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享领导力的现实效度与政治学动力分析

关于共享领导力的现实效度与政治学动

力分析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论文关键词:共享领导力多元主义分权形式政治学动力领导理论

论文摘要:“共享领导力”理论把“领导”从单个人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从关注个体到依赖集体的理论变革;把更多的团队成员卷入组织决策,使组织的动力来源更加丰富。公共组织中的领导力共享,在形式上表现为两种分权:一是政府向市场放权,二是政府向社会放权。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共享则体现为全球治理。本质主义向多元主义开放、单边主义向和谐世界过渡以及公民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为领导力共享提供了动力。

从领导理论和领导学科的诞生起,人们的研究视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狭隘地聚集于领导者个体。诚然,这样的研究取向从某种角度讲既是领导活动过程规律的反映,也有助于深化对领导活动主体特别是领导者个体素质的研究,但却在无形中助长了领导力和领导权的专属性倾向,容易导致独断、专权、个人英雄主义的领导误区产

生。伴随着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深入变革,关于领导活动的理论研究已历经了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等阶段,发展到了共享领导力理论阶段。在知识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人人都是领导者”不断从普遍意义的动员式口号转变为应用于实践的领导模式,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社会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从分等级到平等、从权威中心主义到多中心治理转变中领导力的世俗化过程。

2007年“两会”期间,胡锦涛发表了关于“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重要讲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才能使这一宏伟目标变成现实;……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和谐社会建设中得到实惠,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要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这就明确了和谐社会建设的依靠力量、实现手段和基本目标。“共建共享”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权力”共享,二是“权利”共享。前者侧重于过程,后者指向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共享”就是“领导力共享”,因为“权力”是构成“领导力”的核心要素。基于此,笔者结合领导学科和政治学科的基本理论。对“共享领导力”进行分析。

一、“共享领导力”概念阐释

受传统领导理论研究的影响,领导力大多与领导者个体结合在一起,因此领导力被直接界定为领导者的能力。一些学者认为,“领导力是鼓舞和引导他人树立并实现共同愿景的能力”;还有的学

者认为,领导力就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影响力,如俞慧霞提出:“在现代企业中,最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领导力就是获得追随者的能力”。这一观点也是国外学界的主流观点。美国学者斯蒂芬。P·罗宾斯就认为:“领导力就是影响一个群体实现目标的能力”;露伊斯·B·哈特和夏洛特·S·维斯曼也指出:“领导力是个人的能力”。这些关于领导力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以领导者个体为研究中心的,其他人则被界定或限制在“被影响者”的从属地位。与此相反,“共享领导力”理论一改“领导”这种高高在上的单向权力姿态,主张由领导者和其下属成员组成的管理团队共同承担领导责任;领导者要摆脱传统的独自负责和控制一切的观念,使下属成员更愿意主动承担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享领导力可以被看作对团队充分授权的发展,它是对过去那种期待一个拥有各项领导必备特质的正式领导者带领大家走向成功的观念的修正。

共享领导力实际上与“领导群”(clusterofleaders)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群”,实际上就是由各种要素聚集而成的一个网络,个体领导者不过是组织内部领导群的一个构成要素而已。领导群理论将多种角色和多种力量整合到领导这一丰富多彩的过程之中。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人人都可能是领导者”、“领导具有世界意义”等口号的内涵。领导并不单单是某个人的权力或专利,依靠团队最大范围地整合资源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突破传统领导理论的个体化取向,把领导从单个人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已成为21世纪初领导理论变革的总体特征。由此,必然促使单一权力中心的体

系分解重构,使原来高度集中的领导力在团体内部被分享。但是,领导群理论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共享领导力理论,领导群理论讲究领导团队内部的领导力分享,而共享领导力理论则并不仅仅将领导力局限于领导集体内部,还可以将其分享给组织内部的非领导成员、甚至组织外部的其他人员,拥有更广阔的外延。

首先,共享领导力理论实现了从关注个体到依赖集体的理论变革,人们不再把组织发展的命运交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掌握,使得组织发展更加科学合理,动力来源更加丰富。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领导者个体都不可能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敏感地抓取组织发展的全部情境信息和应对策略,不可能具备利用有利因素的所有知识和应对各种挑战的技能,只有合理利用群体成员各自的特长、经验和知识技能,才能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形成更加持久、更加充满活力的领导力。领导过程的每个环节都需要组织成员的参与,必要时甚至需要引入组织以外的力量,这样,领导力得以分享,组织成员得到激励,组织责任得以共同分担,组织目标的实现才能更加顺利。

其次,与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中领导者的作用相比,共享领导力注重把领导者的作用从“控制”更多地转为“推动”,把团队成员卷入到决策过程中。领导者不再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决定组织前进的方向、控制下属的工作;领导者会认为每个人都是领导者,而他自己的任务是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团队。团队成员拥有共同的愿景,大家平等参与管理、相互影响;每个成员都必须履行自己在管辖领域内的责任和义务,和其他成员共享相关信息,并支持同事工作等;每个成员都

担负起组织的管理职能,都必须对组织的成败和管理负责,思考问题的角度从自己领域的利益转向全局的利益。这样,在提高组织决策水平的同时提高成员的集体归属感,激发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共享领导力”在实践中的分权形式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领导力的培育需要两种理念共同推进:一是领导层表现为牵引力的领导力,二是组织中的成员表现为追随和推动力的领导力。对于盈利组织而言,通过领导力共享,组织可以借脑生财,实现领导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可依靠共同治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现代社会组织的和谐发展,不但需要决策层的领导者集体形成个体之间的互动,而且需要他们仔细倾听基层熟知工作环境、经验丰富的成员的意见,更需要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赢得追随者并激发追随者形成自我领导的能力,从而形成推动决策和有效执行决策的合力。共享领导力要着重在全面领导力的管理和开发上下工夫,强调组织成员的自我能力开发与管理,要让每个成员通过日常工作与生活经验的积累而获得领导能力,使每个成员都成为主动者,成为领导。盈利组织是如此,公共组织亦如此,特别是在具有不确定性外部环境的领导情境中,更应如此。

公共组织中的领导力共享发端于企业组织的共享模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两种分权:

一是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干预能够在特殊时期成为市场规避风险、抵御灾难的有效工具,但是过度的干预则严重干扰市场秩序,导致市场经济秩序与国家政治秩序的高度重叠及复制,降低社会

经济发展效率,挤压人们的经济生活空间,浪费公共服务的社会资源,扭曲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地位,向市场放权,向有限政府转变。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引入市场主体,激发市场形成自我领导能力,以分享经济领导权。市场主体尤其是卓有成效的市场主体掌握微观经济领域的操控权,政府则以法规制度等形式掌握宏观领导权;而在宏观领导权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又总能倾听来之于市场的意见,让市场主体参与决策并推动决策有效执行。

二是政府向社会放权。强政府、弱社会的政社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任何一个政府都已不能单枪匹:马地迎接全方位的挑战。政府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组织,其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模式以及其拥有的其他任何组织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使其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出现两种可能:或者集民之所能做民之不能,或者集民之所能扰民之所能。后者显而易见地造成了公益对私利的侵害。如若听任政府包揽社会事务,就会低估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降低公民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参与热情,增加政府公共行政的成本和压力。私人领域应该由当事人自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在经历了长久的政社不分之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取向以及民间力量的逐渐形成,要求政府合理地从社会、经济、文化等非政府活动领域中抽身退出,除了关系到社会稳定、国计民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战略任务,能够交由社会处理的就交由社会处理。这样,逐步使政社合一走向政社有效分开,让社会自发地、能动地

组织起来,形成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以实现社会自治。

通过以上分权,一种新的“共同治理”模式便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理念和工具。共同治理是围绕公共利益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分享领导力的有效方式。它是一种由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体和机构共同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总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渡了部分领导力,但仍然作为领导力的核心主导力量存在,社会和市场则分享了政府的部分领导力。

推及国际层面,从“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多极均势论”到全球治理的演变,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主权国家、全球公民组织、跨国公司等等都成为参与领导全球公共事务的主体,全球领导权在实际上被分散了。

三、“共享领导力”的政治学动力

本质主义向多元主义开放、单边主义向和谐世界过渡以及公民中的文化世俗化过程为“共享领导力”的达成提供了政治动力及路径。

在传统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实践过程中,本质主义的身份建构方式使整个政治世界划分成“非敌即我”两个群体。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将人类普遍地划分为两个对立阶级,忽视了不同阶层的身份建构,导致权力世界围绕“巩固权力”与“夺取权力,,形成单一的权力流向图式。这样的划分方法对于当代世界来说是有害的,也不利于整个政治学科的发展。“在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中,它要求不能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该作为一个对手。其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

应该被容忍。我们将攻击他的观念,但我们不能质疑其自我辩护的权利”,“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和众多政治力量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否则,社会历史就会重新进入本质主义的敌对状态,破坏社会稳定和危及社会发展。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政治体系日益分化。我们生活在没有中心的社会,即以多个中心为特征的多中心国家中”,使得社会权力从原有的单一权威中心不断分化,原来被统治的对象被人们重新发现并作为社会子系统发挥作用,这为领导力的分享提供了政治空间和可能。

从世界秩序变化来看,单边主义向和谐世界的过渡也为世界领导权的分享提供了条件。很显然。国际关系一开始便被极力渲染成了弱肉强食的权力政治,国际关系格局一直由强权掌握,建立国际秩序的领导权也一直由少数帝国轮流霸占。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轮流坐庄,列强用权力政治和强势价值勾画着国际关系利益图谱。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先后经历了以暴力为基础的“霸权稳定论”、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民主和平论”和以权势均衡为基础的“多极均势论”范式,这些无一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围绕全球利益划分的排他式权力瓜分范式。当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越来越依托于全球舞台来交流信息,配置资源,博弈权力(利)。在全球利益越来越交织粘合、全球事务越来越纷繁复杂的今天,传统国际关系的强权依附使得全球化潜伏着不稳定的危险因素,全球问题的治理面临失效,严重阻滞了国际关系的

民主化进程。大国对全球利益和领导权的垄断拉大了南北贫富差距,剥夺了弱小利益群体的发言权。经济帝国主义引发的社会扭曲必须得到纠正,强权政治剥离的社会正义必须得到匡复。基于此,和谐世界的构建为全球领导力的共享提供了理论支撑。共存共荣使得各国力量共享经济发展机会;坚持多边主义、对话协商、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使各种力量分享了和平与和平领导权;坚持包容精神,促进各种文化交流,使得各国和各民族共同分享文化引领权。还有一些跨国组织和机构也正在发挥自己的权威和作用,参与到维持世界秩序和经济、社会调节的过程中来。

不论本质主义向多元主义开放,还是单边主义向和谐世界过渡,都仅仅发挥了共享领导力的政治动力的“两翼”作用,真正充当共享领导力主体政治动力的正是发生在人民中间的文化世俗化过程。阿尔蒙德指出:“世俗化是态度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个人往往自信他们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阿尔蒙德还把公民分为政盲、顺政者和参政者三类,认为在政盲和顺政者占绝大多数的政治社会中,民主政治难以实现。只有政治参与型公民占大多数的社会才是民主的社会。而公民的参与,正是对以往少数政治精英说了算的权力垄断格局的解构,这种参与无疑伴随着公民文化世俗化的过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基于利益分化之上的公民组织不断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和社团日趋活跃,“国家和社会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在逐步发生

改变。政治国家、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将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命令服从式政府管理方式,强调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合作管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的民主治理成为政治发展的潮流”。可以预想,政治实践和公共事务领域将为公民的参与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公民自身主体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将为领导权的分享提供最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