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系统理论

论“多元系统论”

一伊塔玛·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观点

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是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佐哈尔于1978年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佐哈尔认为不应把翻译活动视作个别的文化现象，而应联系到更大的文化层次上加以探讨。多元系统论实现了对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突破，并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有益探讨。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1]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因此，任何一个多元系统内发生的变化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一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变化因素联系起来研究。[2]佐哈尔强调，他“创造‘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其实是有用意的，就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和共时主义划清界限”。所谓“动态”就是引入时间因素，考虑历时的演变与发展；而文学的“异质”则“体现在一个社会拥有两个（或者更多）的文学系统”。文学作品不是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的，而应该被视为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一部分。[3]文学系统被定义为“一个不断与其他秩序相互影响的文学秩序的功能系统”。佐哈尔声称，多元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不仅应该研究文学系统中的“名著”和高雅文学，同时也要研究儿童文学、翻译文学、大众文学等等。一个文本在系统内的地位是高雅是俚俗并非取决于该文本的“内在特征”，而是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多元系统”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二“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的新认识

概而言之，多元系统是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多元系统论带给翻译研究的一个启示就是利用多元系统论来研究翻译作品（翻译文学）在

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多元系统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即该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还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在第一种情况中，翻译文学可以给较年轻的目的语文学提供各种文学作品。在第二种情况中，译作不仅带来了新鲜观点，而且为本土作家们提供了模仿的样版。第三种情况，当传统的文学模式无法激发新一代的作家们时，他们便诉诸于翻译作品来寻求新观念及新的艺术形式。[4]

佐哈尔又指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主要或次要地位，不一定等于说整个翻译文学都处于同一个位置。有时候某一部分的翻译文学会占据中心地位，另一部分可能处于边缘位置。文学之间的接触关系与翻译文学的地位息息相关，当外来文学大规模进入一个文学系统时，外来文学源语的地位对其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中的地位影响重大，只有这一部分才有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成为影响译者采取翻译规范和策略的重要参照元素。当翻译文学占据主要地位时，由于翻译活动的主要作用是参与创造新的、主要的模式，因此，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从本国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在于打破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译文的充分性方面会倾向于原著，将原著中许多新元素带到目的语的文化系统中。如果目的语文化中的文学系统是强势的，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那么翻译者只能屈服目的语系统里一些原有的规范，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求已有的模式。

佐哈尔进而又探讨了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和文学条件部分地决定了该翻译什么。具体地说就是，如果一个文学多元系统缺乏一些特征时，那么那些有着这类特征的翻译作品则最有可能被引入该系统，从而使该系统更加完整和具有动态特征。佐哈尔认为，任何系统产品的生成和运作方式都受到一个形式库（repertoire）控制，而该库是由规范和素材所组成。保守系统根据形式库所规范的模式而生成它的产品，因此具有高度可预测性，它的产品成为“次要”产品；而革新型系统会吸纳一些新元素来拓展、革新形式库，从而降低产品的可预测性，由此也就生成了“主要”产品。以翻译文学为例，当它处于某一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它将参与创造主要模式，甚至打破传统规范；但当它处于边缘位置时，它更倾向于去寻找现成的模式来进行套译。因此，第一种情况下的翻译将更关注“充分性”（adequateness），而第二种情况下的翻译则更关注“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多元系统论还注意到了翻译文学的地位对翻译规范、行为模式及翻译策略的影响。但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时，翻译工作往往会在目标文学系统中为外国的文本寻找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译入语文学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其主体性，参与译入语文学中新的一级模式的创造过程。

三对“多元系统论”已作的研究

多元系统论包含了对文学、翻译和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以及三者关系的深刻洞察。佐哈尔从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的角度提出的多元系统论，近年来对国内外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现代翻译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也被视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多元系统论将翻译研究从对转换的静态语

言分析和一对一等值的执迷中摆脱出来，进而在目标文化历史的和文学的系统中，考察翻译文学的整体地位。佐哈尔指出：“翻译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着明确不变的特性和界限的现象，而是一个依赖于某个特定文化系统内的关系的活动。”作为描述学派的前身，多元系统论着眼于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多元系统论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多元系统论通常被看作温和的文化派，强调翻译活动应由目的文化的各个系统决定，强调翻译能促进文化的发展。

此后，以Toury和Hermans为代表的描写学派（descriptive studies）发展了多元系统论，“探索如何接受目的语的文化背景条件与特征，研究文化交际的规则及翻译现象的规律，并提出描写性研究的重要性和以译入为导向的、功能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注重决定译作的产生和被接受的翻译常规和制约因素”[5]。直到20世纪90年代，“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问题，即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而应把翻译看作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6]，使翻译界的文化意识得到觉醒，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是国内学术界直至20 世纪80 年代末对其仍知之甚微。直至90 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论。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已经是90 年代末的事了。比起大陆学术界，我国香港台湾的学者与多元系统论的接触显然要比大陆学者早。2002年第4期《中国翻译》刊印了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译文，引发了国内译界对多元系统论的兴趣和热情。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但翻译界最先接过了多元系统论，并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了翻译研究的实践中去。张南峰在研究多元系统论时指出：佐哈尔的理论为翻译提供了一套宽阔的理论框架，让我们可以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对翻译的过程、产品和功能作描述性的研究。[7]适逢文化转向的契机，多元系统论“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催生了一个跨国界的翻译研究学派”[8]。张南峰将文化多元系统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政治多元系统，包括有权利或影响力的出版界、专业组织、教育机构、政府部门等等；二是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由以上团体所持有的信念和价值观构成。[9]他认为，由文化中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构成的多元系统，支配着文学产品、工业产品以至法律、司法等一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政治多元系统。另一方面，政治多元系统中的权利关系又决定哪一种或几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张南峰在研究多元系统论时提出“如果我们将多元系统论应用到中国的翻译研究中去，我们就能解释更多的现象，甚至能够发现翻译的标准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不同的标准适合不同时代的目的和需求。[10]”

四“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贡献与价值

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强调，多元系统论标志着翻译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并归纳出下面几个优势：1 对文学作品自身的研究与对社会、历史、文化力量的研究同时进行；2 埃文-佐哈尔从孤立地研究单一文本，走向在文化和文学系统内进行翻译研究，这种研究也只有在该系统内才能发挥其功能；3 对等值和充分性的非规范性定义可以根据文本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11]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是针对文化、文学层面的，所以对于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已经被广泛用于这些层面的理论研究。佐哈尔还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了考察，这种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和两个文本的转换行为，它更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翻译学派的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12]。所以翻译应该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将文学纳入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下进行研究，推动了当前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结合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全面、深入研究翻译文学，正是多元系统论为翻译研究拓展的一个极其广阔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启发作用。根茨勒指出：“对翻译研究来说，多元系统论在理论上的领先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先前的理论受着传统的束缚，以静止的眼光看待翻译应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埃文-佐哈尔则根据历史条件调整‘对等’和‘充分性’的定义，从而使翻译研究摆脱了传统的束缚。[13]”与之前的模式不同，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并不局限于具体的文本，在他看来，一个文本到达一个给定文化系统中的最高等级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接受文化的多元系统的性质、社会历史、文学情景以及文本的某些要素与文化规范之间的不同。从对单个的文本进行孤立的研究转移到在该文本所处的文化和文学系统中进行研究。多元系统论的优点在于将文学研究融入到社会历史和经济力量的研究之中。[14]佐哈尔使用“多元”这个词来扩展自己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内容。他用来描述文学系统内部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描述文学系统与外文学系统的关系。佐哈尔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分层多元系统论”，一些外围的元素如赞助人、社会条件、经济状况及意识形态制约等都纳入到了多元系统论的研究范畴，从而将翻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佐哈尔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考察实际的翻译文本，并强调翻译文本对文学研究和文化进化的重要性，致力于归纳和建立一些新的普遍法则。多元系统论确实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有诸多的启迪和指导。它“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与“研究”之间的不同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佐哈尔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这一角度出发，引申出关于翻译文学的位置对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策略等的影响问题。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使翻译研究超越规定性研究而进入描述性研究的历史阶段。他的理论为翻译提供了一套宽阔的理论框架，让我们可以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对翻译的过程、产品和功能作描述性的研究。多元系统论对中国的翻译学研究方向具有借鉴意义。多元系统论突破了传统译论只注重文本本身的研究的狭窄视野，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其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

五“多元系统论”的局限性

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多元系统论也不例外。根茨勒还概括了对多元系统论的批评。这些批评包括：1 基于相对较少的证据而过分概括翻译的“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s）；2 过分依赖20世纪20年代形式主义的模式，而根据埃文-佐哈尔自己的演变趋势模式，形式主义模式对20世纪70年代的翻译文本可能并不合适；3 倾向侧重抽象模式，而轻视文本和译者所面对的“真实生活”（real -life）约束；4 所提出的科学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客观的。[15]

多元系统论过于依赖俄国20世纪20年代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梯

尼雅洛夫首先提出“系统”一词，并定义为“各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元素的多层结构”，佐哈尔可以说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理论框架，在这种较为过时的有一定局限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多元系统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出发，多元系统论在译者主体性、暗含心理主义主观性、对社会文化因素关注这几方面存在局限。多元系统论的提出并不是针对翻译层面的，而更多是针对文学和文化方面，多元系统论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理论。多元系统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元系统论关注的是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策略的制约，并为强调译者的主观意识、心理选择、文化态度等因素，即忽略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而实际上，翻译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译者和读者以及翻译的目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存在一些局限性，“还有待于修正和精化”，但它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理论疆界，将翻译研究从对转换的静态语言分析和一对一等值的执迷中摆脱出来，进而在目标文化历史的和文学的系统中，考察翻译文学的整体地位，把翻译研究放到了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文化和历史语境，联系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及政治因素等来进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论不论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的角度，都有很大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空间，具有相当的活力，它的理论开放性、预见性和认识论上的启发性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既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又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对翻译研究影响深远，推动了翻译研究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2][10]埃文－佐哈尔著张南峰译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3][11][15]杰里米·芒迪著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李德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14] Gentzler,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3

[5]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2）

[6]彭爱和、伍先禄论文化中心主义对中西跨文化翻译的操纵[J].外语学刊，2008（1）

[7][9]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8]张南峰多元系统论译序[J].中国翻译，2002（4）

[12] Bassnett &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M].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 1990

[13]Gentzler,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evised Edit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