。浙西派影响更大。但是，这时的浙西派词人，一味拟古，堆砌辞藻，寄兴不多，词格卑下，词的内容越来越空虚、狭窄，嘉庆年间，以张惠言为代表的词人，起来挽救时弊，力图改变这种局面，后来周济等人加以响应，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流派——常州派。其影响由江、浙直至岭南，从中叶直到晚清，使清词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常州人，嘉靖四年的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论词：反对把词当作“小道”，力图提高词的地位，要求词能“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词选序》）。他强调词的内容、强调词的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寿、周、辛之面目”（周济《味隽斋自序》）。但是，他又过分强调比兴寄托，往往到前人的作品中去找“微言大义”，不免穿凿附会。

张惠言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的《茗柯词》，仅收词46首，几乎每首都非常成熟。他的词气势雄健，俊逸深沉。如他的《木兰花慢·扬花》是苏轼咏扬花词以后的又一名篇。张此的内容多为身世之感叹，惜春之情绪，没有多少超过前人之处，但他对纠正浙西派的流弊还是有贡献的。

与张同时或少后的还有张琦、周济、董士锡等。他们都是常州人，且互相唱和，使常州派词在词坛上造成很大声势。其中周济影响最大。

2、周济在张惠言论词的基础上，提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的观点。即作者必须带着强烈的感情去观察、体验丰富的社会生活，从中提炼出深刻的思

想，并以鲜明的形象来表现这种思想。这种饱含思想的形象，由于情与景谐，思与境共，妙合无垠，看起来不是寄托，而寄托已包含其中，这种观点，丰富了常州派的词论，在清人词论中有独到之处。周济的创作，被认为是常州派“意内言外”的典范。他的词，大抵写景咏物，都有所寄托。

常州派转变了清中叶词风，其影响直至清末。但是，后起的常州派词人，过于追求“意内言外”，往往使词意艰涩迷离，不知所云。

第三节清代散文

一、清代初期

散文发展情况与诗歌相似，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主张和创作倾向都有明显的不同：

㈠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作家，既是明末遗民，抗清战士，又是明经致用的学者和进步的思想家。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的拟古主义，也反对公安派，竟陵派的虚浮文风，更瞧不起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他们主张文章要明道载道，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切实内容。作家必须有高尚的思想情操，道德修养和高人一等的学问见识。这种观点一方面对明代空疏的文风是一种批判，另一方面对明带较为解放的文艺思想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但他们处于民族斗争，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都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情民间疾苦。因此，他们的散文大都写得内容充实，论证精辟，行文流畅，感情激烈，其中尤以政论见长。如黄宗羲的《原君》，以古今君主为对比，指出后世君主视天下为个人的私产，不惜“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生。”因此“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原君》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封建社会的抗议，鲜明地显示了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

㈡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他们都学韩愈、欧阳修古文，作品以传记散文见长，艺术性较强，文学价值也较高。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号雪苑，河南商丘人，出身于贵族家庭，少年时代曾纵情声色，后有悔悟，自题书斋名为“壮悔堂”。明末曾参加复社，同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余孽进行过坚决斗争。明亡后，被迫参加了河南乡试，中副榜。对此他自己觉得是奇耻大辱，别人又视为变节行为，因此心情抑郁，不久病死，年仅36岁。

侯方域才气纵横，散文往往能将《史记》、《汉书》之传记，韩愈、欧阳修古文和传奇小说的笔法熔于一炉。形成一种清新奇峭的风格，而尤以传记散文见长。

《李姬传》歌颂了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贵品德。文中写香君“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的性格十分突出。此外《答田中丞书》、《癸末会金陵与阮光禄书》对田仰、阮大铖之徒进行了有力的鞭挞，也写得痛快淋漓，文气酣畅。

如魏禧《大铁椎传》、汪琬《江天一传》。

二、桐城派及清中叶散文

清代散文以桐城派影响最大，它发端于清初、兴盛于清中叶，其影响直到晚清。被称为“桐城三祖的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由此得名。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方以文章道德名于当世。李光地曾称赞他的文章“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矣。”他自己也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柳之间。”他既有创作又有理论，影响着一代文坛。方是桐城派始祖。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号海峰，师事方苞，又是姚鼐的老师。是桐城派承前启后的人物。

姚鼐（1732—1815）字姬传，号惜抱。是桐城派的中心人物，继承和发展了方苞、刘大櫆的古文理论，使之更加完整而系统。

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人师生相承，形成古文宗派。他们主张为文要讲义法。方苞说：义就是《易经》所说的“言有物”；法就是《易经》说的“言有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义指文章的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他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他们所说讲的义，在当时就是指程朱理学的一套；而他们的法，也逐渐演化的跟八股时文的“起承转合”无多大区别。刘大櫆补充了方苞的理论，强调文章的技法。他说：“古人文字最不可攀处，只是文法高妙。”

姚鼐是桐城派中心人物，发展了方、刘的理论，使之系统完整。他认为：①古文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天与人一”、“道与艺合”（天即人的天资天才；人即人的学识。道即文章的思想内容；艺即文章的表现形式，文章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人的天资与学识都能在文章中充分地体现出来。）②在古文写作上应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的理论（义理：古文的内容；文章：古文的形式；考证：使内容详实可靠），三者必须配合好。这些构成了桐城派的基本理论。

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姚鼐《登泰山记》都是清代散文中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