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柳永的都市情结

浅论柳永的都市情结

王宏飞

摘要：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倾注的角度必然影响到创作载体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的走向，也反映创作内心本质情感的内在集合方向。本文试图从柳永创作中深入分析其都市情结产生的特殊原因、与其创作的特殊关系，并揭示柳永都市情结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柳永都市情结

柳永是北宋词坛上一位杰出的词作家，他的词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慢词的创作，对宋词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柳永在创作当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量创作反映市民阶层生活思想的俗词，也因此历代文人对柳永和其词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柳永却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俚不伤雅，雅而能俗”，收到了“雅俗共赏”之功。在当时获得“凡有井水出，皆能歌柳词”的社会效果。柳永及其词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对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作深入的研究，真正挖掘其特殊背后的本质性认知。

创作主体的生平历程必然影响到创作载体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的走向。问下，从其本质而言，实则也是人学，艺术本体与人的生命是同结构的，文艺风貌的形成和艺术主体活动尽管不能画上等号，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人的生命活动中寻得解释。1 文学作为人的心灵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和心理状态，体现创作者的心路历程。对柳永生平的准确把握，方能更好地理解柳永及其词，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特质。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嗜卿，排行第七，又有“柳七”之称。一生立志入世，但仕途极为不顺，受挫之后又消极混迹于娼馆酒肆的下层社会当中。也正由于他能融入市民阶层当中，从心理情感上接受下层生活，也为他的词作内容革新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真正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取得极大的成就。

柳永生于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的书香门第。家乡崇安文风鼎盛，“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柳永的祖父柳崇以“义行可风，尝以待孝为由，终身‘御衣称处士’” 2 ，以儒道修身齐家。柳永的父亲柳宜，为政耿直，得君之重，“任

监察御史时，多所弹射，不避权贵，故秉政者尤之，继出为县宰，所在有理声”。

3 至于其叔父、兄长皆饱学之士，家学深厚。正是由于这种浓厚良好的家风的文化熏陶下，从小就立志入世希望博取功名，施展抱负。他曾在《劝学文》中写道：“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足见柳永对功名相当的渴望，并有词为证：

“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恣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

一句“定然魁甲登高第”显示出柳永对功名的向往与追求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可以看到柳永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了其一生所走之路与传统士大夫不无二致：“学而优则仕”、“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家道路。所以柳永身上同样具有儒家思想模式下的典型的“士”的文化性格属性。“入世”思想与柳永一生相始终。

柳永带着追求功名积极入世，或清高或无知，或命运使然，多次应举不第，当创作主体愿望不能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创作主体的精神必然承受残酷的打击，内心过于难受就需要寻找外界之处发泄。柳永便作一词《鹤冲天》聊以安慰或自嘲。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恣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词一经流传，便被广大落第文人欢喜传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时间大街小巷尽闻其声。其根源在它真正从落第文人的角度，走进他们的内心，传递出最真、最强的情感呼喊。我想这些恐怕是柳永始料未及的。因为作品一旦进入读者市场他的意义就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读者读到（或听到）这首词的时候，并不去考虑柳永当时为什么做它，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作它，他们只在乎当下此词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自我意识的高涨，不计得失，鄙视功名，而最终价值取向则是享乐主义——在女性的温柔中消解人生的失意或痛苦。4 先不论这首词的价值导向，单论引起的轰动，就足见柳永才学之高，性格之浪漫不羁。然而柳永真正始料不及的是这首词出为他仕途蹭蹬的致命伤，也是其悲剧人生的开始。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本是柳永自嘲

抒发郁闷之怀的狂傲之语，却成为传统儒家士大夫批评柳永“为人疏俊少检”，“薄于操行”5 的口实之一。他开始被以士大夫阶层为核心的北宋王朝弃于“野外”。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柳永一次科举成功却被统治者仁宗特意黜落，并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第二个是柳永为了功名干谒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曰“贤俊作曲子么”柳永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晏殊讥讽柳永专作俗词艳曲，这是一次平常的对话，却给柳永内心蒙上一层阴影。北宋社会是个封建伦理空前强化的时代，严遵宗法礼仪的规范，乃为士大夫追求完美人格修养必然恪守的。自然情感通过文学恰当地进行宣泄，但不能逾越理性的自我监督成为北宋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柳永词中的直率、坦露，不懂得掩饰个人情感不符合士大夫阶层群体的审美意识和吧、标准，所以他很难在以士大夫阶层为核心的政治统治中取得功名，同样也难以找到安放“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内心情感的港湾。于是，柳永便被传统儒家士大夫逐出，沦落到下次社会，或许也是柳永于自觉和不自觉中走向市民生活当中。然而，由于他的性格和才能救了他，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融入都市，深入市民阶层成为柳永创作的一股新推力，也因此柳词的内容和形式大为开拓。

仕途失意使柳永开始重新审视周围和自己，内心也开始“成熟”起来。仕途的不顺也使其另得一片新天地，使其狂傲的性格不断延伸和深化。柳永浪漫不羁的性格和精通音律的才华，使他在市民阶层找到了自我、真我，真正能抒发内心真情实感的地方，他活得如鱼得水，当都市生活在他的内心编织成情感的结带时，都市情感便慢慢在他的内心展开、深入。下面我将从都市情结产生的原因、与其创作的关系和产生的社会价值和时代影响作深入分析。

都市情结产生的原因，可分为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内在原因包括性格特征、心理意识；外在原因有环境变化、社会主流意识与价值观和城市发展。

1.内在原因

史上记载柳永个性风流不羁，具有精通作曲填词的才能。柳永性格有两个方面的特质。一是“市民”意识性格属性，一是“士”文化性格属性，这两方面的性格特质相融相合，成为其独特人格的最本质反映。

柳永的市民意识性格属性体现在他对民间通俗文艺特别是民间俗乐及其词

有着强烈的兴趣，并精于此道。6 他逐渐地切身地关注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内涵性，他与下层人物即歌妓的关系就是这种特殊表现之一。柳永于歌妓的关系属于相知相悦型的。他将歌妓们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来看待，而且视为“红粉知己”，他真正从人格和尊严将歌妓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亲近女性的心理倾向和人格气质，这种气质和心理倾向使得他看中情感，视女子为平等对象，尊重女子，并能在于歌妓的平等交流中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那流传千古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这种价值观的最佳表达。7 这使得柳永在词作中表达了一种全新的市民思想，尤其是关于两性关系的观念，传达出市民阶层争取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

柳永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立志积极入世，追求功名。他身上具有典型的“士”文化性格属性，并非是科场失意后自许“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狂士心态，把功名视若粪土。他对功名始终抱着汲汲之情，然而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造成柳永的人格属性充满二重矛盾，这种难以调和的二重矛盾直接或间接促成柳永的悲剧人生。

2.外在原因

北宋城市商业经济较以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空前发展，形成了坊市合一的新兴城市格局，商业活动甚是繁荣。为适应市民需要，以娱乐性为目的的瓦舍勾栏大量设立。环境影响创作，作家的生存环境往往直接影响到他创作的人物、题材。柳永能够深入其中，所以他的词中能够深刻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传达出市民的内心本质，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特殊喜爱，“凡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足见其效果。然而反映“针线闲拈伴伊坐”的市民感情生活，由于过于直露、违背士大夫心中的传统正道内涵，不符合儒家理想的人格模式，以及“士”文化精神核心。

北宋社会主流意识与价值在于儒家士文化精英分子与政治进行空前的靠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政治统治的政教经典。赵宋王朝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文人成为构建政治统治的重要主体，成为充当军权统治的工具，士大夫阶层作为精英分子深受儒家思想

的影响，普遍存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继承道统之自觉精神。8 宋王朝政治统治一直面临内忧外患，作为士阶层的精英分子满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思想，积极入世，心中常怀忧患意识，希望济世而取得功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柳永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员，“立志当世”是他一生的愿望，然而他天生的特殊性格与儒家士大夫阶层思想难以调和的矛盾，导致他悲剧人生的根源。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理想无从实现，因而创造主体便产生了失落、矛盾的痛苦。当然无论何时，创造主体在因历史与现实限制成个人情感心理的本能寻找一个能隐遁或逃避现实的地方，柳永选择了市民阶层。他的选择符合他浪漫、风流不羁的性格和镜头音律的在都市生活中，勾楼瓦舍、娼馆酒肆成为他情感自由宣泄、灵魂超脱于物的感情倾诉吧。这里同时又为他词的创作提供大量丰富的素材的“活水源泉”，又可以作为社会推动的载体，广泛流传。

（二）都市情结与其创作关系

柳永这块被士阶层扔弃的“丑石”，却在下层社会中找到了他的价值，成了一块“美玉”。或许这违背了原始的心愿，但往往现实与理想是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所引起的矛盾一直以来都是难以调解的。正因此，柳永也不得不重新定位创作道路方向，这是他内心极不希望，毕竟他的理想是立志入世、追求功名，希望有机会展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9 的用世怀抱。然而当他有机会入仕后却依旧磋磨不得志。转入市民阶层“作战”以后，词作的内容和风格转向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柳永中后期的作品，在描写“伤别”、“怀人”、“闺怨”等内容之上，更加注入自己的情感，使其含有一种浓厚的悲伤情调，为词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在境界开拓上也大有进步之处，将情境与物镜的契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这种境界的产生是创作主体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表现出来，最终达到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相互融合。9 以《雨霖铃》为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难看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首词写得是恋人惜别伤感，情是引子也是贯穿

全词各个部分的线索，句句是情、字字美情，尤其“寒蝉”、“暮霭”、“沉沉”、“晓风残月”等景语，增加人物的心境悲凉，使景语融入情语当中，促使抒情主体情感张力和辐射更加强烈。

柳永对歌伎的独特情感和心理倾向是他都市情结特殊表现之一，这种独特的情结对他的创作意欲的推动和传播有莫大之功。北宋时期，天下稳定，，经济发达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勾栏瓦舍，酒楼茶馆林立，当时歌妓唱词，为市民提供娱乐和消遣普遍成风，当然这也符合宋代市民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需要。“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碎风雨着雪，不少减也”《东京梦华录》卷二），当时，柳永是歌妓们索要新词的重要词人之一“一经品题，声价十倍”⑩因而传唱者“爱其词名”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⑩也就不足以为怪了，借着传唱者动人的词腔，乐器的配合和舞蹈的表演等形式，又加强了其传播的力量。

综述而论，都市情结在柳永词的创作中，犹如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承载者提供丰富素材和推动其传播的作用。但是这种情绪也导向柳永创作大量俗词曲子，另一个侧面反映创作主体思想的庸俗或流俗，为正统士大夫文人所不齿，也形成了对他词作“浅近卑俗“的主流评评价。

（三）社会价值和时代影响

“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12. 尽管把杜诗和柳词相提并论有待考虑，然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柳词在文学领域中”别是一家“的特色。真正能体现“别是一家”特色，是他融入市民结阶层后的词创作中后期，这个时期柳永的人生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创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创作主体的创作思想和内容，无论是写宦游、羁旅形役还是怀念佳人等，词人都注入强烈的情感。在感情流动融入的过程中，反映了创作主体的心里情感活动，也使情境与物境达到完美的融合，这对于词的内容，思想情感和意境的开拓大为裨益。

说到柳永的词，批评者大多盖以“浅近卑俗”之情。不可否定，柳词确实存在“词婉而不文，语纤而气雌下”13.的一面，从其外放形态，亦又给人以浅露俚俗的感觉，到那时推究其词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各有长处。柳之俗词，首先在语言形式，大量运用民间俗语，白话，口语，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如伊家、而今、就中，怎生地等，一洗前人艰涩繁沉，用字造句，

毫无斧凿痕迹。其次，善于铺述，化用和借景抒情的手法，柳词在上片一开头就用简单的线条勾勒，铺陈景物，而下片则借景物抒发内心感受，使得整片境界交融，真正地融入个体感情，使表现象本身具有双重审美效果，感情真挚浓烈。词景的开拓有莫大之功。如著名的《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参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虞望，识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恣凝愁。

这首词上阕是描写外在景物却包含内在情感，进入下阕则是直抒胸臆。写出了故乡的渺远，望而不见，归绪整理，更加无奈的心绪。接下来写闺中佳人盼自己早归，几番错认归舟，其怨艾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以自己无奈的愁情作为结尾，写景抒情达到了最佳效果。

再次，就创作道路而言，柳永走的是与乐工歌伎合作的道路。曲在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学，平民文学，更多是展示市井之徒，如勾栏艺人、歌伎舞女、落魄书生等的生活历程与心态表现，渗透着浓厚的市民意识，一方面是“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另一方面是柳永“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言语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唱”。故李渔直呼柳永为：“曲祖”，“柳生词多，堪称曲调，惊魂不肯藏蒿莱。”14.最后，柳词内容多深刻反映市民生活情感，表现一种全新的市民意识，突出表现为写男女情爱，尤其以“市民意识”写歌伎情爱。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歌妓的地位低下，是有权有势者的“玩物”，毫无人格尊严。而柳永却由衷地赞美了她们的美貌、伎艺，反映其痛苦不幸的生活状况，表达她们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写其美在情态，“盈盈立，无言有泪”（《少年游》）；写其美在气质，“心性温柔，品流闲雅，不称在风尘”；写其歌舞，“玲珑秀扇藏语”，“婉转香茵云衬步”（《木兰花》）；写其情感，“少年公子负恩多”（《抛球乐》），“恨薄情一去，言信无个”（《少年游》）15..后世的评论就认为，柳永的感情真挚，抒发了他积极入世的志愿和失意的悲慨，体现了宋代最为活跃的思想意识，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时代的生活和情绪”。16.

柳永的词打破了士大夫阶层雅俗对峙的文化冲突局面，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柳词带有“下里巴人”式通俗情感，这种通俗，是雅化而成的俗，经过雅

化的通俗，以此为外形态而不失其雅的内涵。从某种角度而言，沟通了雅与俗，在二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而且使其浑然天成。同时冲破了文学长期以来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专制”局限，使其影响超越地域和阶层的限制，流播一方。事实上文学由雅向俗倾斜的状况一略显端倪，也使后来的戏曲、小说等民间文学形式发展成为必然影响。同时也昭示文学雅俗融合到由雅而俗的发展状况是文学多元化发展的促进结果。同时，也在词风的改革上柳永可堪称为先驱者，一改唐五代词柔靡婉约之风，跳出“类不出乎闺怨”的局限。而后期写宦游词中抒发自我的“情态”的作品，“缘情”“言志”并存。17. 后来苏词更广阔的情感艺术世界描写首开其端。论词风，婉约之中，不乏雄浑之气概；纵放之中，不无神情绵邈，开拓了词境，谓之“第一功臣”，诚不为过。18.

柳永一生宦海浮沉，终不得志，或许是他天生浪漫不羁的性格难以与入世立志相融合所导致的。柳永的性格包含两种特质属性，一种是“市民”意识性格属性，另一种是“士”文化性格属性。“市民”意识性格属性促使柳永从内心愿意接受民间通俗文化，愿意走进市民日常生活，反映他们的内心情感心里，因为他渴望这种自然、直率的情感生活，也符合他的性格。然而这却违背了以士大夫阶层为核心的统治阶级北宋心中的传统正道内涵，也不符合儒家理想的人格模式。同时柳永心中一直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他对现实的认识没能超越理性的认知。当这一切很难改变时，他只能被迫更加放纵自己的风流不羁，整日混迹于娼馆酒肆之中以掩盖内心的痛苦。

当他重新审视周围现实世界，打开了另一扇门，走进市民阶层，融入都市下层生活当中，慢慢地开始对市民阶级产生了情感，交织在一起编织成情感的结带。在创作实践当中，他有感于下层市民的种种不幸，将自己的情感无形之中寄托于他们情感的描写之中。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文化也逐渐渗入商品之中。柳永在一定程度上使词变得更加通俗，这种通俗是雅化而成的俗，使词的感情、境界大为开拓，这深刻反映创作主体思想情感倾注的角度对柳永的思想风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

1. 朱首献：《文艺人学本体论》，《浙江大学学报》2002期，第103页

2. 《福建通志》卷一七五《柳崇传》

3. 王禹《小畜卷》卷三一

4. 孙禹《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02页

5. 宋.胡仔《苕溪渔隐从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6. 《福建论坛》1981年第5期李国庭《柳永生平及行踪考辩》

7. 孙禹《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00页

8. 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浙江大学出版第137页

9. 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浙江大学出版第94页

10. 罗烨《醉翁谈录》第164页

11. 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浙江大学出版第164页

12.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第50页

13. 罗忼烈《话柳永》第100页

14.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环境影响创作主题催文化风——柳

永与太宰治之比较研究》林克勤 2010年第七期

15.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环境影响创作主题催文化风——柳

永与太宰治之比较研究》林克勤 2010年第七期

16. 顾敬之，姚宇梅，耿小博《柳永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 2005年

第18页

17 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浙江大学出版第198页

18 .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浙江大学出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