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世承创办国立师范学院的因由及其经过

廖世承创办国立师范学院的因由及其经过

廖世承创办国立师范学院的因由及其经过

我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廖世承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的创始人。创办于战火之中的国师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之一。回溯历史，人们会问：国师为何会创办于抗战前期？院址为何选择在湖南安化蓝田？廖世承为何成为执掌国师的人选？本文以史料作基础初步回答了这些问题。

一、基础教育质量的滑坡和民族危机是国立师范学院创设的因由

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在中华民国的发展随着政策的转变而几经起落。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公布了《师范教育令》，将高等师范学校定位国立，由教育总长在全国范围内规定地点及校数分别设立，以造就中学校、示范学校教员为目的，对高等师范教育可谓相当重视。1922年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决定将高等师范学校提高程度，称为师范大学校，由此掀起了“高师改大”的风潮，六所高等师

范学校升格的结果却是师范大学仅剩下北京一所，其他五所均改成了普通大学，高等师范教育由此陷入低谷。1932年10月，教育部拟定的《改革我国教育之倾向及办法》中甚至提出：“现行师范教育一律取消，小学师资以中学毕业，受一年师范训练者充之；中等师范以大学毕业，再受一年师范训练者充之。”

[1]对高等师范教育的忽视可见一斑。到三十年代中期，高师停办导致中等学校师资缺乏教育训练、中等学校教育质量低下成为一致公认的事实，“如教员之无道德修养，对学生不能有人格的领导；教育界风气的不良，青年缺乏良好的训练；中学教材教法之成问题，学生程度之低下；教师不会做职业的指导，毕业生出路之成问题；办学者对于体育卫生之不会领导，青年体质之不能增进。”[2]师资缺少教育科学的专门训练，势必损害教育质量的提高，这个道理逐渐为当局认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服务于战争的人才严重匮乏，使国民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观念大为改变。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过去吾国所谓新教育者之病根，大要不外数端：学校徒偏重课本之讲授，而忽略德行之指导，此由于修己合群之德育未加重视者，一也。运动之目的在竞赛，操场之建筑为点缀，此由于强身卫国之体育全被误解者，

二也。本国之文史不重，乡土之教材不谈，社会生活与学校设备绝不相侔，经济组织与学校课程决然两事，此由于利用厚生之智育远离实际者，三也。积此三种之症结，而社会乃充满人人谋事，而事事找人之怪现象，国家亦充满贫病乱愚之惨象，驯致国力空虚薄弱，在平时已失其自立自存之基础，至战时更不能适应非常之需要，挽救之道，更有恃乎教育。”

[3]政治部长陈诚认为教育是抗战建国的关键所在，“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国家大计，所谓一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设要强盛，就要培植无数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4]教育部长陈立夫则视教育为其他任何事业都不能替代的事业，把教育的地位作用提得更高更大。

日本军阀在侵略战争中对我国教育文化机关的疯狂破坏，在沦陷区实施的奴化教育也给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以很大的刺激。1932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日军将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暨南大学等教育文化机构摧毁；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攻平津时，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均被付之一炬；淞沪战争期间，同济大学、中央大学等教育文化机关，又先后被摧毁；甚至深处内地长沙的湖南大学及内迁的清华大学也未能幸免轰炸。而在沦陷区，侵略者则迅速地建立了一套教育系统，开展亲善日本、泯灭中化民族传统的奴化教育。残酷的事实让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因而保障和发展战时教育的呼

声不断高涨。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寻求救亡之道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除发展战时经济、加强军事训练外，在教育方面，“自不能不改善中小学教育，更不能不谋师范教育之改进”。[5]因此，《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提出“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与学术进修之办法，应从速规定，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之急需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6]高等师范教育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重新得到了重视。

1938年7月，秉承《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精神出台的《师范学院规程》，对高等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造。规程指出“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分区设立”。后来陈立夫在1938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上，又对师范学院的建立因由作了阐述：“教育事业，经纬万端，举其要领，则除教育方针之确定以外，当务之急，莫过于教材之厘定，与师资之培养。中等教育一段，师资未备，以致师范学校、职业学校、高初级中等之师资，缺乏适当之训练，遂影响于国民教育、大学教育及社会各种事业。此实过去学制上之缺陷。本部思弥补此缺陷，遂有师范学院制度之设置。”[7]师范学院的设立至此已完成了制度和思想上的准备，于是便

开展了全面的筹备工组。教育部立足当时全国师范教育的基础和战争形势，确定添设独立师范学院一所，院址暂设湘桂黔一带，命名为国立师范学院，同时确定在西南联大等五所大学中附设师范学院各一所。独立师范学院的创办已成定局。

二、学品兼修且忠于教育是廖世承受命于政府的内在条件。

国立师范学院要开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声，没有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现成的师资设备可倚仗，甚至连院址都没有确定，在炮火连天、人心惶惶、物质匮乏的时局中白手起家，困难可想而知。什么样的人能担此重任？国民政府将希望寄托在了教育心理学家、中等教育专家廖世承身上。廖世承能担此大任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深厚的学养。廖世承1892年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书香门第，父亲是圣约翰大学的教师。他从小受家庭的严格要求用功读书。15岁考入邮传部实业学堂（原南洋公学）中学部，该校校长为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唐先生重视国文教学，在学校成立了国文研究会，廖世承进校即在全校国文大会（竞赛）中名列前茅，显示出扎实的国文功底。19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期间曾担任学生刊物《课余谈》的中文总编辑。1915

年8月，廖世承从北京清华学校毕业，考取公费留学，进入了美国勃朗大学二年级，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1917年被勃朗大学荣誉学会吸收为科学荣誉会员，获得金匙（标志）。1919年，廖世承在含辛茹苦、孜孜以求四年之后，获得了勃朗大学学士、硕士学位，在读完博士课程后回国。两年后，廖世承将在国内撰写的博士论文寄往勃朗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现代最早获此学位的留学生之一。纵观廖世承的求学经历，他既饱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深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兼通教育、心理和哲学，这样丰富的学历，这样深厚的学养，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

（二）显著的业绩。廖世承1919年归国后即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教授，厚积薄发，“教书很有成绩，学生均感兴趣横生。”[8]随后郭秉文校长请他担任附中主任，他励精图治，使东南大学附中“执全国中等学校之牛耳，投考人数，为全国称首。”

[9]

1927年8月，廖世承就任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附中主任和大学副校长，1931年，为了集中精力办好附中，他辞去了副校长职务，“苦心经营数年后的光华附中，在教学成绩和体育比赛中，都已胜过洋人所办的约翰中学。”[10]

1936年，教育部指定全国优良中学9所，光华附中就是被指定的学校之一。廖世承在南高东大和光华大学的十六年中，在从事教学管理的同时，一直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教育的得失，探讨西方教育的利弊，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进行实验，开辟新路，在中等教育的学制、课程设置与教法改革、学生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参与创办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与舒新城等人进行教育科学实验，开我国教育实验工作之先河；与陈鹤琴合编的《智力测验法》是我国最早的心理测验著作；著作《教育心理学》、《中等教育》是我国最早的高等师范教科书；与陈鹤琴合编的《测验概要》被公认为测验最简便的用书，因可用于团体测验，人称“廖氏之团体测验”；《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我国不宜实行道尔顿制；另外还有《中国职业教育问题》、《教育测验与统计》等著作的出版。廖世承以超凡的理论水平和扎实的实践能力奠定了他在国内教育实验和

中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成为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和中等教育专家。

（三）热忱的教育情怀。深受父亲的影响，廖世承从小就认同教师职业，随着阅历的增长，对教育和社会发展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渐树立起了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念。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即打算出国攻读教育学

和心理学，他的选择曾遭到亲友的竭力反对，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当教师没有出息，学经济学、银行学才是金饭碗。但亲友的反对和劝阻没有动摇他研究教育、献身教育的决心。在国外四年的生活，廖世承一方面看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在教育上和他国的差距，一方面亲身经受了西方国家的种种歧视，所受的刺激刻骨铭心，这些都激发了他要为国家争气、为民族争光的志气。他从美国归来即到南京高师教书，身体力行自己的教育理想。其实二十年代的中国，有一批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他们回国之后，“便都存在了很大的抱负，希望提高中国的学术文化。那时要他们做高等师范的教员，在他们殊难满足……当时那一班人，眼光很高，对于改进学术文化的心也很热，所以他们看得起政治，看得起哲学，却看不起教育。”[11]廖世承在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之后，离开了东大，当时邀他任职的函电非常多，除大学外，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等职务虚位以待，但他最终选择了上海新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奋斗在教学一线。廖世承对教育“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情怀，生发出他对教育界同仁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使他成为教育救国者的典范。

学养深厚，成绩卓著，执着于教育事业，对高师教育驾轻就熟，对中等教育研究深入，这些有机构成了独立师范学院掌

舵人的条件，廖世承确为筹建国立师范学院的最佳人选。三、国师创办的经过

193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聘廖世承为国立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筹委会还包括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以及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汪德耀。潘公展就职湖南省政府委员后，陆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袁哲接任筹备委员。从7月27日受聘为筹委会主任，到10月27日正式受聘为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再到12月1日国师开学，廖世承创办国立师范学院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筹备工作千头万绪，办事过程困难重重，但他夜以继日、勉力而为，凭借自己的威望、诚意、经验和勤奋将各项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

（一）择定院址。由于教育部有意将国师设立在离湘桂或湘黔铁路不远的市镇上，所以廖世承一方面托人在贵州相择院址，一方面重点考察湖南，9月初到长沙后，即遣人到溆浦、沅陵等地考察。正在考察多日而无结果的时候，长郡中学（当时迁在蓝田）的鲁立刚校长在书店偶遇廖师，出于对国师落户湖南的殷切期望，竭力向廖师推荐安化蓝田，廖世承于是到安化蓝田探访，发现蓝田镇地处湖南西部山区，远离京广线，受日寇干扰较少，但通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尚属便

利，蓝田又是山区中的小盆地，树木荫蔽，环境优美。但物色两日都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正山穷水尽、废然欲返时，忽有人指示李园可以租借。主人李卓然先生甚豪爽，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约。”[12]李园位于距蓝田镇西一里许的光明山，占地约有百亩，“其中房屋二百间，重阿曲房，长廊逶迤”，[13]确实是难得找到的好地方。订立契约后，廖世承以条件优越为由呈报教育部以蓝田作院址，获得批准。10月10日，筹委会接受李园全部房屋，开始修整和油漆，并在光明山上兴建教室和其他教学生活设施。

（二）罗致骨干。廖世承受聘之后，首先联系了上海的好友、光华的同事和跟随日久的部下，动员和邀请他们同到湖南办国师。学者如钱基博、孟宪承、任孟闲、周澄、汪梧封、高昌运，职员如胡荣魁、诸懋孚、薛炽涛、张忠豫、张伯寅、洪铁琴、李西涛、吴景贤。同时致函各地好友同仁，请求推荐人员襄助。并利用去重庆开第一次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的机会，请来重庆的罗季林、金兆钧、谢澄平、胡赣生、姚琴友。加上来自衡阳的钟泰等，一批有名望的教授和一批办事有能力的先生冒着风险不远千里及时到蓝，使国师教职员阵容初具，筹备工作纲举目张，为按时开学上课打下了基础。

（三）拟定规章。在马不停蹄的差旅和接洽中，廖世承见缝

插针地筹划学院的各项规程，亲自拟定国立师范学院组织大纲及学则、国师开办费预算书等，同时请其他教授和职员拟定各系学程和各处组运作办法，至开学前，教务、训导、事务、军训等各项工作都已有章可循。

（四）置办图书和教学设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教育部批准，国师接收了安徽大学和山东大学因战乱停办而存在桃源的图书仪器设备，经21天水运到蓝田，共计有仪器设备320木箱，铁床260张，铁器130件。另外，学院订购了一批长沙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书籍文具，又租借了南轩图书馆图书数万册。这样，理科的实验和文科的图书参考都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初到蓝田，人地两生，而学院的建设离不开地方的支持，为评定添建校舍所需的水木料价格、争取蓝田各机关协助师院运行，廖世承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三级多方联络，奔走不息。

在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11月初，学院邮发了新生入学通知书并决定于12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之后，1939年1月14日，国师又广邀社会各界，补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正如教育部顾树森司长的祝词“蓝田种玉，古所著名，秦楚异地，事有同情；师资培养，众志成城，复兴事业，乐观厥成”，[14]国师的开办肩负了社会各界对教育复兴的无限期

望。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改革我国教育之倾向及办法》，《大公报》1932年10月16日第1版。

[2]

陈东原：《师范学院之历史的使命》，《教育通讯》第30期第4－6页，1938年10月15日。

[3]

《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4、5、6期合刊第1页，1938年。

[4]

陈诚：《抗战建国与青年责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年印，第120－121页。

[5]

廖世承：《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1947年第1卷第1期第16－34页。

[6]

《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4、5、6期合刊第2页。

[7]

陈立夫：《对于高级师范教育之希望》，《教育通讯》第1卷第34期第4－11页，1938年11月。

[8] [9]

廖世承：《我的少年时代》，《良友》第109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5年9月。

[10]

廖家义：《回忆先父廖世承》，上海师范大学《教育与管理》1992年第3期第47页。

[11]

陈东原：《师范学院之历史的使命》，《教育通讯》第30期第4－6页，1938年10月15日。

[12]

廖世承：《本院成立三周年纪念之回顾》，《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51期第1页，1941年12月1日。

[13]

吴忠匡：《国立师范学院赁舍李园记》，《国师季刊》第1期第89－90页，1939年1月。

[14]

《国师季刊》第1期插页，193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