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指研究对象(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流派)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构成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位。[1]

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它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其四、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2]

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的规定性：

1. 逻辑起点应该是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它“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理论体系的概念推演过程，就是不断地丰富开端的规定性的过程。

2. 逻辑起点应该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根据、基础，而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萌芽中。”概念的逻辑推演和展开，就是把蕴涵于开端中的内容充分展示发展起来。

3. 总的来说，逻辑的起点与对象的历史上的最初的东西相符合。“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

那么应如何寻找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呢？我认为有一种较为简单的方法，即以历史起点为切入点，寻找学科最初的起点或者萌芽。相对抽象的逻辑起点而言，寻找历史起点较为容易，既然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是相统一的，那么只要在“最初的东西”中选择一个“最简单、最抽象、最本质”的范畴即可。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档案学逻辑起点的直接论述并不多见，大部分都是从档案学的起源、产生、发展、构成等角度进行研究的。根据现有的直接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①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鸿杰教授认为文件的归宿是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②天津师范大学的冯湘君、刘新安教授认为，档案"是由文件实体集合与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两种物质构成的"①这一属性是"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③云南大学的郑文和昆明高等师范的关素芳认为，管理是档案学的本原②，是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导因和基本条件。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中，对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得最全面而深刻的，当数胡鸿杰教授的"文件归宿论"。本文是在分析讨论胡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档案学逻辑起点的形成和确定谈谈自己的愚见。

一、对胡教授研究成果的分析讨论

（一）关于逻辑起点

在《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与模式》的导论部分，胡教授对逻辑起点的基本含义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所谓逻辑起点，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行程中所经历的一个环节" ,"任何一个反映客观对象的完整过程总是由感性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然后又由抽象上升为思维中的具体"（又称为"理性的具体"）。根据以上表述，我们可以用下图直观地归纳出逻辑起点在认识过程中的相对位置：

图 1

其后，书中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来解释"抽象"和"具体"，并着重分析如何在思维的过程中（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过程）确定逻辑起点。

然而，笔者认为，尽管在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上马克思主张从抽象到具体而不是从具体到抽象，尽管逻辑起点"坐落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阶段而不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里，当我们在确定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时也不能只谈认识的后阶段而忽略了前阶段（即从具体到抽象这一阶段）。从图1我们可以发现，认识过程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前者是我们的感官能直接感觉到的，而后者是需要经过思维加工、舍去客观对象的非本质属性以后而得出的思维上的具体。虽然两者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但无可否认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逻辑起点是联接两者的重要纽带。因此，我们对逻辑起点的研究也决不能只侧重于认识的后阶段，逻辑起点在认识过程中的相对位置也应继续细化和准确化。

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问题上，笔者暂且将"感性的具体-〉抽象"这一阶段称为"前学科阶段"，指代在专业化、系统化学科产生以前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认识是从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出发的，也就是以具体经验为起点，经过知识的累积、丰富和提炼，"抽象"出最简单、最基本、最抽象的范畴，从而确定出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因此，前学科阶段的逻辑结构可以表述为"具体经验-（抽象）-逻辑起点"。而学科产生以后的阶段（简称"学科阶段"）则是从上一阶段得出的逻辑起点出发，构建整个学科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一个反映和揭示人们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作用规律性认识结果的理论学说"③。因此，学科阶段的逻辑结构可

以表述为："逻辑起点-（构建）-理论体系"。由此可见，逻辑起点是学科研究全程的关键支点，它是前学科阶段的终极目标，同时又是学科阶段研究的初始起点，我们可以通过下图来概括以上论述：

图 2

（二）关于档案学的逻辑起点

对这个观点的论述，胡教授先将当时学界对档案学起源问题的一般看法作了分析归纳，发现"绝大多数档案学著作是从描述和解释档案开始的"④，加上档案又是本学科毋庸置疑的核心概念，因此它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几乎公认的研究起点。然而，胡教授认为，档案的形成离不开其前身--文件，所以"任何对档案的认识必须从认识文件开始"⑤；而且，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也离不开与社会活动的联系，所以谈到档案学就不能抛开文件管理这一社会活动。如果从管理过程看，立卷归档只是"文件在社会组织中的一次管理'移位'"，所以说由此形成的档案"实际上只是文件在特定状态下的'表现形式'，档案的一些基本属性不过是对文件属性的一种'继承'"。因此，"中国档案学是一门以管理的基本方式--文件的归宿为逻辑起点的学科"。

要进一步理解胡教授的观点，必须对以下两点进行分析说明：

第一，这里所指的作为档案前身的"文件"，并非专指我们日常工作中"机关形成的、带有红字标头和发文字号的公务文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文件，用陈兆祦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在各项工作中直接形成的记录了信息的各种固态物体。在这一概念下，"档案就是作为历史记录保存起来以便查考的文件"。

第二，书中强调在研究事物（特别是社会事物，如档案）和研究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如档案学）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关注其社会现实状况、社会功能等与社会活动有联系的方面。那么，从对文件社会功能的论述中，可以得出文件是基本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它能够传递管理信息与沟通社会，并且通过其承载的不同具体内容和传递方式在不同的管理活动中发挥出相应的作用（如指导、监督、宣传等）。因此，"'文件--档案'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录，也不仅仅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信息资源，它更是一种非常确切的现实管理因素"。另外，从档案学本身学科构建的角度看，也离不开管理这一社会活动。一方面，从档案学的理论重点看，自本学科建立以来理论界都十分关注管理活动的实际；另一方面，从档案学的理论形态看，应用档案学形态（其主要方面是对档案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也占据了十分突出的位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胡教授的这一观点是在以管理为主导的视角下建立起来的，他论述的前提与支撑点都离不开"管理"这个元素。因此，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并不是像某些学者误解的那样"以档案的前身--文件"⑥为逻辑起点，而是以"管理的基本方式--文件"为逻辑起点。这里前后两个"文件"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记录信息的载体，而后者是指用载体来记录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信息的一种管理方式。

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看到的

经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如果用"以管理的基本方式--文件的归宿"来描述档

案学的逻辑起点会容易引起分歧，正如之前提到的两种"文件"的概念；其次，既然重点是要突出"管理"，为何不直言"管理"呢？

当然，"管理"本身并不能构成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因为这一范畴太大，以至于未能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如果"管理"是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的话，那么与其相邻的学科（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逻辑起点相应地也可以是"管理"，这样就会影响到三种学科的独立性问题。

为了更准确地选择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关注档案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档案和档案工作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正如胡教授所说"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是靠自身的某种属性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而这种属性就集中体现在由档案的原始记录性而带来的"历史真实性"，真实性才是人们所需要和追求的。至于档案工作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就是"记录历史"以及维护历史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可以用"基于存史的管理"来概括之。

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档案学萌芽以前所出现的诸如"史官"、"起居注"、"石室金匮"、"史记"之类的具体现象，如果用上文提到的观点（"逻辑起点是学科研究全程的关键支点，它是前学科阶段的终极目标，同时又是学科阶段研究的初始起点"）来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其存在的前提和目的都可以用"基于存史的管理"来概括。在档案学产生和发展时，"基于存史的管理"又可以是应用档案学体系中各个分支的存在前提和目的，例如，研究怎样更好地管理"历史"的档案管理学，怎样更好的保存"历史"的档案保护技术学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贯穿整个档案学体系的核心理念。

另外，文件的管理方式在档案这一阶段也体现为为了存史的管理。而且对于一些非自然形成的档案，诸如"口述档案"，这些在社会活动结束以后，人们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缺而不得不"人为地制作"出来的档案，如果用文件的管理方式则难以涵盖之，但基于存史的管理则可以给予这方面的研究一个合理的出发点。

以上只是本人对于档案学逻辑起点问题的浅薄思考，错漏之处，还请各位老师同学指正

体系是若干事物相互联系形成的。人们认识事物，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透过现象看本质，

一般总是从事物的总表现入手，其次发展到认识事物的若干部分性质，特点，最后才会发展到从它的整体出发，把事物的若干部分有机地组织起来，系统地完成其整体性认识，此后又不断地对其整体进行补充、修改和综合，力求其更准确、更全面、更科学。

学科体系的相关概念

专业设置就是高等教育部门根据科学分工和产业结构的需要所设置的学科门类。它是人才培养规格的重要标志,从广义上讲,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是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横向结构,它包括专业结构的比例关系,以及专业门类与经济结构、科技结构、产业结构等之间的联系。本文提到的是其狭义的定义,即高等教育部门根据科学分工和产业结构的需要所设置的学科门类。

在教育部的学科划分中,学科门是最高级别的学科,共有12个: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管理学;比学科门低一级的学科称为学科类,学科类(不含军事学)共有71个;比学科类再低一级的学科称为专业;专业就是高考生填报的志愿,本科专业(不含军事学)共有258个。

授权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专业)”三个层次设置。在我国,这三个层次作用是不同的。

1、学科门类

“学科门类”是学科专业目录中的第一个层次,决定了授予学位的名称。现行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了12个门类,授予学位就有12种名称,即哲学博士和硕士、经济学博士和硕士、法学博士和硕士、教育学博士和硕士、文学博士和硕士、历史学博士和硕士、理学博士和硕士、工学博士和硕士、农学博士和硕士、医学博士和硕士、管理学博士和硕士、军事学博士和硕士(1990年以后设置的各种专业学位例外)。

2、一级学科

在1995年以前一级学科尚无特别的地位,但从1995年开始按一级学科审核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后,以及由此推出的按一级学科招生和培养博士生的试点与讨论以后,一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它的设置甚至影响到有些高等学校中院的调整和设置。

3、二级学科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专业(相当于二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是决定性的。从1992年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毕业生也由统一分配转为实施”双项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以后,人们对”专业”和”专业对口”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形成的专业设置过细偏窄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培养人才的要求以及毕业生本身的就

业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升温。所以,从本科专业目录到研究生专业目录的修订工作,都把解决专业设置过细偏窄问题放在首位,都是朝不断拓宽专业的方向努力。

4、学科三个层次的关系

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专业(相当于二级学科)三者之间既是不同的学科层次,又相互联系。同时,各学科门类、各一级学科、各专业在同一个专业目录中,是目录体系的组成部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制约。任何一个门类、一个一级学科,甚至某几个专业的调整,都会涉及目录整体及目录体系。在学科专业目录中,二级学科(专业)的设置是基础,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专业是培养人的基本单元,与学科分类和社会职业分工是密切相关的。

全宗理论的实质

——全宗理论新探之二

冯惠玲何嘉荪

内容提要全宗理论的实质是来源原则。来源原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对于“来源联系”，传统的理解认为仅指来源于同一形成者的档案之间的联系，现在应扩展为来源于同一活动过程的档案之间的联系，同一形成者只是同一活动过程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应该把同一活动过程所具有的联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为对来源原则的全面认识和全宗理论的立足点。

为了把对全宗问题的认识引向深入，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它的实质所在。

全宗理论至今已有140余年的历史。1841年法国内政部在省档案馆基本条例中第一次阐述了全宗的概念和全宗不可分散的思想，称之为“尊重全宗原则”。这一理论的提出在世界档案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发展和传播，改变了各国档案管理的传统办法，全宗理论逐步成为许多国家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

在此之前，各国档案管理中遵循的是事由原则，即不分档案的形成机关，一律按其内容进行分类，这种作法在机关档案室尚为可行，而在档案馆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同一形成机关档案的分散，其结果不仅割裂了档案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随着档案数量的增多而越发混乱和难于管理，实践中这些弊病的日益明显化，便是对形成全宗理论的客观需要。

全宗理论所代表的是与事由原则所不同的一种新的原则——来源原则，从此在档案管理方面形成了两大对立的理论原则。虽然来源原则这一概念的明确化要稍后于全宗概念，但它的实质却是与全宗理论在同一根系中共同孕育萌生的。全宗理论作为来源原则的具体化表现，自其问世之初就坚决地要求人们在管理档案时要维护档案来源方面的联系，把同一形成者的档案看作一个整体不能分散。作为全宗理论的主旨，这一精神始终贯彻于此后整个档案工作的发展过程。

全宗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有些国家虽然不把这种按来源组成的档案集合体叫作全宗(Fond)，而是赋予其别的名称 (如英、美国家称Group)，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看作是本质相同的事物而加以讨论。全宗及其有关理论在自身的历史中也经历了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其中较大的差异反映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保持了档案的来源联系，具体一点说，就是所有按全宗或类似办法管理档案的国家都主张档案馆要维护一个机关档案的完整，而对于档案在原机关的内部次序则采取不同的态度。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对这种内部次序基本不予注意，要求完全按照档案馆的设想重新组织，普鲁士的登记室原则和荷兰的全宗原则则要求重视甚至绝对保持档案在原机关的次序，苏联的全宗理论以及现代各国的有关理论大多主张对原次序给予一定的尊重，却又不把它看作不可触动的偶象并允许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无论对内部次序采取何种态度，这些理论都没有脱离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即不允许混淆不同机关的档案。这一点是全宗及其有关理论的主导思想，也是来源原则的核心，因此我们说全宗理论的实质是来源原则。有些国家的学者只把普鲁士和荷兰的彻里彻外维护原机关次序的作法称为来源原则，而否认来源原则始终贯彻于全宗理论之中，把全宗理论看作是独立于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之外的东西，这种看法未免与历史不符，有“舍本求末”之嫌。

在全宗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来源联系”的含义。在全宗理论形成后的100年间，人们对此问题是没有疑义的，所谓“来源联系”，即指档案出自于同一形成者(机关、团体或个人)，保持档案的来源联系，就表现为将同一形成者的档案作为一个整体。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时各国对全宗的定义虽有文字表述的差别，但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机关的全部档案”为基调。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档案工作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一般只局限于管理政府机关、团体、个人在政务活动方面的档案。这种档案是以同一形成者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因此对于同一形成者来说，其联系是极为密切的。

现代档案工作的发展使自身的领域和规模大为开阔，一方面是档案数量、门类的增多，内容的丰富，并从而导致了档案馆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需求量的扩大，档案由单纯为政治斗争、学术研究服务而转向更多地为经济建设、甚至日常生活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发现，不同种类档案的具体形成过程是有差异的，因此档案文件之间本质有机联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不同。比如有些档案不是以同一形成者为核心，而是以同一项工程、同一种产品，同一项科研课题为核心，即以同一活动内容或事由为核心而形成的，如果仍然千篇一律地以形成者为依据组织馆藏档案，在有些情况下就难以行得通。实践中的这些变化必然波及理论范畴，固有的全宗理论的普遍性受到了挑战。

针对这些新问题，德国档案学家布伦内克在1953年出版的《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一书中重新研究了来源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问题，提出了“自由来源原则” (亦称为“档案体原则”)的理论。他认为来源原则不是一个只有古董作用的原则，这种原则应给人一种科学的观察方式，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来源思想不是只保持固定的来源，而是要把来源和事由配合成一种相当的比例关系，建立一种在两者之间的综合体”。因此，他把自由来源原则的核心解释为“来源共同性基础上的事由共同性”。在这里，布伦内克第一次从理

论上把档案的来源共同性与事由共同性联系起来，指出了我们所遵循的来源原则应是二者的统一。他还认为“可能有这种情况，即把重点放在事由上，而事由背后的机关人格没有重大关系，当一个来源机关的变更对子业务继续进行中事由共同性的生长毫无影响时，档案体就完全从原来机关脱离出来作为独立的有机体，虽然在业务机关多次的变换中仍然以旧日的精神继续生长

”。把这些论述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在布伦内克那里，“来源”的思想已不再局限于来源机关的含义，而是同时包含事由联系的要求，即来源机关和事由联系的综合因素，而且这种因素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侧重面。也就是说，决定档案有机体形式的关键因素，不是单纯的来源机关，而是一切档案形成过程中的“同一的意志”、“同一的精神”。

对于档案工作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苏联档案学界也作出反响。经过反复讨论，苏联对近59年来无甚变动的全宗定义作了重大的修改，1970年提出了档案全宗的新定义作为全苏国家标准颁布。这个定义是：“档案全宗是彼此具有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的交由国家保管的文件综合体。”i[①]苏联还把这一概念作为集合概念而存在，其下面的构成单位有机关(企业，团体、个人)档案全宗、联合档案全宗、档案汇集、科技档案综合体等。这个新定义的主要变化之一，是把构成全宗的档案之间本质联系规定为历史联系或逻辑联系，改变了过去的只有同一机关档案才能构成一个全宗的规定，从而把全宗概念及其理论的适用范围推广到了各种类型的全部档案。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档案学理论中曾经以对立面目出现的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似乎在新的全宗理论中又合流了，一个半世纪前开始被淘汰的事由原则似乎又回到了我们身边。然而，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现象挖掘其本质，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错觉，全宗理论的基础仍然是来源原则，而不是其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来源联系与事由联系的含义。

对来源联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指来源于同一形成者档案之间的联系，这是我们传统的理解，是一种比较狭义的理解。另一种是指来源于同一活动过程所产生的档案之间的联系，这个“活动过程”既包括执行同一职能机关的全部活动，也包括非同一机关参与“事由背后的机关人格没有重大关系”的各种科学技术活动、文化活动等专业活动，在这类活动中也“自然”地形成了大量的档案，这些档案之间也必然具有同出一源而形成的联系，这是对来源联系的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把前者包含于其中，而又比前者所指范围更为宽展。

对事由联系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指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具体活动过程中形成档案所具有的联系，这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条件的比较狭义的理解。另一种是指反映同一类事物的档案之间所具有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含义比较广，没有客观的界限，是根据人们的认识加以类聚的，严格地说，这种广义的事由联系只不过是一种事由类同性而已。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来源联系(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以及狭义的事由联系都是档案形成过程所赋予的“天然”联系，因而是内在的本质有机联系，广义的事由联系则不是档案在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而是在档案管理过程中才生成的联系，因而是外在的非本质的联系。很明显，布伦内克所说的“事由共同性”以及苏联全宗新定义中指出的“逻辑联系”指的是狭义的事由联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事由原则”则是以广义的事由联系即事由类同性为基础的，它不顾档案的形成过程，主张以对档案进行内容类分的方法来组织馆藏体系，并不具备狭义事由联系所具有的原则性。因此，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事由联系不是回到原来的事由原则上，而是对事由联系的含义有了更为确切的认识。

广义的来源联系不仅包容了狭义的来源联系，而且与狭义的事由联系相吻合，这二者的统一，便是我们今天对来源原则的全面认识。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布伦内克所说的“来源共同性基础上的事由共同性”的含义以及苏

联新的全宗定义的思想，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解决我国全宗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才有了理论的依据。所谓二者统一的认识，其基本点就是把来源联系的含义从单纯的档案形成者扩展到一切客观存在的活动过程。当然我们需要对“活动过程”这一概念和范围做出必要的限定，如同过去对“档案形成机关”做出限定一样，不然我们的标准就会过于灵活，但是我们这样认识问题总是比以前更加接近了问题的实质。实际上这个“统一”是客观存在于实践之中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是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对档案的管理也是一样，绝不可能有违反逻辑的纯粹历史方法。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一下为什么要把一个机关的档案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全宗来保管，答案将是十分明确、也是人们十分熟悉的，这就是因为一个机关具有特定的职能范围，它的全部活动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其形成的档案之间也同样打上了此种职能活动内容的烙印，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样，问题最终还是归结到了同一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事由的”(逻辑的)联系。由于大部分社会职能活动都是由各个机关作为相对独立的单位来进行的，因此同一活动过程便获得了同一机关的外在表现形式，我国的全宗理论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直观描述。随着社会活动方式的复杂多样化，渐渐地，同一机关的外在形式不能包容同一活动过程的实质了，这一现象必然直接地毫无修饰地反映到档案形成过程之中。然而，我国的全宗理论没有反映这一变化，仍然停留在以同一机关代表全部同一活动过程的阶段，这就不能不使它的作用范围受到限制，不能不使它自身表现出矛盾，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实，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1925年，参与制定苏联全宗定义的档案学者安菲洛夫就明确而着重地指出全宗内的材料是同活动过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全宗概念的基础“是来源原则，即活动过程，这种活动过程一方面形成一定的材料，另一方面又把其他材料吸引到自己方面。这种活动过程是划分档案全宗的轴心和枢纽”ii[②]。可见，档案工作者早就认识到了全宗的实质是同一活动过程，也就是说本来就承认来源联系与狭义的事由

联系是统一的，只不过由于长期以来，同一活动过程采取了同一机关的形式，反而使我们渐渐地淡漠了它的实质。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去苦苦寻找完善全宗理论的妙方，只要把视点从表象移到事物的本质，把“同一活动过程”所具有的联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为对来源原则的全面认识和全宗理论的立足点，就会使全宗理论获得更广泛的，甚至可以说是对各种门类档案普遍适用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