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课程论文 2

社会学课程论文

姓名：胡启蓉班级：汉语言文学2班学号：2012444239

题目：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农村社区的发展情况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经历了两次大的行政区划调整，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市国民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全市人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强，我市GDP迅速增长，三次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关键词：农村社区变化新农村建设

一、农村社区概述

农村社区是随着农业的形成而产生和发展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规模较小、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域性共同体。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不仅包括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农业人口，而且还包括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如家庭、邻里、农会等，人们通过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交流感情、共同解决生活和生产方面的问题。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我国的农村社区划分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有不同的结构、功能和生活方式。按所从事的主要产业可以将农村社区划分为农业村、林业村、牧村、渔村和矿业村等；按照农村社区是否为一个行政单位来进行划分，可以分为自然村和行政村两类；根据居民点分布状况和社区演变过程可以将农村社区划分为散村社区、集村社区、集镇社区。散村是指居民点一般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库区等地散布的村落，居民聚居的程度低，或七八家或十几家聚居在一起。集村是人口较多、规模较大、居民居住集中、一般几十户甚至上百户聚居在一起的大型村落。集村一般在平原比较常见，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增多。集镇是指人口规模较大、拥有一定的工商服务业设施和集市的乡镇。

传统的（典型的）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相比具有许多显著的差别。虽然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重庆农村社区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农村社区的一些根本特征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总体上说，重庆典

型的农村社区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活动以农业生产为主；第二，人口

密度低，人口聚居的规模小；第三，血缘、地缘关系浓厚，举有较强的社区意识

与社区归属感；第四，社会结构简单，同质性较强，社会整合程度高。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1947）一书中为人们生动地描绘了

一幅以乡土为底色、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传统中国乡村社区的

丰富图景，并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阐释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

“差序格局”深刻地概括了传统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极富学术活力，

因此引发了当代社会学家们的热烈讨论。例如，闫云翔认为，差序格局是个立体

的结构，既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也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

等级化的“序”，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

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

实现的。

二、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农村社区的变化

1978年，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此后，国家率先在农村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重庆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农村逐步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推进法制化进程。1998年，为了发展、健全农村基

层民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

着村民自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立足农村实际，提

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为重庆农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2006年农

业税条例被正式废止，这是改革重庆农村生产关系的一项重大举措，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强了重庆农村社区发展的后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和推动

着重庆农村社区的发现，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重庆农村社会分化的加剧和农业

人口的流动与转移，农村社区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家庭、人际关系等方面都

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话。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产业结构的变化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庆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

显著性变化，产业结构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调整，在种植业得到发展的同时，林、牧、副、渔和第二、第三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沿江地带等某些经济比较

发达的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工业化程度比较高，从事第二、第三产业

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了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

2、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

随着农村的社会分工的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劳动力的流动，重庆农村

社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了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比重下降，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的

比重迅速增加的趋势，同质性的农民已经分化为职业、收入明显不同的若干群体

。重庆农村社区的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农村就业结构转变

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农村发生了两波脱离农业的高潮，一是改

革初期乡村工业的发展，使得农民从农业的过度化生产中脱身出来，他们“离土

不离乡”，就业和收入来源实现了多元化，而是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持续深

入和沿江加工业的发展，带来新一波农民脱离农业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农民“离

土又离乡”，进入沿江或者大中城市务工经商。

3、家庭的变化

农村传统家庭以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为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农村

家庭成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并且承担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重要功能，主干家

庭是实现这些功能的最好选择，因此，主干家庭仍是重庆农村家庭的稳定的家庭

结构形式，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子女经济的独立、父子分家的趋势的加强使

得核心家庭的数量不断上升，联合家庭的比重减少，由于农民工潮的迅速发展，

农村中形成了大量的“空巢家庭”和“隔代家庭”。在家庭的横向夫妻关系中，

由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夫妻关系趋向于平等化，在家庭的代际关系中，由于老人

地位的丧失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弱化，“孝道”观念遭受了猛烈冲击，养老成

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4、人际关系的变化

在社会转型时期，重庆农村社区在保留着传统人际关系中的注重血缘与地缘

关系、强调人情、重视熟人中的信任关系等成分的同时，村民的人际交往中更显

现了现代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农村社区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使人际交往范

围在逐步扩大，业缘关系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经济利益交换日趋明显、农村人际

关系越来越理性化、功利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的契约化人际关系逐渐建立

起来。

与以上变化同时发生的是现代性因素向重庆农村社区的全方位渗透、如以广

告和时尚为工具、带走强烈的消费主义特征的现代传媒（如电视、网络）等在农

村不断普及，现代的个人主义观念随着农村的城市化和人口的流动影响着重庆农

村社区传统的生活价值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礼俗

秩序。现代化在促进重庆农村社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渐向现代转型的同时，

也对农村社区的乡土文化带来了冲击：乡土淳朴人情受到了商品经济中唯利是图

的价值观的侵蚀；乡村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在现代文化的侵袭

下日趋式微；深受商品经济影响的消费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

现代性对重庆乡土文化的侵蚀使人们产生了“乡土文化是否正在逝去”的疑

虑和担忧。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由于受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

现代文化的严重挤压而再难有生存空间，而这将会导致乡土文化的边缘化和农民

主体性的逐步丧失，并由此带来农民普遍的文化无根感和焦虑感，也有学者认为，

乡土文化的蜕变只是乡土文化危机的表象，乡土文化的根基和精神内核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村民的生活虽然经受着城市文化的冲击，但是左右人际关系远近亲疏的伦理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习俗，依旧在支撑着乡村的社会秩序，并在村民的合作组织和权力结构的运作中自然呈现”。尽管对于乡土文化在农村社区现代化过程中的处境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是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适应和融入现代城市的生活轨迹来看，乡土文化经历了“移植----解构----抽空”的过程、传统文化的消解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复制传统的乡土社会关系网来移植乡土文化去适应城市，但是为了进一步融入城市，他们通过解构乡土社群关系和逃避人情消费解构了乡土之恋和怀旧情感，他们在移植传统文化的同时，却又在深层次地结构着传统文化。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土文化选择的逻辑，使得重庆传统文化正悄无声息地被抽空了。

三、重庆的新农村建设

为了治理“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我国将新农村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是指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开展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重庆的农村发展面临着突出的问题：在农业收益率下降和农业成本上升的共同作用下，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到非农产业的转移和流动对农业生产、农村活力构成潜在威胁。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城市化、而城市化则不能再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必须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重庆总体上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防止农业萎缩和产业断裂、防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引起的农村凋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措施。新农村建设是包含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观念，在内涵上体现出的是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在于：以前关于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政治措施，多是侧重于从某一领域、某一方面进行突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从宏观层面、从战略高度，从多方面着手，通过综合措施全面推进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通过这些综合建设，最终把重庆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目前，各地新农村建设实践避免了以往搞政治运动、“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形式主义，主要坚持统筹规划、逐步推进，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政府引导、农民自觉，典型带动、示范带动等原则。争取用10

~15年的时间，把重庆农村基本建设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寄出设施功能齐备、人居环境友好优美、民主意识显著增强、村容村貌格调向上的新式农村，最终达到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在具体实践方面，新农村建设内容可以概括为“六通、五改、两建设、一提高”。“六通”即通路、通水、通气（燃料）、通电、通信、通广播卫视；“五改”即改厕、改厨、改圈舍、改校舍、改卫生所；“两建”即建公共活动场所、建垃圾集中处理站；“一提高”就是提高农民收入，而农村社区建设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制度平台。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四版。

[2]费孝通：《乡土中国》，21~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

[3]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载《社会学研究》，2006（4）。

[4]陆学艺：《统筹城乡发展，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载《经济学家》，2008（2）。

[5]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土文化的处境》，载《江海学刊》，2009（4）。

[6]郁大海：《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要求》，载《政治与法律》，2006（6）。

[7]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载《江汉论坛》，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