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保护史》文献综述

《建筑保护史》文献综述

XX大学本科生课程作业

学生：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 学号：18140127

专业、班级：建筑X班

XX大学建筑院

一〇五四年

《建筑保护史》文献综述

前言:《建筑保护史》这本书的初衷是追溯现代保护原则的根源，修复的现代理念是长期的历史思潮演进的结果。怀旧是人类的心理本能，它能让人与过去建立联系，对历史进行评价分析，进而进行功能性的利用，保护思想的大发展，多发生在社会动荡后各种思潮涌现，每个人需要对过去进行重新解读、并重新凝聚社会力量时。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从早期(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建筑保护观念展开论述，依次写了文艺复兴思潮对建筑保护的影响、启蒙时代的保护实践、法国大革命后古典时代的建筑保护实践、浪漫主义时期的建筑保护思潮、拉斯金、莫里斯的反修复运动、李格尔的价值经典分析和意大利保护流派的修复理论，最后用量章阐述了二战后各个国家的现代保护思潮、国际化的保护实践，并对未来的保护发展做出了展望。书中着重于阐述主流社会思想、建筑保护思潮与建筑保护实践之间的关系、演变和发展。

文献的价值和意义：该文献是建筑保护领域最权威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作者尤嘎·尤基莱托是一位常年生活和工作在罗马的芬兰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建筑遗产保护专家，他在多个国际性的文物保护机构任职，多年来参与了大量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修缮及专业培训工作，在建筑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方面兼具经验，本书是其在实践多年后，根据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在《建筑保护史》中以欧洲为主，疏离了关键性的建筑保护实践案例、保护思潮以及与建筑保护相关的人物，阐述了建筑保护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使得本书成为了解该领域的必读书目。

一. 早期的建筑保护

1.1早期的建筑保护意识

早期的人类文明并没有保护建筑遗产的明确观念，但早期的人们具有“纪念物”的概念：古埃及的石室坟墓与金字塔传递着法老的记忆，虽然受损，但也会受到人们的崇拜；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时，下令修复居鲁士大帝的陵墓，并搜查破坏者；重建万神庙时，旧的万神庙修建者名字被刻在建筑上；建造君士坦丁凯旋门时，前朝皇帝的头像被君士坦丁的容貌代替，这些对古代遗迹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早期人类意识到了古代遗迹具的纪念性，是历史的一种标志物。

1.2对历史的认知演变

现代社会的保护根本上来源于社会对史实性的感知，人类的史观也是随着历史逐渐发展的。修昔底德、希罗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开创了历史科学的先河，他们客观记录历史的传统被古罗马学者继承。宗教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对历史的认知，摩西带领人民离开埃及，创立以色列时，书写的《摩西五书》就包含了向后代传递宗教、种族、国家的传统的观念；《圣经》中的提到的圣迹都得到了修缮和维护；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提出了不能逆转的时间概念；伊斯兰教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深入研究了编撰历史的方法，指出历史的本质是人类对过去的理解。

在经过了这些思潮，和千年的运动、发展、变化过程，很多建筑被毁坏，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后，古代在人们眼中不再是诱人和危险的。西方文艺复兴是历史保护的转折点，向古罗马学习的思潮使得意大利成为文化中心，出于研究和收藏目的，意大利出现了保护古代遗迹的风潮，并出现了最早的考古学意识萌芽。之后，法国大革命及其之后的政治变革再次导致了大规模的遗迹破坏，此时浪漫主义的艺术思潮认为：“每件文艺作品都是独特的，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表达”，这一切使得欧洲相继出现了“修复狂潮”、“反修复运动”，这些运动影响了现代保护中“时间的不可逆转，过去的物品具有独特性”的价值认知。

现代的保护理论随着这种思想演变而产生，并对保护的范围进行了拓展，建立了“文化遗产”的概念，将民族学藏品、古代园林、城镇、村庄、景观都涵盖在了遗产的范围内。

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遗产保护

2.1 古代遗物的收集与修复。

文艺复兴早期，有人开始处于研究目的而开始收藏古代艺术品的残片，之后成为了富人们彰显身份的象征，并在意大利出现了公共博物馆展示这些收藏品。修复成为了雕塑家们日常的工作，被用来考核年轻艺术家的技能，这些修复工作引发了对古代遗迹的辩论，这些思考促进了建筑著作对保护原则的确立。

2.2 建筑著作中的建筑保护

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建筑著作是阿尔伯蒂《建筑十书》，按照其理念，建筑应当满足实用、坚固、美观三个特点，他据此认为，历史建筑固有的建筑质量、坚固性、美观性、教育价值及历史价值使得他们应该值得被保护。

对建筑保护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还有15世纪，乔其奥·马蒂尼编写的书籍，他核对了古典建筑的比例，更正了维特鲁威的错误，并强调了古代遗址的教育功能。

2.3罗马的建筑保护活动

罗马的第一批的保护措施，首先是修缮和改良了一些有用的建筑(教堂、桥梁、导水渠)，其次是小规模的修缮了一些古代建筑(凯旋门)，教皇下令保护了罗马大角斗场。“城市修复者”教皇西克图斯四世为罗马的城市成长和辉煌进一步制定了法规。在此期间，阿尔伯蒂等人的保护原则极大的影响了罗马城市的遗迹保护，并在圣斯特凡诺·隆唐多教堂的修复和圣彼得教堂的保护上得到了体现。

在16世纪美洲财富涌入欧洲之后，罗马向遗迹保护投入了更多财力，拉斐尔的呼吁促进了罗马的建筑保护，他被任命为罗马的大理石和石材长官。

在查尔斯五世的军队洗劫了罗马之后，罗马破坏严重，并进行了一系列修复，案例有天使的圣玛丽亚教堂建设(米开朗琪罗用戴克里先浴场设计而成)、图拉真纪功柱修复、万神庙修复及历届教皇对方尖碑的修复与重建。

2.4 宗教改革对旧文化的批判及对保护活动的影响

宗教改革的发起在欧洲激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一时期破坏了中世纪和教会的很多建筑。主要保护活动有，伊尼戈·琼斯将帕拉第奥主义引入英格兰，参与了旧圣保罗诺曼大教堂的修复；克里斯托夫·雷恩为圣保罗大教堂设计了古典主义样式的圆顶，并按照哥特式风格设计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西塔楼，霍尔斯莫尔组织了贝弗利大教堂的加固工程。

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遗产保护

3.1美学与考古学的发展

启蒙时代的英国“the grand tour”运动促进了人们对古代文物的寻找与测绘；这一活动随后扩展到了地中海东部诸国、希腊、奥斯曼土耳其等地，这一时期许多希腊雕像被运至英国修复，并对雅典卫城开展了一些纪录工作。考古学文献在这时日益增加，在18世纪，人们对重要艺术作品和历史建筑“普遍性价值”产生了日益认同，罗伯特·伍德、大卫·勒·罗伊等人对古罗马、古希腊的建筑进行了大量的考察，18世纪中后期前后，一些对文物研究有兴趣的艺术家用图画描绘了罗马的古代建筑及城市景观，这些探索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

戈特利布·鲍姆加登把“美学”一词引入德国这些，并影响了莱辛、康德、黑格尔。之后英格兰进一步发展了美学理论，约翰·范布勒与威廉·肯特在景观园林里发展出了空间的概念；巴蒂·兰利将古代遗迹纳入了景观设计中；尤维达尔·普里斯与理查德·佩恩奈特进一步发展了“优美”、“画意”、“崇高”理论，丰富了英格兰的美学理论。

3.2启蒙时代的绘画修复

启蒙时代早期修复是在褪色或图案剥落处绘制新画，在绘画布局中添加新的图像；在十七世纪后出现了新的修复方法，马拉塔对壁画的修复方法是，松动的地方用钉子固定，局部被重描，一些地方被补画并全部重画，破损处重新绘制；18世纪时，清洗绘画，把绘画转移到新载体的技术出现，并首先在法国和意大利开始应用于绘画保护。彼得罗·爱德华兹在威尼斯提出了新的的保护原则，他主张尊重原作，不试着改进与添加任何东西并认为清除古旧色泽应该被谴责。

3.3启蒙时代的考古发现

启蒙时代最重要的城市发掘是赫库兰尼姆、庞贝与斯塔比伊的考古发掘，早期的发掘主要用于扩充王室收藏，没有提及建筑保护，但多个考古发掘的遗址被记录下了来，并出现了一些出版物来解说出土文物。18世纪后半页和19世纪初，由于西西里的古代遗迹研究价值凸显，当权者就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对古代遗迹的调查和报告系统，并开始对一些遗址进行修缮和维护工作。

3.4温克尔曼与文物修复

温克尔曼艺术评价的原则是“理想之美”，非常着重于对古希腊艺术的称赞，并认为在描述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要区分哪些是原有的、真实的部分，哪些是后来添加的；他非常强调修复工作的教育性，他认为修复工作不能误导观众对历史作品的研究、修复必须尊重原始材料，遵循原始设计意图、修复的总量必须参照现存作品的体量。

他的修复原则被卡瓦萨皮所继承，卡瓦萨皮对这三点原则进行了拓展，他认为修复建筑师必须具有良好的历史背景知识（神话、历史）、要尊重原作者的设计意图，用与原作同类的大理石、添加部分完成后，必须根据原作的破损程度做旧。

温克尔曼是保护思想，对现代文物保护原则的明确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18实际末的罗马新修复政策中，他的思想明确凸显了出来。蒙地奇托利奥方尖碑的修复，便是第一次将该政策有意识地运用在公共建筑的修复的工程。

四. 19世纪的文物修复

法国大革命成为文化遗产多种保护方法和欣赏态度综合发展的重要时刻，普通人在大革命后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这些艺术作品，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4.1 破坏及保护意识的复兴

法国大革命国民议会的决定，以及人们对现有社会状况的不满，导致了社会动荡，在此期间法国失去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建筑和艺术品，它们的材料被变卖或被摧毁，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拿破仑统治时期。

大革命后，教堂、封建领主、国王财产被国家所有，革命初期有法案命令各地整理遗产清单，政府也在之后设立了更严格的法案来保护文化遗产，并在之后一份关于全国文物保护的重要文件中，保护历史古迹和艺术品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其中一个文件制定者格雷古瓦的提出了具有远见的保护原则，他强调所有历史时期的古迹文献价值，以及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去保护的必要性，他坚持这些文物应该被保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只能为了保护的目的去移动。

4.2 博物馆的兴起

法国大革命后的法令规定博物馆可作为可移动文物提供保护的庇护所，卢浮宫作为博物馆开放，但这时的博物馆对文物的不当修复令人震惊。与此同时，考古学家考特梅尔·德昆西却认为博物馆是艺术的终结，将文物搬离原址会破坏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地理背景”。

4.3 罗马的文物管理

罗马从拉斐尔时代就有了“首席保护员”的职位，保护行为经常被认为是爱国表现。革命时期，法国军队占领意大利，文物遭到大规模劫掠，新教皇庇护七世上台后试图对文物出口进行控制，但收效甚微。

之后，财政部依赖圣卢卡学院来进行修复工作，教皇授权红衣主教帕卡修订文化遗产保护法案，该法案强调了古代纪念物和艺术品的公众特性。1822年，继承了温克尔曼保护观点的圣卢卡学院院长卡瓦诺，认为保护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修复，而是对真实的历史性古迹的所有古代碎片的保护。

在教皇国抵抗拿破仑失败，宣布附属于法兰西帝国后，颁布了许多涉及古代纪念物的法令，设立了罗马城市美化委员会并给予拨款，该委员会制定了美化罗马的专门程序，包括改善台伯河适航性，建造市场、桥梁，规划了两个散步场所等措施。在卡瓦诺觐见皇帝，获得财政拨款后，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古代纪念物登基造册和检查系统，这个系统对古迹状态进行了分类，按危急程度分类，进行修理必要性评估。

在拿破仑放弃教皇国的控制后，罗马的文物保护经费被削减，但保留了法国设立的文物保护机构，部分被法国劫掠走的艺术品被斡旋归还意大利，法国统治结束后第一个重要修复项目是提图斯凯旋门修复。

4.4 大角斗场和提图斯凯旋门的修复

大角斗场在19世纪初被用作马车夫的庇护所、火药厂仓库使得游客无法踏足，几次地震导致角斗场破坏严重，直到1804年政府才下令禁止对角斗场的滥用，清除了过量负载的碎石，并建造了木结构支撑即将倒塌的部分。第一次对大角斗场的系统修复发生在1806年，这次修复方案由斯特恩等人制定，工程是在破损部分的后面砌筑扶壁，在破损的拱内砌墙以在内部加固他们，建造交叉墙提供侧面支撑，讲扶壁、柱子、拱与建筑内部结构联接起来，这次工程是19世纪第一次大规模工程，有意识地保护每个碎片，对将来遗址的干预和现代保护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角斗场的第二次修复是在1824年，由瓦拉迪埃主持，这次修复主要是在建筑的西区进行，新加部分只在第一层柱子一半以下位置、起拱点、柱础、柱头、檐口用凝灰石，其他部分用砖模仿古代的形态，在表面覆盖了古旧色泽的壁画。

这两次修复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修复思想，前者是对原始材料的纯粹保护，后者是按照推测忠实再现建筑的历史形态。

第三次修复由路易吉·卡尼那主持，1844年在角斗场南段重建了八个拱门，这次修复被认为是瓦拉迪埃早期工作的延续，新建部分也使用了砖，只有结构上的重要部分使用凝灰石，只不过没有仿制的壁画。

提图斯凯旋门在法国统治时期，凯旋门东侧一些能起到支撑作用的修道院被拆除，使得凯旋门状况恶化，从1818年开始，斯特恩与瓦拉迪挨的修复是将原始构件一件一件拆解下来，在新建砖制内核上，重新组合归位了拱门，新修的部分用凝灰石做原料且无雕刻，区分了新旧关系。这一修复工程虽然让人感到新添加的部分占据了过大的比重，但这次修复还是为处理历史性建筑的现代原则奠定了一些基础。这次修复与大角斗场的修复思想不同，建筑的原始材料和历史形态都得到了体现，进入20世纪后这一保护方法被大量使用。

4.5 雅典卫城的修复

雅典卫城的修复是在克伦策的建议下展开的，希腊政府与1834年接受了卫城非军事化的建议，军事占用于1835年被清理完毕，克伦策认为应该拆除没有考古价值的防御工事、修复帕提农神庙，把原始的柱子竖起，修复伊瑞克提翁神庙时，工程几乎使用了所有原始构件，修复尊重原始材料，把修复限制在原始石材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偏爱使用没有损坏的石头，新原件被标注了日期。

五. 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

5.1 英格兰哥特式建筑复兴与大教堂重塑

杜伦大教堂修复工程是这一时期，英格兰建筑修复的代表性工程，这一工程同时也激起了广泛的争议。杜伦大教堂在18世纪末损毁严重，修复结果是将损坏严重的石头进行了更换，用砂浆和燧石填充接缝，更新了所有装饰品和雕刻窗框，并建造了新的尖顶来装饰西塔楼。除此之外，修复对建筑空间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詹姆斯·维亚特的设计拆除了加利里礼拜堂，修改了主入口，拆除了教堂内部所有间隔墙，在中央塔楼上建造了一个高的尖顶。杜伦大教堂的修复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一些人非常乐于看到教堂在经历几十年的忽视和滥用之后，终于得到了修复，另一些人看到一些旧雕像和浮雕的遗失导致建筑物“古代外观”不复存在，对修复持负面评价。

对该工程持有负面评价的人还有约翰·卡特，他认为，这些“修复”“维修”都是对古建筑不同程度上的负面或干预，毁灭了建筑的历史信息，他认为修复应该维持在最小限度，仅限于将窗棂修好，仔细堵住接缝。

相似的，威廉·阿特金森认为修复削弱的教堂的结构强度，让建筑物面目全非，他建议教堂未损坏部分应该维持原样，甚至认为应该保留石头上的苔藓，建议只用“帕克水泥”进行修复。

英格兰对建筑大规模干预性修复持负面看法的人还有查尔斯·普金，他认为大教堂遭遇修复后会根据天主教会的要求重新布置礼拜堂，会消除建筑的历史信息，艾丽大教堂躲过了修复劫难”。

5.2普鲁士的建筑保护

中世纪建筑在18、19实际被许多人所欣赏，包括歌德等文学家，对历史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兴趣增加，导致德意志诸邦成立了不少建筑保护协会。普鲁士第一个官方公共建筑物管理机构“建筑部”成立于1770年，于1804年更名为“建筑工程署”，之后新建公共建筑必须通过该机构审批，并有权在全国巡查公共建筑物。

在1815年时，该机构根据弗尔德里希·申克尔对公共建筑的考察报告，起草了“关于保护我国古迹和文物的基本原则”，这份文件成为普鲁士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申克尔十分重视历史遗迹的教育作用，在其建议下建筑工程署获得了内阁授权，公共历史建筑的保护开始由国家掌控，这一时期普鲁士最重要的修复工程是科隆大教堂、马琳堡城堡、马格德堡大教堂。

19世纪30年代开始，科隆大教堂修复正式启动，这个修复工程经历了长期争论，最终决定以完整的细节完成这个建筑，而不是申克尔一开始建议的“内部只修建到拱顶，外部只保留一个简单的结构，装饰品整体布置”。该工程非常系统的更换了已经糟朽的构件，对大部分扶壁进行了重建，并还原了建筑的原始设计细节。

1819年，马琳堡城堡的修复也是在与申克尔的合作下进行的，这个修复项目缺乏参照范例，造成了许多困难，于是工程被分为两类：保存完好很容易辨识出构件形式的部分、和损坏严重，原有形式用途不确定的部分，对后者的处理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来收集足够的资料来修复，一些处理显得缺乏经验。工程延续了一个世纪，最终目标是全面恢复建筑的中世纪特征。

马格德堡大教堂也在19世纪出开始，经历了大规模的修复，中世纪的石灰抹面全部重刷，用新的灰泥仿造彩色石板，重铺了地面，重绘了墙面，教堂外部大部分雕刻被重新雕琢，在申克尔的干预下，内部各种不适宜的纪念物被摧毁或移走，并用浅色重新粉刷内墙，装上了白玻璃窗。

上述三个案例成为了普鲁士国王制定建筑物修复政策的依据，政策指出修复不应消除建筑物上“有历史痕迹和特色的瑕疵”，最好的修复应该是看不出改善的修复。

六. 风格式修复

6.1法国的修复原则

在19世纪30年代，基于严谨的考古学研究基础，提倡最小干预的理念发展到了19世纪中期“完全修复”

的理念，圣丹尼斯修道院的修复项目与圣热尔梅娜·欧泽华教堂的修复体现了这一理念，这两个修复工程不一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皆对原建筑做出了非常大的干预。

维奥莱·勒·杜克是法国历史建筑修复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修复项目遍及巴黎、亚眠、兰斯等地，他成为了修复运动的象征。圣玛德莲娜教堂的修复中，他赋予了山墙更加对称的造型，增加三个扶壁以支撑正立面的上部，将其中两个扶壁建于中央窗户的两侧，并设计了新的浅浮雕，新建了怪兽状滴水。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中，勒杜克重建了教堂十字交叉部位的小尖塔，在西立面设计了与中世纪雕塑特征大相径庭的国王雕像。

在卡尔卡松的修复中，城墙按照其设计加盖了顶部，后人根据其考古图样重建了城堡的木构部分，并根据他的想象重建了罗马风格的塔楼，将屋顶用材从石板换作了瓦片。

整个19实际40年代在围绕修复原则进行讨论。梅里美认为要忠实地保存原始建筑，避免任何意义上的创新，忠实复制尚存原型的样式，在相同情况下造出相同风格的作品。拉叙斯提出，修复历史古迹的办法是严格遵照“科学与实证”，尽可能少的添加，修复者要具备与遗址相关的形式、材料、古代施工方法等知识。勒·杜克在其出版的字典中，定义修复是“这一术语和这一事物都是现代的，修复一座建筑并非将其保存、对其修缮或重建，而是将一座建筑恢复到过去任何时候都可能不曾存在过的完整状态”，法国古迹局根据勒杜克的报告为基础，发表了保护宗教建筑的指南，这份指南强调了历史建筑最佳保护策略是“维护保养”，应尽量采用原有样式，已经退化的原始材料，用同样类型和样式的新材料予以替换，用原工艺进行施工。

6.2英格兰的保护与修复之争

19世纪40年代，英格兰开始了一场关于保护和修复历史建筑的辩论，主张修复者认为要关注忠实的“恢复”，甚至重建早期建筑风格，反对修复者对“历史时间”的概念非常重视，认为在另一个时间背景重新创造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任务是保留客观实体的真实材料，这场辩论引导实践走向了更保守的方向。

在后来的辩论中，建筑师英国斯科特提出了与大革命时期法国修复理念相似理论，他把古建筑状况分为两种，一种是失去结构和功能的建筑，作为古代见证，另一种是前人使用的教堂，他认为后者应以可能达到最合适的样式向公众展示，他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进行改建和修补的价值，因为它们可能蕴藏有原始结构的遗存，应该被保存。虽然他的理论倾向于保守，然而他的修复结果还是被同代人所批评，特别是反修复运动兴起后。

七. 保护理念的产生和发展

7.1约翰·拉斯金和反修复运动

约翰·拉斯金是反修复运动的领军人物，反修复运动指责修复建筑师们破坏了历史真实性。在拉斯金的观念中，他憎恨模仿，认为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都必须忠实于历史原貌，提倡传统手工艺，认为工业化会使人们失去工作的乐趣；他认为“画意风格”是美和崇高的结合，源于自然的形式是美的，因为人类无法创造美。在其“记忆之灯”中，他给出了对历史建筑的独特思考，他指出了这些建筑的民族重要性，后人需要关联性记忆

来回忆民族的历史，历史建筑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他甚至把保护历史建筑提高到了宗教神性的高度上，认为破坏历史建筑也是对神的亵渎。

从他的思想观念中可以看到拉斯金对历史建筑的重视和对时间性、真实性的执着。他认为历史建筑、绘画、雕塑都是手工艺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创造，没有任何修复行为可以被称为“忠实地”，因为一切修复都会破坏岁月和历史的痕迹，后人的修复已经不具有历史的独特性和真实性了。他后来在英格兰成立了保护协会，要求会员报告全国历史建筑的状态，提供专项资金购买受威胁的建筑。

拉斯金的反修复思想逐渐传播开来，并被人们所接受，他的思想影响了斯科特，还影响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的古代建筑保护准则。RIBA在1865年发表的保护准则非常强调，任何有价值的部分都应该被保留，真实性不能遭到破坏，这份文件体现出了反修复运动的影响。

威廉·莫里斯继承了拉斯金的思想，他提出任何时代的艺术都应该是那个时代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写照，现代工人不再是古代的工匠。因此他建立了英格兰古建筑保护协会，并起草了协会保护纲领，这一协会影响了众多保护协会的成立，影响了多国的保护运动。

总结:本书在内容上，详细梳理了西方建筑保护思潮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大量的史料，甚至可以说是建筑保护领域的工具书。本书在叙述结构上，更倾向于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展开，这使得部分章节在叙述结构上显得有些不清晰，尤其是重大工程的保护案例（罗马大角斗场、雅典卫城），在书中常常被拆成了数个部分，无法连续的看到一个案例修复的完整过程和各种社会评价，使得读者需要瞻前顾后，自理逻辑。

本书在叙述内容上，作者的视角不仅仅局限于建筑保护，而是将保护理论放置于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中来综合分析，这让我明确的感受到，建筑保护思潮与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质上来说，保护思潮仍然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我们如何使用建筑材料，如何对建筑进行修复，最迫切的还是理解建筑与人，在独特文化背景下的关系。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后，出现了浪漫主义的思潮，希望与重现历史的怀旧情绪强烈，于是在这时，勒·杜克式的修复、甚至“完全修复”成为社会主流，而当社会的历史价值观改变，开始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和时间性时，历史建筑修复走向了拉斯金式的“反修复运动”。因此建筑修复，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联系紧密，这绝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也需要在借鉴学习西方保护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历史、思想史、社会史，来探索中国遗产保护独特的历史轨迹，在当代价值观下构建我们对文化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